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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学院 教育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兴隆洼文化骨笛是目前东北地区发现最早的、音律最准、音孔最多的骨质笛乐器，有完整的7个音阶，表明早在约8000年前，远古先民就已经认识和掌握了乐器的制作技术。通过对骨笛及其出土情况的深入研究，我们找到了骨笛的主人--史前东北亚巫文化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从而为我们研究史前东北亚地区的巫术文化增添了新的史料。 中图分类号：K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007-03 兴隆洼文化骨笛出土于兴隆洼遗址的房址里，经年累月埋藏于地下，受到水土侵蚀，出土时已略有破损，经认真修复完全恢复原貌，可窥昔日光彩(详见《北方文物》2011年1期)。 兴隆洼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之一，1983年开始发掘，分布区域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辽宁西部的老哈河、西拉沐伦河、大凌河、小凌河流域，年代距今约为8000～7200年，以农业生产、采集、狩猎为主要经济生活来源。石制工具多是打制的，石器种类包括有石铲、石刀、斧、锛、磨盘、磨棒、石球等。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夹砂器体较厚重，烧制火候较低，陶质疏松，在陶器装饰上以压印三段式纹饰为主要特征。器类以筒形罐为主，还有缽、杯等。居住为半地穴式方形或长方形建筑，在兴隆洼环壕聚落遗址内发现有居住房址规划整齐，排列有序，有十几排房屋，每排10座左右，居住房址内有窖穴、圆形灶坑，个别房址内发现有居室墓葬。同时伴随墓主人出土有玉器、人头盖骨牌饰等，在该聚落还发现一座两头整猪与人合葬的居室墓。 一、骨笛发现的红山文化的文化遗址 骨笛出土于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编号F166的房址内。F166号房址坐落于聚落遗址中部，平面形状呈长方形，为半地穴式建筑，东北、西北和东南侧穴壁较直，西南侧穴壁微外弧。东北和东南侧穴壁略高，西北和西南侧穴壁略低。壁面为黄褐色生土，未见特殊加工痕迹。室内面积约为52.21平方米。第一层堆积包含兴隆洼文化陶片1638片，可辨器型有104件，其中陶质筒形罐、陶钵18件，陶碗1件；完整或复原陶器有7件陶罐，5件陶钵，1件陶碗，1件陶盅。还出土8件陶纺轮，钻孔陶片有2例，均为单孔。打制或磨制石器共出土40件，其中圆形石饼形器5件、磨石5件、石磨棒4件、石磨盘3件、石锄形器2件、石刀2件、石球2件、石斧1件、石斧形器1件、石锛1件、凹槽形石器1件、纺轮1件，还有12件残石器。骨器出土共有74件，其中骨锥46件、骨匕7件、骨镖6件、骨刀3件、骨针2件、骨笛1件，还有9件残骨器。此外，还有蚌饰3件、角器2件、人头盖骨牌饰1件，动物骨骼较多。第二层堆积（即该房址居住面）内出土兴隆洼文化陶片49件，可辨器型有陶质筒形罐3件和陶缽1件。还有陶质纺轮1件和残骨器1件，动物骨骼较多。 F166号房址居住面通体砸实，呈灰褐、灰白色，较坚硬。灶址基本位于房址中部。室内共发现4个柱洞，居住面上的遗物较多。 F166号房址室内窖穴有2座（K120、H308），均开口于房址第二层堆积下，乃打破居住面及生土开通的。 F166号房址有1座(M134)居室墓葬,位于房址东北部，东北侧墓穴壁紧依房址的的东北侧穴壁中段内侧。墓葬开口于房址居住面下，乃打破生土而成。 F166号房址出土的骨笛虽然不是随葬于M134墓主人身侧，但是与墓主人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肯定，只有墓主人生前拥有特殊地位才有可能被安放于居室内，故可认为F166是M134墓主人的祭祀场地，即F166地层堆积所包含遗物以及F166居住面遗物均为随葬和祭祀遗物。遗物出现在地层堆积、居住面，是后人在不同时期对墓主人在埋葬、祭奠时的物化的反映。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及目前我们掌握的考古学材料，这只骨笛目前是我国北方地区发现最早的、音律最准、音孔最多的骨质笛乐器，有完整的七个音阶，表明早在约8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已经认识和掌握了乐器的制作技术。这支骨笛的奏响，能够使我们重新审视古人类科技发展水平和古代人类的社会形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骨笛是与古代先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在长期生活积累中掌握了天文地理知识，有了丰厚的生活资料来源，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音乐也就在人们劳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只不过是掌握在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手里。 二、骨笛与巫文化 巫文化是史前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在宗教和科学没有诞生之前，它一直在上古社会中占有精神上的统治地位。中国北方的巫文化后来发展成萨满教文化，这个文化从远古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一直存在，它以赋予山林草木飞禽走兽以灵魂的形式，祈求风调雨顺、祛病、驱邪。人类在上古时期为了繁衍生息、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创造了一种较为原始文化——巫文化。巫文化是先民们对万物有灵崇拜文化的通称。“巫文化”融汇了天文地理、人文数理、医卜星相、五行八卦、祭礼娱乐等文化，巫文化不仅仅反映了古代先民的思维方式、感情诉求，同时也反应了远古居民的日常经济生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它是一种精神现象的载体。 中国上古创字时就已有“巫”这个字。巫字上下二横分别代表天和地，因此巫字则代表有两个人互舞在天地之间。《说文》释“巫”：“象人两袖舞形。”甲骨文的巫，是男巫和女巫的通称，后世女巫才称为巫，男巫叫觋。《说文》中对巫的解释是：“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她们能使鬼神附体，或用其他法术见到鬼神和祖先、上帝，总之，她们具有与鬼神祖先、上帝沟通的功能，因此和常人不一样。此外，巫与舞还有呜在读音上都类似于呼麦，这可能与巫的动作有关。巫在和上帝鬼神、祖先沟通之前，首先是手舞足蹈。当然，巫师是受万人敬仰的通灵使者，他们的使命是服务于部族里的大众苍生。一方面他们可与神灵直接对话，担负着传达神的旨意；另一方面，他们就是那个时代掌握了最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懂得最前沿生业知识的特权阶层。 三、骨笛与巫文化 以上我们从宗教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对史前巫文化做了简单的梳理，那么史前兴隆洼文化中有没有巫文化，状况如何？通过对兴隆洼骨笛出土情况的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一）M134居室葬的男性是这把骨笛的主人，同时他也是此聚落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简言之，他是这个聚落的领导者，是巫。在史前时代，巫通过他的法事活动和祭祀活动，掌管整个聚落的生业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杨伯达先生曾指出：“红山文化和南方良渚文化墓中的巫师绝对不是一般的巫覡，他们是神在这个地区和部落中的发言人和精神掌控者，是一个部落联盟或一个地域的事神、军事、政治、经济、族群五大权力于一身的大巫师和领导者，管理着整个部族的生活，他（她）们是新石器时代最有智慧的觉者和思想政治领袖。国之大事，在祭祀与戎，祭祀在古代社会是头等大事。” （二）音乐最早起源于劳动，这是前苏联一些史学家的观点。多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和我们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在史前主要是用于祭祀活动的。在祭祀活动中，人们要找比较高的山岗，焚点香料，吹奏乐器，打击石磬，载歌载舞，放置供品，祈求上苍降幅于民。李泽厚先生认为：“在古代社会的活动中，祭祀往往通过巫术手段感召上帝，为部族的大众带来吉祥和福气，在祭祀和巫术感召活动中，人往往呈现出一种癫狂状态，这种癫狂状态表明了人的诚心和自我奉献精神，从而感动上苍。上苍为此降幅于民，这就是礼尚往来。部落群体的祭祀活动通过巫师法术、歌舞、媚神，最终达到部族祈求吉福的目的”。所以，笔者认为，这支骨笛就是祭祀用的道具。 （三）刘国祥先生在研究兴隆洼居室墓时，与世界其他地区做了比较，认为，兴隆洼文化居室墓这种现象，在东北亚地区史前占有独特的地位，其居室墓的主人在聚落中都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支骨笛的主人在此聚落中是个大巫（在F166房址中还出土有人头盖骨牌饰，这类物品都是巫师做法时的道具）。 （四）联系到兴隆洼文化的生业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形态，结合赵志军先生的研究成果，可以断定：这里早在8000年前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的小米，农业经济已经出现；这里还是世界最早用玉的地区之一。苏秉琦先生：“兴隆洼——查海遗址出土的多件玉器都是真玉，这个事实说明当时人们已经会从石头中识别玉，对玉的认识鉴别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在史前加工玉器是高级的生产，所以，玉器使用已有了新的社会含义（苏先生意指其为礼器），进而赋予其社会意义。……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的起步。”我们理解苏先生所讲的社会意义就是指的玉器在当时是作为礼器用来祭祀用的特殊产品。因此说兴隆洼文化时期祭祀文化或者说巫文化是非常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过程，就是古代巫文化产生的过程，在这个文化产生过程中，巫师是巫文化的主角，中国古代的天文、立法、医术、音乐等无不有巫文化的烙印和痕迹，可以说，中国的古代文明和古代巫术是一起成长的。古代社会的管理是通过巫师转达上帝和祖先的意志，进而进行部族、家族、社会管理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有一部著名著作《金枝》，他提出巫术先于宗教，这个观点曾广为西方学者接收；同时他还提出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也是接近的。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接受弗雷泽关于巫术-宗教-科学这一观点，但他对巫术的研究和巫术在古代社会中的作用我们是赞同的。 综上，兴隆洼文化的骨笛是目前东北地区发现最早的、音律最准、音孔最多的骨质笛乐器，有完整的七个音阶，表明早在约8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已经认识和掌握了乐器的制作技术。同时，兴隆洼文化骨笛的发现，使我们从更深层次认识到，它的主人是史前东北亚巫文化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这为我们研究史前东北亚地区的巫术文化增添了新的史料。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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