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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ISBN 978-988-27126-4-5/I·186在探求对联的源头时，笔者于2008年曾写过《关于对联起源之管见》一文登陆在《中国楹联论坛》网上。旋即见到几位先生在该网上的意见（附后），这些意见似有商榷之必要，因此本人借此机会，再说说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时习之先生的意见，率直中肯，与人为善，在既肯定拙文提出的某些观点后，又提出了商榷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本人写这篇文章的信心，而且敢于鼓起勇气坦诚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对联起源于史前的古汉语时期，早于其他文学品类；汉字的出现为对联以文字的形式存身于一切文体之中创造了条件。亦如本文文题所示：对联伴随古汉语滥觞。 这里所说的三个特点，即是汉语、汉字、对联这三者的特点。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汉语而言，其特点是一音一言，一言一意或多意，这一特点为其他种类的语言所不具备；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它亦保持和具备了汉语的特点，而且和汉语形影不离；对联是一种文体，在它的早期，基本特点是两行式，大体对偶，上下联字数相等，可长可短，最简短时上下联各只需一言即可成篇（副）。对联的特点因与汉语、汉字的特点息息相关，且密不可分，所以其他任何种类的语言和文字都无法适应这一文体。它源于汉语，而且只能用汉字书写记录，也可这么说，对联是凭着汉语的特点而滥觞，没有汉语的特点，对联就无以源远；对联又凭着汉字的特点彰显于世，没有汉字的特点，对联也就无以流长。这就是它们的特点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透过三个特点和相互关系，不难发现这样一些现象：对联因其简短，它是完全可以在人们的语言与对话中产生的，而我们的祖先在汉语言的创造过程中，对于对联的起源来说，无疑为它提供了独有的、先天的优越条件，汉语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对联的母亲，其他任何种类的语言皆因无此功能而无法取得这一资格。我们探讨对联的起源，是万万不可忽略乃至丢掉上述三个特点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它是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尤其是对联的固有特点，这既是我们不可丢掉的前提，也是引领我们入门的向导。总而言之，三个特点是我们为对联的起源作出历史定位的最有据、最可靠的三大要素，一切文字记载与之相比，在某种情况下和一定的程度上都要显得相形见绌，以致黯然失色。这是因为在宇宙空间和人类社会中，只能分为物质和非物质两种存在，对联文化显然属于后者。人们在研究物质存在的某些问题时，无论是大到天体，或是小到一花一木，一虫一鱼，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往往是根据它自身固有的特点进行研究后，从而得出结论。作为对联文化，尽管它属于非物质存在的范畴，但由于它同样表现出了自身固有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十分明显，又因当前我们还找不到翔实的可靠的史料，同样也可以根据它固有的特点探讨它的起源，从而为它作出历史的定位。笔者认为，采取这一办法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汉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主体，自汉字产生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汉字不仅成了记事的符号，而且更主要的成了记录人们语言的工具。语言用文字记载下来后，在一定范围内和某种情况下就成为了早期的文章。这些文章一般认为只有两大类，即诗歌和散文两种文体。这是从表面现象看，实际应当是三种文体，即还有对联这一文体。这是因为对联以其独有的先天的特点伴随汉语的创造而滥觞后，极容易、极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语言之中，人们的语言记载下来成为诗歌散文，对联当然也随之连同被文字记载下来了。这里我们应当看到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一是对联已先于诗歌散文早已存在了；二是对联这时才作为一种文体被文字所记载下来。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这种早期的对联只不过是作为一种零部件的地位，以对偶句的形式存身于诗歌散文中，或者说它是借助诗歌散文的存在，并以其作为载体而见之于文字的。对联虽然存身于诗歌散文中，却并非潜踪匿迹，难于发现，而是相当地显山露水，尽显峥嵘。但因人们对于对联这种文体的认识相当晚，所以在先秦的典籍中，尽管人们在作诗或写文章记载自己的言论时频频地用到它，大量地将它作为零部件用于诗文中，却不知道这就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早期对联。秦以后，以诗经，楚辞为韵文一方，以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言论集为非韵文一方的两种文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各自衍化派生出了许多不同品类的文体，而对联则无时无刻不存身于这两大文体的一切品类之中。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韵文经历了汉赋、汉乐府的发展阶段，及至骈文出现，在对偶句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也仍然没有人发现它是逐渐发展且日臻成熟的另一种文体，即对联。认识对联是由对偶句发展而来的，有可能是在唐代末期或在更晚的宋代，换言之，对联自立门户也许就在这一时期。至于是谁首先将这种文体称作对联，恐怕难以准确无误地考证，我们也不必深究。但我们应当承认，即使对联自立门户了，由于它固有的特点，它也一如继住地至今同时仍存身于各种文体之中，对各文体起着不同的作用。现在虽然它在韵文与非韵文两大文体体系中，人们大致将它归属于韵文体系，然而由于唐代以后，对联结伴诗词曲的发展，使之更加成熟了。特别是经历了明清的鼎盛时期，直到当今的再度空前发展繁荣，较之其他韵文体，对联的作用和生命力似乎显得越来越强大，而且特别重要明显。以后它的走势如何，是否有可能取得介乎韵文与非韵文体之间的第三种文体的地位，笔者虽然不能未卜先知，但本人认为，综观三种文体发展的历史，我们应当不容置疑地承认对联是早于诗歌散文的最早文体。 言先文后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人类的语言创造在先，文字创造在后，其二是先有了思维言语，然后才有文字记载。前者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我们要讨论的是后者。人们的一切文学作品，当然是在有文字作为记载工具后产生的，但文学作品的产生，它的先决条件是人的思维，是思维产生于先，然后才有文学作品。思维是可以先通过言语讲出来的，即使没有用言语讲出来，也不影响言在文之先这一客观规律的存在，因为思维和言语是相生相随且合二而一的。思维的内容与范围如果涵盖与合乎一种文体，只用言语讲出来或唱出来，则成为口头创作。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上都曾产生过，如《格萨尔王传》及《荷马史诗》就是最著名的代表作。类似这种作品，而且是大部头的口头创作，有的是先在民间流传，后将其记载下来的，用文字记载下来就成为文学作品；有的则是在尚未产生文字的历史条件下，由人民口头创作后，在民间流传的。固然大部头的口头创作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而决非在人类处于蒙昧或不太发达阶段产生的，然而，对联因其固有的特点则不受此条件的制约。既然大部头的口头创作可以成为言先文后的历史的客观存在，对联的言先文后就自不待言了。我们说对联要早于一切文学品类，这是在人类的思维形成过程中就决定了的，因为对联在这个过程中得天独厚地具备了它与汉语同时创造的优势。在明晰了这一现象后，再讲对联的源头在史前，自然显得顺理成章。对联正是因其简单短小，它更勿需在文字产生后再产生，而应该是伴随汉语的创造而滥觞。再者，我们从世界范围看，无论哪个民族，在它本民族的文字产生之前，都留下许多传说，这些传说就属于口头创作，就是史前的产物。无论是文字产生前的口头创作，或是文字产生后的文学作品，都是社会存在和人们的社会活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作品，其繁简又因社会的实际状况的不同而各异，但作为汉文化的对联，包括早期的对偶句和对偶句式，在汉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哪一阶段都会存在于人们的言语中，因此汉民族流传下来的传说，里面也会找到对联的身影，即早期的对偶句和对偶句式。另一方面，我国留存的包括《诗经》在内的先秦典籍，它们也都是言语出现在先，文字记载于后的文献。由此可见，对联的源头是在汉字产生之前这一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对联的起源能否找到翔实可靠的史料，笔者认为这种史料很可能找不到，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是因为对联这种文体最早也只能说是唐末才开始逐渐被人们认识，而它的存在却大大早于这一时期。当人们未认识它的时候，怎能为它留下相关的史料？特别是在理论上留下文字资料，这更是不可能的事。唐以后，人们虽然逐渐认识了它，而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用上了它、，如将它写在桃符板上和相互赠送的帖子上，但由于人们视其难入诗文的大雅之堂，却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而不为世人重视，自然也就没人去研究它，或者说很少有人研究它，以致在起源的探讨问题上成为历史的空白。加之对联源远流长，如何定位它的源头，又因受到历史条件与科技条件的限制，影响了人们的探求与认识。从近百年大量出土的文物和发现的史料中，没有找到对联起源的确凿证据和重要的文字实物资料，即可佐证笔者的这一说法是可取的。明清两代，可谓对联发展繁荣的盛世，且由皇家（即官方）编纂过《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编纂时搜集到的史料可以说是浩繁的，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听说过谁从上述文献中找到了有关对联起源的记载。物别是纪晓岚，以编纂《四库全书》牵头人的身份和地位，居然在对联的起源问题上讲了错话，试想我们再到哪里去找可靠的史料呢？纵然有史料，还要有一个认真甄别其真伪的治学态度，在众多的治学者中，长期被伪史牵着鼻子走的人是不乏先例的。我们刚才不是说纪晓岚讲了错话吗？现在不妨进一步加以说明。纪讲了后蜀主孟昶的“余庆、长春”联为“中国第一”联后，又由其弟子梁章钜作了援引转述，这不仅对当时的联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以致后来将中国的联界队伍错误地带领着走了一个半世纪之余。否定孟昶的“余庆、长春”联第一的地位，笔者曾写过一篇专文，即《关于孟昶题桃符联之面面观》（见《荆楚对联》2008年第2期）作了剖析，在此不必复述，但要补充说明的是纪梁师生二人都是当时的大文人、大学者，他们对张唐英的《蜀梼杌》不可能不知。《蜀梼杌》明明白白的这样记载：“蜀未归宋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此文清楚地告诉人们，辛寅逊“题桃符版”在先，孟昶“自命笔云”于后，哪怕前者早后者一分钟也不能将孟昶之“仲”升格为“伯”，而将辛寅逊之“伯”的历史地位一笔勾销。即使“仲”在“伯”不在，这样看待历史也是不妥的。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孟昶是以什么标准衡量辛的题联非工而弃之不用，但毕竟此事记录在同一段文字里，应该同样看作是史料，何况辛本来就是学士，所题之联决非狗屁不通。然而在明明白白的史料面前，他们却作出了错误的历史界定。又据《宋史·西蜀孟氏》记载，后蜀之主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孟昶在位时间为934—965年，他题桃符是964年的事，这一历史，纪梁二人也应当知道。孟既每年命学士题联，这表明在他题联的30年前就有人题写桃符了，如果想到这一点，纪则不会失误于前，梁亦不致传讹于后。仅此一端即可说明，前人在治学问题上提出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点的确是可取的。因此在对联的探源问题上，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史料，特别是在可靠的史料找不到或根本不可能有的前提下，硬要等到史料出现后再为对联的起源定位，这实在是缘木求鱼，不可取也。另一方面，我们认定一件事物的是否存在，不能单一地、绝对地以有否文字记载作为根据。有文字记载，如真实可靠当然可以，但有些事物的存在，本来就没有文字记载，我们不能因为以往没有文字记载就拒不承认。大到宇宙天体，小到人类社会活动发生的每一件事，没有著之竹帛而客观存在的例子不胜枚举。而文字相对于人类的历史而言，创造得实在太晚了，以致让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许多事物，消失在“时空变易的自然湮灭现象”中去了，因之难于寻踪觅迹。据笔者所知，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至今还有少数民族只有本民族的语言而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我们能因他们没有文字记载，就不承认他们在社会活动中发生过的事情吗？显然不能。所以说，我们在探求对联的源头时，不能因为对联本来在史前就滥觞了，而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不予承认。有关对联起源的探讨，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诗联是同源的。此说将《诗经》当作了诗联的源头，认为《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且在其保留的305首诗中存在着大量的对偶句，可以作为诗联同源的最早的文字根据。又因其所记史实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内容，于是将诗联的起源时间定位到了西周。如果这样看待诗联的起源，将它们的时间定位于这一时期，这是值得商榷的。其一是《诗经》中的篇什，原本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是广为在民间流传的歌谣，有的篇什虽有地域的记载，但何时成篇，流传了多久，却没有确凿的时间记载；其二是《诗经》在成书之前，原搜集有1千余篇，后由孔子删定保留下305篇，那被删除的700多篇又是何时产生的，这就更不可知了。这一时间概念，我们在研究诗联的起源问题时，应予充分考虑，同样不能因为没有留下根据，对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不予承认。好的歌谣流传千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难道在305篇诗中就没有一篇是在西周之前流传下来的吗？难道这些篇什所记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情感都是当时发生或当时才有的吗？特别是有关民俗民风方面的情况，更不可能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很快形成后，又马上消失了的。既然如此，我们怎能将一个时间概念尚存疑虑或值得推敲的问题，只观其表而不究其里地就定下来呢？周代有民谣，商代就没有吗？商代有，夏代就没有吗？对于这一问题，笔者的观点则认为：应该是不仅夏商周三代都会有，而且在这三代之前也会有，只是夏商两代及以前的歌谣，没有用文字保留下来而已。笔者作如是之观，是有鲁迅先生关于诗的起源一说为依据的。鲁迅将“嗨唷、嗨唷”的劳动号子看作是诗的源头，这就将诗的起源定位到了史前。鲁迅提出此说，也许没有史料作为依据，但他以一代文豪之尊，决不会信口雌黄，至少是经过认真思考后提出的。人在劳动中发出号子，这是为减轻劳累与提高劳动效率的需要而作出的相应行为。特别是在集体劳动时，更不免有此行为，以便齐心合力，行动一致。直到现代也是如此，这已成为人们在劳动中的本能行为。如打硪时同声唱打硪歌，拉纤时齐力喊纤夫号子等等。劳动号子进一步发展即成为歌谣，这也许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得知，我们的祖先在原始社会过的是群居生活，较多的时间进行的是集体劳动，在劳动中产生歌谣应该说是他们社会生活的内容之一。如此看来，鲁迅提出的诗源于史前一说是能够成立的。诗的起源可以定位于史前，我们再来探求对联的源头也就有所本了。既然诗联同源，对联也就应该是源于史前。又因对联的固有特点，它在人们的对话与言谈中就可以出现，所以在原始的歌谣中，自然可以找到对联的身影。而且应当是先有了对偶句，然后才有歌谣，对偶句同样是以零部件的作用而存身于原始歌谣中的。鉴于此，笔者重申这一观点：如果说诗联同源，它们则可视为一对双胞胎，那么谁是“大双”谁是“小双”呢？毫无疑问对联应该是“大双”，诗是“小双”，也就是先有联而后有诗。即使诗歌到了唐代，发展形成为律诗的鼎盛时期，也决不能说是诗或者说是律诗产生了对联，而恰恰相反，这时的诗和律诗更离不开对联，让对联为它们的实体起到极为重要的零部件、构架、支撑作用。特别是律诗，如果抽出了对联，它就不成其为律诗了，而对联却可以独立存在。鲁迅的诗源说，为定位对联的起源，明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借鉴。时习之先生在他登陆的帖子中，对笔者提出的关于对偶句在尚无文字的口头语言中已经出现，以及对偶句存身于诸文体中的观点表示赞同后，接着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联是什么时候从对偶句发展而来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时先生在此提到的实际是一个关于对联的“源”与“流”的问题。很明显对偶句属于“源”的范畴；对联则属于“流”的范畴。在文学领域内，或者说韵文体范围内，人们对诸文体的起源作出历史的定位，都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概念，没有哪一种文体的起源是准确无误地定位到了某年某月，甚至是某日某人的作品，如果这样定那也许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一客观规律，要给对联的自立门户，即“从对偶句发展而来的”时间定位，这恐怕是一个不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大可将其定位于唐代末期或宋代。因为在这一时期，人们相互赠送帖子的风俗盛行，而且在帖子上往往要写两句话，这两句话即以对联的形式书写，有的写的就是一副对联。再者，由于孟昶题桃符后人们也竞相效仿，题桃符联的民俗也极为盛行了起来，这样定位大约也说得过去，即使时间有误也不会相差甚远。然而，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不是对联的产生（注：笔者在涉及探究对联的源头时，将“产生”“出现”“肇始”等视为同一概念；而将“起源”“源头”“滥觞”等视为另一概念）而是在寻找探求对联的源头。这里所讲的对联，即如时先生所指的“从对偶句发展而来的”对联，也就是成熟了或者说类似“余庆、长春”联这样的对联。此类对联应该说还有。固然我们如果找到了这样的对联，随之也就找到了它们产生的大致时间，但这样的时间概念能定位对联的起源吗？显然不能，它们既然是成熟了的对联，就不能称之为源头，否则我们就会重犯纪梁二人的错误而将“流”当成了“源”。因为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在它的全盛时期、或成熟阶段、或最佳状态都绝不会是它的源头、滥觞或者说是起源时期。对联从起源到如今，它和其他事物一样，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对偶句是对联的源头，同时也是早期的对联，或者称之为“雏联”，这样说并非“混对偶修辞与对联文体于一谈”，而是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论理言事。人有婴幼成年阶段，哺乳动物有幼崽成体之别，我们能将婴幼儿不当作人、某种动物的幼崽不当作某种动物看待吗？完全不可以。对偶句与对联的关系亦如上述情况，所以对偶句乃至对偶句式完全可以将它们称作早期的对联。“源”与“流”是两种概念，各有所指，各有不同的内涵，我们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是决不会有什么“混谈”之嫌的。讲到这里，笔者想到了有关长江的探源及不同水域的划分与定名问题。解放前后，我国的地理工作者曾多次勘探长江的源头，每探一次，它的源头定位就上溯一次，长度也随之增加一次，但直到现在也未作最后的定论。至于它的水域河段划分则因流经不同的地方而有不同的名称。如通天河、金沙江、川江、荆江、扬子江等等。人类社会的某些事物，有时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本文不吝笔墨在此讲一讲有关长江源流的定位与定名，无非是为了借此说明对联的源流问题。所谓“滥觞”一典，即指长江的源头，我们在为对联探源时，仿佛也和长江的探源一样，随着认识的深化以及有关史料的出现，对联的源头也不断地向古代追溯。现在至少不会有人仍将“余庆、长春”联视为第一联、且当作对联的起源了，较普遍的认识则是将对联的源头追溯到了先秦时期的对偶句和对偶句式。从对偶句发展成为对联，我们如果把它的产生或称肇始定位在唐代末期，这一时期的对联则如长江的通天河段，即明显可称为长江上游的水域了，也就好比是形成了对联的历史河段。次第而下，则有宋联、元联、明清联，亦如长江的金沙江段、川江段、荆江段，辛亥革命以后，到当今对联出现的空前繁荣发展的局面，则活脱脱如同浩瀚宽广的扬子江段了。至于隋以前存在于诗赋骈文中的对偶句，以及先秦典籍中的对偶句和对偶句式则可比作通天河以上的千流万壑，而史前汉语中存在的对偶句和对偶句式，毫无疑问地是流淌在深山峡谷中的涓涓溪流。对偶句发展成为对联，我们是不能将它在哪一个历史时期绝对地以纪年的办法加以断开的，这样断代也不符合它发展的客观实际。正如长江的不同河段，人们在为它们命名时，没有用里程碑加以断开一样，只是相对地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叫作一条什么河段。另外，我们在这里还要谈一谈同对联的“源”与“流”密切相关的另一问题，即是对偶与对联的关系问题，对偶是一种修辞手法，各种文体都可运用，然而它在对联中所处的地位较之在其他文体中所处的地位，那是截然不同的，它十分清楚地显得特别重要。如果说它于对联也是一种修辞手法，那么这一手法在对联中不仅其他修辞手法无法代替，更是对联非用不可的手法。其他文体不用对偶修辞手法可以成文，对联离开对偶修辞手法则不成其为对联了。修辞手法是各种文体都要运用的文学手段，不同的文体侧重点各不相同，各种文体正是运用了与之相适应的修辞手法，才使该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而显其特点与差异。而对偶修辞手法对于对联来说，它们存在的则是水乳相融、如影随形、浑然一体的关系。它是对联的主体，是对联的灵魂，是对联其所以称之为对联的第一要素和先决条件。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对偶到了对联文体中，不再是一种修辞手法了，而是对联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标志和独有的特点。我们之所以将先秦时期的对偶句和对偶句式称为早期的对联，看作是对联的源头，其道理就在于此。如果将对偶在对联文体中的地位当作是一种单纯的修辞手法，这是走进了对偶与对联关系的误区。对联文化发展到当代，它的繁荣出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好局面。这一局面强烈地呼唤着我们要为它的起源作出历史的定位，可以毫不隐讳地说，这一任务已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了。我们应当感受到大好形势带来的紧迫感；新的历史时期赋予的使命感；为后辈子孙应有的责任感。从而齐心合力做好这一工作，让对联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以一轮壮美的金波滚滚向前。时习之：说对联起源于对偶句，是没有问题的；说对偶句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有也是符合事实的；甚至说对偶句在尚无文字的口头语言中可能已经出现，也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对联也已经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先秦典籍中固然有对偶句，汉赋中、六朝诗文中、唐诗宋词中、明清小说中以至现代文学中也都有对偶句。对联是什么时候从对偶句发展而来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孙逐明：名不正言不顺，各家的分歧的由来主要在于没有对“对联”和“对偶”的定义达成共识。验之于现实，“对联”应当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而“对偶”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正如时兄所说，对偶这种修辞手法是各种文体都采用的，它的起源自然很早，甚至可以早到文字出现之前。若果把“孕育”看成是“起源”，那么说对联起源（即孕育）于先秦诗文中的对偶句里，也说得过去。正确地说法应当是，对联这种文体，孕育于先秦诗文（甚至更早）的对偶句中，肇始于×××时期，那样就不会有争端了。不合时宜：混对偶修辞与对联文体于一谈，此习气由来已久，颓风至今源源不绝。原因只有一个，将对联的前历史当成历史，推前对联产生时间，抬高对联文学地位——以自重。最早的对联是由盘古作的，用的是板斧，将混沌劈成上下两联——天地。最早的对联是太极生的，太极临盆，生下了一副对联——两仪。
作者简介：李直兵本名植斌，字良虎，号一良。男，生于1940年，原汉川市工商局退休干部。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已出版《枕上集》、《社会众生相》、《点水联文》、《余闲集》四本新旧体诗及楹联集。待出版的还有《愚虑一得》（评论文）、《京楚摭言》（散文）、《盒桌斋絮》（新旧体诗）、《同窗情》（诗词散文）、《点水联文续编》等五本诗联散文集。诗联散文被多种刊物专集选用刊登。退休后参加省内外诗联散文等赛事，多次获一、二、三及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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