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任性、北伐皆败，士人的精神境界有多高，治国就有多无能

一、士族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表现

前面介绍了东晋士族的精神寄托是庄子意境，介绍了士族在寄情山水，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又对士人在日常行止上的几个案例做了解析。

但是，士人终归是士人，他们的潇洒风度，最应该体现在执政上，在这方面他们的表现如何呢？

历代对此的总体评价是偏向于否定的，归结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点：

（1）骄纵、无能。

（2）没有家国情怀、没有社会责任感，对百姓贪残。

（3）对北伐的态度和作为，真情少，作秀多。

总之，东晋士人在文学艺术和行为艺术上的洒脱精神，极少能体现在治国平天下上。

1、执政方面的骄纵与无能：

公元339年，王导、庾亮谢世以后，新一代东晋士人纷纷上位，在政坛上一展英姿。

这可算是最典型一代东晋士人的集体表演，可惜的是，除了桓温以外，统统不及格：

先有褚裒面对大好形势，战败，羞愤自杀；殷浩北伐，两战皆北；谢尙是其中重要的责任人。荀羡、诸葛攸、谢万，丢掉了桓温二次北伐的成果。

刘惔、王濛，号称东晋顶级名士，除了躲在后面说风凉话，没干实事。

其中所反映的名士们的骄纵与无能，可以拿谢万和王徽之的案例详细分析一下。

（1）谢万的日常与战场的作为。

谢万是谢安的弟弟，当时名士，爱谈老庄，似乎也颇为学到几番不动心的风范：

在一次欢送支道林的聚会上，与蔡系（蔡谟的儿子）争座位，被蔡系推下座椅，不恼不怒，事后不追究。

谢万成日摇着个扇子，坐着个肩舆，四处臧否人物，连他老丈人王述都不放在眼里。

王述升任扬州刺史以后，谢万坐着肩舆跑过去说：人家都说您是个呆子，您确实是个呆子。王述只好自辩说，我只是大器晚成罢了。

谢万著作《八贤论》，说隐居比出仕就是高。

结果他们在官场的哥哥谢尙、谢奕先后去世，谢家需要有人顶替，谢安谦让弟弟，于是谢万还是去做了豫州刺史。

到任以后，成日妄自矜高。谢安劝他多接触将士，他召集众将聚会，手板往下一扫说：诸位皆是劲卒。

引得众人对他恨之入骨。

【注：在两晋，军人受到严重歧视，谢万夸军人是“劲卒”，就好比现代夸大学生是“好劳力”的感觉差不多。】

朝廷让他帅军从中路援助洛阳，结果东路主将荀羡因病退兵，他以为是北方的燕军势大，便不战自退，引起军队惊溃。

将士们想乘机杀掉他，后来还是看在谢安的面子上，让他跑掉了。回来后被朝廷废为庶人。

点评：谢万的问题在哪儿呢？

（a）孙绰就他写的《八贤论》争论说：真正的高人是心隐，而不是非要隐居山林，不问世事才算高人。

（b）王羲之在他上任豫州刺史时点拨他说：

“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行藏”即进退，全句的意思是“随机应变”），乃为远耳。

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王羲之的意思，就是要谢万礼贤下士，与将士同甘共苦，才能驾驭得了众人，才可能建功立业，才是真正的高人。

所以，真正的性情，实际上正如湖南人自我标榜的一句话：霸得蛮，耐得烦。

高尚的心志，是应该沉入于细碎的实务之中去，才能致其高远的。

而谢万，则是如郗超对他的评论：把使气任性当本事了。【按：原文为：“伊以率任之性，欲区别智勇”。】

（2）王徽之，以雪夜访戴而名扬千古。

但他的洒脱，用在社交和职场上，就没那么让人赞赏了。

王徽之日常社交中口无遮拦，喜欢肆意评点人物：

支道林是东晋高僧，王徽之某次看到支道林脸上有点神色傲慢，就说：他嘴上的胡子和头上的头发要是都长出来，是不是就会显得更高傲一些？弄得支道林很尴尬。

郗愔是他的舅舅，出任北府将军，大家都来祝贺，他跑过来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不断地在屋里走动，不断地念叨。弄得晞愔全家尴尬得要死。

前秦贵族苻宏叛逃到东晋来，谢安设宴招待他，但这人说话喜欢霸场子，别人都不好意思说。

王徽之来了，谢安让王徽之陪着说话，王徽之上前盯着苻宏看了半天，说：这人也没啥了不起的吗？弄得苻宏下不了台。

但是谢安看不上王徽之，说他：话多，浮躁。

如果说王徽之在社交场合还有几分率真，那么，他在执政方面的作为，就不那么好看了：

桓温招他做参军，他成日披头散发，不理政务；后来桓冲继续聘任他为参军，有一次问他：你管哪个部门？

答曰：大概是管军马。

又问：“有多少马？”

答曰：“不知马，何由知数！”

又问：“马匹死多少？”

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又有一次跟着桓冲行军，遇到暴雨，王徽之直接从马上下来，爬到桓冲的车子里，说：“公岂得独擅一车！”

桓冲曰：你在我这呆了很久了，我将来会关照你，给你升官。

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视，以手版柱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意思是，我没兴趣。后被引申为“不善逢迎”。）

【按：问题是，您既然如此轻贱官场、公务，为啥还要出来做官呢？】

王徽之对政务的这种不屑，在东晋官场上是四处弥漫的。

如刘惔、王濛，贵为会稽王司马昱的高参，却不理政务。

人送刘惔一副对联：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

何充是东晋少有的老黄牛一样的执政大臣，却遭到二人嘲弄。

偏偏是不做事情的人得到清名，成为时代的引领者，默默做事的人则受到时代的不齿。这样的官场风气，怎么可能做好事情呢。

2、士人缺乏家国情怀，缺乏社会责任

在《晋书·殷仲堪传》中可以看到，一边是上层士人的悠游雅致，一边是下层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东晋下层的老百姓，大量来自于北方流民，经受家破人亡之痛，流落南方，却变成了士人田园的“僮奴”，有卖身为奴的，也有被劫掠为奴的，更多的应该是逃避沉重的税赋劳役，甘愿在士族的羽翼下为奴的。

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凡是一个太平的朝代，最广大的百姓身份应该是“编户齐民”。

而东晋广大的黎民百姓，却是半奴隶的身份。

士人对他们不仅毫无同情心，反而凌驾与其上，欺压百姓。举两个名士祸害百姓的例子：

（1）王廙，是王敦的从弟，在艺术上造诣很深，被称为东晋第一书画家。

王敦把陶侃从荆州排挤走，让王廙担任荆州刺史，结果王廙一味排挤原来陶侃的部下，滥行屠杀，贪婪残暴，结果引起当地士民反抗，荆州大乱。

后来王敦叛乱，他不仅不从中劝阻，反而助纣为虐，结果事后还被朝廷宽容。

士人还赞赏他博古通今，与谢鲲齐名云云。最后还得以善终。

像王廙这样的人事，发生在东晋的上升期，这要是在别的朝代相应的时期，早就被满门抄斩好几回了。

（2）殷浩的父亲殷羡。

也是风流倜傥，从豫章太守任上进京出差的时候，地方士人写信托他带去京城跑官要官，信件多达一百多封，他到了半路上，把这些信全都扔进水里，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这话一语双关，说得多么的通透，多么的玄远啊。

可是他自己在长沙太守任上，为政贪残，恶名遍布朝野。乃至于当政的庾冰都不好意思提拔他儿子殷浩。

还是庾翼看得通透：说现在官场都这样，上层士族为政作奸犯科，最后弄出事情了就让下层寒士小吏顶缸送死。

在《晋书· 良吏传》前言里，唐朝史家评论说：两晋根本就没有什么良吏。真正有德有才的寒士，大量积压在下层；而上层全是高门子弟。

3、北伐中的做秀

东晋大多数士人和广大的黎民百姓，都是从五胡乱华中经历过国破家亡的惨痛经历的；而且北方胡人政权也长期是东晋的重大军事威胁。

所以，北伐，始终是东晋朝野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东晋居于汉人心中的正统地位，并非没有机会，但是却长期偏安于一隅，置北方百姓于不顾。

荀羡北伐攻城，曾经抓住一个为前燕死心效力的汉族官僚追问：你不仅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反而替胡人负隅顽抗，良心被狗吃了么？

这人回答说：中原人在北方受苦受难这么多年，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东晋实际上有多次北伐行动和预谋，却全都失败。

如：祖狄北伐，庾亮、庾翼兄弟预谋北伐，褚裒北伐，殷浩二次北伐，桓温三次北伐，谢安预谋北伐。等等。

这些北伐的失败，有多方原因：北方形势、主持者无能、东晋内部的不团结，互相牵扯，等等。

但东晋高层上上下下，动机不够纯正，没有真情，没有精诚团结，没有励精图治，是最重要的原因。唯有谢安领导的淝水之战，是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