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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最盼的就是过年，那幼小单纯的脑子里懵懵懂懂地觉得，过年就会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还有很多好玩热闹的事情。心里头常常盼着：如果能天天过年那该有多好啊！长大以后才明白，过年的那些好吃的东西和新衣服，都是家长攒了一年的钱，才能够在那一天拿出来让我们乐一回的，如果天天过年，就天天都不是年了。 老北京有个顺口溜：“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炖羊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说得挺热闹，不过在我的记忆里，过年的吃食可没这么丰富，什么腊八粥、炸豆腐、炖羊肉、糖瓜粘，根本见不着，为啥呀？没票儿呗。 我对春节“年味”的回忆，首先就是一张张购物的票证和购买年货排起的长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老百姓买什么都得凭票。每到过年，政府会给每个居民增加一点副食供应，比如说每人多给半斤油、半斤肉，每户的购货本上还能多二斤富强粉、一斤黄豆、二斤绿豆、几斤小站稻、二斤鱼，每人还可以买半斤花生和三两瓜子等等。每到这个时候，妈妈就会精心的盘算，如何用仅有的这点“春节特供”搞出一桌能像点样的年夜饭来，比如说，过年多给的那点肉，是切成肉丁或肉丝炒青菜吃？还是做个米粉肉或是四喜丸子之类“能压桌子的硬菜”？反正就是那么点肉，做了这个就做不了那个。过年供应什么鱼也是经常让居民们操心的事，因为完全不能选择，赶上什么就是什么，你不赶紧买就“过期作废”。有时候店里来的是黄花鱼，有时候来的是带鱼，有一次小白房儿副食店来的竟然是一种大家从来没见过的、据说是从外国运来的“橡皮鱼”，鱼皮很厚，一刀下去都不一定能切开，闹得全院子的家属大妈都在热烈地讨论那玩意究竟怎么做才好吃？ 而我最惦记的东西，却是那少得可怜的一点花生和瓜子。每人半斤花生三两瓜子，全家人总共只有半塑料袋，太少了！每次拿着购货本买完花生和瓜子，售货员都会用圆珠笔在购货本上歪歪扭扭的写上一行字：“花生瓜子齐”，这意味着你这个购货本上的指标已经用完了。那时候我心里最远大的理想就是，发明一种药水，回家后把购货本上那行可恶的字擦掉，然后再去买一份花生和瓜子。香喷喷的花生和瓜子买回来后，我只能抓一小把解解馋，然后妈妈就会收起来，嘱咐我说：“不许偷吃噢，过年时家里来了拜年的人，没有花生瓜子招待怎么行？”我也很听话，绝不去偷吃，倒不是我有多么强的自制力，而是东西太少了，偷一点就会被爸爸妈妈发现的，风险性太大，不敢做。耐心地等到初五之后，拜年的人差不多都已经来过了，妈妈才会让我“放开的吃一回”，当然，那时候剩下的也没多少了。 俗话说“有钱没钱，包饺子过年”，年三十的这顿饺子家家户户都必须要吃的，看老电影《白毛女》，杨白劳家那么穷，欠那么多债，年三十躲债回来后，还买了二斤面，张罗着和喜儿包顿饺子呢。我家是北方人，平日吃饺子的次数还是蛮多的，倒不是我家有钱，而是我家吃饺子的“妙招儿”特别多，能凑合，啥东西都能包成饺子。不要以为吃饺子必须是猪肉韭菜或是羊肉大葱，我家的饺子馅千奇百怪，很多做法你一定没听说过。比如说西葫芦馅、白菜帮馅、冬瓜馅、西红柿鸡蛋馅、芹菜馅、胡萝卜馅、酸菜粉丝馅、西瓜皮馅、土豆泥馅、凉粉香菜酱豆腐馅……。当然了，我家过年的饺子一定是有肉的，过年的饺子嘛，没有肉怎么行？但从来没有包过传说中那种纯肉馅的（俗称一个肉丸的），尽管如此，吃起来依旧很香很香。我感觉一家人一起包饺子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刻，全家一起动手，即便是平时忙于工作很少做家务的老爸也会披挂上阵，而且我们发现，老爸包饺子的手艺竟然是全家最棒的，他包的饺子馅大、漂亮，手头儿也快，两个人擀皮都不一定供得上他。不过也有缺点，就是太费馅了，如果面多馅少的局面出现，我妈就会及时剥夺老爸的“包饺子权”，妈会摆摆手对老爸说：“你歇着去吧，你揣这么大的馅，一会儿面就剩下了。”记住，这时候一定要说“面会剩下”而不能说“馅儿不够了”，这是过年说吉利话的基本规则。 吃完过年的饺子，我们一家人会坐在一起喝着茶，听“电匣子”里播放的春节广播晚会，猜谜语，唠闲嗑儿。 看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你少写了一个重要环节吧？难道你小时候年三十不出去放花炮吗？”嗯，这个话题也是有故事的。那时候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我一般不会买鞭炮放，但我会出去“看”放鞭炮。 我记得小时候向妈妈要钱买鞭炮，妈说：“鞭炮点着了，叭地一下就放完了，钱也没了，多浪费啊。” 这话听着似乎有道理，但是我还是想要，妈妈就带我到外边院子里，看别的孩子放花炮，妈对我说：“这么看看不是也挺好的吗？你看有放花的，有放炮的，咱也看到了，也听到了，跟自己花钱买花炮放不是一样吗？” 我心里想说：“这哪能一样啊，我还想亲手去点燃那个爆竹呢，那才有意思！”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说来说去，不就是家里舍不得花这个钱吗？别让妈为难了。 有一年，妈妈开恩，给我买了一挂小鞭儿，最小的那种，一挂只有三十个，十五个是红色的，十五个是绿色的。我开心的不得了。舍不得一下子放完，我把小鞭儿拆开，一个一个的放，摆在窗台上放，夹在墙缝里放，塞在子弹壳里放，点燃后抛到空中放……真是玩出花儿来了，那一点小鞭儿竟从初一一直放到了十五。有时候，我还会跟小伙伴一起去“捡炮”，就是等那些有钱有势人家噼里啪啦放整挂鞭炮的时候，冲上去捡几个没有爆炸的爆竹。这种捡来的爆竹一般都是捻子非常短，我们放的时候就得特别小心，闹不好就会炸到自己的手。有的爆竹捻子完全没有了，那也没关系，我们会把爆竹掰断，把里面的火药倒出一些来，点燃了看“呲花”。反正你只要有一颗快乐的心，什么东西都是很好玩的。
说起来有意思，几十年后我当了父亲，有了儿子，也是这么教育他的，虽然经济条件好了，买花炮的钱咱也有了，但妈妈的那些道理依然有效。“放炮不像包饺子，谁家的饺子谁家吃，花炮不管是谁花钱买的，放出来大家都可以看，咱们看到的烟花和花钱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啊”。儿子也听话，不给买就不给买呗，不给买烟花咱就要个变形金刚可以吧？每年大年三十，我们一家人站在阳台上看着北京城四面八方冲天而起的烟花，听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也很快乐。现在放不放花炮已经不是钱的事了，咱不就是想少给北京制造点雾霾吗？ 小孩子过年除了吃年饭、放花炮，心里还惦记一个事，就是穿新衣裳。那时候布票紧张，平常日子不大可能有机会买新衣裳，但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当家长的想方设法也得给孩子做一件新的衣服，让孩子高兴高兴。当然，“新衣裳”有两个概念，新买的或新做的是新衣裳，用旧衣服翻新的也算是新衣裳。那时候一般家里都是两三个孩子，哪有条件每人都做新衣裳啊，都是老大穿小了改一改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改一改给老三穿。为了让每个孩子都高兴，新衣服要轮着做，今年给你做，明年给他做。我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套浑身上下没有补丁的衣服，但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 今天又是年三十了，可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一点过年的感觉也没有。不仅仅是今年，我觉得好久都没有小时候那种过年的喜悦心情了。按理说，现在条件好了，什么都不缺，冰箱里啥好吃的都有，小时候“天天过年”的梦想也基本上实现了，可怎么就找不回当年的那个年味儿了呢？ 也许是因为物质丰富了，天天都能吃当年过年也吃不上的好东西，感觉不到珍惜了？ 也许是随时都可以买自己喜欢的新衣服，缺少当年那种对“新年穿新衣”的期待了？ 也许是现在不兴贴对联、挂彩灯、拜年拿压岁钱，缺少那种“仪式感”了？ 也许是现在网络沟通和手机微信拜年太普及了，缺少人和人之间那种“活人之间的交流”了？ 唉，现在啥都有了，但就是把“过年的味道”丢了，想起来真是让人心里很是失落。 此时此刻，我和老伴孤独地看着无聊的电视节目，听着窗外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心里一点过年的感觉也没有。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因为父母都不在了，儿子一家也不在身边的缘故吧。 其实，吃、穿、玩都不是真正的“年味儿”，一家人高高兴兴在一起才是过年的味道啊。 （2017年1月27日.大年三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金融文学》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影子行长》、《父与子的战争》，长篇报告文学《金融大潮冲浪人》、《舞动的K线图》、《重塑的丰碑》，中篇小说《我爸是行长》、短篇小说《贷款》、《假币》、《收债日记》、《一根筋》、《邻居》等。2012年被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全国总工会、文化部等四部委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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