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访者为中心与以分析家为中心的解释：容纳与反移情的启示

以来访者为中心与以分析家为中心的解释：容纳与反移情的启示

作者：John Steiner, M.B.Ch.B.,F.R.C.Psych.

翻译：龙晓凤

本翻译文章，仅供心理学爱好者交流使用，请勿商用，

精神病与边缘人格障碍病人的治疗对分析家来说存在着棘手的技术困难，其主要来自于由病人激发的令人不安的反移情。他们通常能意识到困扰并进行应对，但却没有认识到正是他们自己造成了这种状况，也没意识到或忽略了自身的内在问题。在分析中，这种精神状态下的病人对探索自己的问题已经没有兴趣，他们只是利用分析达到不同的其他目的，而非洞察自己的问题。

Joseph(1983)曾指出许多这样的病人对理解都没有兴趣，并认为这与处于偏执-分裂位的功能水平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主要的关注点在于通过建立一种心理的平衡来获得缓解与安全感，也因此其兴趣点就不在追求理解上。病人首先就是要摆脱令他烦扰的心理内容，将其投射给分析家。这时，他只能将很少的注意力放在意识上。他没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也害怕去检视自己的心理过程。其使用的措辞，并不主要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要对分析家施以影响，而分析家的措辞也被感知为分析家意识状态的呈现，而非为病人提供洞察。

然而，我们需要牢记，尽管病人对获得理解——自我理解没有兴趣，他们仍迫切地需要被分析家所理解。有时这个愿望会在意识层面被感知到，但有时却是无意识层面的沟通。有些病人表现出对被理解的憎恨，试图否认并拒绝所有有意义的交流。然而，即使是这类病人，也需要分析家去了解当下发生着什么，允许这种状态的存在并识别他的困境。

移情中通常都承载着焦虑，那是病人无法处理的，但需要分析情景来给予容纳。这样的容纳取决于分析家识别和处理病人投射内容的能力，以及识别和处理自己对此引发的反移情进行反应的能力。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分析家坚持去解释病人当前的想法、情感和做法，这样的容纳就会被削弱。病人把这些解释体验为容纳的缺乏，会觉得分析家正将他投射过去的东西反推给他。病人所投射的正是他无法应对的，他即刻的需要就是将它们放在分析家那里，并在投射的状态中得到理解。

在这种情形下，有些分析家会在解释措辞上倾向于表达出他们识别到病人对分析家当前想法的兴趣胜于他们自己所想。这时，病人此刻最关心的是他自己对分析家的感受，那么可以这样来表达，“你感受到我…”，或者“你害怕我会…”，或者“当我…你会觉得有所缓解”，或者“当我刚才…，你变得非常焦虑”，这些解释我都视为以分析家为中心，并与以病人为中心的解释相区分，那些经典的类型，比如解释病人当前所作，所想，所期望的，通常也解释其动机及其相关的焦虑。

当然，两种类型的移情解释的区别是概要性的，从更深层面来说，所有的解释都是以病人为中心的，反映着分析家努力去理解病人的感受。问题在于识别出病人所焦虑和关注的焦点在哪里。在实践中，多数解释都会同时关注病人的感受和病人认为分析家具有的感受两个方面，同时考虑病人和分析家。当我们说，“你感受到我…”或“你害怕我会…”，以病人为中心的元素的确存在，因为我们正在谈病人的体验和恐惧。但是，很明显的差别更多地取决于分析家的态度和思维状态，而不是他或她的表达。如果分析家说，“你将我视为…”,意味着病人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或伤害性的，或其它不可取的方式，那么，强调的就是病人在发生什么，解释就是以病人为中心的。我想要使用的分析家为中心的方式，分析家必须有一个开放的思维，要考虑病人的观点，以探究的精神去理解病人的表达。尽管这些考虑会让两种类型的解释间的区别复杂化，并呈现出渐变的状态，不过为了清楚起见，我仍然将它们视为不同的。两种类型的解释对了解病人的整个状态来说都是有必要的，但如果过度地使用而不对病人对解释的反应保持关注，就都会带来危险。

有时，以病人为中心的元素更详尽，我们可以说，“你在努力让我感受到…这样那样”，或者“刚才你对我的攻击会带来这样那样的结果。”这时的解释就在病人所做、所想或所希望的，与分析家的状态之间，建立起一个联结。有时这样的联结采用“因为”的句式，应用于以分析家为中心的解释中。我们可以说，“你害怕我伤心，因为你做了这样那样。”这样的联结是深入的分析工作的基础，但对偏执-分裂水平的病人来说尤为困难。它们意味着他不仅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感兴趣，还能接受对这些行为负责。尤其在分析的早期阶段，特别是与精神分裂、边缘人格和精神病患者工作，要非常注意这两种解释和它们间形成的联系，识别出现的问题。

临床材料

我相信，两种移情解释类型间的区别能帮助分析家去检视他努力克服的技术问题，允许他在适当的时机从一种类型转换到另一种类型。为了检视这些问题，我将首先概览一下来自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材料，在前面的文章中曾讨论过这个病人（Steiner, 1991）。

这个病人最近才从一次严重的崩溃中恢复，刚能回到工作中，但他的思维仍然是偏执和僵化的。他的会谈从充满仇恨地抱怨对他不公平的雇主开始，接着抱怨分析家，认为对纠正这种不公待遇完全没起到任何作用。然后他讲述了当他还是个婴儿时母亲的一次乳房感染，又把话题转移到他伤害分析家的非凡能力。于是他宣布，他要换个工作，由此就必须搬到另一个城市去，这意味着分析的结束。

分析家对将失去他的病人感到难过，给病人解释说，病人想消除自己的难过并想要分析家感受到分离的痛苦和丧失。病人说，“是的，我能将你对我所做的施于你。你就在我手心里。这是平等的。”过一会后，他开始抱怨受到了毒害，开始讨论政府的核威慑政策。他认为这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卷入了完全的灭绝中，但核裁减政策也好不到哪去，因为你无法军备中立。然后他抱怨胃病和腹泻，说他最近每次会谈后都要去洗手间。他表示他必须把分析家给予他的每一个字词都拉掉，以免它们被已被感染了的牛奶所污染。

病人对分析家解释的反应，首先表示同意，他希望分析家感觉到分离的痛苦和丧失，以达到“平等”的目的，但随后他抱怨被毒害了。我相信他发现这个解释是对的，但又具有威胁，因为它暴露出他因失去分析家而产生的体验，比如悲痛，焦虑和愧疚。他觉得分析家在迫使他收回这些情感，他将它们视为有毒的，并试图通过大便排泄掉。病人通过谈及核灾难呈现出了灾难性的性质。他坚持认为没有防御可以抵御核攻击，这在他的信念中可能有其根源，源于他认为他的防御无法阻挡分析家的言词。他需要分析家意识到他只能在某种情况下才能与分析家保持某种关系，即只有在分析家同意保持他自己的丧失体验，并避免将它们过早去还给病人。在与丧失体验有短暂联系之后，精神病性的进程再次体现在病人的想法中，即他要把分析家所说的每个词都排泄出去。

这种情形下解释是难以忍受的，即使它是正确的。精神病性过程使体验变得如此具体，洞悉是有毒的，必须通过粪便排出。当分析家指出病人想消除他的忧伤并希望分析家感受到分离的痛苦和丧失，他是将病人的愿望和分析家的意识状态作了一个联结。病人觉得分析家不赞成这些愿望，并亲手将这些难受的情感推还给病人。

当病人不是精神病患者，有更大的能力去容纳理解和洞悉，将会是另一番情形。即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案例，一位40岁的大学女老师在分析进行了两年后的分析材料。当她孩提时常常进入到一个幻想世界中，她会将书中或电视中的人物组合在一起，以此逃避她所在家庭带来的痛苦和焦虑。这段历史包含着诸多极度的困扰、疯狂、甚至暴力的行为，她也常常发现自己有时处于似乎有意去招致剥削、虐待甚至危险的情形中。这在她青春期尤为真实，而现在又因她14岁的儿子重复，儿子总为她制造些巨大的麻烦。

有一次她错过了周一的会谈，周二的会谈开始时她说，“我想知道你是否收到了我的信息。我给接待的女孩说了的，她说会把信息放在你的抽屉里。我知道这样的信息通常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周日时我曾想给你家里打电话。”

“在火车上我想像遇到某个认识的人，他会问我'你好吗’，我会回答，'挺好，只是我的公寓要垮了，我的儿子跑得不知所踪，我的丈夫无趣又无助，要不然，我会挺好的。’”

她继续说她错过了周一的会谈，因为与大学财务部门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讨论财务方面的事，她决定要参加。她周末才知道开会的事，考虑她是否需要电话我，看能否给她调时间。但她是周一早上给我的秘书打了电话，后来担心这个信息是否能传递到我，在她的会谈时间就又打了电话解释说她为何没来。事实上，在临去开会前，她被告知她最好不要参加会议，她说他们暗示她是个麻烦的人。她补充说她的同事们的行为方式有些戏剧性，因此，与财务部的谈判并不是明确的。

很显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复合的病人与分析家间的交流和设定。作为一个病人，想将信息传递到她的分析家，而其间有各种障碍。作为一个女人，她告诉她的朋友一切都很好，但她确信正置身于多种天灾人祸中。最后，作为一个教授，她打算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却被告知她不被需要，因为她是个麻烦。所有这些故事都有强烈的移情卷入，我相信是以病人对抵达分析家的需要为中心，而其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这个传递信息的需要是这次会谈的核心，但因其它动机而变得复杂。比如，有可能识别出病人某个反常的方面，她憎恶被理解，并妨碍或者蓄意破坏了沟通，使所有的事都变得不明确。想像中对火车上朋友的评论只是一个信息，表明她的感受，但更是要让这个人听了觉得不舒服，愧疚和困惑。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有可能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病人或分析家的意识状态、心理机制和行为上。分析的目标根本上是帮助病人获得对她自己的理解，甚至在这个材料中，解释也可用于探索她反应和行为的方式。然而，此时，我相信病人主要关心的是客体的行为方式。她觉得我会对她在周末联系会感到不舒服，她不得不克服一种感觉，即她是个麻烦且是个不受欢迎的侵入。在她的意识中，她觉得自己做到了最好，与秘书联系，尽管她认为留下的信息会丢失。当她想像着说一切都好，一方面是反话，一方面试图令我不舒服。并且，她留下一个可能性，即她是戏剧性的，因此她的内心现实是不清晰的。我认为，当她觉得她必须说她很好并继续以某种方式应对时，这种方式中有一些绝望和无助的元素。这个表达尽管是对“很好”的一个清晰的否认，使我要选择忽视这个反讽，并对抗所有的证据去听她讲她事实上真的很好。她自己有时也会深信，这只是一个事例，是其它人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这些想法让我觉得，抛开她并不总能直接协商的事实，她需要我认可她的绝望，即使我非常清楚事实是相反的，她也害怕我会倾向于同意她一切都好。

如果我采用以病人为中心的解释，我认为她会将此体验为我在让她对不能将信息传递到我而负责，也会显现出我不愿意为自己在她传递信息的方式中设置的障碍而负责。事实上，很可能她的被动和为自己的需要努力，帮助她将愧疚、痛苦和责任投射给了我。如果是这样，原则上她从理解这些机制中获益，因为这些机制毫无疑问导致了她的困难，但我担心她还未达到有兴趣理解这些问题的状态。她所需要的是我认可她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我接受在我内心激起的情感，并避免将它们投射回去。她害怕我不能应对这些情感，因为他们会打破我的心理平衡。

我解释说，她害怕我不能建立起一个信息可以抵达我的环境，同时，我将她的注意力拉到她相对镇静的当前会谈氛围中。我认为她希望我会看到在这个镇静的背后，情况是远远不够好的。然而，我发现我自己又补充说道，她也暗示有些戏剧性的事情在发生，而我想知道这是否是她的本意。我想，这使她不确定我是否能通过戏剧性看到她真实的感受。

我说了之后，就意识到补充的这个评论某种程度上有批评的口气，我怀疑是否是因我自己容纳情感的困难所激发，包括那些对她的焦虑，还可能是她让我感到责任、愧疚和无助的烦扰。我也从过去的经验知道，一个批评性的评论可能会导致施虐受虐的关系，让她感到成为不公平的攻击的受害者。

她沉默了一会儿，开始谈她与儿子充满忧虑的关系。她描述他如何伤害每个人，他因为不能忍受和她同住而如何尖叫，并夺门而去。开始他说永远不回来了，但后来他又来电话说他周一要回来上学。事实上他未能改变，她不得不给学校电话解释，因为他们也已经到达容忍底限，并威胁开除他。她告诉他们她知道这很糟糕，但她能做什么呢？

我考虑到这会是对刚才发生的互动和对我所作解释的反应的批评。在某个程度上我认为她会感觉到我是挑剔的，就像她的儿子，她有想愤而退出的冲动。我难以想到她会如何反应，但我觉得最好避免去强调关系这一方面。我不认为她有能力去意识到在我们之间沟通困难上她负有责任，对此进行解释会让她觉得自己成为被虐待的受害人。我认为，她否认会谈中的情感，并将我认同为无法应对的父母。

正是有了这些想法，我解释说她需要我接受病人消失时的无助感，如同她儿子消失时的感受一样。她需要我去处理因她没来会谈和无法联系上我而产生的焦虑。她觉得我在批评她，因为她现在害怕我会过于严苛和防御，难以理解她对我的失望和愤怒，难以认可她作出的联系上我的努力。

短暂沉默之后，她继续谈了更多关于儿子的材料，以及与他相关的危险的犯罪少年哥们。她描述了她如何试图通过电话他的朋友们及其父母来跟踪儿子，当他发现后大发雷霆，辱骂和指责她监视和控制他。她也试图联系她的前夫，儿子的养父，带他回家，但他说他很忙而且也没有车。他认为应该允许男孩子有自己的时间去寻找自己的路。

这对会谈中我对她行为的体验有了一个直接的联结。我认为她认同自己的角色为一个无助的母亲，但，那个对我极为愤怒的烦恼不已的病人，不能忍受与我再呆下去且无法直接联系上我的病人，目前还没被她感受到。这是一个我所熟悉的问题，我无法确定是否应该跟随她，或是等她回来。

我解释说，当她退出时她认为我是无助的，并让她去寻求回到会谈的方式。这使她感到害怕，怕我不能认真对待她所处的危险。然而，她也强调过，当她感到困扰、暴力和失控时，我试图用解释去靠近她，她会愤怒，并感到被干涉和控制。

余下的会谈中仍然继续着相似的脉络。她描述她的同事们是如何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对财务主管诉说他们部门所面临的困境，但同时来自其它大学的申请人和同事所面临的问题却与此完全相反——他们被劝服说他们的部门状态尚可为继。她也提到了关闭的可能性，以及为此裁员的必要性。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她的不安全感，因为有大量的提示表明她可能无法继续分析了，成为我可能的裁员。

这次会谈呈现了非常典型的她产生的焦虑模式，也显现了她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她持续存在的问题，二是她与我的问题。如果我试图去与这个非常困扰的进入会谈有困难的病人沟通，她会觉得我在劝说她，她显然无能忍受这点。另一方面，如果我过于被动，像她所抱怨的那样两手一摊，我没有什么可做的，她会害怕我会放弃她，认为这个分析失败而无望。如果我采用以病人为中心的解释，她会觉得被侵入，并将其体验为我无法应对焦虑，从而责怪她，并将焦虑推还给她。我想她更能忍受以分析家为中心的解释，但她有时会将它们视为一种我无法应对的忏悔，以及我害怕处理她的困难并面对其结果的一种坦承。

讨论

在这个材料中所遇到的技术问题，一方面可视为病人阻抗的表达，一方面是分析家的反移情困难。当我们更多地了解投射性认同机制(Klein, 1946;Rosenfeld,1971)，容器 (Bion,1959,1962,1963)，以及反移情 (Heimann,1950,1960;Money-Kyrle,1956;Racker,1957;Sandler,1976)，我们就会对它们有更深刻的理解，因为这些与它们密切相关。

Sandler (1976) 和Joseph (1981) 都意识到病人推动和刺激分析家以在移情中营造特殊的场景的方式。Sandler描述了在自体和某个客体间的内在关系是如何在与分析家的关系中变成“事实”的，扮演起“婴儿期的角色关系”。与此对应的弗洛伊德的“自由悬浮注意”，他指出，分析家必须有“自由悬浮的反应”，并且分析家的反应与想法和情感一样，都促成了反移情。Joseph也指出了分析家是如何通过这些扮演被卷入到病人幻想中的角色中，而其结果成为了病人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病人显然会以妄想形式来解释这样的行动化和婴儿期角色关系，并相信它们的实现不仅是通过自然的手段，也依靠全能幻想。

我们用“反移情”来指代分析家与病人关系中的全部反应。认识到在产生这些反应中投射性认同的重要性，很自然地就有了一种观点：反移情是关于病人意识状态的重要信息来源。分析家可试图去观察他自己对病人的反应和会谈中的整体情形，并利用它们去理解病人正在投射的内容。

但当我们在实践中利用反移情时也会有它的问题，也许主要是因为分析家的内省中混杂着他自身的防御需要，因此一些重要的反移情反应仍然是无意识的。自欺和与病人的无意识共谋回避现实的行为，使反移情在没有额外的证实时变得不足以采信。这里第三者观点能帮助分析家识别他的盲点，增强他的判断(Britton,1989;Segal,1991)。他可在会谈后利用同事或督导，并在某种程度上内化他们。绝大多数的分析家能利用病人提供的帮助，有时通过病人对他工作的直接批评，但更多是通过对他的解释作出的反应。

由于病人推动而成的反应行为倾向，通常不可能准确地理解事件发生时此刻真正发生着什么。Sandler(1976)建议分析家可以捕捉自身的反移情，尤其是如果朝着不适宜的方向，但他也同意这样的自我觉察只可能在已经将反应付诸行为后才能发生。无论如何，显然即时的反移情反应只能在病人已经有了反应的数分钟后，才能去审视，甚至可能在本次或接下来的数次会谈中，这样的情形不得不继续重复，以获得更深入的理解。利用所有可获得的手段，包括自我观察，观察自己的行为，病人的反应和整个会谈的氛围，分析家能获得某种对病人及与病人互动的理解。如果分析家能扛住压力，他就能利用这些理解去建构起允许病人感觉被理解和容纳的解释。若它是令人信服的，病人就会感受到自己投射给分析家的那些内容被容纳了，那么结果就是这些被投射的东西变得更可以忍受。病人会得到缓解，并能利用分析家的能力去思考、感受和体验，以帮助他去应对。

如果分析家不能容纳这些投射，将自己关闭起来或反投射，病人会感觉受到攻击，并产生误解，可能会变得更加困扰，加剧他所使用的分裂和投射机制的程度。相反，成功的容纳会带来整合，被人理解的体验就会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土壤。

更深入的发展对持续的心理变化是必要的，并且，在我看来，它并不会自动地发生在容纳之后，而是取决于病人获得的洞悉和理解。成功的容纳，在于被理解而非获得理解，对这些发展而言它是必须的条件，但仅此还不够。容纳，需要这些投射的内容能够进入分析家意识中，被接收并领会到它们令人信服的意义。这并不需要病人自己可以或对获得理解有兴趣。如果病人要更进一步地发展，他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变化，或对理解产生兴趣，无论这个兴趣是多么微弱或短暂。这个变化，反应出了忍受洞悉和心理痛苦的能力的开端，意味着从偏执-分裂位向抑郁位的一个前进。我将展示这样的发展是如何依赖于分离和丧失体验的。

在上述会谈后的数月内，这个病人被告知我将在期中有额外一周的治疗中断。她通常的应对方式是错过几次会谈，部分原因是报复性的，但我认为更主要是将被抛下的体验投射给我。这次，她在一次会谈的开始，说她如何与丈夫一起如往常一样步行去上班，经过一个邻居的房子，她发现在阁楼上有光。她知道这个房间最近变成了这家新出生婴儿的房间，她想像当他们经过时婴儿的父母一方一定在照顾它。这使她在考虑与她现在的丈夫要个孩子是否真的太迟了，当她一想到所有不得不面对的妇科的问题时开始发抖，在她第一次怀孕时有如此多的并发症和无尽的痛苦的检查。他们拐了个弯，经过她同事和主要竞争对手住的那条街。她与这个女人有着非常困难的关系，她敬佩这个女人，但却觉得被她所控制，她描述通常她经过时会直接盯着这个房子，经常可以看到她同事正在里面走来走去地选择她当天要穿的衣服。然而，这次她却看不清房子里面，因为她的眼里充满泪水。

我解释说，这是她以不同的方式对我一周的离开作出的反应，她今天好像联想到这个，觉得我有其它事要参与——如同有一个婴儿——这使她感到悲伤，让她感到更多的分离并流泪。她的情绪是安静的并充满体贴，我得以继续解释说，她已经预先处理了分离，通过进入我的意识，如同她过去常常“进入”她同事的房子，她的家庭，和她的部门。

这种联结出现的周期并不频繁和持久，但它们至少激发起这样的时刻，使她似乎真正对她的思维运作方式产生了兴趣，并由此能接受以病人为中心的解释。这时的变化与病人的忧伤相关，她害怕她不再具备再生一个孩子的心理和生理的能力。她感到与我更多的分离，她的泪水使她可以接受与一个心理现实相关的短暂联系。这个朝向抑郁位的微弱而短暂的变化，允许她对自己的意识和自己的心理过程产生兴趣。

深入讨论

在精神病性和边缘人格病人中，与偏执-分裂水平的运作一样，容纳会带来缓解，但不必然会带来成长和发展。原因之一是缓解取决于容纳性客体的持续存在，因为在这种组织水平下，真正的与客体的分离是无法忍受的，其结果就是容纳的能力不能被内化。失去客体的威胁造成了恐惧，并调用全能幻想来获得客体被占有和控制的幻觉。病人内化了容纳着投射内容的客体，并不会真正去面对分离的感受。有时这样的全能幻想是妄想性的，并无视反面证据的存在，但在大多数案例中，反面的证据被更精妙地回避了，比如规律的会谈时间会激发病人幻想为分析家是不能独立和意外地行动的。

这呈现出我的病人惯常的处理分离的方式是通过投射性认同，她体验到如同进入我的意识和身体，在那里她可以控制我，但她也看到她就在我的内部，由此成为了我的责任。在临床材料的第一部分，我试图呈现当这些发生时她是如何难以容纳。她疯狂、危险和攻击性的行为精妙地隐藏在她的镇静背后，但当我难以发现和联系上她时就显现出来了。我对她的担忧与她对儿子强烈的担忧是并行的。当我能够容纳她的焦虑——她怀疑我是否有能力处理这种职责，她似乎得到缓解。但这种缓解需要我作为一个容器而存在，并仅能通过否认分离而在会谈结束后仍能存续下来。这样的否认与占有性控制她的客体有关，仍然在她的全能控制之下。

当分析家临时性外出，病人的全能控制和一定程度的分离实现时，这种情况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在我告知她分析会有一个意外中断的那次会谈中，这样的情况很快就发生了，与之相关的是，她所说的，是她的邻居而非她自己拥有了一个她自己如此渴望的婴儿。我的行为自由与全能控制的减弱有关，由此带来的丧失体验使她体会到更多的分离，在表达她的一些伤心和悲痛的过程中，我认为她为失去的客体和机会进行了哀悼。我 (Steiner, 1990,1993)曾在其它地方讨论过，正是通过哀悼的工作，病人才有能力去重新获得她之前通过投射性认同消除的那些部分，通过进一步的工作，把这些投射出去的碎片重新整合进自我。

在这几次会谈中，病人能对自己的意识产生真正的兴趣，并开始区分什么是属于分析家的，什么是属于她自己的。在困扰减轻的病人中，这种朝向抑郁心位的前进明显地愈发频繁起来，在后期的分析中，即使只是短暂和隔离的片刻，它们都可能发生。它们需要分析家首先有一个容纳和整合投射要素的能力，但我相信，它们也需要分析家有勇气去承受风险，在适当的时候给予以病人为中心的解释，即使可能会使病人困扰。

两种类型解释间的变换

在我呈现的临床材料中，我试图对两种类型解释间的转换需要保持敏感，我也在两种类型上都遇到了困难。当我聚焦于病人的行为，如，解释她的戏剧性或她退缩到沉默中，她感到被侵入，并觉得因未能联系上我而受到了责怪。当采用病人为中心的解释时，她应为我们间所发生的——她变得极度困扰并想退出——的情况负责。尤其是在责任问题上，她觉得我有时口气变得理直气壮，这使她觉得我正在拒绝去检视导致问题的我自己的原因，我不想接受自己的责任。当病人投射如此强烈的情感给我的时候，在反移情中，这个问题激发了严重的问题，因为我通常感到我应为病人的问题承担责任，如同是我自己的责任一样。

在这些情况下，我相信将病人为中心的元素从解释中抽离可能更好，聚集于病人对分析家的看法上，并避免在两者间给出不成熟的联结。当然，这不是一个可用于解决技术问题的公式，而且如我们所见，分析家为中心的解释也有其自身的困难。它们也可能无法提供容纳，有时是因为他们是错误的或者不够了解的，有时是因为病人觉得分析家的解释只是为了掩饰这种情形而不是面对它。太多以分析家为中心的解释让病人感觉到分析家一心想着他自己，而不能观察和响应病人和他的问题。此外，有时分析家的这种观点是合乎情理的。病人总是倾听分析家意识状态的信息，不论分析家采用的哪种解释形式，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线索，都会向病人提供关于他的信息。病人能利用这些去看分析家所说的与他感觉的分析家是否相符，这对病人看待分析家的特征和是否值得信任非常重要。

有时，对病人看待分析家的观点进行解释，能帮助病人识别到他投射了某个过去的内部形象到分析家，期待分析家如同她母亲曾经那样去行动和说话。解释可以澄清并使病人看到分析家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然而有时，解释只是确认了病人的恐惧。要使解释有效，就既不能是一个忏悔，这只能使病人焦虑；也不能是一个否认，这只让病人看成是防御或虚伪。

技术上的挑战在于以病人为中心和分析家为中心的解释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解释可以暂时去强调容纳，但最终必须聚集于帮助病人获得内省。一个不太情愿去寻求这个基本目标的分析家不会被感受到提供了容纳。确实，两种解释可被视为分析家工作的女性化和男性化的标志。两种都是必要的，令人不安的内省只有在病人获得容纳时才是可接受的。如果分析家对病人对他的解释作出的反应保持敏感，并倾听接下来的材料，部分当作对前面内容的评论，然后才可能从一种解释敏感、灵活地转换到另一种类型的解释。随着发展的进行，其间的区别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某种中间类型的解释就成为可能，并显现出病人的行为与分析家的观点之间的联结。这些联结在病人处于更原始的功能水平时是不太可能的，那时容纳和被理解比理解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