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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深圳、珠海谈到改革开放历史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熟悉改革开放历史的人公认，万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闯将。  1979年夏天，邓小平和万里在安徽黄山 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省革委会主任。 万里到任后，根据中央的精神，大刀阔斧地推行一连串拨乱反正的措施，受到上上下下的普遍肯定和赞扬。 可就在这前后，合肥大街上竟然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要求紧急调拨粮食的报告，雪片一样送到省委，纷纷反映各地逃荒要饭的人之多，情况之严重，到了火烧眉毛的程度。这一年安徽先旱后涝，粮食减产严重，本来就十分困难的农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万里清醒地认识到：安徽省的经济问题比政治问题还要严重。做事向来雷厉风行的他决定亲自下去做一次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 走出这家茅屋后，万里，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山东汉子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1977年冬天，万里轻车简从，从合肥出发沿合蚌公路前往位于皖东的凤阳县，在肥东护城集附近遇到一位青年农民，只见他身着一件空心棉袄，没穿内衣，腰间系着条旧布带，挑着一副担子赶集，走累了，正在路边休息。万里走下车子，前去和他聊了起来。  万里 万里和颜悦色地问他，“老乡，你现在有什么要求？”青年农民拍拍肚皮回答：“没有别的要求，能填饱肚子就行。”万里接着问：“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解开腰间的布带，在光光的肚皮上又拍了拍，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 万里听了这个回答后，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 随后，万里又随着这位农民到了他的家里，几间狭窄的茅草棚里，映入眼帘的是：床上铺的是破芦苇，一床烂棉絮堆在床的一角，全家人的衣服都凌乱地挂在一条绳子上；万里揭开了他家的锅，只见锅中是用胡萝卜、缨子和着地瓜煮成的黑糊糊的饭，发出了难闻的气味。从这个农户家里出来后，万里对身边工作人员感慨道：我估算一下，这家总资产不超过26元。 到了凤阳，在铁路沿线，万里看到不少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正成群结队准备外出讨饭，当地基层干部拼命地在做工作，阻止逃荒的农民，农民们和干部“玩”着“老鼠和猫的游戏”，争先恐后地扒车外流。 万里忍不住对当地领导发了火：“不要再念紧箍咒，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饭，你们总也要想想办法让大家吃饱饭呀！”  1978年万里在安徽长丰县农村调查时与农民一起劳动 这一年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万里在皖北太和县走访，听说当地农民在为过年吃不上一顿饺子犯愁。 万里难过地说：“我的老家离这里不太远，在我们那里，即便是旧社会，再穷的人家过年也得想办法吃顿饺子。你看电影《白毛女》中的杨白劳，穷到那样地步，过年还想办法吃顿饺子，还要为女儿'扯上二尺红头绳’，我们怎么能让老百姓过年吃不上饺子呢！”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千方百计给每个农民调剂3斤麦子，让家家户户吃上饺子。 最让万里心惊的还是金寨之行。这年11月上旬，万里前往革命老区大别山调查。大山里的金寨县燕子河公社车子进不去，万里只得下车请当地的干部带路，徒步上山。 途中，万里来到路边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因为窗户太小，屋内非常黑暗，进去后他定了定神，看到在锅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 万里好生奇怪：“老人家，现在已经八点多钟了，你怎么还坐在柴草里，不上工？”老人却依然坐着，一动没动，也一言未发。陪同万里的当地干部随后介绍说：“这位省委万书记，特地来看你，问你话你怎么不回答呢？”老人这才抬起头，眼睛直勾勾望着万里，突然站了起来。万里一看惊呆了：原来老人下身居然一丝不挂，没穿裤子。 万里连忙招呼老人坐回去，接着他又问旁边的两个姑娘：“你两个小姑娘怎么也蹲在那里呢？”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满面羞涩，一动不动。旁边的当地干部似乎意识到了，小声地跟万里说到：“万书记，两个娃也没裤子穿啊。山里风寒，躲在柴草里，是为取暖。” 万里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转身出门。站在门外，面对阴冷的山风，万里很长时间才让他的心境平复下来。  万里在农村考察旱情 还是在燕子河，万里又走到另一个农户家里，这家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窗子就是在土坯墙上掏了个洞，一眼看去，没有一件木器家具。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坐在屋子中央。 万里走上前去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呀？”对方回话说：“五口，夫妻俩，带三个孩子。”“爱人呢？”万里问。妇女回答：“干活去了。”“那三个孩子呢？”“都出去玩了。”万里说：“到哪里去玩了？把他们叫回来让我看看。”妇女坐在那里，没有动的意思，似乎有些为难。 万里莫名其妙，在他的一再追问下，妇女站起来径直向锅灶走过去，只见她上前揭开锅盖，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还有点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躲在里面御寒。  当年农村的房舍 走出这家茅屋后，万里，这位战争年代从枪林弹雨走过来的山东汉子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座谈会上有人说“那里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非常气愤地说：“没有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他还会去讨饭？” 1977年冬天，安徽不断收到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山东等地的电话、电报，要求派人去接“盲流”。据不完全统计，那年冬天，仅凤阳县外流人员就有13000多人。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人不可能是外出打工，绝大部分都是逃荒要饭的。 为了解决讨饭问题，万里组织人做了大量调查。在凤阳的一个生产队，社员们告诉调查组成员：我们也知道怎么干能够多收粮食，但是“政策”不允许，有劲使不出来。这年冬天，省里给这个队调进了1万多斤救济粮，但这里的农民照样外流。 在省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时，有人说“那里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非常气愤地说：“没有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他还会去讨饭？” 省委常委会议上，万里说：“我们必须改弦更张，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万里在安徽的农村调查，前后持续三四个月时间，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前后跑了二十多个市县，据他回忆：“我下去调查，轻车简从，一般是一部小车，三两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  当年农村的宣传墙 那个时候，安徽农村的穷是全国闻名的，但究竟穷到什么程度，不到农村长时间深入考察是很难体会到的。后来回忆到这段农村调查的经历，万里说：“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受到非常的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 据统计，1977年，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到了1978年，安徽一些地区又遭受罕见的旱灾，农村困难状况更加严重。 大包干的发源地—凤阳县小岗村，1978年的人均收入为22元。“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当时的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回忆说，小岗村每人每年分到一百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大家都出去要饭。 笔者当时生活在皖中农村，对此有切身体会，那时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在当地各方面尚属中等，即便如此，因本人家里只有母亲一个整劳力，上有八旬祖母，下有尚在读书的妹妹和我，几乎年年超支；从队里分得的口粮根本不够吃，只好用粗粮如大麦、山芋干等来补充，早上大部分都是喝大麦粥或者山芋干煮稀饭，中午将山芋渣（山芋斩成碎丁状晒干）和入大米煮饭；冬天天黑得早，为了节约粮食，往往一天只吃两顿，早上八九点钟吃稀饭，下午四点前吃中饭，然后大人孩子早早上床睡觉。  70年代肥东县城主城区街景 记得当年搞路线教育的时候，上面组织社员批判生产队里少部分用板车搞运输（实际上也是生产队同意的，每天都要向队里交管理费，即使如此，这部分人收入也比在队里干农活的人强得多）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顺口溜这样说：“小板车毛驴带，一天挣个五六块，千张干子（豆制品）当小菜。” 当时我十五六岁，正值长身体的年龄，饭量大饿得快，特别喜欢吃豆制品（鸡鱼肉蛋当然也喜欢，但可望不可及）每每想到那句顺口溜总是垂涎欲滴，可偏偏又吃不到，馋得很，于是跟小伙伴们搞精神会餐，说自己成人后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都能吃到千张干子。 几个月的农村调查结束后，万里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他动情地说：“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10万人！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 万里直截了当地说：“农民吃不饱，生产搞不好，主要是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而没有调动起来的原因则是政策不对头。” 省委常委会议上，他坚定地说：“我们必须改弦更张，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要知道，这时还是1977年，“改革开放”这个词还没有提出来，万里使用的“改弦更张”一词，是对过去老政策老办法的强烈否定。 接着，在万里的主持下，安徽省委起草了一个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主要内容：搞好农村的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在今天看来这些内容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已经是对先前许多规定的一种突破了。如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过去是一直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该文件中却规定不仅允许而且鼓励。 这份得民心顺民意的文件一经发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1977年冬，凤阳小岗村十八位村民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分田单干，一年大翻身。原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回忆：还没到春节，万里到小岗村视察调研，见到我时，问过去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好当？我回答得很痛快：过去队长不好当，现在好当！万里问为什么？我说，过去干活都是出工不出力、偷懒磨洋工。现在这个生产队长好当了，也不要我吹哨子了，也不要我打铃了，老老少少都自愿上阵。 1977年12月，小岗村18户村民的户主，为生计所迫，用秘密串联方式悄悄聚会，按下红手印，签下大包干“生死契约”，决定宁可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单干。  小岗村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契约 一年后，小岗村每个人的收入从前一年的22元变为400元，全村粮食总产量是前一年的6倍。 这在当时，无疑是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受习惯思维影响，上上下下很多人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小岗村在开倒车，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走资本主义道路，大逆不道。还有人对照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里的内容：“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认为小岗村搞包产到户是和上面对着干。 在一次省委工作会议上，万里谈到小岗村包产到户的这件事情后说：“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是照抄它的字句。”为了掌握真实情况，散会后，万里驱车赶到了小岗。 万里挨家挨户把每个村民家看了一遍，见到各家各户凡是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看到农民们喜笑颜开，面貌大变，万里内心非常激动。  凤阳当年一个村的景象 几十年后，时任小岗村生产队长的严俊昌回忆：还没到春节，万里到小岗村视察调研，见到我时，问过去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好当？我回答得很痛快：“过去队长不好当，现在好当！”万里问为什么？我说：“过去干活都是出工不出力、偷懒磨洋工。现在这个生产队长好当了，也不要我吹哨子了，也不要我打铃了，老老少少都自愿上阵。” 小岗人兴高采烈地把花生往万里的棉军大衣口袋里塞，万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说：“往年想给也没有！我们希望包产到户再试上三年。”万里回答：“我批准你们试五年！”有村民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回答：“这个官司我包打了！”有乡干部在一旁问万里：“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干到户可中？”万里很干脆地回答：“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哪个学都行！”  小岗村“大包干”部分带头人合影 在那个年代，为什么包产到户那么受农民包括先进地区的农民欢迎？当时的著名的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到农村作了深入调查，江苏农民给他的回答是：不怕累，就怕捆。 杜润生回忆： 为什么先进地区也要搞包干到户的问题。这与我们原来的估计也不一致。从调查资料来看，主要是由于农民要自主、要自由。江苏的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 记得有一次，我到河北石家庄附近一个大村庄调查，那是一个先进大队，却实行了包干到户。我问：你们为什么愿意包干到户？农民说：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块儿吃那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这些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给农民一点自由，由他们自主地配置生产要素，生产出产品，增加所得，办那些主管人和上级领导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买一台手扶拖拉机，又能耕地，又能运输，能赚不少钱。闲置的庭院土地，可以寸土千金，妇女、老人、工人早晚工余点滴空闲时间均可高度利用。可见，自主、自由是一种制度因素，能释放潜在的生产力。 显而易见的是，包干到户解放了劳动力，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并形成一个公私多种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挥出单一型所有制不具备的功能。几千个集体农场，也进行了改革，大多是一场多制，发展二三产业，制度上也有创新。  当年，万里在安徽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能忘怀那个寒冬的早晨，万里在路边和我那位乡党的一问一答，想一想都觉得心酸。“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这句名言算是讲到老百姓的心坎上了。 改革开放让我国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不得不说，中国能有今天，改革开放功莫大焉！ 当我们感叹沧桑巨变的时候，当然不能忘记以邓小平、万里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那个历史转折时期作出的关键抉择，他们对基层百姓生活的惦念和关心，敢于突破思想禁区的魄力和勇气，讲实话听真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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