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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绝书】西域通略:文化志一,《经行记》大食法、大秦法和寻寻法辨析,及摩邻文献订正

 一飞图书馆 2022-07-17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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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了很长时间,主要一方面是随着挖掘的不断深入,隋唐宋以后的史料越发的多了起来,我还想着学一学地理信息系统运用和数据处理方面的东东,再加上俗务缠身,其实想学想看的东西好多,感觉时间脑子都不够用啊。我也不想为了完成任务数量而牺牲质量。
后面打算先回来把尼罗河的部分写完。回头看看,其实整个<沧海桑田>子系列都可以合并到<西域通略>的“地理志”部分去,因为都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辨析西域史及西方伪史。
为此,需要对前文<尼罗河上的疑案(三)中国文献'坤舆图与经行记>中所引杜环《经行记》的“摩邻” 的一些分析进行订正和补充,顺手又把以前挖过的大食法、大秦法和寻寻法的资料整理进来,单独成一篇吧。

一、《经行记》中“摩邻”文献的订正
先来看《经行记》中之摩邻。为确保信息的完整准确,我们直接引杜佑《通典》的全部上下文:

大秦...... 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於日所入也。【外国图云:'从隅巨北,有国名大秦。其种长大,身丈五六尺。'

杜环经行记云:'拂菻国在苫国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乾饼,多淫巧,善织络。或有俘在诸国,守死不改乡风。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於前,买者酬之於后,皆以其直置诸物傍,待领直然后收物,名曰'鬼市'。又闻西有女国,感水而生。'又云:'摩邻国,在(秧/秋/<孛夂>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乾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

诸国陆行之所经,山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其寻寻蒸报,於诸夷狄中最甚,当食不语。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其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

【】中为小字。这段是《通典》中“大秦”条的补充。这里需要订正的是“诸国陆行之所经”的断句:很多解读包括我自己以前[参4-8]都写成“诸国陆行之所经也,胡则一种”,并将后面这一段都算作是对“摩邻”的描述;但实则应另起一段,并写为“诸国陆行之所经,山胡则一种”。
也就是说,“诸国”是指杜环从怛逻斯以西所经过的所有国家,这一段是对这整个一大片区域(从中亚直至北非)的综合性总结。这也是宋岘的《经行记笺注》[参1,3]所采用的断句和理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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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直到杜环西行的751-762年,整个伊斯兰教还处在对这片地区的持续渗透的进程中,成熟的伊斯兰世界还没有完全成型。
也可见摩邻即是杜环所到达的最边远的地区,杜佑在摘录时将这段总结陈词一并收录到了“大秦”条目之下。这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偏差。
若是按前一种解读,则要改字,要加“也”字,或将“山”改为“也”。而且也与前后文意衔接不是很顺畅。按此解读,摩邻当是交通要道,但一个交通要道又怎么会“少米麦,瘴疠特甚”呢?
同时,这也导致将这种不同宗教杂处的情形限定在了“摩邻”这个实际上边缘的地区,并误以为摩邻地曾经为“大秦”统属。

二、大秦法即祆教
其实,行“大秦法”并不代表就是“大秦地”,就好比今天并非只有阿拉伯人信伊斯兰教、并非只有印度人信印度教。
而且,所谓“大秦法”,其实就是祆教!而根本不是西方伪史所说的“景教-基督教”!祆教的发源地就是大秦,即拂菻(杜环杜佑观念中的大秦即是拂菻,在今土耳其至欧洲东南部,见<大秦传(二)>之详细分析,后面<拂菻传>还会进一步解析),这是史料明文所载的,其中杜佑《通典》当是离得最近的实录,甚至可以说就是历史现场的亲历者:

视正五品:萨宝
  视从七品:萨宝府祆正【祆,呼烟反。
祆者,西域国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祝诅。贞观(十)二年,置波斯寺至天宝四年七月,敕:'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脩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有者,亦宜准此。' 开元二十年七月敕:'未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

——[唐]杜佑《通典》卷四十职官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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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祆写成了祅[yāo],错别字啊图片 注意不是袄[ǎo])

大秦寺
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元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 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
——[五代-北宋]溥《唐会要》卷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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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书局1884年-p0065


惟南宋僻处临安,海道所通东南为近志中乃兼载大秦天竺诸国,似乎隔越西域未必亲覩,其人然考《册府元龟载唐时袄教称大秦寺,《桯史》所记广州海獠即其种类。
——《四库全书·史部十一·诸蕃志·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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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府元龟》我就不赘引了,跟《唐会要》差不多。
此后,北宋苏东坡有一篇游记,其中就提到“大秦寺”:

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归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诗文略)... 十八日,循终南而西,县尉以甲卒见送。或云近官竹园往往有虎...(诗文略)... 是日游崇圣观,俗所谓楼观也,乃尹喜旧宅,山脚有授经台尚在。遂与张杲之同至大秦寺蚤食而别。有太平宫道士赵宗有,抱琴见送至寺,作《鹿鸣》之引乃去。又西至延生观,观后上小山,有唐玉真公主修道之遗迹。下山而西行十数里,南入黑水谷,谷中有潭名仙游潭。潭上有寺三,倚峻峰,面清溪,树林深翠,怪石不可胜数。潭水以绳缒石数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砾投之,翔扬徐下,食顷乃不见,其清澈如此。遂宿于中兴寺,寺中有玉女洞,洞中有飞泉甚甘,明日以泉二瓶归至,又明日乃至府。

——[北宋]苏轼《苏轼集·卷一》

还有考古发现的墓志:

陕西博物馆收藏的《米继芬墓志》,记载米继芬“其先西域米国人”配偶为“夫人米氏”。根据墓志记载,米继芬幼子“僧思圆,住大秦寺......[参18]

* 大唐左神策军故散副将游骑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同正兼试太常卿上柱国京兆米府君墓志铭并序
* 乡贡进士翟运撰并书
* 公讳继芬,字继芬,其先西域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祖讳伊西,任本国长史;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邀质京师,永通国好。特承恩宠,累践班荣。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公承袭质子,身处禁军...... 永贞元年九月廿一日终 于礼泉里之私第,春秋九十二。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厝于长安县龙门乡龙首原,礼也。夫人米氏,痛移夫之终,恨居孀之苦。公有二男,长曰国进,任右神威军散将,宁远将军,守京兆府崇仁府折冲都尉同正。幼曰僧思圆,住大秦寺......[参19-21]
米国是大月氏后裔的昭武九姓之一,地处当时祆教盛行的粟特地区,而且这可是同姓婚(最后一段会讲唐律有关规定,当然这里也有较少概率其姓都只是得自米国,或从夫姓,而未必就是祆教血缘意义上的同姓),还能咬着牙说是“景教”不成?(还真能,预设立场硬拗呗[参21]图片 总之预设“大秦寺”必须是“景寺”,然后就可以右脚踩着左脚上天自己证明自己了,这个粟特人他就必须是景教徒了......)
其实,这里墓志也写得很清楚,这位米君是质子,他家在米国“代为君长”,那也是头面人物,您一国的头面人物会去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基督教里面的一个小教派?还是说您基督教已经这么生猛了?可为何那么多西域求法的高僧没记过?差不多同时代稍前的《慧超往五天竺传》也没有记过?
若看了这些白纸黑字的史料之后,还要在那说什么“大秦教就是景教就是基督教的分支”的、说什么“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那还能叫客观?
可见根本就没有什么“景教”——翻遍中国文献,你能找到明末以前有“景教”二字的材料来么?景教碑就是明末利玛窦等人“发现”的,至于究竟是“发现”还是“发明”,呵呵,明眼人都知道。利玛窦等传教士伪造景教碑之斑斑劣迹早已昭然若揭,还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么?
也别再说什么“自己内部自称景教”这等拙劣的谎言了,好歹去读一读景教碑怎么写的吧?那上面说一大堆的皇帝给您背书,落款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然后整个唐朝的史料里面却见不到一毫毛的蛛丝蚂迹?
——都不知道什么叫“唐律严苛”么?私藏天文书都要“徒两年”,户籍都给你管得死死的,那高高的坊墙、晨钟暮鼓的宵禁,别说上面摩尼教给你禁了,看你佛教不爽了照样端,还能容你在京城眼皮子底下挂羊头卖狗肉另起一个名号、还是打着历代皇帝给您背书的旗号大张旗鼓的刻碑?《拆寺制》好好读一读?
有人可能会说,《经行记》中的“寻寻法”才指祆教,甚至会说“寻寻”就是“萨珊”的对音[参1,3,4,7],那你这是拿现代发音去硬套,乍听起来好像勉强也可以认为是两个“S”音的字——但“寻”字在唐代的发音却应是“zǐem”或“zǐəm”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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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音在很多南方的方言中还有遗存,比如无锡、苏州的方言,又比如湖南话中发音为“jíeng”或“jíen(湖南话前后鼻音区别很模糊),“找东西”就常说成“jíen den xi”;在粤语中为“cǎm”,客家话是“cǐm”...... 这跟“Sassanid”哪里有半点相似?
肯定还有人会拿寻寻法中普遍存在的内婚尤其是血族内婚制来作为其是祆教的证据——但事实上,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内婚制是祆教的专属,我们之前<西域通略:条支传-大食前传(中) 条支本传>和<西域通略:条支传-大食前传(下) 西方伪史的一个七寸>讨论古条支时引用过的一些材料[参2]也显示,在伊斯兰之前的阿拉伯人也普遍实行着内婚制,但却没有证据表明彼时的阿拉伯人普遍信奉祆教,普遍资料[参2]都表示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崇拜,如太阳、月亮、风、水等等。所以,也可以认为,拜火教就是在某种这样的原始自然崇拜的基础上构建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内婚制大抵跟原始氏族部落的传统习俗有关,它与拜火教同时存在于一个历史时期,并不表示他们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联或完全的相关性。当然,在拜火教传播融合的过程中,一些这样的传统习俗被加入到教义之中而得到强化,不也是非常正常的进程么?
沈福伟说,“寻寻”是阿拉伯人称呼“异教徒”(Mulhidum)的俗称 Zimzim,是对亲属通婚的祆教徒的贬称,又进一步转而成为对保留了浓厚的母权制风习的贝贾人[参8],他因而认定摩邻在东非埃塞俄比亚——这当然是不对的。不过若按此“寻寻”指异教徒,那也不表明其特指祆教徒呀?
艾周昌[参6]和丁克家[参5]则直接将 Zemzem 跟祆教徒划等号,说是大食人对其的称呼,但是我没看到他们给出资料的出处,沈福伟其实也没有给出[参8];我以“异教徒”、“祆教徒/拜火教徒”、“不信教(道)的人”等关键词查询,也未得到沈所说的 Mulhidum 和 Zimzim。再以 Zimzim 为关键词,提示检测到阿拉伯语,中文译为“扎姆扎姆(Zamzam)”,大概有几个意思:打雷或爆裂声、喃喃低语声、或燃烧时爆裂的噼啪拟声、以及麦加的“渗渗泉”或“赞赞水”[参9-10],只有第三个还勉强跟“拜火”有些关系。目前我也在网络上找一些人求证,看看现在当地是否有这样的俗称指称拜火教徒的,暂时还没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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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在《黄金草原》[参11]一书中查到渗渗泉的 Zemzem 的记录:

波斯人......他们的先祖曾游览麦加。在圣殿附近按规定进行巡礼,以表示尊重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敬仰由他开辟的道路,牢记对其先祖的回忆。在波斯人种,最后一位朝觐者是萨珊,他是巴贝克的儿子和阿尔德希尔(巴贝尔的儿子)的祖父。这位阿尔德希尔是巴贝克的儿子,萨珊王朝中的第一位国王。该王朝就是根据这位萨珊而命名的,......

当萨珊到达麦加时,他完成了仪礼性的巡行并在易斯玛仪井上喃喃地祈祷。宰姆宰姆(Zem Zem, Zam Zam)井之名也正是来自萨珊和其他波斯人的这些喃喃祈祷(Zam Zama)。这种形势同时也证明了波斯人在该井上举行这种仪式的频繁性。所以,一位古诗人才可以说:

波斯人从最为古老的时代起就在宰姆宰姆井之上喃喃地祈祷

[参11]

这里也只说了波斯,没说拜火教。而且,我对《黄金草原》这本书是持高度怀疑的态度的,这又是一本大部头,还号称是残卷,不及原书的什一,又是一个号称“阿拉伯的希罗多德”......(老实说现在看见这名字就想吐)...... 但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汉译本是从法文版转译的,那我们首先就得问问这中间会不会被动手脚?经过西方人之手,甚至手稿都不敢叫人完全放心,毕竟三千年五千年的莎草纸都造的出来的不是么?这跟我们之前用过的《道里邦国志》不同,至少那本的译者宋岘好歹是阿拉伯语专业出身,而且从他的注释来看,他是看过手稿的,而且《道里邦国志》是为了方便统治者收税而记录的地理信息,有政治经济上的实用价值,其中很多地名都可以在中国的文献乃至今天留存的地名中找到对应线索,所以是“可验”的,内容上大抵也就是一本小册子,并非大部头。
而《黄金草原》,抛开法国人动手脚的可能性不说,这书开头大段大段的就都是《古兰经》和《创世纪》中的桥段,当神话传说可以,当信史?而且说实话文学性也就那样,其中常常充斥着大段大段很华(啰)丽(嗦)的描写乃至毫无合理依据的大段对话、演讲,比如亚历山大死时30个人发表的致辞,敢问您那时候哪来那么多书写材料去记这些赘语?就从上面那一小段渗渗泉的描写,即可见其记述方式的累赘和低效(还有错误,可以甩锅给翻译)。至于其中大量动辄在位时间300年500年的夸张年表几十年的也基本都是整数、还有一些敢直接跟中国历史对线的段落,以后再扒,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自己去看看。
不管专家们再怎么努力抻,也不敢声称伊斯兰时代之前的阿拉伯世界有史学、也只敢称761年之前为“萌芽期”(又是在造纸术西传之后)[参12-15]、915年泰伯里之后才敢号称“成熟期”[参13,14,16]。《黄金草原》号称成书于943年[参11],以质量来看,也枉称“成熟”。可以说,之前的历史,一片混沌,仅是一些口头传说的故事。
同样,专家们也无法否认,伊斯兰世界的史学,其源头就是《古兰经》及其圣训学,这样的内容你能当信史?若能,就别整天哔哔夏朝、黄帝的事情了呗?尤其是像《黄金草原》这样的“通史”其产生的背景如何呢?

因此,穆斯林对各国的历史、地理知识日益丰富,历史研究的领域更加广阔。编年通史或纪事本末通史便应时而生。历代哈里发为了炫耀自己的业绩也激励历史家去编写通史。阿拔斯王朝后期,阿拉伯人的历史著作浩如烟海,今举塔巴里、麦斯欧迪和伊本·阿西尔三个影响较大的历史家。[参12]

(阿拔斯)王朝后期,随着学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各种史料经过大量搜集整理,已具相当规模,史学研究达到空前的水平。伊斯兰各学科的学者也重视历史研究,清真寺和宗教大学开设历史课程,加速了史学的普及和传播。王朝历代哈里发为了炫耀自己的业绩,奖掖史学家去编写完备的通史。于是,编年通史或纪事本末通史便应运而生。这一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有叶尔孤白(?一891)、白拉左里(?一892)、泰伯里(838一932)、麦斯欧迪(?一957)、伊本·艾西尔(1160一1234)、伊本·赫里康(1211一1282)等,他们的著述代表了伊斯兰史学的最高成就。[参17]
为了炫耀功绩、为了政治利益、或者为了奖励,以这样的目的去“编写”出来的“历史”,又能有多少客观真实性呢?
在《旧唐书》中,波斯胡人是听到“狮子人语”,现在的版本就升级成了“天使吉卜利勒”还有名有姓的了;“劫夺商旅”变成了高大上的“圣战”;黑石明明是后来移出来的,现在版本成了几千年前的易卜拉欣修天房时受天使启发而发现的了...... 同样,杜环《经行记》中所载:

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

怎的,那时候“大食法”还饮酒的哦,豪饮,这可是杜环亲眼所见,连“寻寻蒸报”这样内闱的事情都准确记录了,豪饮之事还能有差?那么,有关禁酒内容的《古兰经》版本又是何时、因何理由而出现的呢?为今人所熟知的伊斯兰教真正完全成型的时间又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可见,仅相对于当时来说近在眼下的近代史、当代史,都不可避免的经过了大量的层累和包装,那么那些时间跨度几千年的所谓“通史”,还能有多少可信度?有多少编造的内容?
故此,我也不会以此为据,去引证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波斯人(非安息人)跟大食人同源于古条支的”的结论。我不能说这些书绝对毫无价值,比如这个渗渗泉就是客观存在的,但使用必须慎之又慎!
回到主题,再看下“渗渗泉”:

渗渗泉(拉丁文 Bir Zam Zam)阿拉伯地理名称。中文有时音译为“札目札目”,是位于沙特阿拉伯王国麦加圣寺内克尔白天房东南侧的一眼清泉。因历史久远,传说甚多,故有“圣泉”之说,是穆斯林朝觐期间必到的一处圣地。Bir Zam Zam 是阿拉伯语音译,其语词原意为水流声

......

沙特阿拉伯属热带沙漠气候,终年无雨,水资源急缺。渗渗泉地处麦加河谷地带,水源丰沛,水质甘冽,故十分有名。相传,伊斯兰兴起之前2000多年的公元前16世纪,阿拉伯人的先祖易卜拉欣将自己的妻子哈哲尔和儿子易斯玛仪抛弃于麦加河谷,母子饥渴难当之际,易斯马仪用双脚踹地,一股清泉应运奔涌而出,此即“渗渗泉”
“渗渗泉”历史上曾被多次填平毁灭,先知穆罕默德诞生之前,其祖父阿卜杜勒·穆塔利布追寻原址重新挖掘,使其再现,延续至今。穆斯林坚信“渗渗泉”为造物主所赐,福泽无限,故赴麦加朝觐时不仅开怀畅饮,还常带回作为珍贵礼品赠送亲友
[参9]

The name of the well comes from the phrase Zomë Zomë, meaning 'stop flowing', a command repeated by Hagar during her attempt to contain the spring water.[1] (井的名字来自 Zomë Zomë,意为“停止流动”,这是 Hagar 在试图遏制泉水时重复执行的命令。[1]
  1. a b c d e 'Zamzam Studies and Research Centre'Saudi Geological Survey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June19, 2013. Retrieved June 2, 2014.

[参10]

你看,仅仅一个名字的由来都没个定准,这不就是神话传说么?中国这样的民间故事一抓一大把,也都能拿来当信史?而且,如果 Zemzem 是一个与指称“圣泉”有关的词汇,大食人又会拿来做对拜火教徒的贬称?

再者说,波斯祆寺改大秦寺是在天宝四载,怛罗斯之战杜环被俘是在天宝十载,杜环作为一个在边事上挣讨功名的人,怎么可能对此毫无概念?而杜佑《通典》中前面刚写了波斯祆寺改大秦寺,后面就不知道大秦法是祆教,这逻辑还有谁?
同时,由于唐代社会严格禁止同族、近亲甚至同姓婚姻:

唐律规定“诸同姓为婚者者,各徙二年。缌麻以上上,以奸论。”所谓“缌麻”,是丧服五服中最轻的一种,指较为疏远的亲属或亲戚,如高祖父、曾伯叔祖父母、中表兄弟等。也就是说,唐朝法律不仅规定同姓不得结婚,而且如果近亲结婚也要以犯奸科。唐李回为建州刺史,因“取同姓女子入宅”及其它事,被仇人锻成大狱,贬为抚州司马,最后在贬所死去。这是唐代“同姓不婚”的显例。另外,唐代曾任余杭太守的张守信,欲将自己的女儿嫁与富阳尉张瑶,后因人提醒,及时制止了这桩“同姓”婚姻。而任汉州雒县县令的李逢,也差点娶了蜀中望族李札之妹,后亦因“同姓”而终止婚姻。可见“同姓不婚”观念在时人中之流行。[参18]

即便是中国周边的一些游牧民族,婚制上比较随意,但也“然不婚同姓”(《旧唐书·西戎·党项羌》),最多是收继婚,而非血族内婚,这跟西域胡人可也是不同的。
这一方面导致入华的粟特人等长期保持着内部通婚的习惯(粟特人同族之间,倒也不一定是内婚,这个对拜火教来说当算功德而非必须的义务),而唐朝对于胡蕃的管理又多采取内部自治的政策,导致外人通常难以窥见其内部的组织形态和风俗习惯,加上人数相对来说本就不多,一般人也就很难察觉和关注到这些事,从而不会直接将祆教和内婚制度直接联系起来——仔细去读《周书》《北史》《旧唐书》等其中的描述,其实会发现行文也并没有直接将火祆教跟内婚制直接等同的;另一方面,来华胡族也要适应中国社会,要么保持低调,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如1955年冬在西安西郊大土门村发掘的晚唐苏谅妻马氏巴列维文(Pahlavi,或译作婆罗钵文、帕拉维文)与汉文双语合壁墓志,就是汉文显示异姓,而巴列维文据日本著名伊朗学家伊藤义教认为马氏是苏谅的女儿[参18](如否,则更说明其已经大幅汉化,在汉地殊难见到实行内婚乃至血婚的祆教风俗)...... 要么就是随着同化开始与汉人通婚,“原本崇尚'纳母及姊妹为妻’的祆教,在入华以后,自是很难实行这种'聚麀乱伦’之婚”[参18]
所以中国文献对胡人“烝报”的恶俗,全部都是记境外之胡,至于入华之胡,并无其事。[参18]
直到元代,这种观念上的冲突才导致元俗文学作品中出现“火烧祆庙”的用典[参18]
因此,杜环杜佑是不太可能一早就知道祆教跟内婚制之间的关系的,试图用“寻寻”的记录来证明别有一个“大秦教”,只能说是设立场断章取义、强行认定。
考虑到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时代之前也普遍存在内婚制,且这又正是伊斯兰教所进行的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寻寻法也就多半指一种保留了原始内婚制度的氏族部落传统。寻遍中国典籍,还能找到另一处有关“寻寻”的资料么?
也许,祆教源自大秦(拂菻)之说是不确的,但至少,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里,杜环也好杜佑也罢,都只有“祆教=大秦法”的概念、而没有一个多出来的所谓“景教大秦法”!
以上这部分“祆教-大秦法”的内容主要是为了更深入的分析和理解杜环的《经行记》,为后续的分析做铺垫。关于祆教、大秦法、大秦寺和景教碑、“经教”等问题的更多的内容,以后再继文深入探讨。

参考资料:

[1] [唐]杜环.经行记笺注[O].宋岘(译注).华文出版社,2017-8

[2] 哈全安.中东国家史610-2000,阿拉伯半岛诸国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3,p10-11,17-22

[3] 宋岘.杜环游历大食国之路线考[A].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明清之际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1997:19.

[4] 许永璋.“摩邻国”是马里吗?——唐代杜环《经行记》摩邻国再考[J].非洲研究,2017,10(01):3-18.

[5] 丁克家.《经行记》考论[J].回族研究,1991(01):44-51.

[6] 艾周昌.杜环非洲之行考辨[J].西亚非洲,1995(03):57-60+47.

[7] 吴毅.杜环《经行记》及其重要价值[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8(06):1029-1033.

[8] 沈福伟.唐代杜环的摩邻之行[J].世界历史,1980(06):46-52.

[9] 百度百科,渗渗泉

[10] Wikipedia, Zamzam Well

[11] [大食]马苏第(?-956年).黄金草原[M].耿昇(译自法文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11-1,p258

[12] 百度百科,阿拉伯史学

[13] 梁道远.古代阿拉伯史学史的分期及其特点[J].史学理论研究,2017(01):40-5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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