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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思潮与汤显祖情至论戏曲创作论|儒家|哲学|李贽|汤显祖|王守仁|陆象山

 闽南文化 2022-08-22 发布于广东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为同一年生人,因此常常有人说,汤显祖是东方的莎士比亚,云云。又有人说,汤显祖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在明代中后期,也开始有了以尊重人性为旨归的思想启蒙,云云。这些说法表面上看,是把汤公抬高到国际地位,或者说是努力把中国的明代史纳入世界文明发展史进程。而归根结底,却是一种以西方为马首是瞻的心态。

为什么汤显祖一定要是莎士比亚,为什么汤显祖的《牡丹亭》一定要和文艺复兴的某些爱情作品去相提并论?事实上,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邹元江教授曾经撰文指出:汤显祖的高度,汤显祖的思想和哲学高度、人生实践的丰富性、作为文人士大夫的功夫等等,都是莎士比亚完全无法比拟的。

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戏剧家,但也仅仅只是一个戏剧家,而汤显祖的戏剧家身份,是他自己也许都不承认的。因为对于汤显祖而言,他的醇吏之声,为两浙冠;他的情至论、贵生思想;他的诗文、才情……

戏剧创作,不过是汤显祖在完成了人生中一切重要功夫修为之后的末技。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明代哲学思潮的宏观层面,去深入了解汤显祖,了解他的《临川四梦》和情至论人生哲学。

一、陆象山与汤显祖的不谋而合

宋明时期的江西,真的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江西在明代,出现了很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比如陆九渊,汤显祖。陆九渊,号象山,江西金溪人。陆九渊是陆王心学的创立者。他和汤显祖一样,都曾留下了很好的官声,陆象山被称为循吏;而汤显祖被称为醇吏,都是对为官者的最高评价。在为官这件事情上,陆象山和王阳明可谓是不谋而合。

陆九渊,从政时间不长,主要任职包括隆兴府靖安县主簿,后于淳熙十三年(1186)任职台州,主管台州崇道观,这不过是一个主管道观的闲职。为此,陆九渊归故里讲学。

淳熙十六年(1189)陆九渊被诏知荆门军,当时金兵南犯,陆九渊在荆门,开始了他的大儒施政。

1、修筑城郭、整饬边防。陆九渊指出:“荆门在江、汉之间,为四集之地。荆门固则四

邻有所恃,否则有背胁腹心之虞。”(《与庙堂乞筑城札子》)

2、除暴安良、整顿治安。陆九渊很善于教化民众,“轻罪多酌人情晓令解释。”(《象山先生行状》)而面对凶恶之徒,法纪严明,最终群盗屏息,百姓安宁。

3、改革弊政、去民疾苦。对于不合理的税赋,不合理的制度, “断然因民之请而尽罢之” “吏民咸悦,而郡吏亦贫而乐。”(《象山先生行状》)

4、兴学讲道、淳化民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陆九渊在在元宵节这天“会吏民,讲《尚书·洪范》'敛福锡民’一章,以代醮事,发明人心之善”(《象山先生行状》)。

饶有趣味的是,陆九渊当年的施政纲领,后来的汤显祖几乎给出了一个2.0的升级版。汤显祖,江西临川人。汤显祖一生最重要的施政地,是浙江省的遂昌县。他曾任广东徐闻典史和浙江遂昌县令两职。其中在广东徐闻倡办“贵生书院”,开岭南一时风气。而在浙江遂昌,汤显祖的施政才能得到极大的施展。

1、兴办教育、重视教化。汤显祖亲自选址、营建射堂和学舍,取名“相圃书院”,还建了藏书楼,遂昌一时文风兴盛。

2、不畏强暴、打击豪强。 “罚必而先贵”的办法得到人民的拥护,

3、施行仁政、纵囚观灯。汤显祖以仁政称世,曾下令让囚犯回家过年。而元宵佳节,还让囚犯上街观灯,有人说,这些举措,简直就是世界司法司的奇迹,可谓绝无仅有。

4、灭虎安民、劝农富民。遂昌地处山区,百姓不仅为豪强压榨,还苦于自然环境。其中最大的痛苦,一是贫穷,二是虎患。汤显祖带队上山灭虎,“获虎三五,向后虎闻遂稀”。此外,汤显祖劝百姓,勤课农桑,是为劝农。“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汤显祖弃宫回乡之时,邑内吏民洒泪牵舟而别,直送至扬州。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陆九渊、汤显祖两位江西名儒,以天下为己任、“仕以行道”;都具有深厚的爱国思想与忧患意识;都致力于推崇公直,具有指斥邪佞的正直品格。而最最重要的,是二公都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的民本思想。而民本思想,事实上也是明代心学、包括后来的泰州学派、童心说等思想的重要基础。

二、陆王心学与汤显祖情至论

为什么汤显祖的施政会与陆象山,实际上与王阳明,都有耦合之处。因为从哲学思想上看,汤显祖的重要哲学观念“情至论”与心学,具有客观的承继关系。汤显祖《牡丹亭·题词》指出:“ 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而反对理,正是心学的重要思想宗旨。汤显祖和心学关系密切,他身边精研心学的朋友很多,祝世禄、管志道、袁宏道、邹元标、罗大纹等等。而最重要的,是罗汝芳。“十三岁时从明德罗先生游”,三十七岁时再次与罗汝芳在南京相聚讲学。罗汝芳对汤显祖影响极大:“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

汤显祖的情至论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罗汝芳的仁心说。有人说中国哲学是关于生命情感的哲学,这种说法倒未必就一定全面而准确。但阳明心学具有重情感的特征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王阳明将性与情统之于一心,以此构成其哲学大厦的根基。

王阳明之后,心学分成不同流派,其中泰州学派影响很大。罗汝芳师承的便是这一支。罗汝芳的思想,被认为是介乎圣学与禅学之间,因此还具有一种偏向于浪漫主义的狂放不羁的风格特点。泰州学派更加强调平民化,强调“仁”之生机,引导人们的善根,鼓励其向善求道的情感意志,从而达到圣者的境界。这些思想,在汤显祖的剧作中,多有体现。

罗汝芳说仁,就是要有赤子之心,所谓“爱父爱母,不须学,不须虑,天地生成之真心也。”乃是一种生生不已的万物一体之仁。这种生生不息的万物一体之仁,与汤显祖笔下杜丽娘“一生儿爱好是天然”,与游园所见的满园春色,正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心学及其后学,十分重视人性和人本。王阳明说学以为己,王良说尊身保身,及至李贽承认人必有私,事实上都是承认人作为主体的独立价值。这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不过这种尊重,并非是放弃儒家以天下为任的责任,而是强调,人的情感价值是天然的,也是不可压抑和灭绝的,对人的尊重,事实上也是一种生生之仁。这种生生之仁关怀的也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传统儒家精神的丰富,而非否定。这也同样成为汤显祖的哲学思想。

汤显祖在《贵生书院记》与《明复说》中都曾指出过这种生生之仁。“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 何也。”这实际上就是泰州学派重生尊身的传统。这与孔子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并不矛盾。圣人的职责就是要为大生广生。“故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知自贵, 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然则天地之性大矣,吾何敢以物限之,天地之生久矣,吾安忍以身坏之。”生生乃天之道,重视人之生,也就是为的天之道,而非是人之私,之欲。

而理解了天下之生皆当贵重,才可以担负起拯济天下的儒者职责。天下生生之道,也就是“仁”,“天命之成为性,继之者善也。显诸仁,藏诸用,于用处密藏,于仁中显露。” 因此若欲贵生,便须率性而行。对于一般人而言,尊重自己的天性和人性,就是体己之仁。而对于圣人,对于内心以圣人为目标的士子,则不仅要知仁,更要知仁之为仁的生生大道,因为要养气,以至圣的修为去体仁,去关怀个体直至众生和天下。而这一切,都是生生之仁,是自然而率性,而非刻意知之的。

三、汤显祖与泰州学派

为了进一步理解、进入汤显祖,我们有必要再稍微深入一点地进入泰州学派。泰州学派是王阳明弟子王艮(心斋),实际上以江西人为最多,汤显祖乃王艮三传弟子罗汝芳的入室门人。

事实上,汤显祖在阳明心学和泰州学派的基础之上,有所成就和突破。汤显祖十分欣赏李贽,对禅学也颇有心得,与禅宗达观和尚交往甚密。汤显祖关照自心,崇尚自由意志,其生命生命有“狂禅”面,也有“真性”,被时人目为“狂奴”。有人说汤显为狂禅一派。

汤显祖的狂,与泰州学派的任诞,有一脉相承之处。汤显祖的狂,乃是以真心、直心言人所不敢、不能之言,其狂之表象下,是一个真字。而其真,又在情真;情之真,在于悟解情乃 “生生之仁”,是天然之道。如仁之无需知,情亦然,乃不知所起,自然而然,是为之天然。而要弘扬“生生之仁”,就要营造 “有情之天下”,这也就是大同,是率性、情真、仁之天下。

在泰州学派的谱系中,汤显祖除了深受罗汝芳影响外,还受到李贽与其他泰州学派学人的深刻影响。

汤显祖和李贽,实际上一辈子都未曾谋面(目前尚无证据显示二人有过人生交集)。不过汤显祖对李贽推崇备至。在给友人石崑玉的书信中,汤曰:“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李贽的这本书后来汤显祖读到了,大为推崇。

李贽的特点是反传统、务真心。汤显祖为《李氏全书》作序,云:“李氏夙以书训世、经世、济世、骇世、应世、传世”“《藏书》藏不尽,《焚书》焚不尽,《说书》说不尽,而为经史,靡弗具备。”李贽的学说对世道、世间的作用,显示了李贽的天下责任;而李贽的真,又显示了李贽的卓绝的胆识和学问。

这些都深刻地启发了汤显祖,汤说: “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狱中自杀,汤显祖悲叹 “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李贽的这种狂放、自由的意志,也是汤显祖思想中的重要组成。

当年,张居正曾“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明史》)。面对这种拉拢,汤显祖曰:“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后来知道张居正死后,汤显祖才中进士。而进士及第授官南京之后,汤显祖又上《论科臣辅臣疏》,弹劾首辅申时行,最终被发配到了广东徐闻,做了一个小小的典史。可见汤显祖的血液中,本来就流淌着和李贽乃至泰州学派众后学一样的狂狷的血液。同李贽一样,“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在狂狷中批判一切虚假,抒发真性情。

参考文献

[1] 陆九渊集[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罗传奇张世俊.临川文化史 [ M ].广州:广东高教出版社1993.

[3] 徐朔方.汤显祖年谱 [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 汤显祖全集[ 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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