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武威——大云寺及其它

倩红 2022-08-02 发布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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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武威文庙是8：20，出来是10：20，用时2个小时。时间不长，但收获不小。

出门的前方的左侧，就是武威西夏博物馆。西夏（1038年—1227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朝代，自称邦泥定国或大白高国。因其在西北，故称之为西夏。前期和辽、北宋，后期与金朝并立。历经十帝，享国189年。

从武威西夏博物馆出来，此时为10：30，前往大云寺，到大云寺是11：00。

凉州大云寺，位于武威市城区东北隅，距武威文庙1.2公里，我们慢慢步行，用时约半小时。其实大云寺处在武威文庙正北面，直线距离800米。

大云寺，本名“宏藏寺”。其历史悠久，规模宏伟，是武威有史以来最早的佛教寺院，在武威历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和重要的历史地位。

没法知道该寺所建的具体时间，具介绍，最早为前凉王张轨的宫殿。作为建筑在张轨之前就有了。时间早于1700年。

前凉（318年～376年），东晋十六国时期政权之一，都城姑臧，就是今天武威，距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前凉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割据政权，也被史家称为西北五凉政权。唐·岑参就有很多关于“五凉”的诗，如《送李别将摄伊吾令充使赴武威，便寄崔员外》诗云：“马疾飞千里，凫飞向五凉。”

前凉升平七年(公元363年)，张天赐将官殿改建为寺，取名宏藏寺。唐·载初元年(公元689年)，朝廷在全国颁《大云经》，下诏各州郡修建大云寺。凉州遂将宏藏寺改名为大云寺。据唐景云二年（771年）《重修大云寺古刹功德碑》载：“大云寺者，晋前凉牧张天锡升平之年所置也。本名宏藏寺，后改名大云寺。因则天大圣皇妃临朝之日，创诸州各置大云经，遂改号为天赐庵”。天赐庵即大云寺的崇号，意思是则天皇帝赐的。

西夏时期称护国寺。元末毁于兵煲。据明天启二年（1622年）。《增修大云寺碑记》载:“重为鼎新，爱复古迹。自洪武十六年（1383年）始，其募主则日本沙门志满也，未有记者。”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日本净土宗第十一代弟子沙门志满远渡重洋，专程来凉州朝拜大云寺，并四处募化，多方筹资，主持修复了凉州大云寺。志满修复凉州大云寺的功德早已载入史册，成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当我们离大云寺还在很远的地方的时候，就看到了大云寺高高矗立的标志性建筑“古钟楼”。“古钟楼”处于山门东侧，底座是高约10米的砖包台基，上又建有古色古香的二层木质古楼阁。整个建筑彩枋斗拱，重檐翘角。画栋雕梁，廊楹彩绘。

上下层共挂有八块匾额，上层有“声震蒲牢”（题于乾隆11年）、“秀挹天山”（题于民国7年）、“古钟楼”（题于民国20年）、“金奏高宣”（题于民国21年）四块；下层有“大棒喝”（题于乾隆9年）、“慈海鲸音”（题于乾隆9年）、“声震陇右”（题于1983年）、“玉塞清声”（题于1984年）四块。八块匾额字体不一，各有特色，每向两块，望之气势不凡，为古钟楼增加了不少韵味。

进入寺内右转，有石梯可上钟楼，梯口的门上有匾额，清晰地看到飘逸隽秀、醒目大气的三个大字“古钟楼”。

“古钟楼”最有名的当属悬挂在二楼正中的一口大铜钟。乾隆二十五年(1761)《重修大云寺碑记》称此钟“若铜、若铁、若石、若金，兼铸其中，真神物也。如响震之，则远闻数千里，发人深省，为郡脉之一大助也。”钟体由合金铸成，呈黄色，鼓腹，铸六耳，钟钮铸蒲牢像，钟口已多剥蚀。

铜钟周边有四根红色撑钟立柱，上有对联，“千余年佛土庄严大云寺，八百杵人心惊悟海潮音。”

“大云晓钟”的即指此钟，为凉州八景之一。钟楼四周绕廊，重檐歇山顶、结构严谨、挺拔峻秀，具有宋、元建筑风格。每逢日出时分，霞光万道之时，自西向东仰观大云钟楼，见巨钟通体被朝霞煨成红色，四周透出道道金色瑞光。此刻，登上钟楼击钟，钟声轰然，响彻云霄。大云钟是凉州人心目中的神钟。

1927年4月23日武威发生8级地震时，大云寺遭到严重损坏，唯有寺内的古钟楼岿然独存。1980年在钟楼后面空地搬迁了建于明代正德元年的火庙大殿和原山西会馆的清代建筑春秋阁及两廊，与古钟楼组成今日大云寺规模。

1993年3月，大云寺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的重现是与大云寺相关的。

晚清著名经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张澍（1776-1847），出生于凉州府武威县（今甘肃武威），19岁中举，24岁中进士，26岁即出任贵州省玉屏县知县。但由于他性格刚直，在官场上处处受人排挤，于是便将主要精力投注到研究学问上。是著名金石学家。

清嘉庆九年(1804年)，著名金石学家张澍先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武威养病。一天，他同友人到凉州大云寺游览，在寺内无意中发现一座被四面被人用砖泥砌封得严严实实的亭子。张澍问道“这个亭子为什么要砌封起来呢？里面到底是什么呢？”寺里的主持告诉张澍，这是一个被诅咒的亭子，封在这里已有很久了。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是打开封砖的人，都会遭到可怕的天灾报应。”

张澍不相信这些鬼神之说，对民间所谓的报应一说向来不以为然，他向主持提出要找人来打开砌封看个究竟，还对天发誓说，开封后如有灾祸，全由他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别人。在张澍的一再恳求下，和尚总算答应了。

随着封砖被一点点凿开，一块高大的黑色石碑显露出来。碑身呈半圆形，四周刻忍冬花纹，碑文的正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工整的楷体字。当张澍靠近石碑，看清楚上面的文字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些乍看上去好像全都认识的文字，仔细看却没有一个认得。这究竟是文字还是什么特殊的符号呢？

好在石碑的另一面刻着汉字，碑额是用篆书所刻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通塔碑铭》，碑末有“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的记载。张澍由此方知此碑为西夏所立。

天佑民安是西夏崇宗李乾顺的年号,历时八年(1090-1097年)，天佑民安五年为1094，遂判定此碑为西夏碑文，因此人们以后称之为西夏碑。

这块石碑就是被称作“天下绝碑”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即“西夏碑”)，它的发现不仅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而且还让一个“被遗忘的王朝”——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夏，由此拂去历史的尘埃，渐渐在世人的面前清晰起来。

张澍是自西夏文消亡后第一个识别出它的学者，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他也因此成为西夏文字消亡后明确识别西夏文的第一人，乾嘉时期西北史地与西北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道光十七年（l837），张澍将上文收录在《养素堂文集》卷十九中刊出。

这是上天馈赠给勇敢者的礼物，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珍贵的礼物吗？

张澍发现西夏碑，已为人们耳熟能详。表面看，这是一个偶然现象，熟思之，偶然中隐藏着必然，这个必然便是张澍猎奇的天性和对金石的特殊偏好。据《养素堂文集》卷19《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的记载：

“此碑在吾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中，有碑亭，前后砖砌，封闭已久，耆老亦不知为何碑，但言不可启，启则必有风雹之灾。余于嘉庆甲子年自贵州玉屏引疾归家，暇与友人游览，嘱和上拆其封，不可，强之，亦不可。乃言若有祸祟，我辈与之，与主持无预，乃允。遂呼佣人数辈，启其前，甓瓿而碑见。高一丈许，尘土积寸余，帚之。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字体与今楷书无异。额篆书“天祐民安之碑”六字。余日：碑后必有释文。仍令拆其后面，拂拭之，乃释文也。......末有铭词六十四句，文理朴陋。句末又云：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朔一十五日戊子建。末又刻书碑及篆额及僧人名数十。按：史言夏国字系其臣野利仁荣所造，或云元昊作之，未知其审。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

又据《养素堂诗集》卷10《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序：“寺故有碑，亭前后砖砌，不知为何年物也。庚午秋，余偕同人游至寺，适修茸殿宇。余谓主僧唤工匠数辈相与启示，僧人以先师遗命勿启，启则有风雹之灾。余曰：“若尔，则我辈自当，与僧无与。”诸同人怂通，遂启之。碑上尘积数寸，扫去，额篆“天祐民安之碑”六字。其文乍看皆识，细看无一字识者。余意碑阴必有识文。复启其后。果然。其碑石左裂，缺二十余字。释文载余《集·书西夏碑后》。”

两相对照，在发现的时间上二者记载不一，《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记为甲子年，即嘉庆九年(1804年)，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序却记为庚午年，即嘉庆十五年(1810年)。正是由于这一矛盾，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夏碑发现的时间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争论。牛达生先生《张澍、刘青园与“西夏碑”——兼论张澍发现“西夏碑”的年代》一文认为，《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甲子年的记载是正确的，论证确凿有力，令人信服。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序均记载西夏碑在清应寺，从此以后人们记述碑的发现地点时都没有异议,认为张氏为武威人,不会有问题。其实问题正出在这里。

这是张澍的一个失误，其实不在清应寺，是在大云寺。张澍发现西夏碑的第二年六月，洪桐县人金石学家刘青园就云游到了武威，他在大云寺见到了西夏碑，并以西夏碑与在武威发现的数瓮钱币中难以释读的奇怪文字相对照，认出了“西夏梵字钱”，对此，初尚龄《吉金所见录》中有详细记载:“《洪志》(南宋洪遵《泉志》的简称)梵字钱……厚薄不异中夏，字若梵书，不可复识。刘青园曰:凉州土人掘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而此种梵字钱，亦有数品，余共捡得千余枚。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阳面正作此等字，碑阴楷书，扪读之，则天祐民安五年所立。乃知此钱为西夏梵书。景岩作《泉志》时，即不之识。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

陈万里《西行日记》中有一段寻碑的记载。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工作,随美国哈佛大学旅行团到孰煌考古。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二月十六日离北平,四月十九日到武威。他在四月十九的日记中写道:“往清应寺,寻《西夏天枯民安碑》不得,询之居民,谓在大云寺,始知嘉庆间张澍氏所记在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者误也。其所以误大云为清应者,以清应紧邻大云,且均有十三层之古塔一,坐是易致误耳。遂至大云寺,于大殿后院得见碑屋二,在左者,《西夏碑》赫然在焉,别有一康熙间《重修碑记》。在右者,一为天启二年之碑,一则景云二年唐碑也。特嘱看寺者为招拓碑人拓之;明日可送到寓所。”

陈氏的这段记载,是很宝责的,它不仅纠正了张封的误记,而且描述了当年大云寺的面貌,留下了很有价值的史料。1927年武威大地震后,这座寺和其他古寺都荡为云烟了!

我们离开大云寺是11：20，然后步行200米，在一个有“大云晓钟”的牌楼吃中午饭。饭后由此北行约1.3公里，用时20多分钟，于12：30到雷台。

正行时分，河西的天空清丽湛蓝，几丝云彩懒懒的挂着。太阳无情地把炽热的阳光洒向大地，把地面烤得滚烫滚烫的，使人感到窒息。

在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内，有一座高约10米，南北长106米，东西宽60米的长方形夯筑土台。建有明代第六个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天顺（1457年—1464年）年间的雷祖观而得名。

因此，这个雷台，是古代祭祀雷神的地方，为前凉（301年─375年）国王张茂所筑之灵钧台。

武威市内保存较好的一处道教宫观——雷台观就坐落此。有关此观的始建年代今已不详，根据清乾隆三年所立《雷台观碑记》记载，至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年）因“冰雹伤禾、敕建重修”。顺治初年毁于战火，后由甘肃副总兵刘友元主持维修、重建。康熙初年又曾进一步扩建，使之成为清代河西一处较为重要的道教宫观。

1927年，武威发生大地震，雷台观内建筑基本无存。后又于1933年再次重建。可惜文革期间观内神像及其部分建筑又遭人为破坏，致使道观日渐颓败。

1981年以来，武威当地政府对这座蕴含着丰富道教文化内涵的古代宫观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固与维修，基本恢复了其明清古建筑的本来面貌。

将道教宫、观建于高台之上，在中国有着及其悠久的历史。古建筑学家认为道教建筑就与上古时期作为原始崇拜用的“灵台”、“灵沼”之类建筑有一定的关联。

我们到此处并不在此道教宫，我们这所以因为凉州，它不仅是古代边塞诗歌里寂寞雄浑的边城，也不仅是征人思乡的异乡。我们知道武的威，也是因为那个著名的文物“马踏飞燕”。

对，我们之所以到武威，到雷台，就是因为“马踏飞燕”。

1969年9月10日，甘肃武威新鲜人民公社新鲜大队第13生产队的村民挖防空洞，无意间在此道观下发现了一座古代大型砖室墓，并在室墓中发现大量青铜俑。很快，墓葬中的各种殉葬品被送到了大队部。此事被新鲜公社书记了解后，他阻止了文物的变卖和毁坏，并向上级政府反映。由此得到及时的挖掘，保护。出土了包括后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在内的231件文物。雷台汉墓的发现，使这座经历了数百年风风雨雨的古代宫观又频添了一种独特的墓葬文化——毕竟在国内，墓葬与宗教建筑建于一处的恐怕只有雷台吧！

这就是雷台汉墓，斜坡土圹墓道两侧墙壁有用朱红绘成的花卉图案数组，笔法简炼粗犷。砖砌部分有墓门、甬道、前室附左右耳室、中室附右耳室和后室。墓门及墓室墙壁均以青砖和涂黑色砖组成各种菱形图案，以红、黑色线纹作为壁饰，前后室和中室墓顶为覆斗式，以墨线勾边，并用、红、黄、灰、白等色绘成莲花藻井图案。雷台汉墓是迄今为止河西规模最大的东汉墓葬。出土金、银、铜、铁、玉、骨、漆、石陶等珍贵文物共231件，古钱币3万枚，被史学界称为一座丰富的“地下博物馆”。在出土文物中最突出的是铸造精致的99件铜车马仪仗俑和艺术价值最高一匹铜奔马。

1971年9月全国著名考古学家、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甘肃省博物馆参观时发现铜奔马，称其为“马踏飞燕“。1983年10月，“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定为国宝级文物。

走进雷台，最引人注目的是目极之远处有一高高的石柱，其顶就是“马踏飞燕”的塑像。在湛蓝的天空下，寂静，空灵，白云的点缀又有一种美伦美奂的唐诗风韵。其背后两侧是半月形石壁，上面的浮雕呈现汉代军士的风恣。我们被这些具有汉代气质的建筑所包围，仿佛是时空转换，来到了汉，去领略汉的风骨。

“马踏飞燕”是一个艺术高绝的旷世珍品，细细口味，如一只鲜活的、矫健奔驰的骏马，三足腾空越起，好似翻江倒海，直冲云霄、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燕隼背上，携风带雨，绝尘千里。我凝视着这骏马，骏马矫健的英姿，巧妙的构思，精湛的工艺，都深深地吸引了我。“马踏飞燕”堪称中国古代青铜雕塑的奇葩。

穿过宽阔的广场，前方又是群马塑像，如千军万马铸就起群马方阵，好似军队远征，有一种驰骋于疆场，勇往直前的气势，这使我想起了汉代这个少年，霍去病奔腾于河西的景像。

据马俑胸前铭文记载，武威雷台汉墓系“守张掖长张君”之墓，约在186—219年之间。

这就是雷台汉墓。

雷台汉墓的甬道。

离开“雷台汉墓”是13：40，步行并乘公交到海藏寺是14：50。距离5公里左右。

海藏寺, 海藏寺是武威四大寺院之一 , 据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 立的《重修古刹海藏寺劝缘信官檀越记》碑云:“相传,录钧台原为水中小岛,寺建于台上,故名海藏寺。”犹如“海”中藏寺，故而得名。甚至有人撰写了一副“海里藏寺寺藏海，林间涵湖湖涵林”的回文对联，以和寺名印证。总之，海藏寺就是“海”之中之寺。这似乎又是在河西有海了。

如此一来，海藏寺的读音便成为海藏(Cang)寺了。这是一个占地13460平方米的寺院,是河西走廊保存较完整的古建筑之一,被誉为“河西梵宫之冠”。

创建年代无从考证。但据《成化御敕修海藏寺碑记》记载，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因为太监张睿深受明宪宗宠信，所以明宪宗命张睿到凉州监督军务，“以能声闻于上，特承简命。”而张睿也不辱使命，“至凉数年，戎羌不敢轻犯。”

成化十九年（1483年），张睿来到当年海藏寺的遗址，当听说“此古海藏寺之遗址也”，他不禁感慨道：“寺以海藏名，将以藏其佛氏之宏且远也……且寺之兴废，则系乎其人之得与不得耳，非有系乎佛也。”当即决定重新修建海藏寺，“是寺之兴，我当任之”。

张睿重修海藏寺的倡议，得到了总镇甘肃太监覃礼、总戎刘晟、协副李宽等官员的大力支持。重修工程自成化十九年（1483年）二月十九日开工，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十五日竣工，前后历经四年，建筑规模宏大,使先前成为废墟的海藏寺又重放异彩。工程完工后，明宪宗赐名为“清化禅寺”。

寺院自创建以来 ,由于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原因 ,几经毁坏,又为历代所修葺,恢复旧观。

1963年 ,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寺院内各殿塑绘了佛像和壁画, 形成较完整的古建筑群,具有典型的古刹风貌。

前凉时期修筑的灵钧台，因四周泉水环绕，已成为一座小岛，而寺院正建在灵钧台之上，看上去就像海中藏寺，故名海藏寺。海藏寺藏语称为香嘉措岱，汉语意思就是北部大海寺，正是采用此说。

海藏寺红色宫墙外，耸立着一座四柱三间三楼的木构牌楼,在四周荒凉无际的旷野里，显得特别的夺眼，是清康熙年间海藏寺修复后由振武将军孙思克所立,其建筑古朴玲珑，巧夺天工，具有民族建筑艺术特色。

牌楼走马板上题有“海藏禅林”四个大字 ,被选为《中华名匾》之中,书法遒劲圆润,是振武将军孙思克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三月题立的。孙思克(1628年-1700年)，字荩臣，号复斋，清朝名将，河西四大汉将之一。

因为海藏寺建于灵钧台之上，所以，海藏寺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至距今近1700年的前凉建兴九年(321年)，那一年，凉州刺史张茂开始修筑灵钧台。《晋书·张轨传》记载：“茂筑灵钧台，周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闫曾劝说张茂，说先帝不希望劳民伤财，张茂听后，下令筑台工程暂停。

两年后，即公元323年，张茂重新修筑灵钧台。那一年，割据势力刘曜进攻凉州，大军长驱进入河西，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凉州为之震动，张茂遂以牛羊、金银、女妓、珍宝、珠玉及凉州特产贡献刘曜，向其称藩，刘曜署张茂为西域大都护、凉王等职，旋即班师。为增强防御力量，迫使张茂重新“大城姑藏，修灵钧台。”

20世纪80年代，在海藏寺台下挖出一块清光绪三十四年立的《晋筑灵钧台》碑记，上书“东晋明帝太宁中凉王张茂立古台”，其后此碑正式立于大殿前西侧。

海藏寺无量殿内描金大柱上有一对联，上书：“阙影身池塘，足下龟蛇低戏水；台灵高坎位，座旁旗剑上凌云”，笔力浑茁雄健，文词清丽，深刻描绘了灵钧台的高大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