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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情自处 问梅消息 对于“西泠八家”的关注，常常作“切片式”分析，其各自的诗、书、画、印创作被分割开来。殊不知，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的宝库，谈印章、谈书法、谈绘画以及其他，分而述之，最终要综合为一，否则所看到的只是一个侧面，难免会以偏概全。陈豫钟楷书印款极为工秀，并善于摹制商、周款识，意与古会，古意盎然。史载陈豫钟能累千字于一款。他刻款就像写字一样，单刀刻就的长款具有隋唐风韵的小楷，精整秀美，通篇神完气足，是其书法功底深厚的见证。 “西泠八家”并非完全职业化的书家和印人。今天职业化，有人理解为以艺混生活，似乎变成纯粹的手艺人了，书、印也成为三百六十行中的行当了。而在当时，所谓的职业化，类似于今天的专业化，集中精力做某一件事，也可以变现，但不能以此为主要目的。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西泠八家”的时代，我们所看到的书家、印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纯粹书家，他们涉猎的门类广泛而丰富，他们做官，他们喜欢田野调查、访碑寻友，游走于艺术圈子，生活远比现在的职业印人更为滋润，也更为从容。今天的专业和职业，越来越单一，分工明确，定位精细，却难再现“通才”。需要指出的是，“通”不是面面俱到，而是见识、学识的融会贯通。 以陈豫钟为例，今天多半以“西泠八家之一分子”来看待他，其实这只是他的一个侧面，陈豫钟出身金石世家，所藏颇丰，所以能够打下扎实的金石基础。另外，陈豫钟精墨拓，收集碑版拓片达数百种，又喜收藏古印、书画、砚。言及至此，就可以知晓“通”的价值了，只有在“通”的基础上才能强调“专”的必要。“通”不是全，更不是为全而全，而是自然生发，在个人才能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去开拓，否则专业就成为“专门狭隘的业务”的简称了。 陈豫钟篆书习李阳冰法，世所罕见。隶书也不常见。“多识若农”为少见的九言联（如图）。用笔沉稳厚重，结字缜密，多为正方或略扁方，略见“馆阁气”。上联“往、行、德”三字皆为双人旁，变化少，上联“前”以及下联“农、服、力、乃”四字，皆有放纵之笔，缺少变化，单调一些。换一个角度，陈豫钟在意的是气度、气格，而不是注重笔法轻灵之变化。此联未见书写时间，考虑陈豫钟去世较早，故此联的书写时间再迟，也可算作他人生中期的作品吧？对于陈豫钟而言，则有少见的沉稳与老练。史料记载陈豫钟隶书受黄易指导，从作品来看，明显受到翁方纲、桂馥等一路风格的影响。碑版收藏和考据，对其书风的严谨有一定的塑造作用，随机性的成分少了。
陈豫钟 隶书多识若农联 话说回来，“馆阁气”其实是一个笼统的评价。陈豫钟所处的时代，读书人大多写得一手“馆阁体”，细究还是不一样。“馆阁体”不仅仅只是千篇一律、千字一面、千字一笔的状况，还包括庙堂之气。“西泠八家”的作品之所以一时间呈现繁荣之势，就在于作品的艺术面貌多元包容，丁敬隶书有逸气，黄易有学者气，陈鸿寿有文气，钱松有金石气，陈豫钟则有庙堂气。“西泠八家”能够做到同声异气，君子和而不同，妙在有共同审美的前提下，各有所持。 从取法的角度看，要强调书家“眼高手高”，而实际情况大多数是眼高手低，如果深入探讨，其要旨在于，所见要广要多，于各家长短知之甚深，在审美上要包容，因为不仅隶书，每种书体的精品都是层出不穷的，需要书家见多识广，胸罗万象。从取法而言，书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是“偏激”之举，很多艺术风格与审美可以欣赏，但未必就适合自己，所以书家在学习创作中必定会有取舍，此乃“高低”之真义所在。见得多、站得高，等于“博”，博览也是“博”，专意取法、集中精力、有的放矢很关键。陈豫钟认为创作要循序而进，他在“赵辑宁印”和“素门”连珠印的边款中说：“书法以险绝为上乘，制印亦然。要必既得平正者，方可趋之。盖以平正守法，险绝取势。法既熟，自能错综变化而险绝矣。予近日解得此者，具眼人当不谬予言也。”这是他37岁时的印语。就他自己来说，却来不及出险绝而浑脱变化，就在45岁时告别了人世，真的很遗憾。 陈豫钟和陈鸿寿并称为“二陈”，足见其艺术实力。据实而论，陈鸿寿今天的名气远比陈豫钟大，主要原因是陈鸿寿在紫砂壶方面有开拓之功。就书法本身来说，陈鸿寿隶书风格夸张，字态活泼，更易于为人所喜爱而接受，陈豫钟隶书风格朴实，端庄稳健，给人感觉不足为奇。还有一层原因，陈豫钟去世太早，其隶书作品流传太少。艺术史中的并称，创作上既有相近者，也可以相反，但不管如何，一定要有差异性存在，要在时风中有自己的创造，关键是要有原创的思想和宗旨。难能可贵的是，陈豫钟强调全方位的修养，恰如其“莲庄书画”印款所云：“昔人云，古来无不读书之书家，无不善书之画家。夫画原从书出，而善书又必本于读书。凡其所必读之书，务须焚香独坐，三复得深思。又取古人石刻之可学者，朝夕临仿，形神俱肖。如此则其流露于楮素间者，无非盎然书味也，无非渊然静趣也，无非古人法则也。” 详见2022年6月29日《书法报》第25期封4 转载自书法报编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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