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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验室考古给田野考古发掘带来新的突破与契机。经重新梳理发掘资料及清理发现，殷墟王裕口南M103贞人墓出土的绿松石镶嵌条带状饰件是冠饰的重要部件，这在殷墟并非个案，装饰华丽、形体高大的冠饰是墓主身份的标志。 关键词：殷墟；贞人墓；冠饰；绿松石镶嵌条带状饰件 2009年，笔者之一在殷墟西南部王裕口村南发现一处殷墟时期的家族墓地[1]。研究发现，是甲骨文记载的贞人的家族墓地，这也是首次在殷墟发现并确认的甲骨贞人家族墓地[2]。以M103、M94为代表的两座保存完好的墓葬，出土了大量随葬品，许多工具类的随葬品应是从事甲骨占卜活动的器具，这也是墓主人职业身份的象征[3]。刘一曼先生同意这样的观点，并认为殷墟大司空M663及郭家庄M53的墓主同样是贞人[4]。 王裕口南地发掘属配合基本建设，时间紧、任务重。虽然在发掘现场采取了一些防护措施，但仍难以满足精细化清理的条件，特别是M103椁室东南部殉人H颈部有扇面型冠饰，主体为骨笄，另有螺、绿松石等，材质脆弱、结构不明，现场无法进一步清理。而且此类冠饰在殷墟极为少见，有很高的展陈价值。鉴于此，专门把椁室南部（北至腰坑南边缘）套箱取回工作站。2019年秋，专业技术人员打开套箱，再次进行清理发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现就M103冠饰及相关问题讨论如下。 一 受简报体量所限，M103相关资料报道较为简略，现就相关问题，特别是随葬品的位置进一步说明。 M103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3.2、宽1.65～1.75米，深2.36米。墓底有熟土二层台与腰坑，葬具有一椁、一棺，椁底铺一层朱砂。墓主头南脚北，俯身直肢，男性，年龄30岁左右。骨质保存较差。M103内共有9个殉人，编号为A～I。其中A～G距墓底不同高度，填埋在二层台内，H、I南北相叠，放置在东部棺椁之间。另有3条殉狗和牛、羊腿各1只。随葬有铜器16件，陶器13件，玉器8件，蚌器、磨石1件，骨笄若干、绿松石、金箔饰品、贝、螺等，分别放置在二层台上、二层台内、棺椁间及棺内。 由于棺椁腐蚀、坍塌，加之时间紧，条件有限，现场清理不够仔细，导致一些随葬品的位置不很清楚。随葬品位置涉及到器物的形制、功能、与墓主的关系等诸多问题，不可不辨。结合当时的发掘记录、影像、随葬品形态以及室内清理状况，笔者尝试复原各随葬品原始位置，这也是下文讨论冠饰与饰件等的关键要素。 M103第一层随葬品清理出后（图一，1），可以清晰看出，随葬品朝上的表面没有粘附棺上红漆，这表明随葬品不在棺内，而应在棺外，其原始位置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位于椁盖板之上，后因椁盖板腐蚀塌陷而掉落至椁室内；二是器物位于棺椁间空档处。 1号铜罍应是碎器或毁器葬俗而被刻意打碎，一块位于二层台上，一块位于椁室内。二者原本应在同一水平面之上，只是因椁盖板腐蚀后，其中一块掉落到椁室内；椁室内的铜罍与北部的2号铜鼎、3号铜壶距椁室底部还有一定距离，表面都没有朱砂和椁盖板腐蚀形成的黑灰痕迹，这说明铜鼎、壶与铜罍一样，最初位于椁盖板上；而2件铜觚、2件铜爵、1件铜簋更接近椁室底部，表面都或多或少粘有黑灰痕迹，这表明椁盖板应叠压其上，如此这几件器物应在棺椁间，或棺上。6、7号铜觚被刻意打断，7号铜觚还保持上、下两截相接的状态，表明随葬后其位置没动。6号铜觚与5号铜爵位于棺室中间位置，显然不是棺椁空档处，最初应位于棺盖板上。 在随葬品、墓主人骨清理完后，开始清理棺椁间填土[5]及二层台。殷墟墓葬二层台之上或之内，甚至底部都有可能殉人、殉牲、放置器物，花园庄东地M54[6]即如此。M103二层台内大体分作上、下两层放置殉人、殉牲及陶器（图一，2、3）。但清理到墓底时暴露出问题：在棺室东南部即墓主上肢东侧发现数量较多的骨笄，部分被棺椁间淤积土所叠压。清理完二层台及棺椁间淤积土后发现，在东侧棺椁间还有两位殉人，编号为H、I，二者均侧身直肢被塞在狭小空间内，殉人H头向南，面向东，殉人I头向北，面向西。更为关键的是，有大量的骨笄呈扇面状叠压在殉人H颈部，另外旁边还发现有铜戣与铜锛，且有器物明显被墓主压在身下，于是提取了墓主人骨，全部清理墓主身下器物（图一，4；图二），如此被叠压的所有器物均显露出来，一部分位于墓主身下，如玉环、镜状圆形铜器、铜鐏、玉刻刀等。需要说明的是，32号铜印章与33号铜刀是在西南二层台、紧贴椁室西壁处发现的，发现位置高于墓底，如果是在棺椁间，那么最初放置时就会是悬空状态，这显然不太可能，因而这两件器物极有可能原本就放在二层台内。28号铜戣应位于棺椁之间，部分被冠饰所压。 二 田野发掘之时，已发现26号绿松石、29号金箔饰品、38号螺及骨笄等（图二）。经室内仔细清理后发现，绿松石不仅只有26号，还有数处，且分布有一定规律。下面按位置不同，对其编号分组介绍（图三）。 按位置及图案形状不同，把绿松石分为A至K共11组，各组相对独立，均是用绿松石片拼出一定的图案，以D、E、F三组相对完整。从位置来看，A至I组、K组均在椁底板红色朱砂之上，且C、D组就在冠饰之上，E、F、G组实际距椁底板还有8厘米。这表明A至I组、K组绿松石原始位置不在棺内，而与骨笄冠饰一样位于棺椁间。J组情况则不同，应位于棺内，置于墓主身下。由于墓主为俯身直肢葬，J组可能是独立或组合式的墓主饰件。 A组：南邻B组，分布面积约2880平方毫米。有4块较大的长方形绿松石片顺序弧状排列，应镶嵌在图案的外边缘，每块面积1.2～26.1平方毫米。其余30余块小型绿松石片多是不规则四边形，每块面积0.8～10.5平方毫米。绿松石片厚度较一致，1～2毫米（图四，1）。 B组：A组南侧，分布面积约8770平方毫米。边缘有1块最大的长条形绿松石片。该组共约54块绿松石片，除最大者面积约52平方毫米外，多数为0.5～15平方毫米（图四，1）。 C组：与D组相邻，位于冠饰之上。C组范围较小，面积约27.90平方毫米，7块绿松石大体围成一个圆形，每块为不规则方形，面积2.2～67.5平方毫米（图四，2）。 D组：位于C组西南侧，共约175块绿松石片，面积约11490平方毫米。可以看出其原始图案应为圆形，直径约62毫米，其外缘是一周由较大块的不规则长方形绿松石片拼合而成，但中心图案不明。需要指出的是，D组南部边缘被夹在骨笄冠饰之中，这表明二者应有关联（图四，2）。 E组：与F、G组相邻。相较于其他组，E组完整，可以看出为回转盘旋的蟠龙纹，绿松石片构成的龙体鳞纹尚存，但是龙首不明。整个面积约21540平方毫米，圆形直径约98毫米。绿松石片有三边形、四边形，多不规则，平均面积相较于其他组绿松石片要大一些，且较为均匀。E组共有约153片绿松石，每片面积约0.5～32.3平方毫米（图四，3）。 F组：位于E组西南侧，大体呈圆形，面积约7650平方毫米，图案似与D组相近，以大片镶于边缘。绿松石片以长方形为主，少量三角形，共约86片，每片面积约0.48～18平方毫米（图四，3）。 G组：与E组紧邻，残留范围较小，只有约75平方毫米。与其他组不同的是，其边缘两片长方形绿松石片呈直线形摆放，每片长4.5、宽2.2毫米。另有10余片拼在一起，图案不明（图四，3）。 H、I组与E、F、G组之间有较长的间断，不排除其他部分田野发掘清理时被无意识清理掉了。这两组也仅保留数片，更无法了解原始形状。H组分布面积约96平方毫米。只保留约48片不规则形状的小片绿松石。I组绿松石片数量更少，但有两片呈顺向摆放，与G组类似（图四，4）。 J组：此组绿松石在田野发掘时曾与金箔、玉环等一起提取，并不是此次清理出的。此次把金箔简单清理一下，可以清晰看出是两个饕餮金箔兽面，而绿松石片极有可能与金箔一起镶嵌、贴附在某类基体之上。因紧邻玉镯，由金箔与绿松石装饰的某类器物可能是玉镯上的饰件。金箔尚未进一步修复，绿松石片均为小块，面积1.2～17.2平方毫米（图四，5）。 K组：位于扇形冠饰一侧，与螺、蚌鱼、穿孔蚌饰等在一起，分布面积约7910平方毫米。除一片面积稍大些外，其余均是不规则小片。应是与螺、蚌鱼、穿孔蚌饰等一起组成冠饰的部件（图四，6）。 冠饰的主体由30余根骨笄组成[7]，骨笄方向一致，倾斜顺放，构成扇面形。推测原本插在某种有机物之上，共同组成可佩戴的冠饰。冠饰扇面最大外弧径646毫米。骨笄几乎全部折断，未见完整者。骨笄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夔龙形笄首，形体较大，倒立，张口，口内衔笄杆，“臣”字目，顶部为夸张的高帽状，边缘镂孔。此类骨笄数量相对较少，仅有7根，位于冠饰两侧，如果戴于头上，可能对应的是头部的前后两部分。另一种为凤鸟形笄首，形体略小，数量较多。凤鸟圆眼突起，镂孔齿状冠。 螺、蚌鱼、穿孔蚌饰：呈长条形集中位于扇形冠饰一侧，分布范围长209、宽79毫米。螺的个体较小，因长期地下埋藏，已难以清理出单独个体，但可辨识出螺上有小型穿孔。2件小型蚌鱼压于螺下，另有几件穿孔蚌饰，直径约31毫米。 三 作为一个完整的遗迹单元，墓葬的每个“要件”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都蕴含着重要的信息。因而“要件”的含义就不仅仅是墓葬形制、葬具、墓主、殉人与殉牲、随葬品等基本信息，还包含空间位置、组合关系、自然或人为因素等多种信息。受各种因素制约，我们无法百分之百地揭示原貌，这也是考古学的遗憾之处。但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通过精细化发掘，辅之以复原实验等多种方法，还是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近真实。 经过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绿松石镶嵌饰件主体呈条带状分布，由C、D组来看，一端应与冠饰相连，另一端顺着木棺外侧搭在棺上，后因木棺腐蚀塌落。推测整体应是条带状皮质饰件，皮质基体已全部腐蚀，镶嵌其上的绿松石片得以保存。绿松石镶嵌图案以两组或三组为组合（至少有A与B组，C与D组，E、F与G组），每组图案以圆形为主，圆形外缘多是大块绿松石片横向或纵向排列，因缺失太多，具体图案不明，但E组相对较好，隐约可辨认出其图案为蟠龙形。J组绿松石与条带状绿松石饰件没有关联，应与兽面状金箔有关；K组绿松石与螺、蚌饰件有关联，与条带状绿松石饰件是否有关，尚不清楚。但K组应该与螺、蚌饰件一样，是冠饰组件。 整件绿松石镶嵌饰件是冠饰的组件，还是单独饰件，尚需要辨析。该饰件长约802毫米，宽约95毫米。从绿松石图案分析，尚不明确何为首端、何为尾端。商代器物有条带状纹饰带，如铜鼎、簋等器物的颈部，常饰一周条带状纹饰，多由夔龙、蝉、小鸟、圆涡、三角蕉叶、连珠纹等构成。M103这件绿松石饰件也应如此，整件条带饰件上用绿松石镶嵌着基本相同的纹饰单元。冯时先生认为，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龙形物应为覆盖在墓主身上的旌旗，其功能是“引魂升天” [8]。盘龙城杨家湾M17曾出土有金片绿松石兽面形器[9]，有学者进行复原重建认为，原件应是立体的有角、有躯体的龙形器[10]。二里头与盘龙城龙形器整器就是一种图案，主旨鲜明，传递的信息也清晰、明了。反观M103绿松石饰件则有所不同，如作为单独饰件，特别是旗帜类器物，其图案主题不突出。因而笔者倾向于该饰件是冠饰的组件，应是冠饰上的装饰物。 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出土的铜扭头跪坐人像形态逼真（图五），细节丰富，展现出三星堆青铜铸造艺术的高超水平，其年代为商代晚期[11]，与殷墟大体同时。铜像头部两根凹槽形铜条表现的头发十分罕见，当时如有人饰如此发型，肯定有硬性支撑物，而铜条外盘旋而上、饰云雷纹的发带一定用于捆绑头发，当然也有装饰作用（图三）。M103这件与冠饰放在一起的绿松石饰件可能与三星堆这件人像的束发带有相同功效。 殷墟墓葬中，出土单件或数件骨或玉笄相对较多，但出土数十件、甚至数百件骨笄的案例屈指可数。王陵大墓M1550陪葬墓M1550∶49中，墓主“头顶上有骨笄一丛，约八、九排，上张下敛，插成孔雀尾式，全形类似后代婚嫁时新妇所戴之凤冠。骨笄为数甚多，总在六、七十枝以上，……最上一排骨笄之间有细碎的松绿石片，已不能辨其纹，右鬓角上有细小松绿石片砌贴成的圆片一面，大概是发冠的遗痕” [12]。石璋如先生曾对其进行过细致研究[13]。 从以上引述可得出此冠的以下几点关键信息： A、此为冠饰，由大量骨笄组合而成，呈扇形； B、骨笄有多种类型，以鸟首形、兽面形（夔龙形）骨笄居多； C、冠饰之上有绿松石装饰物，且有“细小松绿石片砌贴成的圆片一面”，与M103条带状绿松石镶嵌饰件图案极可能一致。 小屯M18位于妇好墓以东，为一座保存完好的高等级贵族墓，“在墓主人头前的棺外有排列比较整齐，相互叠压的骨笄二五件，玉笄二件，骨笄绕墓主头前呈椭圆形，范围东西长约50、南北长26厘米，显然是帽冠压扁后所形成。两件玉笄一件在中部，一件在西侧，西侧一件被腿骨压断。有些骨笄尖端紧挨人头，但位于棺外。虽笄杆均残断，但排列整齐，夔龙式笄头大多顺放，似为原来方向，推测这些骨笄与玉笄都是插在冠上的。大概因冠太高，棺内容不下，因而放于棺外墓主头前”，“在墓主人头部还布满极小的绿松石片，用途不明” [14]。 由以上介绍同样可以得出如下关键信息： A、此为冠饰，由骨笄和玉笄组合而成，呈扇形； B、骨笄主要为夔龙、鸟类两类； C、简报未进一步说明墓主人头部绿松石片的的情况，但从其位置，及“布满”与“极小”用词可以推测，这同样是冠饰之上的绿松石装饰物。 出土骨笄数量最多的当属妇好墓，共499件。发现于距墓口深5.6米的墓室中部偏南处。“范围南北长0.6、东西宽0.41、高约0.25米……估计原是装在一个长方形'木匣’中的”，“除圆盖形头笄（即Ⅲ式）凌乱地散放在'木匣’之南，与玉盘、石豆等在一起上，其余似都装在木匣内……放在木匣最上层的是两件夔形鋬象牙杯和一件带流虎鋬象牙杯（坏残碎），在它的旁侧，散放着夔形头笄（即Ⅰ式）；起去此层后，有鸟形头笄（即Ⅱ式）和少数夔形头笄，鸟形头笄象是成束放置的，多数平放，但也有侧放的；往下为方牌形头笄（即Ⅳ式），……最下层则为大量鸟形头笄，似成束，笄头以朝北的居多，朝南的较少。” [15] 由此可知： A、除圆盖形头笄外，其他类型骨笄集中放在一起，大体按类型不同，分层摆放，有一定规律性； B、“木匣”体量较大，内放骨笄主要是鸟形头、夔形头和方牌形头三类； C、虽然没有放在人骨头部这样最直接的证据，但从木匣内骨笄情况，结合已确认冠饰上骨笄形态推断，木匣内极有可能放置的是冠饰。 四 以上四件冠饰中的三件形状都大体呈扇面形，且都用绿松石装饰。当然绿松石片一定是镶嵌于某种基体之上，王裕口南M103与王陵区M1550∶49绿松石镶嵌图案基本相同，整体呈圆形，是蟠龙状，或是圆涡状，不得而知。事实上，除了K组绿松石片与螺蚌装饰在一起外，C、D组绿松石图案明显夹在骨笄间，这证明，绿松石镶嵌条带状饰件就是M103冠饰的组成部件，而非单独的一件器物。 构成冠饰的骨笄以鸟形、夔龙形、方牌形头笄为主，几乎不见殷墟最为常见的直杆形笄。从固定冠饰的使用功能来说，不管何种类型骨笄，其作用都是一样的，四件冠饰都不使用直杆形笄，这表明其与夔龙形头笄等有着功能性之外的差异，这种差异性最大可能是不同形制的骨笄具有不同的等级，至少从美学角度来说，鸟形、夔龙形、方牌形头笄构成的冠饰，其外观更为华丽、醒目。 四件冠饰出土的墓葬等级均不低，王裕口南M103随葬包含2套铜觚、爵共9件铜礼器，且有9位殉人；王陵区M1550∶49是陪葬墓，也随葬1套铜觚、爵；小屯M18随葬包括5套铜觚、爵共24件铜礼器，有5位殉人；妇好墓更是一位王后级墓葬。这些也充分说明冠饰有不同等级，而这些造型华丽的骨笄正是其等级的体现。 据石璋如、宋镇豪等研究[16]可知，殷墟时期的冠饰、发饰多样，本文梳理的此类应是其中的一种。民族学证据表明，高冠是萨蛮巫师最重要的道具，而且不同的冠饰，其身份、地位，甚至是巫师的法力有很大的不同，高冠之上也有各种装饰物，商周时期十分流行高冠[17]。从出土玉石器人像来看，高冠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成为神人、神像的标志性装饰，其中以长江中游的后石家河文化玉神人最为有名，由石家河等遗址向四周扩散，并流传至商周时期，殷墟[18]、琉璃河遗址[19]均有发现。 陈翔认为佩戴这种高冠者为女性，M103墓主十分明确是男性，因而他认为M103中的冠饰应属殉人H[20]。但从历史学、民族学资料来看，男性和女性都有可能，具体到M103冠饰，考虑到M103墓主贞人的身份，笔者还是倾向认为应属M103墓主。与小屯M18一样，因形体较大，而放在棺外。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安阳洹北商城铸铜、制骨、制陶作坊考古发掘整理与研究”（编号：21&ZD239）和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殷墟墓葬出土的青铜爵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021-JCZD-21）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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