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两信助力兰亭真伪大辩论，书写已入自由境
李奕明
1965夏，国内文化界掀起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大辩论。这场辩论由郭沫若和高二适挑头，毛主席直接参与，从书法界跨越到历史、考古、文学界，最终引发整个文化界的参与，参与这次辩论的学者与官员的级别之高，跨越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堪称是一场诗史级别的世纪大辩论。
这年6月，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推断现在存世的《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作，乃是赝品。作者以1958年以后，在南京、镇江等地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为依据，认为作为同样是东晋时代的作品，这两篇墓志的字体和《兰亭序》的字体大不相同。他们的墓志均为刀凿的隶书体，和王羲之用行书书写的《兰亭序》完全不一样。经过一番考证，郭沫若批判了《兰亭序》的后半段文字有悲观论调，不合王羲之思想，因而断言《兰亭序》是“依托”的，“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并说：“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智永是王氏的七世孙，为陈代永欣寺和尚。
文章发表后，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看了，不以为然，于是写了一篇《〈兰亭序〉真伪驳议》，与郭老争论。主要观点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兰亭序》为唐初人的摹本、临本，李世民时代距离王羲之也就两百年，而郭沫若“非王论”是一千多年后，就历史时间来看，李世民时代对大王书法的考证资料更全面，而郭的言论否认了唐人有王羲之书法的言论。如果真如郭沫若所说的“兰亭非王论”，那么唐太宗命冯承素、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人临摹《兰亭序》，他们的依托、依据在哪？凭空捏造？高二适文章发出去了没有刊物敢发表，无奈之下，他将文章呈送给自己的老师，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先生。章士钊看后要高作了修改，并应高的要求，写信寄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第二天就复函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日毛泽东也给郭老发去一信，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于是《光明日报》和《文物》均先后刊载了高的文章，之后郭、高二人再次发文辩论，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参与进来，由此引发了一场学术大辩论。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均刊登了有关《兰亭序》真伪的论文。两派争论不休，因双方都没有充足证据，故此争论，最后也没有结论。不过由于受到特定的政治气候的影响，绝大多数论者都站在维护郭沫若观点一边，“顺风倒”的现象最为突出。1976年“文革”结束，兰亭论辩新的高潮再度掀起，一直延续到1981年10月绍兴“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时，将兰亭论辩的第二次高潮推向顶端。与第一次高潮形成有趣对比的是，在第二次高潮中，绝大多数兰亭论辩作者的立场、观点均与郭沫若相左，而深信《兰亭序》从文到帖皆系王羲之本人所作，这既是人们思维方法趋向多维与成熟的标志，也是人们漠视“权威”，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术性格确立的结果。
毛主席生前参与的这场文化大辩论，其意义已经超出《兰亭序》真伪的本身，是彻底贯彻“双百”文艺方针的有力实践。毛主席写给郭沫若、章士钊的两封信，既是这场大辩论最有力的实证资料，同时也是毛主席书法进入巅峰阶段的精品。书写格式由从右至左竖行书写改为从左至右横行书写，无拘无束，放笔驰骋，随心所欲，已入无法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