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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中原的金器及其金工工艺 中原的金制品，尚未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在青铜时代开始的二里头文化中也无踪影，首先出现在商代早期，但与其他文明相较，在早期中原一直比较萧条。 1，商代金器 迄今所知中原最早的金制品，是郑州商城的金叶C8T27M24:1，发现于北城墙东端探沟一狗坑内。出土时成团，展开后被认为是薄金叶制成的夔纹装饰（图4），重18.5克。对于这件金叶，未见科学分析报告，从图像看，应当是锻打制品、经剪裁而成。[1]但金叶的厚度及其均匀性、如何剪裁以及剪裁工具，均不清楚。与之时代较为接近的是黄陂盘龙城杨家湾墓葬中出土的一件嵌金片和绿松石兽面M17:31，所见为散乱的小绿松石片，或是糟朽的木质上的兽面纹镶嵌，若干饰眉、眼眶和獠牙的金片羼杂其中（图5.1）。发掘报告推断其年代属盘龙城第七期，处于早商向晚商的过渡阶段。[2]孙卓认为器物周边曾发现灰黑色物质，怀疑器物附着在有机物上，打碎入葬，但照片中有机物痕迹很少。唐际根等的复原研究，以为原物为兽形器，绿松石片和金片为镶嵌装饰，[3]但未深究缘何绿松石和金片的依托物质，二者均未涉及金片的成形工艺。眉间饰金片近乎菱形，四边毛糙且剪切痕迹明显，与精细磨光的绿松石片反差很大。其表面平光均匀，未见锻打痕迹，或有铸造而成的可能（图5.2-4）。
图5.1 盘龙城杨家湾M17.31
图5.2 盘龙城杨家湾菱形金片，董韦惠供图
图5.3 盘龙城杨家湾金片，董韦惠供图
图5.4 盘龙城杨家湾菱形金片3D照片，董韦惠供图 至中商阶段，代表性的金器出自平谷刘家河墓葬，包括两件臂钏（图6.1）、一件发筓（图6.2）和一件耳环（图6.3），另有一片金箔残片。后者仅存20×10毫米，发掘报告以为器物的嵌饰，应当是贴饰。臂钏由直径三毫米金条环成，两端作扇面形，直径125毫米，分别重93.7和79.8克。发筓为扁直杆状，截面为钝角三角形，尾端有长四毫米的榫形结构。长277、头宽29、尾宽9毫米，重108.7克。耳环一端作扁喇叭形，宽22毫米，底部一沟槽，似原有镶嵌；另一端为尖锥形，弯曲成直径15毫米的环状钩，重6.8克。[4]这四件金器全部铸造成形。铸金耗费材料多，故在其他文明中是第二选择，锻金一直是第一性的。
图6.1 刘家河发筓.1977刘家河墓
图6.2 刘家河发筓.1977刘家河墓
图6.3 平谷刘家河耳饰 在商代晚期的吕梁地区，也出现了一些被认为是受草原文化影响的金饰品，锻打成形，但究竟受哪里的影响，怎样的影响，未见深入讨论。殷墟墓地时有金箔发现，几乎都是器表装饰，罕见金器出土。很明显，商代的黄金多为饰品，最重要的是利用其鲜亮的金黄色，并充分利用其优异的延展性，将金加工成为很薄的金叶和金箔装饰器物，造成强烈的颜色对比，如盘龙城杨家湾的嵌金和绿松石兽面，刘家河的臂钏、发筓和耳坠，晋西的耳饰和项饰，安阳的金箔等莫不如此，并未表现出“稀世之珍”[5]的宝贵取向。因此，商代黄金重要功能是呈色，加工方式则铸、锻皆有，而锻金工艺颇为简单，技术渊源难以稽考，铸金很可能受到中原青铜铸造绝对化的影响，而金的来源迄今还茫然无知、毫无头绪。 2，西周和两周之际金器 西周早、中期墓葬中出土金制品较商代更为稀见，个别器物上有金箔装饰和殷墟格局相若。直到西周晚期，个别墓葬中随葬有金饰品，且富有特色。 晋南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出土金柄形器M1017:65，通常110、宽15-22、厚2毫米，重92.1克，铸造相对粗糙（图7），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早。[6]
图7 大河口M1017.65 晋侯墓地M8随葬金带饰一组十五件（图8），出土于墓主腰间，由一件垂叶形饰、一件虎头形饰、五件弧面扁环、六件扭丝环、一件弧面扁框、一件扭丝框组成。垂叶饰M8:174有对称的点线纹，中央突起虎头，背面有穿鼻梁三道，高69、宽41毫米，重60.4克；虎头形饰M8:175造型与垂叶饰虎头相同，背面一道穿鼻梁，高15、宽15毫米，重7.6克；弧面扁环M8:163-167璧形，大小和重量微有出入，M8:164外径54、内径29毫米，重44克；扭丝状框M8:168-173如之，M8:173外径33、内径24毫米，重24.8克。弧面扁框M8:176为弧面圆角长方形，高27、宽21毫米，重10.6克。扭丝状框M8:177高18、宽13毫米，重7.7克。这些都是铸造成形的。M8墓主为晋侯稣，即晋献侯，《史记》载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前812）。[7]金带饰和霸国墓出土的金柄形器，全部是铸造成形的。
图8 P244. 晋侯墓地M8金带饰 西周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年代在春秋早期，某些器物可能上溯到两周之际或更早。1990年清理的虢季墓，出土金器十六件，其中十二件是腰带饰，包括一件三角形龙纹饰（图9.1）、三件兽形带扣（图9.2）、七件圆环和一件方环；另有两件小金环和两块金箔片均是盾饰。这组金器中，三角形龙纹饰M2001:680.6尺寸最大，通高83、宽47、厚16.5毫米，余均形小。[8]除金箔为锻打裁剪成形外，其余均以铸造成形。
图9.1 CL12.1 金三角龙形带饰M2001：680-6
图9.2 CL12.2 兽首形带扣M2001-680-12、7、5 芮国本居晋南，后迁河西。2007年在韩城梁带村发掘的芮国墓地，年代从西周晚期延续到春秋早期。位于北区，属于西周早期的大墓M502和中型墓M586，未见金器出土。春秋早期个别大墓中，有金器随葬，虽然概貌有待田野发掘报告发表，但从展览图录，亦可认识其金器的某些特质。据青铜器铭文，M27墓主为一代芮公，多以为是芮桓公。墓中随葬品较为复杂，包括西周早期青铜器。所出四十八件金器，皆佩挂在墓主身躯。两件金韘M27:1235和M27:1237，尺寸分别为50×35×23、孔径23和46×26×20、孔径22毫米，重分别为141.9和71.6克，造型入式却无任何纹饰（或者曾经彩绘而剥落，图10.1）；透空龙纹剑鞘M27:1221系玉剑M27:247之鞘，长187、宽40毫米，重187.4克（图10.2）；兽首拱形金饰一对（M27:1228、1244），本体圆柱形，前端兽头仅俱轮廓，额头十字形下凹中可见朱红残留，或许曾经点彩，用途不明，通高23、长38毫米，重分别56.8和55.3克（图10.3）。当然，芮公也少不了金带饰，墓主腰左右侧各一三角形透空龙纹饰（M27:1230、1234），高87、宽50毫米，重分别50.2和61.6克（图10.4）；六件龙纹金圆环（M27:1209-10、1231-32、1236、1243），也出自墓主腰部，直径54毫米，重量在33.7-33.8之间，造型相同，均二龙相衔成圆环（图10.5）；透空的龙纹圆环也六件（M27:1211-13、1217-18、1220）同样出自墓主腰部，尺寸和造型相同，直径69毫米，重量在65.6-50.3克之间（图10.6）；方形金环M27:1214，也是两龙相衔成环形，长47、宽42毫米，重34.1克，与其他环不同的是其表面铸随形纹线（图10.7）；两个方金环（M27:1219和1222）造型简朴无饰，长22-29、宽20-23毫米，重均6.3克（图10.8）；这些环和三角片如何装饰腰带，有待研究。较之于前揭晋公、虢季带式，显然要复杂和华丽。[9]盖芮公墓还出土若干其他金饰，如方形透孔胸饰M27:1245，34×31毫米，重20.3克，正面隆鼓而背面平光，透空的侧边和鳍上残留有红色，表明曾经彩绘（图10.9）。一组六件牛首衔环扣（M27:1203、1205、1207-08、1226-27）也出土于墓主胸部，造型一致，牛首外鼓内凹，鼻头衔圆环，背面一纵向梁加固鼻与牛首；大小相同，长28、宽18毫米，重略有差，在8.9-7.5克之间（图10.10）。一组四件兽面金饰（M27:1229、1233、1241-42）出自墓主腹部，造型相同，均是方形凸鼻、鼓眼、长獠牙、大角造型，但有勾纹与光素之别，其尺寸一致，高、宽均22毫米、重在8.8-8.2克之间。墓主胸部还出土三个圆形金泡（M27:1201-02、1204），直径49毫米，分三段凸起，内壁相应凹下，内外面光素，两侧各有一对钉孔，孔外小内大，内缘还有缩孔，是确定的铸造成形证据；墓主腹部另外七件圆泡（M27:1215-16、1223-25、1239-40），均是宽平缘外鼓泡，直径38毫米，外表平光，内壁下凹且表面皴皱，应当是金泡的原铸件未经加工的表面。平缘两对钉孔相对而设，外面有清晰的拔稍痕迹，说明是从里面冲出的。[10]两件金手镯M27:1238和1246直径45毫米，若非墓主为婴儿，这样的手镯难以穿带，有待辨析。但它们都是由一根金丝旋绕近四周而成，两端均较细，事先已经确定了长度。另两件金手镯M27:1247-48出土于墓主右腕，直径51-54毫米，在手镯中尺寸也偏小，或者墓主果为小儿？此二手镯也是同样的金丝绕就，不足四周，重量分别为28.2和29.7克。这些金丝直径较匀（图10.11），是否拉拔而成有待调查。墓主出土的一件透空龙纹肩饰M27:1206，长130、宽113毫米，重46.8克，[11]透孔龙身上有随形纹线，规整而流畅，说明此器铸造成形。但其两端均有细密的冲孔，以至上部残缺，说明两侧较薄，是否铸后锻打出上下口（图10.12），也需要调查。除此之外，其他各器和饰品均是铸造成形，与晋侯、虢季墓出土金器一脉相承。但从带式的造型看，都具有典型的中原风格，而未见诸其他文明。
图10.1 P150.2金韘M27.1235
图10.2 P157 玉剑M27.247及金剑鞘M27.1221
图10.3 P159 兽首拱形金饰M27.1228、1244
图10.4 P161 镂空龙纹三角形金饰M27.1230、1234
图10.5 P163 龙纹金环M27.1209-10、31-32、36、43
图10.6 P164-5 镂空龙纹金环
图10.7 P168.1 龙纹方金环M27.1214
图10.8 P169 方形金环M27.1219、1222
图10.9 P167 镂空龙纹方形金饰M27.1245
图10.10 P170-71 牛首金扣环
图10.11P179.1 金手镯M27.1247、1248
图10.12 P158 镂空龙纹金肩饰M27.1206 看来，这一时段的金器主要是饰品，特别是带饰，个人装饰的华丽耀眼渐成王公时尚，但基本上都是铸造成形，耗金较多，总体上装饰的数量仍很少。至于金器的制作地点以及金的来源，依然不明。 3，春秋金器 中原出土的春秋时代金器，就目前考古材料看，先居陇西后迁陇东的秦国最为著名，并富有特色。陇西是秦人早期勃兴之地，礼县大堡子山秦墓中，虽然有些器物具有草原文化特点，但为数可观的金叶饰，纹饰则是道地中原文化式样。迁居陇东后，铸造金器较六国为盛，依然属于中原文化器物。 韩伟在欧洲古董商处首先发现一批金箔饰，并据贾人线索断为秦人古物，其中鸱枭形八片（图11.1）、金箔包木虎两件、口唇纹金片二十六件（图11.2-3）、圭形金片四件（图11.4），兽面纹盾饰两件（图11.5），目云纹饰片两件；复据扶风庄白一号窖藏青铜器纹饰，确定口唇纹和目云纹饰片年代为西周晚期，推断这批金饰出自礼县大堡子山秦墓，金箔片多属棺饰，金料可能来自河西走廊或阿尔泰地区。[12]此后，从古董商、收藏家处发现了更多类似的金箔片，计47件，考古发掘也在大堡子山墓棺旁发现六片金箔片。[13]这些金箔片具有典型中原纹样，应是模锻成形。韩城梁带村M28出土的铜马甲胄，[14]其造型接近鸱枭，说明这类金箔也用于装饰马甲胄，当然也会装饰人的甲胄。很可惜，大堡子山墓被严重盗掘，是否出土金器不明就里，而这些金片和安阳殷墟墓葬出土的金箔相同，还都是器物的装饰。
图11.1 鸷鸟形金饰片. 春秋
图11.2 金饰片. 春秋
图11.3 口唇纹鳞形金饰片. 春秋
图11.4 云纹圭形金饰片. 春秋
图11.5 兽面纹盾形金牌饰. 春秋 秦德公元年（前677）迁都雍后，秦人的活动中心转到陇东，渭河谷地和凤翔塬，就现有的材料看，以金片和金箔装饰器式微，而金器制作或以金与铜、铁合作制器大为增多。1992年宝鸡益门二号春秋墓的发掘，揭开了这一别开生面的格局。那是一座一椁一棺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两百多件组，主要是兵器、装饰品和马具，材质包括金、铁、铜、玉、石及料器等，头箱主要放置马具，其他均在棺中间位置。金器量最大，达104组件，重约三公斤。 其中体量较大的器物是金铁复合器，包括金柄铁剑三把，金环首铁刀十三柄，金环首铜刀一柄，金方首铁刀、金环首料背铁刃刀各两柄。这些铁与金、铜与金的复合器，与金柄和环首均是铸接关系，由于金的熔点（1064℃）低于铜的1083℃、更远低于铁的1538℃，金饼均后铸成形，至于铸接结构，将有赖CT扫描判定。然而，剑的金柄颇为复杂厚重，剑M2:1通长352、宽40、柄长128毫米，柄整体透空，饰阳线和细珠构成的变体蟠虺纹，并镶嵌勾云形和圆形绿松石和料器；格饰相背的双虺纹，以绿松石嵌目；茎两侧各有五个突齿，首饰相连的三组蟠虺纹（图12.1-1b）。剑M2:3形制与之相近但略短，通常350、柄长104毫米。剑M2:2略残，残长307、宽38、柄长113毫米。其柄实心，格和首饰蟠虺纹并镶嵌绿松石（图12.2-2b）。至于环首刀，十三件造型相同，大小有别。椭圆形金环首光素，接在长方形断面铁柄上。环首铜刀亦是如此。 纯金质器物包括带钩三件，分鸳鸯形和盘蛇形两种，M2:25属前者，通高15、长23、宽20毫米，冠和耳曾嵌绿松石，出土时已脱落（图12.3）。鸭首环形带扣七件，形制和大小相同，通高9、长19、环径13-15毫米。圆泡五十六件，大小有别，直径7-32毫米，但均为锅形，内侧设一横梁；七件方泡形制相同，大小有别；四件大的上嵌料珠，正面的蟠虺纹眼透空并镶嵌料珠，背面设铁质横梁。六件金圆环形制大小相同，环的断面为六棱形。外径32、内径15、最厚处4毫米。络饰是椭圆截面管，计130枚，光素，长17、径8×11毫米。串珠多达908颗，圆珠形，直径约1.5毫米，上有一穿孔以便穿系。[15]益门二号墓出土的金器数量空前，除络饰和串珠的成形工艺有待深考外，其余均是铸造成形，尤其三件铁剑的金柄，具有春秋晚期典型的青铜器纹饰，无论是风格还是工艺，都清楚具有中原特色。所出带扣与凤翔马家庄建筑群祭祀坑出土的一件（K17:5）完全相同（图12.4），如出一范；[16]金环首铜刀在凤翔上郭店出土的两件、鸳鸯形金带钩与1986年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一件均高度一致。[17]
图12.1 金柄铁剑.宝鸡益门M2.春秋1.118
图12.1b 金柄铁剑.宝鸡益门M2.春秋1.118a
图12.2 金柄铁剑.宝鸡益门M2.春秋1.120
图12.2b 金柄铁剑.宝鸡益门M2.春秋1.120a
图12.3 金鸳鸯形带钩.1992宝鸡益门.春秋1.142
图12.4 金带钩 就上述罗列的资料看，秦国金器从陇西到陇东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方面从金箔附饰变成了器物的主要组成部分、增加了器物的华美和贵重，另一方面单独制作器物，并且多为人的装饰品。这些金器几乎全部铸造成形，说明中原传统依然起支配作用。李学勤提醒这些并非秦人专擅，在中原其他国家，也有程度不同的类似。[18] 4，战国金器 中原战国早期金制品的代表出自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该墓年代不晚于公元前430年，出土金器种类较多，容器及其附件包括带盖金盏、带盖杯、漏勺各一件和两件器盖；用具包括带钩四件；装饰包括一件金镂玉璜、426段弹簧形饰和940片金箔；此外是六十五件一套的曾侯乙编钟，其中五十六件的2621铭错金，另有三件兵器错金，还有鹿角立鹤和编磬架纹饰错金。 最具代表性的是金盏E2，盆形，隆盖中央有圆环握手，盖面饰涡纹、蟠螭纹、綯索纹和勾连云纹。腹对置圆环耳，饰一周蟠螭纹带，底微圜，三凤鸟足撑持。通高110、口径151、盖径157毫米，重2156克。出土时盏内搁置一把金漏勺，方柄圆身，身成龙形透空，柄光素，通长130、宽34毫米，重56.5克（图13.1）。两件器盖E13和E93造型一致，均隆鼓，中有环钮衔圆环，但大小有别，纹饰有差，主要是变形龙纹和龙凤纹、重环纹、云纹和斜角云纹，以点纹为地。E13较小，通高22、直径71毫米，重157.4克；E93通高28、直径95毫米，重327.7克。杯E34通高106.5、口径81、盖径82毫米，重789.9克，带盖，敞口，束腰，平底，上腹对置环耳，通体素面（图13.2）。此外，四件金带钩（EC11:93、118、122和123）均出自东室墓主棺中，造型一致，作鹅首形，长颈扁喙，素面。高均44、腹宽14-16毫米，重量分别为40.9、43.2、45.6和49.6克。材质均含银。EC93:122含银略低为6.4%，另三件含银分别百分之9.1、9.2和9.3。[19]这些容器和带钩毫无疑问是铸造成形的。
图13.1 金盏.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1.157
图13.2 金杯.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1.156 曾侯乙墓金箔有841片出土于北室，出土时或漂在水面，或团在椁底，或夹在皮甲胄中，或混在残漆皮中，或杂在器物间；99片出自外棺和内棺。此外，尚可见有金箔贴于有些器物外表，如圆盘形铅锡饼、兵器中的铅锡盾饰，车马器中的小件车饰和马饰。剥落出的金箔，外形基本完整的有624片，其中316片可辨形状，形状不一，有圆、半圆、弧形、方、长方、三角、梯形、圭形、S形、尖齿形、多边形、双勾形、不规则形状多种，最大一片为圆形，直径197毫米，多数在50-100×30-50毫米间，厚度多在0.1-0.2毫米间，最厚者0.38、最薄者0.04毫米。多数压印花纹，且多有数种花纹，纹样多系几何图案，构图较为简单，以方格纹为主，或者在方格内再有对角线。规整的几何纹当是用印模压印的，而不规则的可能是单线条磨具随手压印的。这些金箔主要用于贴在铅锡饰品上，且多数是数片拼接的形式。也有极少数金箔是从铜器上剥落的，纹饰繁缛。其中素面者含金约92%、银约8%；具有几何纹样者含金86.7%、银13.3%。[20] 至于金弹簧形器，是案座纺锤形器E189的组成部分，案上所陈二十木陀上，分别缠有丝线贯穿的金、铜、锡弹簧形器，其中一号和陀金弹簧形器220段、重235.2克，七号230段、重239.7克，零散的十二段，重15.7克；分二十一圈和二十二圈两种，前者长21、径4毫米，重1.45克；后者重1.47克。经分析，含银11.3%、铜0.08%。[21]其制作工艺和工艺细节值得研究，据报告判断，应当是拉拔的金丝绕卷而成，与金镂玉璜上直径0.2毫米金丝出于同样的工艺。应当经过了多次拉拔，而这些弹簧形器似乎用于组编某种装饰品。 很明显，曾侯乙墓金容器集中在东室、金带钩出自东室主棺中，金箔饰主要出自北室，金弹簧形器也出自东室，除弹簧形饰用途不确知外，其他几类都很明确。带钩出自棺内，应当是实用器，其大小很实用。容器以金铸造，表明金的生产达到了一定水平，曾侯乙墓金制品总重在8430克以上，[22]说明黄金有较大较可靠的来源。上述铸造的金器是墓主的实用器，和礼器有所不同，或者具有更为珍贵的意义，但不很明显。金箔用途明确，贴在青铜器上目的在于调整颜色，和绝大多数礼器填纹处理如出一辙。[23]漆木器装饰金箔的功能也是如此。至于在铅锡器、皮甲胄上贴金箔特别是贴满金箔者，明显在于改善器物原本质地和视觉，应当体现了黄金在当时曾国的高贵身份。这一点与此前金器和金饰品有很大的不同。 曾国居楚地。考古发现战国之楚有相当的金币流通，如扶沟故城村出土金版195块，按钤印分郢爰170块、陈爰十七块、爰一块、版两块、□版一块、白板两块；金饼197，形式有四种，总重8183.3克。[24]楚国金爰和金饼屡有发现。1979年，农民在寿县门西小渠北坡取土，发现十九块金币，重5187.3克，面钤“卢金”或“郢爰”，若干块为白板，多有凿痕。卢金含金量94-95%，郢爰为97-98%。另有金叶、金粒、金管和金丝同出，被认为是楚国都寿春（前241-前223）所铸造。[25] 1982年盱眙南窑庄窖藏出土的陈璋壶，内贮郢爰和金饼，口覆金兽，含金量均在99%以上。金兽形如蜷曲豹，中空，通高102、长178、宽160毫米，重9000克，满身饰錾凿斑点，内壁刻小篆“黄六”，姚迁认为其年代属西汉前期，系仿权器制造。郢爰十一块，共重3243.4克（图14）；金饼二十五块，包括圆饼金十块、麟趾金七块、马蹄金八块，共重7663.4克。圆饼年代可至战国，后二者当在西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后。[26]这些金制品全铸造成形，无论是战国郢爰还是西汉金兽和麟趾金与马蹄金。 这些战国金币都是称量货币，铸造成形后或者钤印，自战国中期开始流行，[27]也有人认为它们并非流通货币，大量窖藏在于贮藏财富。[28]的确，它们与近东、欧亚的模锻定形金币截然不同。
图14 郢爰 和楚地相对，北方的中山国和燕国都发现了为数可观的金器。平山三汲中山王墓和灵寿故城出土的金银器，表现出战国中期蕞尔小国中山国多种多样的金工技艺和制品，错金银和鎏金尤为突出；易县燕下都辛庄头属战国晚期的三十号墓，出土的金器国家多样，相对而言，纹样具有更多的草原文化因素。[29] 张天恩总结中国早期金器，认为存在北方和中原两个不同的区域。北方一直用黄金作人体装饰品，中原商代的金箔贴于其他物件，重视饰物，与各自的生活习惯有关。中原两周以后也用于饰人，但风格不同，自有其路。故而在春秋战国发展出与北方不同的格局，出现了黄金器皿，与北方分野更为明显。[30] 黄翠梅和李建纬曾经指出，“在中原地区，金料多被作为增添器表光泽的颜料，一方面可以丰富色彩对比、增加审美情趣；另一方面，也可使器表不易生锈，保持光亮。但随着时代的推演，黄金逐渐在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舞台上与玉和青铜互较长短。”[31]对于黄金的颜料性，所见相同，但其防止生锈的功能，并无明确证据。而与青铜和玉器互较长短，早期很罕见，中古也难寻，宋以后情形还得仔细辨析。 中原早期黄金的格局，明显晚于近东和中亚，与青铜时代的来临趋向相同。但近东和中亚早在铜石并用时代即已出现的酷爱黄金、崇拜黄金的价值观念，在中原始终不曾存在。中原青铜时代代表性的物质是青铜，艺术和金属均独特而自成体系。黄金的出现，除少量为人体装饰外，更多是作为颜色鲜亮的装饰物，它们连同首饰的功能，和颜料类等同，没有物质的高贵的概念和认同，很多用于青铜器的装饰，在此点是否明显。因此，中原早期的金工核心是铸造青铜器，金是附饰，因此，后来青铜可以成为货币而金基本上不可以。正因如此，近东和中亚金的加工首先是锻打，延续了早期自然铜的加工工艺，将金打成很薄的金箔，或者拉拔成很细的金丝，并以它们为基础加工成金器。在中原，前揭的装饰多用金箔，但成器则多铸造，形成了与近东和中亚不同的工艺传统，也塑造出不同的金器面貌。这一点不仅与青铜工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并且在拜金文化中将锻打不断推向极致。 还需要看到，即使在商代，北边情形与中原腹地有所不同，人使用了更多的金饰品，且不少系锻打成形。较为突出的是公元前四世纪晚期，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合构器和金、银共饰器，有锻造金片卷成金管，也有铸造的金鐏，既有金叶和金箔包贴的铜泡，也有鎏金的铜器，更多金、银共错的装饰，特别是铸镶银花于金饰之中，更是将红铜铸镶移往金银器的创举。其金银细工的材料、渊源等，都是含糊不清、有待探讨的课题。 【注释和图片出处略，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本文节选自苏荣誉《传统与变奏：阿富汗与近东和中原早期金银细工关系寻绎》 全文见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编《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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