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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古今中外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即可知晓：知识本身始终不可能解决价值观的问题。于是人的本性问题就自然提到了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一如所有物质性质是由其最基本的粒子原子所决定的，社会的根本属性也是由其最基本的个体，即，既是单个人又体现为人的普遍性的基本属性决定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思想主体，都具有人的所有特征。 至此，我们就又回到了一个既古老又永恒的话题：认识你自己。这样的话题在传说中的斯芬克斯之谜、古希腊巴菲特神庙、苏格拉底的箴言等，都出现过，但老实说，似乎西方很少有过正面的表达。倒是在古老的东方，中国人这里，讨论得是热火朝天且绵延不断。其结果也很有意思：人家西方没有怎样从理论上来认识，但得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东方人这方面的兴趣倒是怪大，可惜到末了却给唱歪了！为什么西方会有这种自净纠错能力，而东方选题针对性很强到头来却显得茫无头绪？很明显的事实，法国大革命，简直就是让一个流氓知识分子卢梭的胡言乱语给煽动起来的，当时的人们似乎已达到疯狂的程度，一天不杀人都难以平息革命所激发起来的火热激情，前后持续了近百年，到头来怎么样？再一次的拿波仑皇帝复辟终于才趋于安静。对此，德国知识分子也是兴奋不已，躁动不安，即所谓的运动在法国，理论在德国，连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也被法国的热烈浪潮而时时激动着呢！好的地方就在于整个西欧民众的素质比较高，毕竟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等口号，再加之美国民主制度确立得以参照，故逐渐地走向了正规。东方的情况应该说理性的光芒始终不曾照耀此地，知识分子圈子里边始终不能建立起逻辑思维之能力，本来先秦已经有比较好的讨论了，可到后来却是越说越不像样子，不了了之的结果就是至今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状态是如此，那么下边的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看先秦的诸子百家，从孔子开始，之所以致力于人的道德修养，显然其前提就是人的道德是存在问题的。看《论语》一书中孔子多处所发出感慨：一是在《里仁》中，“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也，我未见也。”二是在《公治长》中，“吾未见刚者。”“已矣乎 ！吾未见能见过而内自讼者也。”三是在《述而》中，“圣人，吾不得而见之也；得见君子者，斯可也。”“善人，吾不得而见之也，得见有恒者，斯可也。”四是在《子罕》中，“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五是在《卫灵公》中，“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眼里看到了什么？可以说到处是有缺陷的人，倒是他推崇的人都是历史上传说中的仁人圣人。说明了什么？人之恶多于善。这种判断到了孟子那里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但他之所以论辩之中坚持了“性善”的主张，一是话赶话，于是就要拼命维护，扛上了嘛，即便是自己还有些犹豫的看法于是乎就成了坚决认定的。再一是他在上述该篇中说的：“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这倒将他的心底情思给抛了出来：说人性恶，会不会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放逐了洪水猛兽？哎呀，后来学者于此问题的解读，大都为敷衍塞责玩弄辞藻，在孔孟两家学说中进行调和，特别是韩愈，叠床架屋，搞什么性和情区分，真真是云山雾罩，终没有说出个所以然。到了宋代二程，心学使然，想要发掘的是贮存于心底深处的理，当然就不能容忍荀子的性恶论了，于是乎孟子的性善便冠冕堂皇地站到了所谓道德的至高点。加之王应麟的《三字经》开宗明义：“人之初，性本善。”这么一种伪善的观念第一次取得了正宗的地位。很多冷静的表述，像很有些人所持有的善恶兼论，如司马光云：“夫性者，人之所受于天以生者也，善与恶必兼有之，犹阴之与阳也。”（《善恶混辨》）《西游记》降魔黑风岭中的细节，菩萨说的：“菩萨妖怪，总是一念。”都被正统的文化所淹没或被人们故意地所忽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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