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二里头遗址所出玉璋 夏人建国之前，整个东亚大陆的舞台主要由东夷集团、华夏集团和南方苗蛮集团占领，三大集团虽然都互有攻伐，但基本上是东夷集团和华夏集团为统一战线，等到南方苗蛮集团被消灭，夏朝建立后，夷夏之争则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 从考古学方面观察，海岱地区在龙山时代之后，继之而起的是继承了龙山文化传统的岳石文化。 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900—前1450 年，相当于夏代中期至商代初期。岳石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皖北、苏北和豫东等原龙山文化地区。彼时，整个东亚大陆已经形成了以豫西、晋南等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基本格局，而海岱地区的文化、经济、政治重心则由鲁东南、鲁中北、苏北地区转移到了鲁西、鲁西北平原及豫东和皖北地区。这一带也随之成为夷夏之争的前沿阵地，虽然岳石文化人群延续了龙山文化以来大规模西迁的态势，其中一大部分还融入华夏族群，东西方文化得以深度融合，但东西对峙仍是这一时期双方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 我在《元中国时代》一书中已述及，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太康的儿子少康借助东夷族群的有仍、有虞两国势力先后灭掉同为东夷族群的有穷、过和戈三国，成功恢复了夏王朝的大统，这一惨痛教训让少康及其后续几代夏帝充分认识到了东夷族群的强大及其对夏王朝的觊觎之心，因而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征伐和安抚两手并举的策略。  《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 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年20209月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少康复国即位第二年，“九夷”之方夷就到夏都进行了“国事”访问。为了更有效地震抚东夷族群，继少康之后的予即帝杼，还把前沿战略指挥中心从河济地区的原迁到了豫东的老丘，即今开封市陈留镇以北约20 公里的虎丘岗遗址，并亲自挂帅，一直向东打到东海岸边，捕获了以九尾狐为图腾神和婚姻神的多个东夷部族首领，征服了这一地域的土著夷人。东海大致在今鲁东南的沂沭河盆地一带——在公元前6000—前2000 年这一段时期，这一地区尚是一望无际的湖泊和大泽。 帝杼驾崩后，其子槐（即后芬）继位。槐沿袭了少康以来对东夷人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革故鼎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到帝槐三年时，来自海岱地区东南西北各地的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都主动前往夏王朝进贡。夏王朝浴火重生，走向鼎盛。至此，“家天下”的格局完全确立并被普天下各方势力所认可，以夏王朝为中心的新天下秩序得以全面建立。 帝槐死后，其子芒继位。即位之初，芒将黑色的玉珪掷进黄河，祭祀河神。随后他命东夷人巡狩海滨，还降服了另一支以大鸟为图腾的东夷支系。 帝芒驾崩，其子泄继位。彼时的夏王朝已经能够堂而皇之地对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发号施令，对他们封爵加命。到帝泄子不降当政时，“九夷”的隐患彻底清除，夏王朝开始腾出手来，北上嵩山西北讨伐“九苑”一族。 夏王朝的兴盛一直延续到第16任夏帝发时。发即位元年，东夷诸族还派大臣前来祝贺，进献歌舞。彼时的天下呈现出的是一派和乐繁荣的景象。  ▲ 二里头文化示意图 夏人征服东夷在考古学上也有相应的证据。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观察，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是逐渐扩大的，第一期以伊洛河盆地及其周围为主要分布区；第二期扩张至豫中、豫东地区，并在此间修筑了具有政治和军事意义的据点，考古发现有大师姑、东赵、望京楼等遗址；第三期除稳定原有地区外，二里头文化还向东扩张到了山东地区。二里头夏人东进的路线大致是沿伊洛河向东至伊洛河与坞罗河交汇区域，然后继续沿伊洛河转向东北方向抵达黄河，再沿黄河和嵩山北麓一线向东至豫中平原北部，在此分东、南两路，进入豫东地区。这一路都留下了斑斑足迹： 偃师二里头遗址——巩义稍柴遗址——荥阳大师姑、郑州高新区东赵遗址——郑州洛达庙遗址——杞县段岗、牛角岗、朱岗、西伯牛岗遗址——河北保定满城要庄、山西芮城西王村遗址——商丘坞墙遗址。  ▲ 杞县段岗遗址一隅 除此之外，在周口地区的西华陆城和后于王庄、项城骆驼岭、商水王田寺、太康方城等遗址中，也都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存。其中，商丘坞墙遗址所处时代大致为二里头文化一期，段岗和牛角岗两处遗址为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朱岗遗址对应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 根据夏王朝14世17王共历471年推算，二里头文化一期大致应处在帝杼及其后一两代夏王时期。豫东兰考、杞县、太康等地正是岳石文化遗址最西端的集中分布区，岳石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在此杂处，既表明这一地区是双方绞杀的前沿阵地，又暗示这两种文化在相互碰撞、纠缠数百年后有了和睦相处的趋势。 从表面看，在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的相互关系中，似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更强烈一些，如在二里头遗址各期文化层中均发现有与岳石文化典型器物相似的同类器，而在岳石文化腹地却极少发现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不过，岳石文化腹地一些重要遗址出土的器物上却刻有二里头文化的传统纹饰。 纹饰一般代表着制造者和使用者的族群认知和精神信仰。岳石文化腹地出现二里头文化纹饰，说明二里头文化对岳石文化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是岳石文化统治阶级对二里头文化族群信仰、治国理念等认可和接受的物化体现。而二里头文化对岳石文化的认可和接受却恰恰相反，仅限于一些具体的日常用品，绝不涉及精神层面，这和上述夏人征服东夷的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 夏人对东夷的征服在“淮夷”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夏人对“淮夷”的征服路线是，从豫东南下皖北，再直达淮河上游。淮河流域本是夏人早期重要活动区域。早在夏代建立前夕，这里就是和大禹有姻亲关系的涂山氏族人活动的根据地，也是“禹会诸侯”、确立大禹作为华夏联盟集团盟主地位的宝地。大禹即位后，封东夷偃姓始祖皋陶于安徽六安，故六安又称皋城。皋陶后人后来还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六、英等国。  ▲蚌埠禹会村遗址挖掘现场（大禹治水成功后会盟诸侯址） 可以说，终夏一朝近500年的时间内，淮河中游地区的土著夷民及偃姓族人始终没有与夏人发生过冲突，彼此之间相处和睦，其乐融融。这种历史渊源使得夏人能够顺利南进至此，并很快与当地土著居民和其他外来移民融合在一起——在该地区诸多文化遗址中的同一文化层面上，都发现有二里头文化与其他多种文化并存的现象，像从杞县往南至周口市的太康—淮阳—项城—驻马店—信阳—息县—淮滨一线就分布有较多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如太康方城，项城高寺、骨头冢，淮阳的范丹寺、双冢、平粮台等。 从这些遗址分布情况观察，至迟自夏代中期开始，夏人就已经不仅仅在文化上与淮河流域有所交流，应该还伴随有大规模的人员迁徙，说明夏王朝可能一开始就对淮河上游干流两岸进行了精心布局和经营。当夏人在淮河上游站稳脚跟后，又步步为营，沿淮河向东推进，直达江淮地区。这一路也留下了众多带有二里头文化鲜明特色的遗址，如安徽寿县斗鸡台、青莲寺，肥东吴大墩，肥西塘岗，含山大城敦和潜山薛家岗等。寿县斗鸡台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因素，显示时代为二里头早期；潜山薛家岗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因素，显示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 在山东和苏北沿淮两岸的岳石文化遗址中也都出现了诸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如鸡冠耳盆、舌状足三足罐、觚形杯等，都是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器物，表明夏王朝势力不但推进到淮河下游，而且拓展至山东和苏北地区。（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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