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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作为满清汉人首辅,针对洪秀全的事件.竖起了王守仁的哲学旗帜,同时也对当时民间流传的汉学进行了全面清理.掀起了一场十分浩大的文化围剿.一破一立的结果,令到湛若水在晚清以后声名狼藉,而且许多著作也已经失传.特别是他的"知行并进"理论已经是没有人再对它进行研究和理解.  民国期间大量的西学经翻译了以后,成为当时学术的主流.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海归派,虽然也倡导儒学.但是仅局限在四书五经的内容上,更多的是以古为幌子,宣扬西方学术思想.从而令到中国国学研究走向了绝路.但在民国的动乱中,中国传统哲学以其顽固的生命力,悄然地在权力角逐者中生存.其中军阀张之洞就大力扶持国学的研究,蒋介石在自我西化蜕变的过程,也开始重视王守仁的理论. 蒋介石之所以重视及钻研王守仁的理论.一方面是同乡的缘故,另一方面是一种缘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理论,并不是一种霸权方法,而是一种处世方法.当你"知"可为时，你才能“行”有为。但人生的现实往往是“知”可为，但“行”的结果不可为。也就是缠绕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上的一道死结：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不论什么人只要是置身于地球上，就必然是会在这一矛盾中运动发展。如果不正确面对而强行合一的话，不仅是命运的改变，而是会加剧个人心灵的痛苦。所以，蒋介石的一生，基本上是与王守仁走了同一条路。最后，只能在台湾筑起了阳明山庄，反思自己的失败过程。  虽然王守仁的理论并不可取，但作为承传上的碑石，一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了一席之地。“文革”期间，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思想，就将王守仁的理论作为明代思想的主线，并定性为“反对程朱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这一定性一直承传至今。台湾学者钱穆写的《宋明理学概述》就较为客观，将王阳明和湛若水的理论并行列出，指出仅是宋理学的一个发展过程，当然，钱穆先生适应民国期间的学术取向，更大的兴趣仍然是王守仁。所以，湛若水的理论依然是被王守仁的光芒所湮没。 到新千年，方国根先生在《哲学研究》上刊发了《湛若水心学思想的理论特色》，肯定了“湛若水大胆批评了由孔孟以来的先知后行”和“知之非难，行之为艰”的知行分离观。对宋明理学关于知行关系进行了检讨，从心合内外的观点出发，以“体用一派”来论证“知行合一”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依然不能将湛若水独立出来，还是需要和陈献章，王阳明结合分析。所以，并不能引起全社会对湛若水理论的认识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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