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典中的“形声字”多是被误认

汉代许慎在他的《说文》中，把汉字的种类归纳为“六书”，即有“六种不同的字”（“书”的本义是“字”）。但这并不是创制汉字的时候就有了的规则，而是后人分析得出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正确。

这个“六书”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作为一种已经有了系统性的造字理论知识，“六书”的说法在文字研究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指导字典编撰已达二千余年，影响深远，以致根深蒂固，人们已经很难跳出这个框架去观察和思考了。

但六书并不是古人创制文字必定要依据的，它只是后人的一种推测或曰定义，是否全部符合汉字实际，这是大可怀疑的。

笔者以为，“六书”中最为离谱的是排位第四的“形声”，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人们对汉字造字规律的正确认识。

对此，《说文》的定义是“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意思是说，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组合而成，就像“江”与“河”，三点水“氵”是为形旁，工、可是为声旁。

这个说法有明显错误的地方，因为“gong”（工）和“江”（jiang）读音完全不同，“ke”（可）与“河”（he）读音完全不同，怎么可能是它们的“声旁”即读音的来源呢？

但是古往今来的研究者们，出于对古儒的敬仰信任，对这个自相矛盾、前后抵触的说法，不仅没有提出过任何怀疑，总是千方百计地予以肯定。通常是这样辩解的：一是认为“形声”（声旁）并不要求与汉字读音完全相同，只要“相近”（谐声）即可；二是认为这个声旁的读音已出现了变化，原来就是相同的。

其实“江”与“河”原本就不是真正的形声字，被古儒误读误认了而已。但这种误读误认造的影响如此深远，使得研究者们从此不再努力探究汉字读音的来源，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字形的演变中。

那么，古汉字中是否存在形声字？当然是存在的！例如“鲤”“鳅”“痒”“垟”等，但几乎都是很迟以后才产生的，甲骨文和金文里简直找不到形声字的影踪。

今天的《古代汉语字典》里，大约有80%以上的字，都被认为是“形声字”了。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误认，追溯源头的话，从许慎时代就开始了。

对于汉字的读音来源，所有字典里通常只是点一下“从某声”或“某为声”就完了，不再继续探讨辨认了。这是因为这个“形声字”观念已造成这样一种潜意识：汉字的读音总是在变过不停，就像“声旁”都没有个准星一样。

张儒、刘毓庆《汉字通用声素研究》，选择先秦两汉文献用字，从中归纳出1300个“声素”。这是因为。他们在观念上就把汉字看成了一种“表音文字”。他们认为“垤”（dié）“室”（shì）“窒”（zhì）三字均以“至”字作为声符。

又如《古代汉语字典》：“勝，形声字，力为形，朕为声，本义指能够担当起来。”其实，被看为声旁的“朕”，与这个汉字的读音完全不同。又曰：“垫，形声字，土为形，执为声，本义是指土地下陷。”被看为声旁“执”，与本字的读音也没有任何联系。

又如“路”，字典皆说是“以各为声”。但问题是，“洛”（luò ）“骆”（luò）“恪”（kè）三字有同样的“声旁”，它们的读音为什么又不同了呢？

再如“蓝”字，都说“竹为形，监为声”，读音不仅对不上号，有同样“声旁”的“槛”（kǎn）和“滥”（làn）读音是完全不同的。

字典里处处都是这样自相矛盾的说法。最后就给人这样一种感觉，汉字“声旁”里的水太深了，还是不下去为好！其实，所有这些字，它们都是“会意字”，却被错误地认定为“形声字”了。

这些归根结底都是对汉字起源的错误观念造成的。这些所谓的“形声字”的读音，压根就与“声旁”无关，读音来自另一种语言，只是还从来就没有被文字学家认识到而已。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是用来表达语言的，文字最初表达的一定是人们日常使用的口语，并且一定是先有口语而后有文字，而不是相反。

因此文字的读音才是文字的第一要素，字形和写法不过是读音的载体，是为第二要素。任何地方人们的口语用词都是相当稳定的，那么文字读音也不可能这样变化不止，无有定数。

基于华夏文明起源的特殊性，古汉字的读音大多来自古羌藏语，只有放到这样一个大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才有可能解开汉字起源之谜，以及读音演变规律。对此笔者再以“恐”为例，解读之、说明之：

《古代汉语字典》：“恐是形声字，心为形，巩为声。”这个说法明显是错误的。因为“恐”（kǒng）以“k”为声母，而“巩”（gǒng）以“g”为声母，读音不同，完全不可能成为它的“声旁”。

但古汉语言学家这样解释：这个“巩”的上古音就读作“kong”，后来声母发生了改变。问题是这根本就说不通。因为“蛩”（qióng）也算是同样的情况，《古代汉语字典》：“蛩为形声字，虫为形，巩为声。”既然两者都以“巩”为声旁，读音怎么又不同了呢？

根本原因是“恐”和“蛩”都不是形声字，它们是会意字。这个“恐”的读音来自古羌藏语的“虎”（藏文ཁོང་ kong），而“恐”正是从这个本义引申而来，原本指一种害怕的心理，故以“心”为形旁。

与“恐”同源的字“孔”。查字典的话，都说本义是洞穴。也是说不通的。这“孔”中有“子”，因为在古代，“子”与“王”同义，而“乚”指一种有长脊的猛兽，如此才会有“孔武有力”的成语。如果“孔”的本义真的是洞穴，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成语出现。

就因为中国音韵学家全盘接受了古儒错误的“形声造字说”，五十多年来他们以此为依据，孜孜不倦地拟构“上古音”，其得出的成果经不起推敲，也就不可避免了。

例如“路”（lù）和“恪”（kè），被认为是以“各为声”，据此，他们推定上古时代的“各”有“kl-”和“gl-”两个声母，也叫“异纽”现象。

又如“枢”和“区”，认为皆以“区”为声，于是推定两字的上古音声母为“kt-”，诸如此类，都是无法验证的。其实这个“枢”（shū ）不是形声字，它读音来自古羌藏语的河流，藏语至今把河流叫作“qu”（ཆུ་ qu）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李桂芳《上古音研究》，可谓这种“古音拟构”的代表作，全都基于“同谐某声”观念拟构出来，即首先认定它们是货真价实的“形声字”。拟构的方法都是试着改变声母，例如，把“孤”拟构为“kwa”，把“鳏”拟构为“kruns”。再不济的话，就让“声旁”变音，例如把“隶”声母拟构为“r”，再把“逮”的声母定为“d”，有把“棣”的声母定为“t”，花样百出，不一而足。

传统音韵学研究使用的材料，一是汉字本身的“谐声”（形声字），二是古文献中的韵脚、通假、异读、读若等资料，他们的研究始终在古汉字和古汉语内部打转，最后就不可避免地又回到原点，因为这种拟构一概无法验证，当然也就无法让人相信了。

此书中的说法没有几个是经得起推敲的

此书竟归纳出1300个所谓的“声素”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被似是而非的“形声字”蒙住了。古汉字其实大多以“象形兼会意”的方式创制出来，读音本义与字形通常是不一致的，正是此两者的叠加，从而引申出一新的含义，产生新的“同源字”。

如果完全按照“象形”方式创制的话，那古人能否造出500个字也未可知，因为图画的局限性太大了。今天收在《康熙字典》里的古汉字超4万个，能达到如此多的数量，也是因为它们从为数不多的本义字中引申而来，这种不断的引申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汉字。

古汉字一字多音现象的存在，就已经说明“声旁”的不存在，例如，被认为是形声字的“猲”（hè xiē gé hài）有四个读音，那它以什么为声旁呢？

中国的“上古音”研究，深陷在“形声字”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已超过半个世纪，笔者以为，不抛弃错误观念的话，不把探索的眼光投向藏语和阿尔泰语，即使再过五十年，局面将依然如此。一旦改变了观念，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状态马上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