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陈昌强| 成如容易却艰辛——读曹明升校辑《项莲生集》 项鸿祚（1798—1835），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曾用名继章、廷纪，莲生是其字。谭献称赞他是可以与纳兰性德、蒋春霖相颉颃的“词人之词”，甚至以“分鼎三足”誉之。他的愤激之语“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激起广大士人同情，自晚清以来便久播众口。项鸿祚及其词在晚清被迅速经典化，其速度及成效就整个清代词坛而言虽非绝无仅有，但也非常罕见。最值得注意的例证是，王鹏运在教朱祖谋作词时，曾将项鸿祚与顾贞观、曹贞吉、厉鹗、蒋春霖等人一起列为师法对象。可惜的是，项莲生文集的搜集与整理长期滞后，与其鼎盛的名声远不相符，更不及纳兰性德、朱彝尊、陈维崧等清词名家。 近年来，浙江古籍出版社依托浙江深厚的历史和人文底蕴，在浙江省政府支持下，广泛组织学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出版《浙江文丛》。《项莲生集》（曹明升点校，2018年6月版），便是丛书最新一种。其全面、准确、精善引人注目。 就全面而言，一是著述搜罗之全面。该书首次整理出版了项鸿祚传世清稿本《小墨林诗钞》《小墨林杂著》，全面展示了项鸿祚在诗、文、赋、曲、铭、记、祭文、序跋、书札、奏疏、对问等文体的创作成就；校辑者搜罗整理了项鸿祚应道光十二年乡试时的八股文三篇、试律一首；此外，还从各类稀见题咏、题辞、倡和集、词选中搜罗《忆云词》佚词六首。这些作品丰富、完善了项鸿祚作为多方面作家的形象，为学界对其创作业绩进行全面探讨提供了坚实基础。二是版本蒐集之全面。这主要关涉的是词，学界已知项鸿祚《忆云词》全本凡四卷，但对这四卷的离合、版次及其刊改过程中的文本差异所知甚少，校辑者遍访各地图书馆所藏《忆云词》的刊本、稿钞本，共得十余种，还从浙江省博物馆访得一种未为世所知的黄宾虹旧藏《忆云词》丙丁稿单行本，在此基础上深耕细凿，甚至注意到版本相同但馆藏不同的词籍因校勘挖补而存在的细致差别，对《忆云词》进行了更加全面细致的整理。三是评论汇辑之全。书末所附《项鸿祚资料汇编》，征引遍及存世词话、诗选、词评、序跋、史籍、笔记等，甚至其他词人词集中与项鸿祚的交游资料，也被一一列出。这些资料的收集整理，自然能为我们加深了解这位颇具神秘色彩的词人提供很大帮助。 就准确而言。一是底本选择之准确，《忆云词》因版本纷纭，选择底本时究竟是择初还是择善，便要精当考虑。校辑者几经考量，特别是考察了项莲生生前所刊诸本异同，以及许增榆园初刻本、《榆园丛刻》本的异同，最后选择刊版稍后的《榆园丛刻》本作为底本。该版本荟萃此前诸本之长，且是近代各种版本的直接来源。二是校勘方法之准确。《小墨林诗钞》《小墨林杂著》仅存稿本，无他本可校，校勘时，校辑者谨慎使用了理校法和他校法。例如，第22页《夜坐吟》“堕瓦叶已干，射隙风更悄”一句，“悄”原作“消”，校改理由是：“此处当押仄声韵，'消’字二萧韵，今改作十七筱韵'悄’。”这是根据韵部作理校。再如，第44页《西湖明月篇》序的最后一句“不独摛辞芜紊，无复统饬而已”，“统饬”原作“统绪”，因该篇本是唱和明人何景明的同题诗而作，何诗序言有“摛辞芜紊，无复统饬”，故根据他校法校勘。《忆云词》则因版本较多，入选词选亦较多，校辑者基本采用对校法和他校法，客观呈现而不作按断。这种根据实际情况不同而采用相应的校勘方法的做法，无疑比较审慎。三是符号使用之准确。该书重新启用了近年来古籍整理中较少使用的书名线和专名线。特别是专名线，虽客观上加大了古籍整理的难度，但也体现出校辑者力求准确精当的苦心。 就精善而言。一是图版的美不胜收，书前配置了22页的彩色书影，将项鸿祚存世画像、手迹、各种著述及其版本、名人题跋墨迹、选本存录情况等都作了全面展示。二是《整理前言》的要言不烦、细致公允。《整理前言》涉及项鸿祚身世、《小墨林诗钞》及《小墨林杂著》的流播传藏与真伪问题、新发现文本所体现的项鸿祚文学思想及其创作成就、《忆云词》四稿的创作时间及其创作意境、《忆云词》版本问题等，本就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世间没有任何一部典籍的整理与校勘，能一蹴而就地臻至无可刊改的完美状态。在诗文校勘方面，该书也存在着偶尔的疏漏。例如，第33页《吴趋寓公行赠江二丈凤彝》“仰屋空思殿谷方，著书但有《招魂》些”一句，“殿”似当作“辟”。第29页《和王新城秋柳诗四章》第四首“深院几家空捣素，客事何事未装绵”一句，两“事”字，不合律诗格律体式，考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酒醒思卧簟，衣冷欲装绵”、陆游《霜天杂兴》“万鼓风声吼屋边，老人裘绔旋装绵”，“客事”似应为“客衣”或“客裘”之误。不过，项鸿祚诗文集孤本传世，无他校可参，且上述问题基本都因底本致误，难作苛求。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与其说作者“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够较便利地查阅到存藏在扬州的孤本，不如说是古籍整理对于学者而言，实在是甘苦自知的差事：在当下的学术评价体制中，精心整理校勘一部数十万字的古籍给学者带来的实际收益往往比不上在期刊上发表一篇数千字的文章，二者的付出与回报严重不对等。因此，考察一部古籍整理著作，其实也需要对整理者抱有“理解的同情”，不仅要关注整理质量，考察整理者在选择整理对象时的眼光和学养，更要体察其在整理工作中的耐力和诚心。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家古籍调查工作的逐步深入，以及国家对古籍整理投入的不断加大，明清稀见文献文本大发现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古籍整理研究的深入展开也具有了更加美好的愿景。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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