公元763年春，史思明之子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平定。杜甫在蜀中闻知消息，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马鸣谦在《唐诗洛阳记》中解读此诗说，“苦忍了多年的思乡之情此时喷薄而出，正如奔涌出峡的长江水浪一般。杜甫归乡心切，已在想象自己归返洛阳的路线。这首诗没有用典，没有雕琢，全凭一腔热烈情感写出，是压抑太久后信笔而成的一曲欢乐颂。”
可惜，欢乐的时光短暂，回乡的路途却很遥远。这一年，杜甫五十一岁，人生已只剩下七年时光。公元770年，他病逝于自潭州前往岳阳的舟中。要再过四十余年，也就是公元813年，他的遗骸才能如愿回到洛阳，葬于首阳山下。他原是自幼长于洛阳仁风坊的意气少年，七岁“咏凤凰”，九岁“书大字”，十四五岁“出游翰墨场”，所结交者皆是洛阳文坛有名有姓的人物。壮年离洛漫游四方，同行者多是李白、高适之辈。那时节的他天辽地阔，似乎并不以洛阳为故乡。在《赠李白》中，他说的是“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他视自己为洛阳之“客”，将梦想与主场放在了长安。那是唐王朝中央政府之所在，是天下读书人施展才能、实现抱负之所在。须待在仕途上饱受磋磨、在安史之乱里迭经颠沛流离之后，洛阳才会慢慢变成杜甫诗中念念不忘的归处。杜甫对洛阳的归思，也许并不止是地理层面的涵义。在洛阳生活的那段岁月，正值开元全盛之日，于杜甫而言是“稻米流脂粟米白”的黄金时光，未来充满了希望，仿佛有着无限的可能。颠沛流离中的他念念不忘回到洛阳，既是在怀念家乡的风物与人情，也是在追忆往昔的宁静与美好。只是，空间意义上的洛阳回不去了，时间意义上的洛阳也回不去，唐帝国正以无可阻遏之势急速下坠。大下行时代里，没有什么东西稳定而确切。对杜甫来说，唯一能够把握住的，也许只剩下诗作——书写未必能改变世界，但至少可以记录世道的堕落与残酷。遗憾的是，杜甫的写作似乎并不能引起时代的共鸣。公元769年春天，他于湖湘奔波中写下一首《南征》，内中有一句凄凉感慨：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此时距离杜甫去世，仅剩约一年时间。这句感慨相当于他对自己毕生写作的最终总结：我写的那些东西，《新安吏》《潼关吏》与《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与《无家别》，《春望》《兵车行》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无人赞誉，没有知音。这番总结，不是矫情，也非自怨，而是一个沉重的事实。杜甫喜好交游，与同时代的知名诗人多有往来，这些往来见于他的诗作。但同时代的知名诗人却鲜少评价杜诗。好友李白在《戏赠杜甫》中，也只是回顾了两人交往时的玩笑话——“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李白笑杜甫太瘦，杜甫自嘲原因是作诗太苦。至于杜诗本身，李白无一字评价。赞赏杜诗的同时代之人，目前可见者仅三人，他们是衡阳判官郭受、韶州牧韦迢，和身份不明的任华，皆是文坛边缘人物。
“未见有知音”是一种无视。杜甫遭遇的却不止是无视——他关怀现实的写作取向与时代旨趣不合，曾给自己招来攻击。今人已见不到这些攻击的具体内容，同为唐代人的韩愈却见过，他写诗替杜甫鸣不平，嘲笑那些攻击者是愚昧的“群儿”，说他们的攻击行为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杜甫大概也听过这类攻击，所以写了《戏为六绝句》来“寓言以自况”。他在诗里拿庾信与初唐四子的典故借题发挥，委婉回应说：庾信上了年纪后写的诗赋更老练，反倒是今天的某些人，对庾信的作品指指点点，搞得死去的先贤也要怕了这些活着的后辈；又说某些人喋喋不休批评初唐四杰，可惜“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挑刺者的肉体与姓名都要消失，初唐四杰的文章却会万古流传。无视也好，攻击也罢，究其实质，皆是时代对杜甫的刻意过滤。樊晃是开元时代的进士，做润州刺史期间编纂有一本《杜工部小集》。这是杜甫去世后流传的第一本诗集。樊在序言中说：“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杜诗）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 所谓“戏题剧论”，大约是指笔墨游戏里那些让人读了感觉爽的东西。《饮中八仙歌》里的段子，如“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便是典型的“戏题剧论”。樊晃这段文字，透露了时代过滤杜甫的玄机——不是杜甫没名气，导致他的忧思无法进入时代的视野；而是时代根本拒绝聆听他的忧思，拒绝流传他那些描写时代之痛的“大雅之作”。自安史之乱中幸存下来的唐王朝，要的是文人们以诗词歌赋点缀升平，要的是饮宴聚会时有“戏题剧论”可为谈资。斯文已坠，肉食者不愿听到关怀现实的声音。于是乎，杜甫在唐代人编选的唐诗集中也失去了存在感。现存“唐人选唐诗”十种，四种选有李白之诗，五种选有王维之诗，五种选有王昌龄之诗，五种选有钱起之诗。这些诗人与杜甫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只有一种集子，选有七首杜甫的寻常诗。
唐人高仲武编纂的诗集《中兴间气集》里，就没有杜诗。高仲武在序言中，就选诗标准说了很多漂亮话。他说，自己选诗的时间范围是“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也就是诗作须写于唐肃宗至德初年（756）到唐代宗大历末年（779）这段时间。他又说，自己“博访词林”“述者数千”，已尽力搜罗。他还说，入选诗作须主旨健康，最好“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决不能“苟悦权贵、取媚薄俗”。若真按这些漂亮话来选诗，那杜甫是绝不该被忽略的存在——就时间段而言，此时杜甫的创作力极旺盛，760-770这人生的最后十年，杜甫写了千余首诗作。就名声而言，杜甫绝非毫无存在感的之人。就诗作主旨而言，杜诗也常见对“王政”“国风”的反思与批判。然而，高仲武选了二十六名诗人的百余首诗作，其中没有杜甫。答案其实就藏在高仲武的序言里。他说：唐王朝立国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年之久。此前的叛乱让文人们中断了写作，好在先帝肃宗平定中原，皇上即位后又“保安区宇，国风雅颂，蔚然复兴，所谓文明御时，上以化下者也”，让世道清平，让创作复兴。所以我高仲武“不揆菲陋”，要编一本《中兴间气集》，来歌颂先帝与皇上的功绩。言下之意，颂圣才是真正的选诗红线，余者不过是装点门面的漂亮话。三吏三别里的“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春望》里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兵车行》里的“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满满皆是“负能量”，自然没资格、绝不能出现在《中兴间气集》中。杜甫的遗骸漂泊了四十余年，才归葬洛阳。杜甫的诗作，也尘埋了半个世纪，才被后人重新发现其伟大。那时节，盛唐已是遥远的传说，现实正一步步走向土崩瓦解，种种压抑与乱象，让韩愈与白居易这些知识分子深感忧虑。杜甫去世时，韩愈只有两岁，白居易还要再等两年才出生。他们越过了时间与空间，在杜甫对时代的忧思中寻找到了共鸣。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白居易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在他们心中，杜甫是一位真正的诗人。遗憾的是，韩愈也好，白居易也罢，他们对时代的忧思，也像杜甫一样，遭到了时代的抵制。白居易虽有鼎鼎诗名，但他清楚这名声的实质。在《与元九书》中，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然而现实世界却是：“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白居易说：我写了贺雨诗劝皇帝改善民生，众人听了认为不合时宜。我写了感慨孔戡刚正不阿却不得重用的悼念诗，众人听了全都不开心。我写了描绘悲惨现实世界的《秦中吟》，豪门权贵们听了脸上都有痛恨的表情。我写了一首感慨小人当道、志士沉沦的《登乐游园望》寄给你，当朝的执政者听了已愤然扼腕。我写了描述军人掳掠的《宿紫阁山北村》，手握重兵者听了咬牙切齿……在如今这个时代，我诗作中最受欢迎的，只是杂律诗与《长恨歌》这种东西。时代喜欢的东西，我不在意、不重视；我在意、重视的东西，时代却不喜欢。再后来，唐末五代的战乱与流离，也让部分读书人想起了杜甫，想起了他曾遭遇过的战乱与流离，想起了他在战乱与流离中对时代的记录与忧思，“诗史”的称号渐渐得到公认。再后来，经历“熙丰新政”乱局的苏轼也在杜甫的诗中找到了共鸣，他赞扬李白与杜甫同为“凌跨百代”的绝世之人，又说在古往今来的诗人当中该以“杜子美为首”，毕竟，杜甫关怀现实、忧虑民生，而李白从来就不是“济世之人”。再后来，文天祥也在狱中感慨道：“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我想对这个糟糕世道说的话，杜甫早已替我说完了。可惜，韩愈、白居易、苏轼与文天祥们的赞誉，杜甫没有机会听到。他回不去地理意义上的洛阳，也回不去精神层面的洛阳。他的诗作不受欢迎，他的忧思无人倾听。他是一个不受时代欢迎的批评者，那病态的时代，反要以他为批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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