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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48/5文件形成之前，美国的基本思路就是排除英国的一体化或者分区域的“独吞”。但是在NSC48/2与NSC48/5文件之间，杜勒斯与英国的商谈之前，经过国防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讨论，最终形成了一个排除英国的分区块美国中心体系。此后英国对美国表达不满，同时囿于利用英国与各国处于二战历史产生的对日本的忌惮，一体化的美国独吞体系被“容纳”英国的分别体系所取代。
这一阶段英国的参谋总部也进行了研判。第一，英国认为自己作为世界强国，被排除在澳新等地的防务外会显得自己放弃了对此事务的关心，而且会给外界制造英美不睦的认知；第二，这个方案将亚洲大陆各国排斥在外，会增进红色契丹对于东南亚的攻击；第三，方案不成熟，因为现在亚洲大陆各国尚未明确表现出对一体化军事同盟的兴趣，而且这些国家既没意愿又没能力提供军事力量，所以是不现实的。英联邦事务部也认为，美国方案与澳新所期待的北约模式有差距；澳新不愿意将日本作为对等伙伴来对待；最后，英国被排除意味着“放弃”对澳新的安保。
两者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首先，两者都是三环外交的政策结果。丘吉尔在1948年保守党年会上提出的三环外交时直到战后英国直到1982年马岛战争近38年国际政策的理论基石。英美特殊关系是最核心力量；其次是欧洲；再次就是英联邦。其实这个排序欠妥的，这仅仅是按照地缘关系排列的，而实际上按照英国的情况，丘吉尔的排列是英联邦-美国-欧洲。
但是为什么要把美国排在英联邦和欧洲之前呢？因为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在美国眼皮底下从殖民地获取资源是很困难的，因此保证自身与殖民地之间的纽带，首先要看美国的脸色；其次，欧洲之所以排在英联邦之前，也是因为美国的缘故。英国希望从美国获得比马歇尔更高的援助，就需要为美国效力。欧洲在战后一片萧条，对英国不可能提供什么可观资源，所以英国将欧洲排在英联邦之前绝非认为欧洲能获得效益或者有实力阻碍它对外殖民。美国此时搞冷战，对苏遏制，主要战线就在欧洲，英国作为西欧“死人堆”里唯一还“喘气”的，自然不能独善其身，不论是受到美国压力还是想要美援，都得向美国遏制苏联“贡献”自己的力量。 因此，三环外交绝对不是一种平面化的关系。核心都是通过处理好与美国关系来保障英国-英联邦之间的链接。如果单独看这个体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英国没有考虑到美国对英国势力范围的吞并政策的彻底性。美国对于英国不是合作，而是吞并。这种判断的错位是战略评估上的极大失误。美国固然是英国不能直接对抗的，但是并不意味着英国必须一直持投降、讨好美国的态度，才能换来美国对英国利益的不干涉，恰恰相反，在契约关系中从来不存在真正的对等地位，强者永远比弱者具有更大主动性，是契约的决定力量。
而弱者比强者更依赖契约，但强者永远更算计弱者的利益，弱者却依赖强者维系的契约，只能获得不确定性。英美关系也是如此。英国在二战消耗掉军力遗产后就成为彻底的弱势一方。所以对英国而言，不可能完全靠外交技巧来实现自身利益的增进，而是要其他的势力加码来加强博弈与交换的平等性，才能使对方违约的可能性下降。所以英国用外交技巧来保障自身不受美国侵害，恢复实力的方法是本末倒置的。只有实力相对平衡条件才能保障实力恢复的进程不被打乱，外交技巧仅仅是辅助。英国对于苏联的威胁过分夸大，沉醉在华盛顿用以消耗英国与俄国的圈套之中。而这种被夸大的敌人与幻想的朋友观，导致的唯一结果就是自己不断被“朋友”咬下肉，而自己的印象在敌人眼里也坏得很，自己就是赔本赚吆喝，根本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
英联邦事务部虽然也有对“冷战意识”的溢美之词，但是也是同样的外交技巧作用结果。英联邦内英国对自治领的军事吸引力已经消耗殆尽，所以英国要利用外交小技巧来挽回澳新等自治领的“回心转意”。所以对于《澳新美安保条约》，英国虽然极度不满，也只能隐忍不发，毕竟没实力一切都是白搭。美国为了利用英国当傻小子，所以在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允许英国充当中枢，作为对英国投桃报李。给英国一个面子，而让给美国里子。纵观二战后近30年的英美外交，就会有一种《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的感觉，“皇帝”（英国）与“教皇”（美国）之间做着奇耻大辱的交易，皇帝的位子逐步丧失，却仍然死要面子；教皇不紧不慢，不断从皇帝这里拿走实权，要了里子。皇帝的里子越来越少，教皇的面子竟然越来越多。这就是英美关系的一个中世纪映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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