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龙：真正令唐诗独具一格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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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建龙

虽然七言诗诞生更早，但汉代诗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反而是五言诗。五言诗的诞生，又和一个叫作乐府的机构有关。

乐府是汉代一个管理音乐的机构，这个机构起源于秦代，到了汉代继续沿用。汉武帝时，皇帝赋予了乐府在民间采集诗歌并谱曲的权力，乐府成了朝廷的正式机构。乐府从民间采集并谱曲的诗就称为乐府诗。

汉代的乐府诗有三言、四言、五言等，其目的多是为了表演，但表演的场合又是不一样的。最正式的场合是在皇帝郊庙祭祀时，这时演奏的歌曲多是三言和四言歌，为的是表现大汉王朝的赫赫威名。但这些歌曲由于充满了陈词滥调，流传领域非常狭小，反而是另一种采自民间的五言诗歌得到了后世人们的喜爱。

五言诗由于诗句的字数（比四言诗）更多，表达的范围更丰富，甚至带有了小说的性质。这在内容上和三言、四言形成对比，三言、四言往往是赞词组成的，五言诗中则不乏叙事的精品。比如，五言乐府诗《陌上桑》就写了一位名叫罗敷的女子拒绝官员（使君）调戏的故事；《孔雀东南飞》则写了一位女子被婆家逼死，丈夫也自缢跟随的悲惨故事；《十五从军征》则是写了一位归乡的老兵，回家后却发现家中亲人已经都死去的故事。

这类乐府诗的特点是，它们都很擅长讲故事，用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来宣泄作者的情绪。这和呆板的《诗经》比起来已经是一大进步。

之后，乐府诗的曲调渐渐被人忘记了，但是歌词却屡屡被后世模仿。后世的模仿之作往往有同样的名字，而内容也彼此相似或者属于同一类型。此外，乐府诗已经有了押韵的概念，后世在押韵上也进行了模仿，使得乐府诗成了中国古诗的一种品类。

但是，有配乐的乐府诗毕竟是少数，后人模仿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当人们需要更自由的表达时，五言诗也就跳出了乐府诗的藩篱。文人们开始自由创作五言诗，不再托以乐府的名义。汉代时，五言诗已经成了一个单独的门类，从《诗经》、《楚辞》、乐府中独立了出来，成了品牌。

汉代的五言诗数量不多，却很有代表性。最著名的是已经不知作者的《古诗十九首》，苏武、李陵、班婕妤、卓文君、蔡文姬等人也都有五言诗传世。苏武、李陵的几首五言诗被人赋予了很高的地位，认为是五言诗的鼻祖。

五言诗虽然逐渐脱离了音乐，但与普通的文体相比，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押韵，通过押韵来产生出韵律感，替代之前的音乐效果。

到汉末，五言诗仍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创作，当时的人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编造谶纬、注释儒教典籍上，对文学的关注是有限的。

汉末三国时期，随着曹操父子三人的出现，诗歌的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曹操时期的诗歌对于形式的要求还比较少，他本人既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样的四言诗，也有“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这样的五言诗。此外，还有数首杂言诗，每句的字数不固定，却又有一定的规律性。这表明诗歌的形式到这时还是未定型的。

但到了曹操的儿子曹丕和曹植时代，诗歌的形制已经逐渐固定了。曹丕的文学作品中，除了当时人喜欢作的赋之外，诗则已经以五言为主曹植更是将五言诗推上了一个新高度。

在这个时期，除了大量采用五言诗之外，诗的题材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从曹操开始，诗歌成了一个有意识追求个人体验和在场感的工具。汉代的乐府诗往往是一个故事，故事描述的对象与作者无关，而是一个特设的角色，一首诗写尽春夏秋冬，通过故事的设计来打动人。三曹的诗歌却有意识地加入了自我，比如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从自己的感悟出发，写尽心中的苍凉感。这种苍凉感是他本人的人生体悟，风景也是他眼见的，自我的在场感又被后来的诗人所效仿，于是诗歌成了更加私人化的存在。

曹丕则提倡诗歌的美感，而要达到美感，则必须写自己的真实心情和真实风景。

真正将父兄的提倡付诸实践的是曹植。诗到曹植，书写的绝对不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基于现实观察的动态过程。人们几乎能够根据他的诗歌还原出当时的场景。不管他写景色还是写人或事，都带着饱满的情感。

此外，曹植将屈原以来诗歌中丰富的想象力继续发扬光大，其最著名的篇章《洛神赋》更是想象了自己路遇女神，与之发生精神恋爱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一方面想象奇特，另一方面场景描写又极真实，所以人们现在还在讨论洛神的原型到底是谁。

曹植对于中国诗歌最后的贡献在于押韵和平仄。在失去了音乐之后，诗歌更加讲究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但是，如何才能做到顿挫呢？在汉代时人们并没有足够的意识。虽然在押韵上，人们已经有所体会，但即便到了西晋，人们仍然无法掌握平仄带来的诗歌韵律感。曹植却已有意识地通过炼句来产生韵律。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平仄的规则，但他的诗却自觉地采纳了押韵，并通过吟咏产生了平仄，与后世的平仄规则已经非常接近了。

晋代时人们曾经根据曹植的诗句来琢磨押韵与平仄，到了南北朝，终于产生了严格的诗歌规则，从而解决了诗歌的抑扬顿挫问题。

总结起来，到了曹魏时期，古诗的主流从四言变成了五言，而古诗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之前的古诗以歌颂皇家或者描摹故事为主，之后的人们加入了个人的因素，强调个人的所见所思和主张，从而将诗歌变成了表达自我的工具。由于文人的重视，中国古诗（特别是五言）进入了第一个繁荣时期。

三曹之后，五言诗歌在主题上又有了数次变化。首先是竹林七贤，特别是以阮籍和嵇康的诗作为代表的哲理诗。其中阮籍的《咏怀诗》更是佳作。到了东晋，陶渊明将诗歌的主题用于山水田园和隐逸，使得诗歌的抒情意味更浓。

魏晋时期诗歌之所以能拓展出一片新的天空，在于人们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强调自我和反叛，从而发展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随着诗人的士族化和官僚化，另一种制约诗歌的因素也变得强大起来。

由于诗人脱离了实际生活，诗歌也逐渐变成了应酬和往来的工具。到了南北朝时期，诗人大都出现在达官贵人之中，他们将诗歌看成是一种装点身份的工具，人们之所以要作诗，是为了证明自己属于贵族阶层，与普通民众不同。

到这时，诗歌从强调内容变成了强调格式。对于内容来说这并不是好消息，但对诗歌在格式上的成型来说，却有着巨大的意义。

在南朝齐的永明时代（公元483年—493年），围绕着皇族竟陵王萧子良，聚集了一批文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沈约、谢朓。他们发展了从曹植开始探索的诗歌音律问题，强调诗歌的音律、对偶和平仄。

汉代时五言诗与歌曲是融合的，当五言诗从歌曲中独立出来，如果要做到朗朗上口，必须首先从押韵上做文章。其次，人们从汉赋中学到了对仗，通过两个句子的对仗，就可以产生出韵律之美。声调的高低同样是重要的，这就牵扯到平仄问题。中古汉语有四音，分别是“平上去入”，只有四声错落开，才能产生出美感。

沈约等人讨论了一系列这方面的问题，制定了所谓“四声八病”的规则，其中四声指的就是“平上去入”四声，而“八病”则是诗歌在韵律上必须避免的八种问题。通过对“四声八病”的遵循，就可以产生出诗歌的音律美。在当时，符合这些规则的诗歌，被称为“永明体”。

永明体诗歌虽然看上去过于烦琐，但这是人们第一次从理论高度上探讨诗歌的韵律问题，并试图制定出规则来。这一点可以视为唐代诗歌的先声。

不过，当诗歌的规矩过多，而人们由于生活的匮乏，缺乏足够的题材时，就到了诗歌变成靡靡之音的时刻了。

到了南朝梁时期，在皇帝简文帝周围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他们制作的诗被称为“宫体诗”。所谓宫体诗，是指强调诗歌的韵律规则，由宫廷大臣们应酬所作的诗歌。这些诗歌在规则上接近完美，但内容却极其贫乏。曹氏父子之后，人们作诗就开始强调要有真情实感和自我观察、体验，但到了宫体诗时期，题材最多的是爱情诗，且大都被编入了当时的一个集子《玉台新咏》之中，这本书也就成了隋唐以前的诗歌课本之一。

到了这个时期，五言古诗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另外两种诗体也在此时进一步发展。如《玉台新咏》专门用一卷收录了早期和当时的七言诗，篇幅约占全书的七分之一。

还有一种非常短的诗歌，只有四句二韵，如果是五言就只有二十个字，七言也只有二十八个字。要在二十几个字内将内容表达完毕，需要较高的水平。这种短诗称为绝句。

经过了隋唐的改朝换代，诗歌迎来了唐朝的巅峰时刻。唐代人习惯将之前人们创作的诗歌称之为古体诗，而将唐代的诗歌称为近体诗。那么，唐代的近体诗与古体诗又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在于诗体的严格程度。

唐初的人们写作的仍然是宫体诗，也就是古体诗的一种。宫体诗主要用于君臣之间或者大臣之间的应答，内容多是赞颂朝廷，或者寒暄凑趣，但在格式上又非常严格，有着押韵、平仄、对仗等要求。

唐太宗是唐代写宫体诗的大师，他的大臣们在皇帝的感染下，许多人都成了宫体诗高手。这个时期的大臣诗作中，有一个单独的品类——奉和诗。所谓奉和诗，指奉旨应和的诗歌，这样的诗充满了奢华辞藻，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到这时，诗歌就如同到了汉代末年，需要另一次革新，因为宫体诗题材的狭窄性已经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

盛唐以前对诗歌的改造可以分成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对诗的内容的改造，第二个方向是沈佺期和宋之问对诗的形式的改造。他们共同创造了唐诗的起步阶段，定义了唐诗风格。

高宗和武后时代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之所以能够在唐诗上有所进步，是和他们的身世起伏相关的。早期的唐代宫廷诗人大都是高官显贵，他们的生活圈子狭窄，写诗更多是为了与皇帝应酬。而这四人的官宦生涯大都是边缘化的，骆宾王还因为反叛武则天而不知所终（也可能是被杀）。他们的生活圈子更广泛，从市井直到塞漠都有所接触，这使得他们在题材上脱离了宫体诗。他们的题材更偏向于羁旅、分离、边疆和险途，不再是应酬，反而像当初三曹对汉诗的改造那样，是从内心深处表达的真实情感。

到了陈子昂时期，他更是有意识地复古，反抗宫体诗，提倡兴寄和风骨，跳过齐梁的宫体诗，去寻找汉魏时期的悲怆和真挚。正是在这种思潮下，那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才有了感动千年的力量。

真正令唐诗独具一格的，是沈佺期和宋之问等人对唐诗格式的改进和定型。沈佺期和宋之问都是武后时期的大臣。从政治上说，他们都是政治上的投机派，为后人所耻笑，但唐代的官场除了容纳那些正人君子之外，也给投机分子留有生存空间，这使得后人虽然鄙夷他们的人格，却仍然将改造诗歌的功劳授予了他们。

在唐代以前，宫体诗已经对诗歌的格式进行了严格的设定，但这又过于限制了诗歌的体裁，加大了作诗的难度，使得人们把焦点都放在了诗歌的形式上而忽略了内容。但如果不讲求格式，又影响了诗歌的韵律，到底如何折中，这里一直存在着矛盾。

沈宋的最大贡献，是将一种新的诗体定型了，这个诗体就是律诗。律诗的格式固定，只有八句四韵，如果是七言就是五十六个字，五言只有四十个字。如果律诗只有一半，也就是四句二韵，就是一首绝句，所谓绝句，可以理解为半首律诗。而唐以前的诗歌则不限定句数，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

律诗和绝句都属于唐代人所说的近体诗，而唐以前的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诗等被称为古体诗（或者古诗）。一首八句四韵的七言诗可以是七言律诗，也可以是七言古诗。那么同为八句的律诗和古体诗区别何在呢？在于押韵、平仄和对仗。宫体诗也有平仄，但宫体诗的平仄更加严格，分“平上去入”四声，而唐代的律诗只区分平仄（上、去、入三声都算仄声）两声，这就改造了以前的音韵规则，减少了作诗的难度。

另外，律诗又制定了几个规则：粘、对、替。所谓粘，也就是相邻的两韵中，前一韵后句中的第二、四、六个字，平仄必须与后一韵首句中的第二、四、六个字的平仄相同。所谓对，也就是同一韵中，前后句的第二、四、六个字的平仄必须相对。所谓替，指的是每一句的第二、四、六个字必须平仄相反。

这个规矩造就了律诗的节律感。我们可以认为，平仄和粘、对、替都没有什么道理，只是唐人摸索出的一种规则，因循这些规则创造出来的诗歌最朗朗上口。再加上押韵规则，以及中间两联必须对仗的要求，形成了律诗较为严格的格式感。一首八句的七言诗，只有符合了这些所谓的规则，才能被称为一首律诗，否则的话就是七言古诗。

至于绝句，可以取律诗的前两联，也可以取后两联，同样可以取中间两联，甚至首尾两联，组成的四句诗就是绝句。

由此，律诗和绝句终于定型，唐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诗歌。事实上，许多诗人是各种诗体都作，李白是五言古诗的高手，同时在七古、五律、七律等各方面都有着杰出的成就。而杜甫出生稍晚，在律诗方面更加突出。

沈宋对于诗体的固定，加上唐代科考对于诗歌的促进，随着玄宗时代再次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让民间变得更加富裕，养活得起一个闲适的文化阶层，诗歌的土壤就完全具备了。开元盛世还不是唐诗的高潮，只是它的起步。

随着社会的退化，一部分文人被迫将自己的目光从宫廷转向社会，诗歌的盛世才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