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库全书总目摘要》讲“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有人说易经是帝王之学。孔子讲圣人治《易》的目的是“崇德而广业也”。象数是明道的手段和工具，是术。术，手段和工具也是十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术不能够证道。 古称卜筮为数术，称日月星辰的运行为天数，以数字表示万物的种类、特征和变化规律，建立各种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古代的一种特殊思维模式。《左传"僖十五年》有韩简云：“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数在向后）这是说万物初生之时首先具备各自不同的形象（也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万物基本形态），然后滋生变化而形成数，因此，万物的种类、特征和变化规律都能够以“象数”作为标志。 古代有“筮短龟长”之说，所谓“龟，象也”，是说龟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示人，故为长，是以龟知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数，知本。所谓“筮，数也”，是说筮以阴阳蓍筮之数示人，故为短，是以《易》知七八九六之天地之成数，知末。（见《左传"僖公四年》和《周礼"春官宗伯"占人》） 人道是人对自然的正确认识。圣人的明是“自诚明”，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的实践活动。君子、圣人们作为农耕者，他们最关注的物是农作物，体察农作物与人、地、天的关系，明了农作物的性、命、道、理，是古代君子、圣人们格物的主要功夫所在。于是人、天、地、万物也就都有了明显的农业文明的烙印，而理就在其中。由物候、天象、农事活动的周期性变化而引发的圜道观念，是农耕文化特有的思维特征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历史观、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易经、道德经、论语等古代经典的智慧，就是源于此。人道最重要的表现是治国理政中由于明而德的仁政与功德。 德者得也。《管子》曰：“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 帛书《要》篇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稀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所谓“明数而达乎德”，是说能够把握天道地理物性的人，参赞天地化育万物，有功名成就，才能达到德的境界。人如果不明天数，只是根据卜到象，就去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活动，就会赞而不达于数，那样就会发生物不成实，人无所得，就没有功名成就，是巫的行事方法；人虽明天数，但是没有去参赞天地化育万物实践活动，也不会有功名成就，自然也不能达到德的境界，只是史的行事方法。 孔子虽然与巫觋、祝史一样学《易》，但巫觋重其卜筮，祝史重其卜筮和天数，孔子重视的是德，但是孔子没有机会去参赞天地化育万物实践活动，因而是没有功名成就的，无得故无德，故孔子云“同途而殊归者也”。孔子述而不作，就是因为没有功德，所以不立言，也是孔子重视学而时习之的根本原因。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对孔子而言是过誉之词，为往圣继绝学才是孔子一生所为。 在孔子看来，君子明理行道有得，进而淳德全道，是寓于“易”之中的，是可以与天道相通，所以既无须经常祭祀去祈求神灵赐福，也不必经常卜筮去窥测天意。从这一段记载可见，孔子对《易》的研究着重于天、地、人对物之德义，把天、地之德义归结为人道，就是把人对天地万物的认识程度，对化育万物的参与程度，纳入到《周易》体系中去。对“德”的思想与卜筮体系作了辨析。 乾坤两卦的天地之道，损益两卦的损益之道，孔子总结出“德合天地”的重要思想，把人道合于天地之道中，最终形成系统的三才之道的思想体系。《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系辞上》第七章又曰“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帛书《二三子问》亦云：“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孔子家语五仪解》有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孔子家语"好生》又曰：“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 从帛书《易传》，到《文言》、《系辞》，再到《孔子家语》，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的“德合天地”思想的演进过程，最终形成以“德”为中心的人道观，进入《易》的演绎模式，形成“易道”。由此可见，三才之道思想的形成归结为《周易》，而其思想基础则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之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