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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自己的母亲一日不如一日，戴维内心在挣扎，充满矛盾：一方面是母亲对于疾病的智性态度，这种态度奉逻辑和理性为圭臬，以科学和明晰为准绳；另一方面，则是病房里阴郁的事实。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列出的那些理念，具有无法抗拒的纯洁和魅力，然而时过境迁，此刻的桑塔格如果有双慧眼，能洞察信息，那么她也许早就确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在这次与癌症的最终对抗中，她需要的不是隐喻，而是安慰，她需要幻想，她需要难得糊涂。最后，桑塔格无法在没有隐喻的情况下，同疾病共存；她需要战斗的理念，即使在战斗失败之后。看到她笔记本中有些只言片语被涂掉了，会让人觉得有些意思。在第一次生病期间，她写下：“我感觉就像是越南战争。我的疾病具有侵略性和殖民性。他们在我身上使用化学武器。”她把这句涂掉了，因为她决定不用这种方式思考疾病，因为她严格要求自己保持智性态度——不把疾病浪漫化。然而，就在这些钢笔字迹之下，我们还是能够看到那种运用战争和战役作为隐喻的思维方式，这是她的自然倾向：无法抗拒地想要成为一名战士的本能。
桑塔格在西雅图治疗失败之后乘飞机转院（安妮·莱博维茨 摄） …… 大家都有一个疑问：该如何告知大众。有一个官方立场，但是这个官方立场不能表达确切的真实情况，而要更加接近桑塔格身体健康时在脑中描绘的同疾病的英勇战役。不断有人打电话来问情况，例如《纽约书评》四大创始编辑之一的芭芭拉·爱泼斯坦，还有斯蒂芬·科赫，他们说苏珊更喜欢在纽约接受治疗，并且在当下的阶段，“斯隆·凯特琳”能够给予她与西雅图相同的治疗；他们不提移植手术失败了。事实上，他们给人的印象是移植手术没有失败。“也许这无关紧要，”莎伦在给戴维的信中说，“但是你知道流言蜚语，人言可畏。”一些剪接事实的行为是顾虑桑塔格的隐私；有一些也许反映了桑塔格自己观点的磁力场，或者那些身边人认为是她的观点：对乐观主义疯狂而不切实际的坚守，对死亡固执的蔑视。对外口径是她处于康复之中，并且这种口径不能改变。迟早，这会让她身边的绝大多数人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在该口径中她的位置不能改变。她卡在那里，固定在那里，就像琥珀中的虫子，不久以后会有一些推测、一些令人不安的想象和猜疑：她不再是写出那本书的人了，不再是睿智的、神通广大的、永远可以康复的理论家。 治疗确实在继续。毫无疑问，仅仅为了让她舒服点，也得这么做。戴维与医生们考虑了试验性药物。莎伦在谷歌上搜索两种被讨论过的药物：法尼基酰转移酶抑制剂（zarnestra）和氯法拉滨（clofarabine）。她给戴维发了一封电邮：“它们看上去都比较神奇……要是这东西管用呢？”在某种层面上，他们都还在等待灵丹妙药，因为当时苏珊从床上坐了起来，而且情况不错。在某种层面上，她的意志让他们深感敬畏，也深受影响。人们无法想象她将会死去，她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那个不死之人。
桑塔格与儿子戴维（戴安·阿勃丝 摄） …… 桑塔格过去一直都在绝境中工作。在1976年12月因为乳腺癌接受一轮化疗之际，她下定决心要在一月初以前完成《论摄影》（On Photography），她做到了。在第一次癌症的整个炼狱过程中，她一直在努力寻找将该经历付诸笔端的方法；她不断揣摩技巧的问题。在治疗最紧张的时候，她写道：“我现在知道该如何应对’我’，拒绝个人色彩、远离自传体。” 因而，她在病床上写下拉克斯内斯作品的导读：“时间和空间在那个梦小说（dream novel）中变动不居。时间总是能够被召回。空间是多重的。”临结束时，她不断地变换着文字。然而，这就是她一向的工作方式。当然，对于某一类人而言，导读一个冰岛的实验小说，将其引入世界，是一种肯定生命的行为。非常年轻的时候，苏珊在给一位情人的信中写道：“你务必先知死然后生，艾琳，务必要知道生命临近终结的脚步急促而紧密。”你可以看到，贯穿她那些随意写下的简短文字中，有一条主线，那就是不相信死亡，不接受死亡，仿佛人们可以选择。在一封信中，她提及她的法国编辑：“当我在巴黎时，我没有给保罗·弗拉芒打电话，不过我当然迫切地想知道《死亡匣子》的法文译本情况……我依然很难相信莫妮可死了，我猜想没有给弗拉芒打电话的一个原因是，打这样的电话会让莫妮可的死亡在我心中更加真实。”这就是标志性的桑塔格（不是写作《疾病的隐喻》的那个直面坚硬事实的桑塔格，而是写小说和笔记的更加狡猾的、一厢情愿的桑塔格），有着魔术般的思维：一个人可以撤销死亡，可以使其“不再真实”，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死亡。在被诊断出乳腺癌的很多年前，桑塔格在笔记本中写道：“几天前想到自己的死亡，我有了一个发现。我意识到，迄今为止我的思维方式同时具有太抽象和太具体的特征。太抽象：死亡。太具体：我。” 本书节选自《暮色将至》第一章，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辑自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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