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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春王周正月。”这里的“周正月”是强调“周”，用来区别和夏历、殷历的不同。 “不书即位，摄也。”杜预注：假摄君政不修即位之礼故史不书於策传所以见异於常。杜预这里明确了是不举行即位典礼才不在史册上记写的。他认为这是《左传》从《春秋》中看到的异常现象。 “摄”是持握、把握。孔颖达说，隐公因为恒公年龄幼小，所以在暂时摄持国政，以待恒公长大，所以才不举行即位的典礼；由于没有举行即位典礼，所以史官没有在史册上记写“即位”。这里也谈到了关键点：没有举行即位典礼。 孔氏看到了“公实不即位史本无可书”。史官是记录事实的，不是评论或者编造。所以，这句话是准确的。他认为隐公的这种情况和庄公、闵公、僖公没有记写即位的情况一样。 贾逵、服虔等人以为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四位国君都是实实在在即位的。那么，贾、服所说的“即位”是指事实的国君呢？还是指即位的“典礼”呢？如果是前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是后者，那么显然不是事实。 《释例》详细解释了隐公没有举行即位典礼的原因：遭丧继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国史皆书即位於策以表之。隐既继室之子，於第应立，而寻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让桓。天子既已定之，诸侯既已正之，国人既已君之，而隐终有让国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礼也。这样看来，隐公是天子、诸侯、大众公认的国君，而隐公本人却因为自己的推让之心，而舍弃了国君之位。但是，就历史事实来说，隐公本就是不能否认的实实在在的国君。 隐庄闵僖四位国君都没有举行即位典礼，原因各有不同。隐公是要推让给恒公而不为，庄公是因为父亲被弑杀母亲逃亡而不忍心，闵公是因为鲁国内乱而不能举行，僖公是因为上一年逃亡国外。礼制被废弃，事情发生异常，史官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记录的，并不是举行了典礼而有意不作记录。 有个姓颍的认为鲁国十二位国君，史官都有即位记录的，是孔子修订《春秋》时删除了。 如果真的有即位典礼，那么就是隐公没有推让；如果隐公真的推让，那么就不会有虚假记录。就是说确实没有即位典礼，所以史官才没有记写。 何休在《膏肓》中认为按照古代制度，诸侯幼小、柔弱的时候，会命令贤能的大夫辅佐帮助他执行国政，没有代理“摄政”的意思。过去周公“居摄”的情况是死了不记写为“崩”，而现在隐公活着就称侯，死了也称薨，没有理由称他仅仅是“代理摄政”。周公的“摄政”仍然以成王为君王，仅仅执行国政事务，自己每遇到大事也是要禀告成王，得到命令才施行，把国政交还给成王之后才死了。所以他去世称“薨”而不称“崩”。而隐公所摄行的是国政、国君之位都“摄”的，把恒公作为太子对待，所有的大事都是自己专断命令，在摄行国政时被弑杀，在国君的位置上死去，所以他活着的时候称为“公”，死了之后称为“薨”，和周公情况是不同的。 否定隐公是鲁国正式国君的，归纳了以下几条原因： 第一，元年不举行即位典礼；第二，出行回国不到祖庙报告祭祀；第三，不参加惠公的下葬活动；第四，不达成母亲声子的作为国母的夫人丧礼；第五，尊奉仲子为夫人；第六，为仲子的“薨逝”向诸侯发送讣告；第七，为仲子立庙。 以上这些在众人看来都是隐公谦让国君的表现，也是他不是国君的证明。但是按照当时周朝的礼制，国君只能进行一次的婚嫁迎娶，嫡夫人去世后只能在其陪嫁的姐妹侄女中选择继室等规定，就可以看出特别的端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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