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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入法眼 1831年，黑格尔逝世后，在短时期内黑格尔学派曾经像在黑格尔本人活着时那样是一个统一的哲学阵线，当然，这也离不开当时的文教大臣阿尔滕施坦的大力支持，犹如，黑格尔学派的最终覆灭离不开新的文教大臣艾希霍恩的大力破坏那样。 一、黑格尔本人对哲学与宗教的调和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但如黑格尔哲学所强调的“统一和同一”那样，“对立和差异”也是黑格尔哲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幸的是，对于统一的黑格尔学派而言，学派成员间的对立和差异因素逐渐明朗为主导性因素，最终促成了黑格尔学派的崩裂。 虽然“黑格尔学派”的旗号还飘扬着，但已如《自由引导人民》油画中的“三色旗”那样斑驳不纯了。
黑格尔塑像 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并大力调和宗教和哲学的矛盾，认为宗教和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一样的，“哲学的对象与宗教的对象诚然大体上是相同的。二者皆以真理为对象——就真理的最高意义而言，上帝即是真理，而且唯有上帝才是真理。”（《小逻辑·导言§1》）只不过宗教是以想象和形象的表象形式为主要特征，而哲学则以思想的思辨理性形式为主要特征，二者殊途同归而已。 这就是为黑格尔学派后来的分裂埋下了潜伏的种子，并演变成“黑格尔是否是泛神论者”这个分歧点，并聚焦于“灵魂不死和上帝个性”问题。 二、费尔巴哈及其《论死与不朽》著作的影响 其实，炸毁黑格尔哲学牢固体系的火星在黑格尔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预兆，这个火星是由费尔巴哈（1804-1872）率先扔出来的（“费尔巴哈”的德语字面意思即是“火流”）。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下，青春年少时的费尔巴哈就发下宏愿，他要把宗教作为自己一生的目标和事业。
费尔巴哈 1823年费尔巴哈如愿以偿地在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尔贝格大学神学系钻研神学，期间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转学到了柏林大学切身聆听黑格尔的教诲，神学的心灵为黑格尔思想的广博和深邃所折服，从此以后，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大逆转，把黑格尔看作自己思想上的“第二个父亲”，神学探究之路由信仰转向了理性，思辨神学代替了信仰神学。 但黑格尔凌空蹈虚的思想气质又使他深感迷惘，“纯粹思想”、“绝对知识”、“思辨理性”等等很不合费尔巴哈的胃口。 相对于“抽象概念”，费尔巴哈更喜欢“个别事物”。 费尔巴哈是个相当感性的人，在苦恼过一阵后，1828年他又潇洒地转学到了纽伦堡附近的爱尔兰根大学撰写《论统一的，普遍的，无限的理性》博士论文并学习了两年自然科学，肯定个别事物的实在性，否定的一般概念的实在性，强调限定人类活动的理性，悬置人类活动之外的理性。 1829年费尔巴哈留在爱尔兰根大学任教，教学之余，他借用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概念与斯宾诺莎学派的“人死后会被自然重新吸收”观点去批判基督教的教义，私下撰写了《论死与不朽》一书，驳斥灵魂不灭、个人不死的观点，强调应当消除人类由来以及的关于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矛盾心理，使人类致力于现实生活。显然，这不是批判基督教，这是赤赤裸裸、纯纯粹粹地反基督教的。耶稣作为世俗之女马利亚的肉身儿子，他作为个人不会死，这既是反牛顿的，也是反自然的。耶稣并钉死在了十字架上，灵魂作为纯粹的精神没有物质的载体也是不能独存的。有血有肉的现实个人才是生命的实体，灵魂只是人在观念中虚构出来的“幻影”或“怪影”而已。 本来这只是费尔巴哈个人私下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打算出版，只是在亲密的朋友圈内部小范围交流而已，但他犯了“学术无禁区，结论有纪律”的大忌讳，触犯了正统的基督教的逆鳞。 更可悲的是，他还遭遇到了“猪队友”，他的所谓友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在1830年匿名出版了这本书，这可就害惨了费尔巴哈了。一方面，宗教人士对这位匿名人士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另一方面，执行书报检查制度的行政当局没收了发行的书籍，定性为禁书。结果，顺着出版社的线索，行政当局追查到了真实作者的身份信息，费尔巴哈被扭了出来。爱尔兰根大学也深表遗憾地废除了费尔巴哈的执教资格，并在远离德国科学文化中心的穷乡僻壤中孤独地度过了余生。但费尔巴哈学术研究的热情并没有消沉，在隐蔽的思想战线上继续影响着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斗争热情。 费尔巴哈循着黑格尔思辨理性的思路展开了对基督教的神学批判，结果招致自己的身败名裂，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引起了行政当局对整个黑格尔哲学中革命性因素的警惕。 1830年，黑格尔学的学生费尔巴哈被逐出大学讲坛；1831年冬，黑格尔死在了大学讲坛。阴霾的乌云开始笼罩在整个黑格尔学派的上空，树倒猢狲散，成了注定的结局。 三、上帝光芒的消退，人性光辉的曙光 黑格尔的上帝、绝对纯粹思想概念，逐渐让位于“人”这个最高概念，人性的光辉在亮度上开始遮蔽上帝的光芒。这个转变过程是从费尔巴哈匿名出版的《论死与不朽》偷偷摸摸地肇始的，而施特劳斯公开出版的《耶稣传》则是公开的人性宣言，布鲁诺·鲍威尔又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发掘出人类“自我意识”，并在马克思那里汇成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成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振聋发聩的确立。
马克思借助于布鲁诺·鲍威尔唤醒了自高中时代以来的人类情怀。在布鲁诺的指导下，马克思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及附录》中，借助人类的创造者普罗米修斯在高加索山巅之上的呐喊——“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马克思充满激情地说：“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马恩全集》，第40卷，P190，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关于“普罗米修斯”的资料，可点击参看： 篇1： 篇二： 篇三： “人”，成了自费尔巴哈以来人类的永恒主题，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行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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