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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码字码了很久之后才突然意识到，关于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我们过去读书时接受的观念有可能是错的。 通常的说法是以文字来表达想法，语言是表情达意的载体。诸如此类的意见，语言文字仅仅被当作了容器；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件工具。 语言文字只是一件工具的说法，也不能全然说它不对。只是把语言的使用，仅限于写个请假条、检讨书、忏悔录那类的破事，有个基本的文意顺通就足够了。你想在领导跟前表达出诚心诚意，写出一把鼻子一把泪的感觉都不可能，为什么？你把语言当成了孙子。 码字的时候，语言从来就不是配角或捧哏。从二者的关系构成来看，我越来越意识到，思想是语言的载体；或者说得更直接、更形象些：语言是你大爷。你若想把你的那些孙子想法放大，想让别人看时当回事情，就得好好孝敬你大爷。 翻翻文学史，那些混出了些名堂的大诗人当初就有体会。 单举唐代诗人为例。杜甫有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这个“语”，有时指想出了个好句子，或就是用词的雕琢。诗画和尚贯休的“好句胜金玉”，孟郊的“苦吟神鬼愁”，都还不算是在语言的字斟句酌上够级别；卢延让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裴说的“诗病却难医”，在语言的深究上算是有点意思了。 我最听不得的就是贾岛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每见便欲大哭。 这才叫痴绝，痴得叫人心疼。 一部文学史其实就是语言的形状变化历史。 《诗经》时代是民谣主导，它的余韵在汉乐府里还能见到。后来便是一帮文人前赴后继地要将语言上档次，从楚辞到汉赋，花花肠子越来越多，结果语言被淬炼成病态，成了插花。 一直到话本小说的出现，才挽救了语言，挽救了文学。 有两本小说最值得说说，一是《红楼梦》，一是《金瓶梅》。《金瓶梅》的语言走的是诗经的道，《红楼梦》玩的是唐诗宋词。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硬核说白了就是语言大革命，把从来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俚语白话请进了文学殿堂，使之成为书面语言、文学诸类的主流。 白话文揭竿而起之前的时代文学，语言乌烟瘴气到什么程度？小说都是用骈体文写的。
这场革命的几员大将陈独秀、胡适等尤可敬佩，他们都是传统文化的佼佼者、也是既得利益者，却自断手足，重新开始学习摸爬滚打。 你看胡适当年写的白话诗，就知这样的革命剧烈到何等地步，他先得从自己开刀。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将白话的运命折损殆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等等文革语言，再无人性的底色，话语成为阶级立场的标明；今日的“厉害了”的文风便是当年的余波。 八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革命走了两条道，一是先锋小说开路的新时代的意象语言，一直到目下盛行的口语诗；再就是复古风，重拾汉语的典雅、文雅。 无论是哪条道，语言的主体地位，都被真正确立了起来。 没有语言的活力、张力、灵性，你说的写的狗屁都不是。 我现在更欣赏的说法是：思想是语言的载体；或者更直接些：语言是你大爷。你若想把你的那些孙子想法放大，想让别人当回事情，就得好好孝敬你大爷。 作者相关文章 关注马尔的视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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