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道与理（下）

编者按

本文选自钱穆先生《晚学盲言》。特此摘录，以飨读者。

以道言之，固是天为本，人为末。但以理言之，则不妨以人为本，而天转为之末。唯孟子主性善，仍可以人合天。荀子主性恶，由人中有圣乃有善，不免尊人而卑天。故后儒终尊孟不尊荀。俗语称王道不外于人情，但不言天道不外于人情。

又言人情即天理，但不言人情即天道。又道理连言，皆儒家义之深入浅出处。故道家专言天，乃深入而无穷。儒家主言人，则反己而有得。此则犹可待后人之继续加以阐申与发挥。

仲舒治学，主要在孔子春秋，而以公羊为主。但亦兼采邹衍，重天道。司马迁继之，著太史公书，其言曰：“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人古今，有其分际，有其变化。言天必重时重变，史学重人事，而亦不忽于天道。但司马迁于天人之际，则一尊孟而贬邹。西方科学，自然更重于人文。宗教更轻人世。

故西方之学易偏趋于极端，而中国则务于大中而至正。远自战国之末，学术思想已大致形成了阳儒阴道之局面。唯兼采邹衍阴阳家之说，则不免道更重于儒。西汉末，扬雄仿论语为法言，又仿周易为太玄。

东汉末，王弼注周易，又注老子。此皆儒道兼容，而王弼为益显。大抵处治世，人生多爱多喜多乐，而每不自觉。处乱世，多恶多怒多悲，而每滋不安。

处治世多向外进取，处乱世多向内悔疚。故治世在阳面而易于转向阴面，乱世在阴面而亦易转向阳面。一治一乱，亦如死生，每循环而不息。死即所以成其生，非有死，即无生。乱亦可以引生治。人群不能有治而无乱。唯中国每以一治一乱作教导，不以长治久安为当然。

夏商周三代，治乱更迭，亦天命。不能有禹不再有桀，有汤不再有纣，有文武成康不再有幽厉。此亦天人分际。亦如人生不能有爱喜乐无恶哀怒，则人心自当有修养。人生不能有外无内，自不当专务名利，而当反之德性。

有分别，即有和合。有和合，亦即有分别。儒家言道，乃在天人和合处。道家始言及理，则在天人分别处。生与治乃和合，死与乱为分别。儒家多重在正面积极处，而道家则多重在反面消极处。儒道兼融，道理并言。天人合一，而道之内容乃益见其宽大。

依中国古史传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以圣帝贤相开一代之盛运。但秦始皇帝汉高祖开基，则无说以通。邹衍阴阳家言五德终始，其说遂大行于西汉。但光武中兴，邹衍之说衰。王弼代起，乃以易卦阐史。下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而其说又大变。在野之百家言，又超于在朝王官学之上。而老子释迦乃与孔子鼎足三峙。

儒道两家同言天命，儒家积极，乃言“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道家消极，庄子以浑沌为中央之帝，而倏忽为南北之帝。中央乃一和合，南北则为分别。倏忽时间短，浑沌时间长。时空亦当和合。西方人重空间，忽视时间。

中国人则重时尤在空之上。天属时，地属空。中国人必天地连言，而一切衡量，以时间之悠长与短暂为主要标准。南北之帝，倏忽短暂，不应为中央之帝。但中央之帝亦宜终非一浑沌。既此一寓言，而人生政治哲理之甚深妙义，有待商榷者，亦胥见于此矣。

佛法更消极，稍近道家。隋唐之间，佛法中国化，天台禅华严三宗继起，则又融会于儒家。宋代理学，反释道而一归之儒，但亦兼融释道。不能只积极，无消极，此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一天人，合内外，终为中国人文大道文化大传统之主要所在。

一阴一阳之变即是常，无穷绵延，则是道。有变而消失，有常而继存。继存即是善，故宇宙大自然皆一善。生命皆属善。无生物亦然。异性同存，则必有其和合处。故天地一气，曰太和，西方生物学家则言优胜劣败，物竞天择。则试问当前人蝇并存，究是孰优孰劣，孰胜孰败？西方人好分别，知争不知和，亦证其所见之狭矣。

人群相处始能继，人性之和由之。人性乃由长时期经验成，中国人则称之曰化。所谓人文化成是也。化与变不同，变易见易知，化不易见不易知，须长时间之蕴蓄孕育。如人，经胞胎十月，又自婴孩历二十岁之长久演化始成人。

故太和中必经长岁月而有万化。阴乃其规范，阳则其表现。非长时间深透不可知。亦可谓时居阴，空其阳。非时则空无成。中国人言和合必兼及其分别，言道则必兼有理。中国学术思想之必儒道兼融者即在此。

中国语言文字能和能化，西方语言文字则唯变唯新。观念思想随之，而文化乃大异，故中国每能于相反相成处见道。就中国五伦言，如父慈子孝，言慈则父母居阴，子女乃其阳。言孝则子女居阴，而父母为其阳。行为主在阴，对象则为阳。高山仰止，景行行之。

高山其向往之对象，循道而登乃其阴。人之在大群中，群属阳，己则阴。唯亦可倒转言，登山之己属阳，一阴一阳，正反主客，互易无定指。道为主，行道者为客。亦可谓孔子大圣为主，其道乃为客。人可为主，天可为客。今可为主，古可为客。一阴一阳之谓道，其妙义不拘可如此。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乃学求为一人。为人有道，道与人乃其主，己则为一客。及其立而达，而至于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则己心为之主，而道与矩尽为客矣。如是则己为主，群为客。人为主，而天为客。亦可谓空是主，而时则成客矣。孔子圣之时者，经时间修养乃成圣。及其为圣，一切时皆环向此一心，亦即环向此一空，主客倒转，正反亦然。

西方个人主义，己为主，外面环境乃其客。婴孩时，父母家人皆在环境中。日长日大，环境日扩，己仍为之主。老而衰，环境日促日小，己之为主，乃退居老人院中，其道难继。邦国亦然。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外围皆侵略对象。富强不可一世。久则贫弱，不再振起，以迄于亡。希腊、罗马，先例俱在。此皆唯知阳，不知阴，不知一阴一阳之始为道。故其道终难继。

人死属阴，生属阳。阳则短短百年而止。但上有父祖，下有子孙，绵延扩大，可臻无极。故人生虽仅百年，而其心情乃能通达于父祖子孙而无穷。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己，己之本在心。己心乃天地万物众生人群一中心。此天地万物众生大群，乃为吾心一阴面。己之一生，则为其阳面。一阴一阳乃有道。孔子之道乃即孔子之大生命，以宇宙天地万物众生大群为之体。从此体内发出光芒，斯即成其为孔子，如是而已。孔子死，此光芒则依然常照耀在宇宙间，在大群中。每一小己，亦各受此光芒以为生。此光芒乃人生之阳面，己身则其阴面。

宇宙大自然即是一气一动，即一道。但气涵阴阳，正反相异，万物各别，斯见分理。如父子一气相承，而先后有别。理不同，斯慈孝之道亦不同。失其理，则非其道矣。君仁臣敬亦然。彼我有别，君一臣众。君当仁其众，臣当敬其一。若君敬臣仁，则又失其理，而非其道矣。

儒家之研道，益进而有理学。又有心即理性即理之争。心即气，分别处乃见性，则性即理之说为当。孔子学为己，最为得之。颜子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约以礼，即为己。朱子言：“即凡天下之物而格。”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则博文即以约礼，而约礼又必从事于博文。大学所格之物，即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物。致知即以致己之知。故孟子朱子之学，乃即孔子之学。本末源流，亦一以贯之矣。

阳明格庭前竹子，乃误会朱子之言。竹在日常人生中，乃微末之一物，何待竭心以格。阳明处龙场驿，悟良知之学，自谓使孔子处此，亦何以异于我。此又误会孔子之言。困而自得，斯可矣，又何必遽以自比于孔子。孔子曰：“学以为己”，斯乃最当于理而合于道。又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则自得之后，仍当有学。

后儒陈义高远，乃有近于西方之哲学。虽孟子朱子，容有难免。然孟子朱子之学，终亦以为己。而西方哲学，则主向外，为人为物，此又不可不辨。人能学为己，斯则身修家齐国治而平天下。人道亦即天道，得于内而亦顺乎外。故道必得其理，理则必兼先后彼此而见。

近代国人崇慕西化，又以重男轻女自讥。中国史学文学中，崇敬女性，并世其他民族莫能比。一阴一阳，同等重视。易卦先乾后坤，岂即重男轻女。人群分上下，君在上，民在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岂国人所讥帝王专制之谓。试读历代帝王诏书，绝少自尊自大。其所称颂，则在祖先。诏中要旨，则在百姓之福利。又岂得尽谓之虚语浮文。

若谓西方人生仅知阳，不知阴。亦可谓印度人生乃仅知阴，不知阳。中国则阴阳并重，又阴先于阳。西方人言婚姻为恋爱之坟墓，而婚姻之价值随以大灭。印度人以生老病死作平等观，而死之地位乃大增。年逾五十，入深山居洞中，期死之早临。唯中国人男女生死各求一合理之处置。

国人又以贫弱自诟。论历史，中国自清代乾隆前，富强亦超西方。富强贫弱，亦人生阴阳一体之两面。富强在己，贫弱在人，此何理又何道。孔子曰：“贫而乐，富而好礼。”孔子过卫，曰庶矣。加之富，加之教。实则贫富乃由比较而见，岂能有富无贫。但求贫富不过分而加之以教，教以能乐能好礼，斯相安不互争，而人道乃可继。人趋于争，乱自随之。濂溪太极图说：“主静立人极。”静则安则定，又何争。

人文一依于自然。西方人主动不知静。婴孩即入幼稚园，所见多，所闻杂，其心不宁静。入小学，见闻益多益杂，其心活动，蕴藏不纯粹。成年入世，不见真情，乃亦不见有己。有动而无静，有外而无内，所性所好所安无范围，亦不见其所将归宿，则又何道以为继。

要之，人生则必有两面，虽尽人有死，而生生不绝。虽安常守旧，而仍能与日俱新。虽危乱多败，而仍可继起有成。虽悲哀深切，而乐亦自在其中。此之谓一阴一阳。能知此，则随时随地皆可自得。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有群，仅知有今而不知有古有后，有气而无理，乃自绝于天道与人道，亦无可与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