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在南方”已被新观点取代

             “古汉语在南方”已被新观点取代

    不久前从网络上听到一段音频，朗诵苏东坡的词《水调歌头·把酒问青天》，据说是语言学家对中原古汉语的复原和模拟，颇感兴趣，现代人已无法听到古人说话的腔调，尽管是模拟也很珍贵。

  

    但听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头，怎么像浙江话？具体说，很像影视上老蒋的腔调，难道古代中原人就这么说话吗？

    显然，这来自语言学界一种传统观点，认为真正的中原古汉语在南方，而北方话包括北京话已经是胡语了。大体意思是：南方原本没有汉族人，后来中原汉族数次大规模南渡，把中原汉语带到了南方。而北方受胡人统治数百年，所以变成了胡语。

    我以前也以为是这样，后来查了大量资料后，否定了这个观点。

    一、“中原古汉语在南方”是一百年前过时的老观点

    所谓“中原古汉语在南方”的说法，大致是清末民初形成的，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传统语言学集大成者章太炎，他在一百年前说：“南朔异流，终之不失语音与契合唐韵部署者近是。”（1）意思是“南方方言，不失古音，接近唐朝的古韵。”

  

    现代语言学家钱奠香指出他们这种分析方法是不对的，过时的：

    “传统的历史主义语言观认为，南方地区吴、闽、客、赣、粤等方言是不同地域的北方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南迁所用的汉语发展而来。这种观点的基础是通过对现存方言事实与《广韵》音系的比较来构拟古今语言结构对应关系；而族群互动的文化史观则认为，南方汉语方言并非汉语，强调南方土著民族语言在这些方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东南诸方言在上千年的历史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是北方汉人带来的“纯正”的中原汉语，南方各民族都有不同程度的融合，而在族群的融合中，每种方言都在混化、交融的过程中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2）

    为什么清末会出现这种观点？除了当时语言研究本身方法和材料的局限之外，我认为跟当时反满的宣传需求有关。清末反满势力包括孙黄在内，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他们以古代的“华夷之辨”为依据，认为中原地区长期受满蒙等“胡人”影响已被“胡化”，中华文化的精粹已不在中原，而南方保存得更多更纯正。当时的革命者也以南人为多，都是这个道理。

    此时语言学家为配合宣传，也应时而起，根据南方话中保存了较多的古汉语元素这一现象，提出正宗的中原古汉语已不在中原，而在南方。主要目的无非是为了反满，提升汉族的文化自信。

    鲁迅先生曾说：“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满的骁将著名的。”（《病后杂谈之余》），章太炎曾说过，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国语”是所谓“金元虏语”（即满蒙胡音），认为其“侏离而不驯者”（1）（怪异而不驯顺），表示极大轻蔑，希望南方应注意避免受北方满蒙胡语的影响，不要学“国语”。可见身为“排满骁将”的章太炎，其学术观点大受“派满”立场影响，必然无法保持学术客观性，这种带有地域感情和立场的偏激观点显然不足为训。

    当然，客观地说，上千年来汉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渐移南方，尤其江南保存得比较多，还是基本符合实际的。因为历史上多次“衣冠南渡”，尤其东晋、南宋，汉族精英大量从中原躲避到江南，建立小朝廷。而北方辽、金、元、清数百年一直为胡人所统治，汉族百姓“胡化”程度较深，这是不争的事实。

    从明清两代进士、状元的录取比例也可明显看出，江浙一带比例远远高于其它省区，文气钟秀于江南确是事实。

    但语言与其它文化不同，它是全民交流工具，不只为少数精英所垄断。不是说一帮精英去了江南就能彻底把南方话变成中原话，每次北方“衣冠南渡”，相对于南方土著人口究竟还是少数，就算他们刚去时，操一口“中原雅音”，为南方土著所仰慕，但到了精英后代，其语言也就势不可挡地被南方土著同化，最多留下一些中原词汇罢了。这问题下面还要详细分析。

    现在辛亥革命已过去了一百多年，“华夷之辨”已无必要。今天我们主要目的是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不必再为“反满”之类目标服务。

    二、与章太炎不同，潘悟云新观点“南方汉语起源于南方少数民族”更科学

    潘悟云先生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师大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负责人，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潘悟云是国内最早把计算机技术运用于汉语音韵学和方言学研究的学者之一。这在国内语言学界是个创举，让后来的研究者获益匪浅。其“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是200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唯一一项语言学科的项目。

  

    潘悟云一方面参加了复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合作计划，充分吸取分子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所提供的学术营养；另一方面又与国内外各高校与研究单位的语言学科充分合作，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完成东亚语区的比较工作。

    2001年，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语言学家决定建立“21世纪中国语言与方言数据库”，潘悟云教授被任命为这个计划执行组的大陆召集人。

    潘悟云教授渊博的知识和开放性的研究使潘悟云在音韵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多次应西方和香港各大院校邀请前往讲学。潘悟云的《汉语历史音韵学》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被誉为“中国音韵学研究的主流之作”。

    潘悟云这一新流派与一百年前的章太炎完全不同，他们的眼界不局限于中国，而是面向世界各语系，尤其是与我们中国近切的“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等，通过这些国外语系、及国内南方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南方话的对比分析，从而突破了清末以来的陈腐老观点，得出新的结论。

    另外，他们还借鉴了最新的人种学成果做为科学佐证，我们知道人种与语言的发展密切相关，从生物学遗传学研究搞清了中国南北两大人种不同的发展历史，从而对南北语言的起源和发展也就清楚了。可以说，他们现在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沿，代表着科研最高水平。

    相比之下，章太炎那个年代，既没有遗传基因这样的科学概念，也没有深入南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研究比对，更没有跨出国界与东南亚各民族语言做研究比对，只局限在古汉语与现代南方话之间进行比对，材料无非是一些古诗词韵脚之类，眼界和调查的深度广度显然无法与现代语言学家相比，其结论的可信度自然也就差得多了。

    我在2014年11月的一篇博文《也谈北京话的来源，及南方话的起源》中论述到以上观点。对此有些网友表达了反对意见，但多是些情感渲泄，站在南方人立场上无聊谩骂，指我身为北方人，所以站在北方人的立场上，维护北方人，贬低南方人。我还没看到那一位从学术上提出一条真正的反驳，最多也不过是仍然沿用一百年前章太炎先生用古诗词韵律与现代方言对比的老办法，从上文可知，这种方法早已被现代语言学家用更新的论证取代了。我倒真希望他们提出一点新鲜的证据，便于我们深入讨论，纠正错误，发现历史真相，可惜一条也没有。

    我认为既然讨论学术，起码要抛开南北之争的立场，抛弃地域感情因素，不管你是南方人北方人，唯历史事实与科学依据为尊。比如潘悟云先生就是南方人,生于浙江，工作在上海，但他照样按科学方法和依据进行研究，与自身地域毫无牵扯。

    比如我自己，虽然生活在北方，但母亲也是南方人，并无南北优劣的成见。如果抱了南北地域立场和感情，那就无法得出学术真理。

    再说，南方话的源头从何而来，不过是个学术问题，谈不上“维护”谁，“贬低”谁。况且，某种方言中保存的古语古词多，并不说明该地发达先进，恰恰相反，世界各国语言演变有个普遍规律，凡是首都或大都市，因为文化交流频繁，语言的流变进化特别快，古词古音遗留就少，如伦敦、巴黎、莫斯科、北京都是这样。反之，凡是偏远闭塞的边僻山区，交通困难，文化交流少，语言进化就慢，古词古音遗留就多，比如俄罗斯远东地带，中国古代的发配流放地广东、海南都是这样。古词古音多其实没什么好炫耀的。

    三、北方人大规模移民之前，南方已有大量先民。

    传统观点为什么认为南方话是从中原传去的？主要理由认为南方在上古时代没有人类，或没有汉族人，汉族人是后来从中原迁移去的。

    比如网上有人说：“大家都知道上古时期南方是没有汉族人的，在历史不断发展过程中，南方人都是从北方迁来的。特别是中原的战乱动荡，外族入侵等造成了中国古代几次重大的人口迁移，这些迁移的人口为南方带来了文明和生产力，当然也带来了那些时期的北方汉语。而南方相对来说各个地方与各个地方都比较封闭，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交流不多，因此各个地区甚至至今都仍然保留着自身当年的北方汉语，即纯正的中国古汉语。”

    这个观点很有代表性，但我认为它是不符合历史的。

    南方文明，包括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早在距今四千至六千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并不比北方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晚。

    那个时候的南方人当然不是华夏人，而是各种少数民族，即百越苗蛮人，他们所说的语言当然也不是汉语，而是各自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

  

    潘悟云先生也和我持同样观点，他说：

    以往的旧观点“似乎是北方汉族几次大移民才形成南方的基本居民。”“但是，近年来发现南方人类基因与北方大不一样，这说明南方居民形成的主体并不是北方移民，而是原来的南方土著。”（3）

    既然上古南方就有人类，有文化，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即百越苗蛮之类少数民族语言，而这恰恰是南方汉语的形成基础。

    四、南方话是南方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后形成的，他们也因此融入汉族，成为最初的南方汉族人。

    潘先生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不详列他的论据、论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看，我只引他的结论（3）：

    他说，以往的旧观点“似乎是北方汉族几次大移民才形成南方的基本居民。”“但是，近年来发现南方人类基因与北方大不一样，这说明南方居民形成的主体并不是北方移民，而是原来的南方土著。东南汉语方言形成的主体就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土著语言为底层的混合语。”

    “那么这些古代的百越语怎么会演变为现代的汉语南方方言呢？一种观点认为是北方的汉族移民把汉语带到南方，逐渐取代了那里的土著语言，并且在当地土著语言的影响下，加上自身的语言变化，演变为现代的东南诸方言。根据这种观点，南方方言自然就是从中原的汉语分化出来，所以西方的谱系理论也能适用于汉语方言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这种语言史观在汉语方言史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会有许多人去构拟原始吴语、原始闽语、原始客家话，等等，但是没有一家是成功的。”

    很清楚，按照“南方话是由中原人带过去的”这种观点进行科研实验，经实践证明行不通，说明这观点是错误的。那么实际上应该是怎样一个过程呢？

    “我们再来想像一幅发生在古代东南的语言接触情景。这里居住着百越居民，他们很早就与北方的汉族发生接触了。小股的汉人也开始移居江南一些城镇，于是在百越社会中就出现了双语现象，百越人互相之间说百越语，与汉人打交道的时候说汉语，不过不是纯正的汉语，而是一种混合语式的汉语，长期的双语现象，百越语与混合语式汉语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最后百越语就消失了，剩下只有克里奥尔式的汉语，就是南方方言的前身。”（3）（“克里奥尔语”泛指所有的“混合语”）。

    现代语言学家钱奠香也是这种观点：“历史时期中国长江以南原先居住的并不是汉人(或者其前身华夏人)，但今天这些地方通行的绝大部分却是汉语方言，显然这些地方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巨大的语言变化运动。”（4）

    总括以上观点可知：远在中原汉族大规模南迁之前，南方就已有多种少数民族存在，各说各的语言。

    此后南方少数民族开始与北方汉族有了接触和交流，向汉族学会了汉语，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双语现象”，即南方各少数民族既说自己的语言，也说汉语。当然，不同的少数民族百越苗蛮所学说的汉语肯定不相同，带有自己的语言特点。

    再往后这些少数民族逐渐抛弃了原来的语言，转为主要说汉语，汉语成了他们的母语，同时也就很自然地融入了汉族，这就是南方汉族最初的主要来源。

    当时华夏文化在整个东亚是最先进的，周围各民族争相学汉语，习汉字，融入汉族，是很自然的趋势。不如此反倒不可理解。

    汉族是怎样形成的？我认为一靠语言，二靠文字。

    南方少数民族与北方华夏民族虽然人种不同，但只要他们将汉语做为母语，便融入了汉族。远在“北人南渡”之前，江南便有《吴歌》《越歌》之类民歌，经考证，是用带有吴地的乡音土语的汉语演唱的，所以那时的吴人越人已经融入汉族。

    其二，汉字在中国大一统和汉民族的形成中起到了绝大的维系作用。当时楚、吴、越人不但说汉语，而且用汉字，比如流传到现在的《楚辞》便是用汉字写成的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品，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懂。既然他们说汉语，写汉字，他们当然就已经是南方的汉族人，用不着等到几百年后东晋的北人南渡才开始形成南方汉族人。

    《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说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在北方士族南迁之前的几百年，楚、吴、越诸国已在说汉语，只是很难听懂，所以被北方人视为“鸟语”，而这正是最初的南方话。

    五、少数北方人到南方建国不能说明南方汉人由中原人后裔构成

    有些网友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举出一些例子。比如说楚王熊氏祖先源于河南新郑，屈原也来自这个熊氏族系，以此证明楚国人是中原移民后代。

    即使这个证据是真的，也不能导出“楚国人由中原人后裔构成”，因为熊氏家族到古楚地之前，这里已经生活着苗蛮土著，熊氏征服了苗蛮，建立了楚国，他们是贵族，但在国民构成上，苗蛮仍然占多数。

    戴锡琦，龙琳《楚文化：苗蛮文化论》指出：“楚文化之原生形态为苗蛮文化，先秦之楚民族为苗蛮族，楚苗蛮先民即夏商之“古苗”，苗蛮文化有着迥异于中原文化之不同文化内涵。”（6）

    楚人实际上是中原移民与南方苗蛮的杂交结果。所以尽管有少数北方贵族的移入，但改变不了楚国的人种和整体文化，最多的结果不过是楚苗跟贵族们学会了汉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湘语而已，楚国与中原诸国在文化上语言上差别仍然很大，比如屈原的《楚辞》与中原的《诗经》简直就是两种文体。

    再比如，在春秋时代，楚语和中原语言之间有较明显的区别。楚国的官名和其他诸侯国不同：楚国宰相叫令尹，司马叫莫敖。除此之外，《左传·宣公五年》还记载春秋时代楚语的两个特殊词语：於菟（wūtú，上古汉语发音为*qa-laa）为“虎”（hǔ，*qhlaa?），有人怀疑可能与缅甸语 ???? kla 同源。

    这些都说明南方这些汉族人的主体是由原来的少数民族融合变来的。

    也正因为与其它南方人相比，楚国与北方交流相对较多，所以在语言上受的影响也更大一些。现代湖北方言已不属南方话，而湖南话仍然属于南方话，但相对吴、粤、闽等南方话，要好懂一些。

    在整个南方，与北方相隔最远的粤、闽等与北方华夏文化接触最晚最少，所以差别也最大。

    潘先生也认为北方移民不会造成整个南方的人种改变，他说：

    “移民运动确实会改变江南一些地区的居民构成，如上海居民的基因类型已经属于北方而不属于南方了。但是，有好多江南地区的居民仍然属于南方类型，与古代文献中关于这些地区有大量北方移民的记录和户籍变化情况不一致。当遗传学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矛盾的时候，我们宁愿相信遗传学的证据，”（3）

    另外，传说商周之际的泰伯、仲雍从中原来到吴地，建立了最早的吴国。与上面同样道理，也不能说明吴国人整体由中原移民的后代构成，它的主体仍然是百越中的吴越人。

    粤闽归属中原政权比楚、吴、越更晚，直到秦始皇派赵佗南征才完成，尽管赵佗是河北人，军士是北方人，但究竟粤闽百姓数量更多，军人的后代在语言上必然不可避免地同化于粤闽式汉语。

    南方汉人最初来源于南方少数民族这个结论，已由现代南北人种基因调查给出了科学佐证。见下章。

    六、南方汉族人与南方少数民族及东南亚人之间的人种亲缘关系证明了上述观点

    也许有人对“南方汉族由南方少数民族学汉语融合而来”这个结论不大相信，然而近年来中国人种基因调查的结果支持了这个观点，见《我国大陆主要少数民族HLA多态性聚类分析和频率分布对中华民族起源的启示》（5）。

    潘先生说：“近年来中国人类基因调查表明，汉族南方居民的基因更接近于南方的少数民族，而与北方汉族居民明显不同。如果南方的居民真的大部分来自北方，他们的基因应该接近北方而与南方少数民族不一样。南北基因的这种差异只能说明，南方汉族居民的主体来自古代南方的非汉族居民。如果对史书的记载作深一层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3）

    另外，中山大学洪卫国2005年的博士论文《藏、蒙、维、回、北方汉族种群HLA-A、-B和-C基因多态性研究》，其中有个结论为：“研究表明，维族在印欧过渡人群组中，藏、蒙、回、北方汉族都归蒙古人群东北亚人群小组。而南方汉与台湾闽南人、客家人、泰国人聚在一起，归东南亚人群。”

    我从《维基百科》上查到以下三条资料，也是这个结论：

    “百越有许多支系，其中干越、扬越、东瓯、闽越（闽越族）、南越（南越族）等几支百越中的大族，西瓯、骆越等演变为现代的汉族及中国国内外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壮族、傣族、黎族等，以及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印度境内的京族、岱族、佬族、泰族、掸族、阿豪姆人 等民族。”

    “南越人是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古代民族或民族集合，聚居于岭南，主要分布于广东的珠江流域和韩江流域。随着中原人的持续大规模南迁，原住民南越人与汉族长期杂居，多数土著居民逐渐与汉族融合，最终被汉化。没有被汉化土著居民聚居地逐步缩小，这些土著居民后来演变为黎族、壮族、瑶族、畲族及苗族等少数民族，退居山地，分布于现在的中国广东、广西、海南及云南等地。”

    “京族是越南的主体民族，占越南总人口的86%，是狭义上的越南人。在中国境内，京族被视为少数民族之一。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京族的母语京语通常被认为属于南亚语系，故京族一般被视为南亚语系民族。另有一种说法认为，京族是百越后裔的壮侗语系民族之雒越为主体，加入南岛语系民族之占人、南亚语系民族之高棉人及汉藏语系民族之汉人而重新融合而成的民族。而由于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京族文化更接近于东亚而非东南亚。”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南方汉族人无论在人种体质上还是语言上都与南方的少数民族以及东南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们现在就清楚了，南方汉人为什么与北方汉人在人种上，体质上，语言上差别那么大，而与南方少数民族，甚至东南亚民族更相象？原因就在于南方汉人来源于被汉化的南方少数民族。

  

    潘先生说：“古代越人说的什么话，有很多意见，大多数人认为属于古侗台语。”（3）

    那么什么是“侗台语”呢？据《百度》：“古越语属于侗台语，是今日侗语、水语、壮语、傣语、黎语、泰国泰语、越南京语、缅甸掸语等共同祖语的兄弟语。”

    这样，从语言学方面也可进一步证明南方人、南方话，与南方少数民族及东南亚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

    七、多种南方话互相听不懂，证明南方汉人源自不同的少数民族

    如果说南方本来没有汉语，是由中原汉族南下才形成的，那么起码应该比较统一，不会形成七八种互相完全听不懂的方言，可知“南方话来自中原汉语”肯定是错的。

    只有承认“南方话是南方各种少数民族学汉语形成的”，这种南方方言各自分歧的奇怪现象才能迎刃而解。

    百越包括于越、瓯越、闽越、东越、扬越、南越、骆越等，“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3），多数学者认为古越语属于“古侗台语”，即少数民族语言。除了百越，南方还有苗彝瑶布依等各种少数民族，他们本来就各自语言不同，他们学成的汉语自然也各自腔调不同，再加上南方山川纵横，交通阻隔，战乱较少，缺乏交流，所以形成了吴、粤、闽、湘等互相完全听不懂的各种南方方言。

    只有揭开这个谜底，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南方话为什么那么复杂多样，为什么差别那么大，互相听不懂。

    八、现代南方话中仍然有大量百越语特征遗留

    潘先生说：“与语音特征相类似的还有百越语语序特征的遗留。在南方方言中，我们会碰到北方方言不可能出现的语序，例如，“你先走”说成“你走先”，这也恰恰是侗台语的语序，所以这种特殊的语序也可能是古代百越语遗留下来的。我们在有这种语序的温州作过调查，还没有发现北方的移民说自己母语的时候，会受温州话的影响出现这种语序。而温州人则往往用这种语序说普通话。所以，我们可以由此推测古代百越人在学习汉语的时候保留了百越语中这种特殊的语序。”（3）

    广东话中有一些独有的汉字，如：冧、喺、冚、嗰、乜、啲、鎅、焫、嘅、揾、嘢、咗、嚟，这可以说是百越语的孓遗文字，也充分证明粤语等南方话起源于少数民族语言。

    又比如，一个“他”字，在吴语、闽语里叫“伊”，在赣语、粤语、客家话中叫“渠”的，还有“伲”、“其”等多种叫法。这说明南方人学北方话时有各自不同的说法，表明南方话源于多种不同的原始土著语言。

    九、北人南渡为什么没能把南方话改造成中原汉语？

    从上文已知，远在春秋战国时代或更早，南方古代少数民族已经在汉化过程中，通过学习北方汉语形成了七八种不同的南方方言。

    自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士族有三次大规模南渡——西晋末晋元帝渡江，唐 “安史之乱”后，中原士庶避乱南徙；北宋末，宋高宗渡江。而小规模北人南迁则数不胜数。

  

    这些移民为什么没能把南方话改造成中原汉语？潘先生解释得很合理：“实际上的情况是土著居民在数量上超过移民。即使在移民总数超过土著的情况下，只要每次的移民数量不大，也不太可能发生语言的替换。”

    中原人迁到南方历经上千年，多次，且分为多支，所以每次的移民数量不大，也不太可能发生语言的替换。到哪省被哪省同化。到吴越被吴越同化为吴语，到湖南被荆楚同化为湘语，到广东被南越同化为粤语，到福建被闽越同化为闽语。最多不过是在南方各语言中都遗留了一些北方话的古音。

    我举一个现实例子，来证明“每次的移民数量不大，也不太可能发生语言的替换。”的现象，我以最熟悉的“新疆话”（指新疆汉语方言，而非维语）为例。

    内陆人多以为新疆没有汉语方言，似乎汉人数量很少，又来自五湖四海，没有一个主体。实际不是这样，新疆有汉族主体，而且有自己的方言，基本与甘肃西部玉门敦煌方言一致，新疆的语言学家据此编有《新疆汉语方言词典》。因为清乾隆收复新疆后，北疆沿天山一带（西至乌苏、精河）划归甘肃管辖，称为“甘肃新疆”，甘肃西部人口大量迁入，故而形成了新疆汉人和新疆方言的最初基础。

    待阿古柏分裂新疆，又被左宗棠收复后，一直到民国、解放后，内陆各省汉人及回民陆续进疆，总数量大大超过原土著汉族，现已近千万。但因“每次的移民数量不大，也不太可能发生语言的替换。”在我青少年时代，乌鲁木齐市仍流行新疆话，与甘肃西部方言几乎没区别，不管你祖上来自湖南、云南、山东、陕西，其后代统统被本地方言同化。直到改开后，内陆汉人大量流入，再加推广普通话，乌鲁木齐等大城市的年轻人已渐变为普通话，但仍带明显的“新疆味儿”，北疆各县仍然流行很原始的新疆话。这说明即使外地流入人群文化较高，数量很大，但只要不是一次性大量流入，而是陆续流入，就不大可能彻底改变原住地方言。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即清初“湖广填四川”，明末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如麻，致四川人口大减。于是清初便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尽管如此，四川还是四川话，仍属于北方话的西南方言，并未变成湖广话。这说明一般情况下，移民很难彻底改变移入地的方言。

    还有个例子很明显，那就是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从大陆移民到台湾100至300万人，而台湾原住民只有六、七百万，经过几十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移民的政治地位和文化普遍高于原住民，但移民的后代仍然被原住民的闽南话所同化。大陆方言在台湾的唯一“成就”是推行了“国语”，即带点南方味的普通话。现代台湾人大致都能听得懂普通话，但台湾方言仍然是闽南话。这同样说明移民很难彻底改变移入地的方言。

    同理，古代数次“衣冠南渡”，北方移民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南方话，使其变为“齐语”、“河洛语”。

    十、为什么南方话多文言？

    有人说：“南方语言中至今保存着的'来哉!来哉！’等极近似古汉语的语言，在北方就没有。北方自《元曲》以来记录的极近似今天白话的语言，南方也没有。总体来说南方语言近似文言，北方语言近似白话。”（7）

    比如闽南语中有一些字词：筷子叫箸，热水叫汤，蛋叫卵，黑叫乌，吃叫食，房子叫厝，你叫汝，知道叫知，用叫使，站叫企，他叫伊，儿子叫仔，爷爷叫公，奶奶叫嬷，锅叫鼎，睡觉叫困，走叫行，脸叫面，绳叫索，翅膀叫翼，棉袄叫裘 。这些都是古汉语中的文言词。

    他们认为这个现象说明了南方话的原型就是中原古汉语。他们的错误在于以为古代中原人都说文言，所以谁的文言词多，谁就继承了中原古汉语。其实哪里是这样？即使在古代中原，大家也都是说白话。我们只要看看当时的评书话本就知道了。只有文人之间交流，为表现“高雅”才酸溜溜说文言。

    实际上文言并非古代日常交流的语言，只是文人的书面语。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跟口语大不相同的文言？因上古尚无纸笔，用刀刻在竹片上，书写极艰难，所以书面语力求简练，从而形成了与口语相差较大的文言文。而西方则不存在另一种不同于口语的文言，因为他们古代书写不是“刀笔”。

    所以说，文言只是古代的书面语，并不代表真正的古汉语。南方话中搀杂一些文言词，并不能推出“南方语言代表的是传统的汉话。”

    那么为什么南方话中文言词比较多呢？其实很好理解，南渡的北方人以贵族和士人为主，所以才叫“衣冠南渡”。“衣冠们”自然说文言多些，所以南方话中也文言词多一些。而北方的平民百姓则多数仍留北方，所以北方话近似白话。

    当然，北方话更加口语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不能否认胡语的影响，胡人文化较低，所以口语化的进化速度更快些。二是政治中心在北方，交流频繁，语言进化的速度也更快。世界各国都是首都的语言进化比较快，这是个规律，北京话就是中国进化最快的语言。而各国语言进化的方向都是趋向于更简化，更通俗，当然也更口语化。

    十一、为什么南方话中反倒中原古音多？

    为什么一些人认为南方话是正宗的古代中原话？就是因为南方话中古音比较多，而北方话中没有古音。

    其实，这是把一个概念闹混了，造成逻辑混乱。什么叫“古音”？就是现代北方话中已经消失了的语音。众所周知，古代洛阳话被称为“雅言”，即当时的普通话，这该算最正宗的华夏古音。而现代洛阳话与古代洛阳话相同的音，肯定不能叫做“古音”。假定现代洛阳话有80%的语音与古代相同，只有20%不同，那么这20%就成了“古音”。

    这20%由中原人带到了南方各省，比如到现在还剩下10%分别保存在各种南方话中，假定粤、吴、闽、湘、赣、客家等各自保存了1%到2%，现在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了，于是就说，南方话中保存的古音比北方还多！

    虽然现代洛阳话保存了古洛阳话的80%，但“古音”肯定为0%，因为只要存下来的就不能叫“古音”了，而粤语只保存了古洛阳话的百分之一、二，但仍然比北方话多！

    所谓南方话保存古音多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并不是说现代广东话比北方话更纯正，比现代洛阳话更像古代洛阳话。

    我们假定现在有一位宋代古墓中的洛阳人忽然活了，如果让他来听现代洛阳话，估计还能勉强听懂一些，但如果让他来听现代广东话，肯定一个词也听不懂，在他听起来仍然跟古代的“南蛮鸟语”一个样儿。

    北方话虽然受了一些胡人的影响，但究竟是从上古的中原话直接进化而来的，进化有连续性和传承性，现代的洛阳话无论如何应该更接近古代的洛阳话，不大可能现代的广州话、闽南话、上海话反而更接近古代洛阳话。

    十二、说说客家人

    上文说，北方士人南下，其后代逐渐被南方话完全同化，至多带去一些中原古词汇。

    在中国倒真是有一支人群，从北方迁入南方，在语言上并没有被本地汉人完全同化。那就是客家人。

    为什么士人南迁，后代被完全同化，客家人却没有完全同化呢？因为士人多为高官，跟南迁的皇族属同一个集团，地位高，权势重，生活在社会上流，城市中心，与当地人有广泛接触。他们的后代处在当地方言的汪洋大海中，很自然被同化。

    而客家人情况不同，他们多属于北方的老百姓，穷人，他们到了南方，遭到当地人的歧视和排挤，多半聚居在贫困山区，边远地带，聚族而居，与当地人有较深的隔阂，所以保留了较多的原始文化。

    那么客家话是不是就等于纯正的中原古汉语呢？我认为还不能完全这样说，但它起码比粤、闽、吴等南方语系保留了更多的中原古词汇。或者说，这种被广东人所看不起的客家话，反倒比粤语离古汉语更近些。

    我们可以用汉语中的“活化石”来作比较，这就是中亚比什凯克的“东干语”，其实是一二百多年前被左宗棠赶出境的陕甘回民所操的陕西话，我们在电视上听到过他们说话，是纯正的清代陕西话，比现在我们听到的陕西话还要正宗。它为什么能成为活化石？一是这批人聚族而居，一二百年来与外界接触很少；二是它的落脚点在境外，周围是与汉语毫无关系的俄语，对内部语言影响很小；三是“东干人”据今时间较短，故仍能保持清代陕西话不变。

    客家话本来也很有资格充当中原古汉语的活化石，客家人也有聚族而居的特点，但他们周围全是粤、闽、赣语的环境，虽然差别很大，但究竟同是汉语，相互总是能够相通的，所以无法避免外界影响。重要的是，客家人在南方生活的时间过于长久，人数少而分散，耳濡目染，最终不可避免沾染上周围的粤、闽、赣语的腔调，使我们不敢相信这就是古代中原汉语的原形。

    十三、真正的古汉语现在还有吗？

    那么说了半天，到底中原古汉语现在到哪儿去了？还能不能找得到？我认为不存在了。

    首先，上面已充分论证，南方话由南方少数民族学汉语而来，并非中原古汉语的遗存，所以从总体上（包括腔调语音）它与中原古汉语肯定差得很远。只是它里面确有一些古汉语词汇罢了。

    其次，北方话也不是中原古汉语的遗存，因为它的确受到了北方胡人的严重影响，现在已面目全非。

    正如傅斯年曾对顾颉刚说：“夷汉是一家，这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8）很清楚，不管北方人南方人，都已经不是纯种的古汉人，大家彼此彼此。

    现在的问题只是北方话和南方话哪一个跟中原古汉语更相近一些？

    我认为是北方话，因为我们起码得尊重以下的事实：

    北方是汉语的源头，虽有少数士人南迁，但老百姓很难南迁，原住民始终在北方保持着庞大的数量，远远多于统治他们的北方游牧民族。而且北方一直是汉族人说汉语，只是受了胡音的影响而已，并非少数民族学汉语，更不是像章太炎说的变成了“金元虏语”。

    而南方话则是少数民族学汉语，从根基上就离得远，后来虽然受了些北方话的影响，但不可能把南方话改造得比北方话还像中原古汉语。

    十四、为什么模拟古汉语近似江浙话？

    本文一开头，我们提到语言学家模拟出的古汉语很像江浙话，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原因如下：

    一是如文章开头所说，是语言学界的传统观点在作怪，认为纯正的华夏古汉语保存在南方，所以他们在模拟时很自然以南方话为基础。

    二是吟诵古诗词的影响，宋代以河洛音为正宗，吟诵古诗词当然也是这个腔调。北宋灭亡后，中国文化中心迁移到江浙，江浙人吟诵古诗词，很自然地带上江浙腔。时间一久，尤其到了明清，士子多产自江浙，人们便逐渐觉得，只有这个腔调才更正宗，更古雅，甚至觉得这就是中原古汉语的原调。

    十五、结语

    “中原古汉语在南方”这个传统观点目前仍然流传甚广，不少人仍然以为这就是历史事实。

    而以潘悟云为首的新观点眼界更广，立论更高，更令人信服，且有人种基因调查为科学佐证，在语言学界正在取代传统老观点。

    据我所知，目前语言学界尚未有人与“潘说”争论。我有一位好朋友也是国内知名语言学家，他对我说他最反对潘悟云，但我一了解，原来不过对“南岛语系究竟属于不属于汉藏语系”有分歧，潘先生认为不属于，而我的朋友则认为属于。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无非语种分类罢了。而对于潘先生的主要观点“南方话的来源是南方少数民族学汉语”则并无异议。既然连“最反对潘悟云”的学者都未能反对，可知学者们找不出什么可反驳的证据。当然，一个新观点要想完全取代传统观点成为主流，一般都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

    至于某些网友仍沿袭“古汉语在南方”，我想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因为外行，对语言学界的进展变化毫无所知，二是地域情感立场使他们维护这一老观点，三是仍沉缅于一百年前章太炎的诗词韵律等老方法上，并无什么新证据。所以他们的意见并无价值。

    我相信，随着语言学界的进展，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早晚会成为语言学界主流观点。

参考文献：

    （1）1915年《太炎最近文录》

    （2）钱奠香《论东南方言发展史中南迁与族群的关系范俊军》

    （3）潘悟云《汉语南方方言的特征及其人文背景》

    （4）钱奠香《谈谈东南方言发展史研究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5）陈仁彪  叶根跃  庚镇城  王增慧  孔繁华  田丁  包丕云  刘若英  刘杰  宋芳吉  范丽安  张工梁  郭实士  徐林敏  徐星培  程定珍  赵修竹《我国大陆主要少数民族HLA多态性聚类分析和频率分布对中华民族起源的启示》《遗传学报》1993年第5期391页

    （6）戴锡琦、龙琳《楚文化:苗蛮文化论》《吉安师专学报》

    （7）网文《普通话”的真相：满州人的蹩脚汉语》

    （8）网文《傅斯年、顾颉刚和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是否一个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