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年3月31日夜，贵州省贵阳市，风雷滚滚，大雨倾盆。睡眼惺忪的蒋介石正准备熄灯就寝，突然，书房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还没出门的蒋介石疾步走过来接起电话，只听见话筒里传来一声带有粤语腔调的声音： “委员长，打扰您休息了，我是薛岳。” “这么晚了，有事吗？”蒋介石拖着浙江口音，慵懒地问了一句。 “红军过了乌江。”薛岳说道。 “什么？”蒋介石一怔，“什么时候？” 薛岳短暂沉默了一下，憋了一口气说道：“两小时以前。” 蒋介石这下睡意全无了，丢下一句：“薛岳，你们干什么去了”，便重重搁下话筒，然后走到窗户边，望着风雨交加的夜空，一动也不动。 这个时候，国民党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等几位国军高级将领走了进来，显然，他们也得到了红军渡江的消息。见蒋介石动怒，谁也不敢上前搭话。 40多万国军对只有3万多人的红军围追堵截了三个多月，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往来奔波，不知道跑了多少冤枉路。就连蒋介石也亲临前线督战，却最终还是让对手擦着包围圈的边缘溜走，这让蒋介石、陈诚、薛岳这些国军高级将领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特别是蒋介石，6天前刚刚从重庆赶到贵阳，亲自指挥对第三次渡过赤水到达古蔺的红军进行又一轮围追堵截，看着地图上代表40万大军的无数个蓝箭头向代表红军的红色圆圈一天天靠近，蒋介石极为兴奋。刚到贵阳那天就对着当地军界、政界、商界的头面人物发表了一通激情四射的演讲，然后坐在省主席王家烈给他安排的大房子里静等“捷报”。 然而7天过去了，“捷报”没等来，却等来了红军渡过乌江的消息。要知道，贵阳距离乌江并不远，而且守军大多数在距离乌江上百公里之外的黔北地区，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渡江到贵阳“救驾”。 和蒋介石豪华的官邸里死一般沉寂的气氛相比，此时设在乌江北岸一座岩洞中的红军临时指挥部里，却是一派谈笑风生的氛围。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向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三位领导人汇报我军渡江的情况，大意是除了红九军团还在担负牵制敌军的任务外，红一、三、五军团和军委纵队已经开始从乌江岸边三个渡口渡江。  三位首长满意地点点头，刘伯承说完，一位身材不高，戴着眼镜的年轻干部接着说：“根据最新截获的敌军情报，吴奇伟率90师于30日抵达泮水，31日至三重堰向新场前进；周浑元所部第96师31日进至三重堰、新场之间，其余可到新场。” 毛主席听完，向这位年轻干部走来，说：
毛主席刚讲完，刘伯承也凑过来说：
几位首长同时表扬一位年轻干部，这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首长表扬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曾希圣他们这些年轻干部们在红军长征期间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04年，曾希圣出生在湖南资兴市一户书香人家，别看他此时才刚过而立之年，却是一位革命经验丰富的优秀干部，和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同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就读。北伐战争期间，曾希圣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后正逢大革命失败，目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之后，满腔热血的曾希圣加入党组织，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了长达13年之久的情报工作。 1931年冬，曾希圣奉命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先是担任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几个月后又担任中革军委情报局（军委二局）局长，和“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以及曹祥仁、邹毕兆这两位18、19岁的“红小鬼”并肩战斗，专门从事对敌方电报的截获和密电码的破译工作。  左起：邹毕兆、曾希圣、曹祥仁 在中央苏区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先后截获和破译国军密电码多达177个，为红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此，红军总政委周恩来高度评价曾希圣：
1933年8月1日，中革军委将南昌起义纪念日定为红军纪念日，并且为功勋卓著的红军将领颁发红星奖章。曾希圣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等20多人获得银质奖章，曹祥仁、邹毕兆等人荣获铜质奖章。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获得红星奖章的指战员除牺牲者外，1955年授衔时绝大多数成为开国将帅，曾、曹二人建国后转入地方工作，只有邹毕兆被授予大校军衔。 由此可见，在波澜壮阔的革命道路上，功勋的大小从来不与级别与年龄挂钩，大家最多的只是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热忱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在苦难与辉煌交织的长征道路上，以曾希圣为首的情报局继续发挥他们那“千里眼”这一独门绝技，照耀着红军从苦难走向辉煌、走向胜利的大道。 1935年12月初，中央红军经过浴血奋战冲过湘江，准备按照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然而国民党军捷足先登，早早就把10余万大军部署在红军的必经之路上严阵以待，力图毕其功于一役。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彻夜不眠的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人成功截获并破译了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黔军高级将领之间往来的电报，洞悉了敌军的阴谋。毛主席正是根据他们提供的这一准确情报，在通道会议上据理力争，改变了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全军改向敌军设防薄弱的贵州前进。 这就有了后来强渡乌江、遵义会议等一系列改变红军命运的大事件！ 接下来的四渡赤水战役中，曾希圣等同志再接再厉，为毛主席这一“得意之作”增添了一缕耀眼夺目的胜利之光！  曾希圣 按照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中央红军准备北渡长江，经川东到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而首要的任务就在于打垮刚刚进入黔北的一支川军部队！ 敌我双方在土城狭路相逢，展开一场激战。一开始，红军对川军的数量和战斗力并没有精准的判断，双方很快打成僵局，而自恃装备精良的川军一度冲杀到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人所在的前敌指挥部不远处，最后还是朱老总亲自出马指挥部队将其挡住。 正是在这一危急关头，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情报局的同志来到土城架设天线，打开电台，从无线电通讯中截获并破译川军与中央军之间的电报，获悉这股川军是赫赫有名的“模范师”，下辖六个团。师长郭勋祺少将，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将领。而在他们身后，还有2个旅的川军，最快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 根据这一准确而及时的情报，毛主席做出了西渡赤水的决策，陷入困境的红军迅速脱险。 20多天后，毛主席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再度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大呼“上当”的老蒋急忙调中央军薛岳所部“追剿军”从贵阳出动，企图会同从黔北败退的黔军残部与红军决战遵义！ 当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与中央军第一纵队第59、93师在遵义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苦战不休之际，坐在电台前的曾希圣等人通过敌人的无线电通讯频率对敌军指挥部所在地——忠庄铺进行了精准定位。担任迂回穿插任务的红一军团获悉这一情报后，犹如一把利刃，朝着敌军的“心脏部位”狠狠捅了下去。 险象环生的战局陡然逆转，原先如狼似虎般冲锋的中央军很快变成了夺路逃窜的溃败之师。国军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中将，在警卫部队搀扶下逃过乌江，望着铺天盖地般扑来的红色狂飙，痛哭流涕之余下令炸断浮桥，上千名未过江的国军官兵全成了红军的俘虏。 二渡赤水特别是遵义战役，这是红军自离开苏区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胜利，曾希圣等人功不可没。 眼看着40万大军被3万红军打得没了脾气，特别是遵义一战包括中央军在内的十几个团溃不成军，震怒之下的蒋介石亲自赶到重庆督战。  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军将领们在这个时候获悉己方的情报连连泄露，更不可能知晓红军内部有军委二局这样一个神通广大的情报组织。不仅国军不清楚，即便是在红军内部，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二局同志的工作职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一个神秘的存在。 就连红军内部除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少数几位高级指挥员外，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的工作职责。 在苏区授勋时，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都没有出现在万众瞩目的领奖台，而是在授勋仪式的当晚，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亲自到二局驻地秘密颁发了勋章。 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曾回忆说：
就连擅长运动战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从他嘴里也说出了“走弓背路”之类的话。 尽管蒋介石没有掌握多少情报，但是作为一个戎马多年的军人，职业敏感性告诉他对手的风格和过去有所不同了。 蒋介石来重庆之前，曾经签署了一个以中央军、川军、黔军、湘军对红军进行围堵的作战计划，其中薛岳所部的周浑元第二纵队担负向遵义攻击的任务。 这一情报很快又被红军截获，毛主席和朱德当机立断，部署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干部团在鸭溪设伏，准备给周浑元纵队以迎头痛击！ 二渡赤水打垮了王家烈的黔军，重创了薛岳的中央军，川军主力在长江北岸设防，湘军在乌江东岸。整个贵州特别是乌江以北的黔北地区，国军能用于作战的机动兵力只有中央军周浑元纵队的两个师。如果再将其打垮，那么薛岳的“追剿军”势必元气大伤，对各路军阀部队也将是一个极大的震慑，谁也不敢轻易来找红军叫板。 然而，瞬息万变的战场决定了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面对错综复杂的战局，出于职业敏感性，蒋介石一到重庆，马上下令各路大军暂时按兵不动。同时，又用自己的专用电报密码给薛岳、周浑元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要求他们“暂取攻势防御”。 蒋介石这一决策的依据是根据空军的情报红军还集结在遵义：
历史记下了这一巧合的瞬间：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下达作战命令是1935年3月5日23时，蒋介石的给薛岳、周浑元的电报也是这个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二局的同志们还没有时间截获并破译敌军这一重要情报。 几个小时以后，老蒋这封“专用密电”也被曾希圣截获并破译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二局陆续截获并破译老蒋发给中央军、川军、湘军、滇军的多封电报，基本上摸清了老蒋的套路。 老蒋的套路还是1933年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堡垒主义和重兵进攻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在红军集结的遵义、鸭溪周围大修碉堡，各路大军以碉堡为依托，稳扎稳打。 蒋介石这个想法很不错，但是，此时在黔北战场上的红军和国军，和1933年均不能同日而语。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战原则重新成为红军克敌制胜的法宝，行动迅捷、号令如一。而中央军和地方军拼凑成的40万国军，彼此各怀鬼胎，谁也号令不了谁。拿川军来说，集结在川黔边境的部队有数十个团之多，但真正进入黔北战场的只有郭勋祺的一个师。刘湘的意图很明显，只要红军不进四川，自己就没必要在异域他乡与之拼个你死我活。“云南王”龙云，同样也是这个心思。 于是，蒋介石的命令一下达，军阀们便乐得清闲自在。 国军内部的分歧，为红军的运动战提供了机会！ 根据二局的情报，毛主席在苟坝会议上据理力争，红军放弃了攻打黔军驻守的打鼓新场这一计划，转兵攻击周浑元驻防的鲁班场。 经过一天的激战，红军在予以周浑元纵队巨大杀伤后主动撤出，于3月17日从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河，隐蔽莽莽苍苍的川南密林之中。 还是飞行员提供的情报，蒋介石这一次判断出了红军的位置，继续调兵遣将在川滇黔边界处修碉筑堡，布置封锁线。这一次，老蒋下了最大的决心，除了黔北、黔西地区的部队悉数开动之外，还把刚刚接受补充的吴奇伟第二纵队从乌江南岸调往黔北。他在给薛岳的电报中说：
但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电报前脚刚发出，后脚就被隐蔽在川南丛林中夜以继日工作的曾希圣等人截获。 对于红军来说，这真是一个万急时刻：如何能在以重重碉堡为依托，步步逼近的数十万敌军中间突围而出，成为摆在红军领导人跟前的一道难题！  3月20日晚，即红军三渡赤水的第三天，红军开始了四渡赤水的行动。 由于敌军飞机往来盘旋，红军四渡赤水、挺进黔北的行动于3月21日晚就被蒋介石获悉了。数十万国军也随之转向，在急如星火般往来的电报中，一条条无线电通讯信号在曾希圣的电台上出现，一封封破译出来的敌军电报败在了毛主席的面前。 从蒋介石的部署不难发现，敌军重点是防止红军再度占领遵义或向东渡过乌江去湘西。因此，在遵义周围和通往乌江东岸的大路上均有敌军的封锁线，红军很难通过。南面和西面，则是星夜兼程赶来的中央军的两个纵队和滇军的一个纵队。 根据二局的情报，毛主席、朱德当机立断，在红军全部渡过赤水河的第三天，即1935年3月25日21时，命令全军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通过，向敌军兵力相对薄弱的黔西地区转移。 命令下达还不到一个小时，接着就收到彭德怀的电报，他建议向东南方向的乌江前进比较有利。经过短暂的考虑，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同意了这一建议，新的命令于26日凌晨1时下达！ 还不到一夜功夫，红军的行动方向两度更改，一方面是毛主席、朱德高超的指挥艺术，另一方面则是敌情的严峻！ “瞬息万变”是战场的常态，哪一方能适应，哪一方最先适应，谁就能驾驭战场、赢得胜利！ 敌我双方都在竭尽全力，争取先对手一步适应战场常态、驾驭战场！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敌我双方意志、智慧的综合较量，敌变我变，我变敌变。双方都在挖空心思、竭尽全力去寻求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最佳战法！ 也正因为敌我双方都挖空心思、竭尽全力，四渡赤水也就成为长征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斗争！  就在红军刚刚渡过赤水河的第二天，即3月24日，蒋介石带着陈诚、顾祝同从重庆来到贵阳。 在蒋介石看来，红军四渡赤水也还在他的预料之中，毕竟红军还在他40万大军扎起来的包围圈中，只要调度得当，还是有胜算的。来到贵阳的当天，蒋介石就召开军事会议，说：
26日这天，红军到达遵义至仁怀大道北侧的干溪、马鬃岭北侧。当天深夜，二局破译的一个新的敌军电报送来，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决定第三次修改行动方向！ 原来，敌军已经先红军一步占据了枫香坝、长干山，只有鸭溪、白腊坎一带出现了空隙。 这也是40万敌军包围圈上唯一的一处空隙！ 28日，红九军团在长干山、枫香坝一带伪装主力，牵制敌军，红军主力则迅速从鸭溪、白腊坎之间通过，向乌江北岸前进！ 3月29日，红军到达乌江北岸的沙土、狗场、安底，开始了渡江的准备工作！ 红军是否就此突出重围、转危为安了呢？ 从地图上看，敌我双方数万大军所处的位置和行动路线极为靠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无多少秘密可言。 就在红军从鸭溪、白腊坎之间通过的当天，蒋介石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随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报说：
基于这一判断，老蒋要求周、吴二人：
此时，周浑元、吴奇伟所部6个师已经到达金沙至遵义之间，按照先前的命令，他们准备在西面的泮水集结，堵截红军向黔西的道路。 从地图上看，敌我双方距离最近时只有20至30里。尽管敌人还不清楚红军南下乌江的意图，但是敌我双方距离如此之近，一旦敌军察觉，势必冲杀而来。 如果红军被这股敌人缠住，北面、西面的敌军再压过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3月30日夜，当曾希圣等人把敌人准备向泮水开进的情报汇报给上级后，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彻夜未眠，拿着一封封敌情通报，注视着铺在桌上的大地图，苦思破敌良策。三个情报部门负责人：一局局长叶剑英、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诤（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也全都在场，凝神屏息，随时准备接受领导们的垂询。 在灯火飘摇、人影晃动、烟雾缭绕的野战军总部里，每个人都是心急如焚，大家心里都很清楚，红军此时可以说是处在背水一战的境地，除了乌江方向完全没有第二条出路。 因为从标满红蓝箭头的地图上看，红军的北面是随时可能改道的周浑元、吴奇伟两部，乌江南岸不远处的息烽、养龙司也各有中央军、湘军的一个师。 如果我军的渡江行动被他们发现，势必会南北夹击！这样一来，连续行军两月之久的红军将不得不选择背水一战！那么乌江或许真的成为某些同志口中的“第二条湘江！” 偌大的一个空间里，陷入了空前的宁静之中！ 空前宁静的气氛持续了一会儿，年轻的曾希圣首先说话了，他提出一个“逆用敌情”的办法。 具体就是：以蒋介石的名义直接向周浑元、吴奇伟发电报，命令他们继续按原计划迅速向泮水前进，不得擅自改变行动路线。 曾希圣话不多，几位领导人听了，相互对视一眼，凝重许久的神情上渐渐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毛主席下意识的一掌拍在桌子上，说：“逆用敌情是个绝招！” “这是一步险棋，你们有把握吗？”周恩来问道。 “请首长放心，我们二局熟悉国民党'中央军’密电程序和规律，我熟知蒋介石电文修辞和格式，曹祥仁同志熟悉敌军通用、专用两种密码本，邹毕兆同志也能熟练模仿对方发报惯用节奏和指法。”满怀自信的曾希圣一口气说完。 几位首长听了，都表示同意。毛主席又说：“这个绝招只能用一次，若是再用就会被识破，咱们的破译工作就会有风险。” 朱德总司令也叮嘱道：“这事是机密，要永久严格保密，让其烂在肚子里就好。” 听完几位首长一字一顿地指示，曾希圣严肃地说：“请首长们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和战场上坚决服从命令的官兵们一样，二局的年轻同志们也忠实地执行了朱老总的命令。乌江边这次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用假情报调动敌军的行动一直隐藏了数十年，直到曾希圣去世后才逐渐公开。 曾希圣向首长们敬了个军礼，转身回到二局办公处，与曹祥仁、邹毕兆在电台前迅速操作了起来。 曾希圣斟酌电文用词，曹祥仁核对密码，邹毕兆负责发文。  电文发出后，曾希圣来到总部向首长们汇报，中革军委也迅速作出部署，命红一军团担负抢渡乌江的任务，红三军团跟进，红五军团在沙土、狗场一线监视北面敌军，红九军团则继续在黔北伪装主力牵制敌军！ 3月30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在团长黄永胜指挥下，在风雷滚滚的暴风雨中从梯子岩渡口开始了抢渡行动。 而在黔北的周浑元、吴奇伟接到那封假电令报后，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因为就在不久之前，根据空军的情报，他们已经发现乌江岸边有红军大部队的活动。 周浑元急忙向薛岳报告，薛岳又向蒋介石报告。听着薛岳在电话里带着“可能”、“大概”之类的语句，蒋介石颇为心烦，丢下一句“这是红军的战术行动，不要上当！” 上级严令，周浑元和吴奇伟也就只好遵照“假电报”行事了。他们都是在不久前被红军打怕的国军将领，特别是吴奇伟，早年在粤军中跟随张发奎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张发奎兵败后，吴奇伟托了陈诚的门路才被蒋介石收留，后来被派到江西与红军作战。 从江西到贵州，吴奇伟带着由粤军老底子编成的59、93师屡战屡败。其中59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被歼灭，后来又重新组建。结果在遵义又被吴奇伟的“老战友”林彪先是迂回侧击，然后穷追不舍，损兵6000，丢枪2000，被蒋介石称之为“奇耻大辱”。如果不是陈诚出面求情，吴奇伟的军旅生涯算是到头了。  现在敌情不明，又有委座的“命令”，吴奇伟别无选择，只能遵令执行。这样一来，从黔北到乌江就出现了红军在紧锣密鼓的南渡乌江，国军则昼夜兼程向北挺进。 乌江对于红军来说已经不陌生，两个月前他们在贵州省瓮安县江界河渡口就成功渡江，驯服了这条被当地人视为“遍行天下路、难过乌江渡”的乌龙江。 红军渡江的方法还和两个月前一样，突击部队乘坐竹筏强渡，工兵连架设浮桥供主力部队通过。 由于中央军大多开往黔北，乌江沿线守备部队只剩下59师354团，分散在各个渡口的兵力更少，梯子岩渡口只有一个营，被红军一阵猛攻便溃退了下去。 4月1日，除了红九军团还在黔北继续牵制各路敌军外，红军主力部队全部渡江成功，标志着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转战的红军终于从40万敌军的包围圈中成功破围而出，而蒋介石所在的贵阳，此时也处在红军的兵锋之下！ 蒋介石千算万算，最后还是比红军晚了一步，眼看着自己亲自部署指挥的军事行动最后搞的自己都身处险境，怎能不恼羞成怒？ 这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沉默了半天的蒋介石随即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命令，将胸中的怒火一股脑儿地倾泻到354团团长黄道南的头上：
病急乱投医，蒋介石此时也不敢再梦想与红军在哪里决战，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才是上策！3天后，红军越过息烽，直抵贵阳城东郊，而且打出了“攻进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 情急之下，蒋介石命令驻扎毕节、准备开赴黔北的滇军主力火速向贵阳开进。 当滇军一路气喘吁吁赶到贵阳时，红军主力在贵阳与龙里之间来了90度大转弯，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一路向西奔赴云南。 至此，经过两个多月艰难转战的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40万国军的围追堵截，扭转了自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踏上了胜利的坦途。 尽管距离长征的最后胜利还有一年半，但经历了四渡赤水洗礼的红军指战员坚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红军必将无往而不胜。 立下赫赫功勋的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一批年轻干部则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当好长征路上的“千里眼”和“灯笼”，将敌军的阴谋诡计一个个看穿，形影不离的为红军照耀着通往胜利的道路。 彭德怀曾深情地评价曾希圣领导的军委二局在长征中的贡献：
长征结束后，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走上抗日战场，破解日军密码，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最有利的情报支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