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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故事源遠流長，歷來諸多文學藝術家及民間伎藝人等都曾陸續不斷地進行再創作，在宋元時期城鄉的講唱書場和表演舞臺上俱已發出熠熠之光彩。到元末明初，杰出作家羅貫中獨具匠心，擘劃經營，在極其繁蕪的前代藝術素材基礎上，參訂史事，采摭傳説，成功地編撰了中國小説史上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説巨構《三國志演義》。羅貫中書出，時人輾轉争相傳抄。但是，在流轉過程中，又往往再次反復整理和修飾，或變更其分卷結構，或増删其情節、細節及文字，於是在明代便已出現諸多版本。今所知見者約達三十種。  清代初年，毛宗崗重新加以修改和批評。毛宗崗所評改的《四大奇書第一種》乃是《三國志演義》版本史和批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自此，毛本遂替代了羅貫中原書及其他諸明刊本，成爲三百多年來最爲風行的讀物。直到近年，整理出版的《三國志演義》文本乃至改編他類視聽藝術的作品，也還往往以之爲底本。 毛宗崗（一六三二—一七〇九後），字序始，號孑庵。長洲（今江蘇蘇州）人。他的生活年代，可據毛氏所寫一篇題跋的自叙來確認。清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春，宗崗應其弟子蔣深之請，爲同里前輩鄉宦蔣燦（號雉園）的會試硃卷及遺墨而作《雉園公戊辰硃卷并遺囑手迹合裝册題跋》。毛跋説：“歲辛卯，先生延館先君子俾冢孫云九世兄受業焉；於是予從先君子後，常得謁先生……予屢以拙藝請政，輒蒙嘉許。時予方弱冠耳，而今忽忽已老矣。”據此而知，毛宗崗在“歲辛卯”隨受聘爲蔣府塾師的乃父面謁蔣燦而獲之“嘉許”，這一年他正“方弱冠”二十歲。查清稿本《婁關蔣氏本支録》（清蔣祖芬輯）載：蔣燦生於明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卒於清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而在明崇禎末年便“退歸田里，閉門著書”。按宗崗之進謁在蔣燦“退歸田里”間，可見其“歲辛卯”當是清順治八年（一六五一）。由此上推二十年，乃知毛宗崗生於明崇禎五年（一六三二）。至於卒年，無疑在作《題跋》這年的春後或至其後，即清康熙四十八年的春後或其後不久，有年至少七十八歲（參見拙作《毛宗崗的生平與<三國志演義>毛評本的金聖歎序問題》）。 毛宗崗出身在一個貧窮的儒家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毛綸字德音，失明後更號聲山。毛綸疑生於明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或稍前年間［一］。有文名，浮雲客子稱許“其錦心繡腸，久爲文壇推重”（《第七才子書序》）。曾受聘坐館課徒，弟子中有後爲候選知縣的蔣之逵（字雲九，一六三六—一六八四）等。瞽目失視後，同輩深惜之學富家貧，感歎其“兩字饑寒一腐儒，空將萬卷付嗟籲”（褚人獲《堅瓠補集》卷二）。清文學家尤侗（一六一八—一七〇四）還説：“毛子以斐然之才，不得志於時，又不幸以目疾廢，僅乃闔門著書”，“寓筆削於傳奇之末”（《第七才子書序》）。此前曾評羅貫中《通俗三國志》，子宗崗也參與其事，卻爲人所竊據。繼而又評高則誠《琵琶記》，“口授兒曹，使從旁筆記之，更使稍加參較”（毛綸自序）而成《第七才子書》行於世。在《第七才子書》的成書整個過程中，毛宗崗不僅筆録盲父對《琵琶記》評論的全部口述并加校定，還時時對乃父之評而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或對父説之意味猶未盡處則“暢言之”，或對父所“未發之旨而増補之”。他還自撰《參論》五千言，附於《第七才子書》之《前賢評語》後。宗崗始終參與乃父評論《琵琶記》的工作，從其實際作用看，可以算得上是第二作者，儘管并没有連署。凡此，實乃也是他後來評改《三國志演義》之在學術上的預期演練。 毛宗崗參加過科試，獲得好名次。據《蘇州府長、元、吴三邑諸生譜》（清錢國祥輯）卷一載：“順治八年辛卯（一六五一）李宗師科試”共録取長洲縣諸生四十人，毛宗崗列於第三名。按是科試官爲監察御史李嵩陽（河南封邱人）。 毛宗崗也曾在“吴中望族”蔣府擔當過西賓。弟子蔣深（一六六八—一七三七），字樹存，號繡谷、蘇齋等。爲蔣燦曾孫、友蔣銘三子（後出爲嗣），宗崗稱之“樂安佳士”（按“樂安”乃蘇州蔣氏之郡望），關係比較密切。蔣深工詩能書畫，以參與纂修《書畫譜》等，特授餘慶知縣，官至朔州知州。有《繡谷詩鈔》《黔南竹枝詞》《雁門餘草》《鴻泥軒集》等。清沈德潛《清詩别裁集》收其詩五首，評曰：“（繡谷）詩亦時露警句，名場中交重之。”與查慎行諸名流有交。 在毛宗崗的思想和學術道路上，許些師友對他産生過較爲重要的影響。除乃父毛綸外，還有“志在《春秋》，舉冠麟經”的前明鄉宦而身後入鄉賢祠的理學家蔣燦（一五九三—一六六一），乃師浮雲客子（據李正學等考此人爲理學家彭瓏），大文學批評家金聖歎（一六〇八—一六六一），《古文彙鈔》編纂者蔣銘（一六三五—一六六九），歷史小説《隋唐演義》及《堅瓠集》編撰者褚人穫（一六三五—）等。 毛宗崗的著述，除《四大奇書第一種》（《三國志演義》評改本）外，今見多爲散篇。計分三類。 （一）理論批評：《參論》十四則，載清刊本《第七才子書》（毛聲山評《琵琶記》）。 （二）雜文與散文：《孑庵雜録》存七篇，其中《朋友不通財》《司帑有識》二篇載清刊本褚人穫《堅瓠廣集》，《僧道乞詩》《王貴學别子詩》二篇載《堅瓠補集》，《秦檜日受鐵鞭》一篇載《堅瓠秘集》，《孝道明王》《陳學究》二篇載《堅瓠餘集》。按《孑庵雜録》疑當爲宗崗所著單行本。 又有《堅瓠九集》《序言》（載清四雪草堂刊本該集卷首），《戒角篇》（載《堅瓠集》十集卷一），《貓彈鼠文》（載《堅瓠補集》卷一），《雉園公戊辰硃卷并遺囑手迹合裝册題跋》（載清抄本《婁關蔣氏本支録》中册），《題金豫音小像》（載清刊本《金氏重修家譜》卷七），《天干地支謎》四則（載《堅瓠續集》卷一）。 （三）詩詞：《庚申元旦宜振堂介五十壽》七律二首（載清刊本《金氏重修家譜》卷八），《西江月·咏鯗鶴》（載《堅瓠補集》卷二），《西江月·咏繭鶴》（載《堅瓠補集》卷二），《臨江仙·自歎》（載《堅瓠補集》卷五），《白蘋香》（載《堅瓠補集》卷六），《美女燈謎》（載《堅瓠補集》卷四）。 以上著述中的某些文字，如祝壽詩贊之類卻被載入名家族譜等書，説明毛宗崗之作受到時人的重視。 毛宗崗評改《三國志演義》（下略稱毛評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四大奇書第一種》乃是其最早之刊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小説類加以著録。 中國國家圖書館（下略稱國圖）所藏本，六十卷一百二十回，半葉八行二十四字，四周單邊。存封面、序、凡例、總目、人物圖、讀三國志法。是書諸回首葉或末葉的板心下方，刻有“醉耕堂/藏板”五字或“醉耕堂”三字，乃爲金陵書坊醉耕堂刊行［二］，故可稱之清醉耕堂刊本。這部刊本與後來廣泛通行之諸毛評本相比較，有幾點很可值得注意之處。  第一， 此書的刊行是毛宗崗本人還在世之時，爲最早的刊本。卷首有李漁（一六一一—一六八〇）序，末題：“康熙歲次己未十有二月，李漁笠翁氏題於吴山之層園”。“康熙歲次己未”，即清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這部清康熙十八年序刊本問世之時，毛宗崗四十八歲，而他三十年後纔離世，是爲其生前刊出的重要著作且自當十分關切。 而後來通行的毛評本卻將李漁原序稍加修改而稱作“金聖歎”序，末題“時順治歲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聖歎氏題”。按“順治歲次甲申嘉平朔日”，即清順治元年農曆十二月初一（一六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這一年還是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崇禎帝自縊死，九月清順治帝自瀋陽至北京，然而五月間明福王朱由崧已在南京即帝位而建立南明王朝（定明年年號爲弘光）；次年五月清兵下南京後，貝勒博洛乃奉命率師“徇蘇州、松江、嘉興等地，至杭州”（周沆稿本《滿洲編年紀要》）。在清兵占領南京以前，蘇州等南明統治區正繼續奉行明朝正朔而不可能使用清之年號。可見，題清“順治歲次甲申”的所謂“金聖歎序”，僅就撰寫時間這一點而言，也不難看出其僞造的馬腳。再説毛宗崗此年纔十三歲，怎麽便已能批改“三國”出書呢！ 第二， 書名是“四大奇書第一種”而不作“第一才子書”。清醉耕堂刊本各卷端與卷首總目俱題“四大奇書第一種”（板心亦俱如此），封面作“古本三國志”（右上）“四大奇書/第一種”（大字兩行）。這纔是毛宗崗還在世時的書名。按先前明馮夢龍（一五七四—一六四六）已有稱許小説《三國》《水滸》《西遊》與《金瓶梅》爲“四大奇書”之説，其後李漁承之而亦以毛評本爲“四大奇書第一種”（見李漁《四大奇書第一種序》）。可見，毛評本的原書名爲“四大奇書第一種”無疑。 在《三國志演義》刊行史上，最早稱“第一才子書”的是李漁自成之評閲本。李漁在爲毛評本《四大奇書第一種》作序之後不久，草率而成新評本，其兩衡堂刊本封面題名：“笠翁評閲繪像三國志第一才子書”。這是刊本書名正式稱“第一才子書”之始。李氏評閲本儘管以插圖精美著稱，但是其文本及批評文字并無特色，甚遜於毛評本。於是，後人便將“第一才子書”之書名取自李氏而冠於毛評本。有清一代，毛評本始見之原書名爲“四大奇書第一種”，毛氏身後卻曾在同一刊本上并存“四大奇書第一種”與“第一才子書” 兩個書名，到最後則衹題“第一才子書”而其原名反爲人們所罕知了。 第三， 主撰及撰述參與者。清醉耕堂刊本署名涉及毛宗崗、杭永年、毛綸三人。先説卷端所題“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吴門杭永年資能氏評定”（杭永年“評定”，或偶作“校評”“評選”）。從題署方面來看，毛宗崗無疑是此書的第一作者或主撰人，而杭永年也當曾在成書或刊板過程中參與其事，或做過某些批評文字的酌選和校定工作。果真如此的話，這部書仍然無妨稱之“毛評本”。再説封面上欄和總目次行又題“聲山别集”四字。毛綸在清康熙初年所評《琵琶記》成書之際，曾自謂“前歲得讀其原本（即指羅貫中《通俗三國志》）”，爰以批評，“且許兒輩亦得參附末論共贊其成”，但是“忽遭背師之徒欲竊冒此書爲己有”（毛綸《第七才子書琵琶記·總論》）。後來，毛宗崗秉承乃父遺願，在以往批評基礎上重新對《三國志演義》進行整理與評點而成新著《四大奇書第一種》。宗崗既承父願，此書中亦當存乃父某些學術成果，故出書時便在封面與總目處加署“聲山别集”。至於身處杭州的李漁聽其婿沈因伯自金陵來 “索序”，乃以是書爲“聲山所評”，實因未及詳察其間曾遭人“竊”據而後毛宗崗又重新撰作之故也。但到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曲江廖燕（一六四四—一七〇五）游吴門而撰《金聖歎先生傳》，説：“先生没，效先生所評書，如長洲毛序始、徐而安、武進吴見思、許庶庵爲最著，至今學者稱焉。”（見清抄本《二十七松堂集》卷十四。按“没”當作“歿”，“而安”當作“而庵”即徐増）文學家廖燕在這裏指出：效法金聖歎“評書”者有毛宗崗諸人爲“最著”，而宗崗排名又居於位首（按廖燕排名非據年輩，如排第二的徐而庵卻比宗崗大二十一歲）；宗崗之“所評”書名是文雖未直接説出，其實乃衆所周知，就是指十多年前刊行而一直風傳於世的《四大奇書第一種》。廖燕在蘇州進行訪問和實地考察的結果，與先前李漁“聲山所評”的説法不同，這部“長洲毛序始”之“所評書”《四大奇書第一種》不僅得到當地學術界的普遍承認，而且還爲“學者稱焉”。儘管毛宗崗曾經得益於乃父，但是他的主撰地位是不容動摇的。 後來隨著是書之名被偷換爲《第一才子書》，所題署的參與者名録也有所異同。今取拙藏清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常熟珍藝堂重刊本《第一才子書》（下稱清珍藝堂刊本）爲例，以之與清醉耕堂刊本相比較。可以看到：其一，清珍藝堂刊本《第一才子書》雖然保留了醉耕堂刊本原題署參與者的三人名録，但是其中毛聲山、杭永年名字出現的頻率很低（衹在總目端題上顯示“聲山别集”“吴門杭永年資能氏定”各一次，而醉耕堂刊本題“聲山别集”還見於封面共計二次，署 “杭永年”“評定”字樣還見於各卷端共達六十一次）。此二人之名雖保留，但予以弱化的處理。至於“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在珍藝堂刊本中凡見六十一次（在總目次行及各卷端），與醉耕堂刊本出現之數相等。僅從兩種刊本的題署來看，毛宗崗在這部批評著述中具有的地位一直很突出。其二，最重要的區别還在是否存有“聖歎外書”的題署。醉耕堂刊本不見“聖歎外書”四字，而珍藝堂刊本同其他《第一才子書》一樣，除僞造首序作者爲“金人瑞聖歎氏”外，還在總目次行上方和各卷端俱題“聖歎外書”。其實金聖歎既對《三國志演義》評價非常低，并没有也不會將之列入“才子書”（參見拙作《毛宗崗的生平與<三國志演義>毛評本的金聖歎序問題》），儘管他與毛宗崗有過交往，宗崗也師法過金批《水滸》，但是金氏并不是這部書的參與者。“聖歎外書”云云，實乃後人的僞托。 綜前所見，最早的毛氏評改本《三國志演義》，是毛宗崗本人還在世時的清康熙十八年序刊本。這部由金陵醉耕堂刊刻的原本書名爲《四大奇書第一種》，主撰者毛宗崗。宗崗評改《三國志演義》乃秉承其父毛綸（聲山）之遺願，所著述間亦當存有乃父的學術成果。吴門杭永年也曾參與其事。但是，金聖歎并没有參與毛評本的工作，至於所謂“第一才子書”的書名以及“金聖歎題”序、署“聖歎外書”等等俱係後來的僞托。 對於小説《三國志演義》，毛宗崗所進行的主要工作有兩個方面：改定文本和加以評説。 在文本的整理和修改上，毛氏尤其關注儒家理念在小説作品中的貫徹。其《讀三國志法》（下略稱《讀法》）的開端，就開宗明義地提出：“當知有正統、閏運、僭國之别”，以作爲觀察此書的首要問題。羅貫中《三國志演義》的思想傾向於褒劉貶曹，也基本上是以蜀漢爲正統的，衹是尚有未完全盡然之處。於是毛氏“折中於紫陽《綱目》，而特於《演義》中附正之”（《讀法》）。“紫陽《綱目》”即南宋理學大師朱熹所著《資治通鑒綱目》，一反司馬光《資治通鑒》，而以正統予蜀漢。毛氏對這部小説的評改，以理學家朱熹所説爲準則，進一步突出帝蜀的正統思想。譬如在曹丕、劉備相繼稱帝的三處文字描寫中，毛宗崗做了重要的修改。今姑且以通常認爲刊刻得早的明嘉靖元年序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文字與之相比較，可見其異同。  例一， 反對君位禪讓行爲而删减華歆等人逼迫漢獻帝禪位的某些言詞。《三國志演義》寫漢獻帝拒絕相國華歆等威逼之“效堯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時，明嘉靖元年序刊本卷十六《廢獻帝曹丕篡漢》接著還寫道：“華歆又曰：'陛下差矣。昔日三皇五帝以德相讓，無德讓有德也。三皇次後，各傳子孫……春秋强霸，各相吞并，有福者居之。後并入秦，方歸於漢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非陛下祖公公傳繼天下，宜早退之，不可久疑，遲則生變矣。’”華歆這裏强調，上古帝王“無德讓有德”，今漢室江山“非陛下祖公公傳繼天下，宜早退之”，反正統的思想十分突出。毛本第八十回則將“華歆又曰”“宜早退之（位）”等等説詞統統删除，這些重要修改既没有改變華歆諸人的奸逆形象，卻又大大冲淡了明嘉靖元年序刊本的某些文字不能盡合儒家禮制觀念之色彩。 按毛宗崗在此回回首評明確地説，三代以後，“學舜禹之受禪則非”。他指出“若夫受禪之舉，一學之而謬者有王莽，再學之而謬者有曹丕”云云，明確反對效法上古君位禪讓的行爲。 例二， 譴責曹魏取代漢室舉動，改曹后怒駡漢獻帝而爲斥責其兄曹丕等人。 明嘉靖元年序刊本卷十六《廢獻帝曹丕篡漢》寫獻帝泣告“汝兄欲篡漢室”時，曹后聽而大怒曰：“汝言吾兄爲篡國之賊，汝高祖衹是豐沛一嗜酒匹夫、無籍小輩，尚且劫奪秦朝天下。吾父掃清海內，吾兄累有大功，有何不可爲帝。汝即位三十餘年，若不得吾父兄，汝爲齏粉矣。”這裏寫獻帝妻曹后完全站在曹魏家族立場而公然支持取代漢室的行動。但是，毛本第八十回則改爲曹后怒其兄，斥之曰：“吾兄奈何爲此亂逆之事耶！”當見曹洪等帶劍入宫逼迫，她又大罵：“俱是汝等亂賊，希圖富貴，共造逆謀。吾父功蓋寰區，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幾，輒思篡漢，皇天必不祚爾。”（按毛本還有夾評稱贊云：“曹后深明大義，不是女生向外。”“比孫夫人之叱吴將更爲激烈，不意曹瞞老賊卻有如此一位賢女。”）毛本極寫曹后指責其兄“亂逆”“篡漢”而“痛哭”，於是她便從明本之蔑視漢帝而贊同其兄奪位的撒潑婦人形象乃一變爲大義凜然的漢室正統維護者。 例三， 强調諸葛亮之勸進是爲續漢統、延漢祀。《三國志演義》寫孔明勸漢中王即帝位的兩番當面進言，毛本第八十回與明嘉靖元年序刊本卷十六《漢中王成都稱帝》語意的側重點有所異同。明嘉靖元年序刊本寫孔明對劉備的第一番進言説：“曹丕豎子尚且自立，何況王上乃漢室之苗裔乎！”諸葛亮這裏指曹丕爲“豎子”，意思説這個小子尚自立爲帝，而劉備作爲漢家子孫更應具有稱帝的資格。此語雖也有尊劉貶曹之意，但是畢竟難免於“何必相比并”（見《二刻英雄譜》第一百六十回旁批）之譏。然而，毛本第八十回便對諸葛亮的勸進語加以修飾作“曹丕篡漢自立，王上乃漢室苗裔，理合繼統以延漢祀”。於是重點突出了劉備之稱帝是爲“繼統以延漢祀”。明嘉靖元年序刊本寫孔明對劉備的第二番進言，説：“今主上所有文武官僚數百餘員，皆欲主上爲君，共圖爵禄，光顯祖宗。不想主公堅執不肯，多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著重指出蜀漢多官之欲擁主上（劉備）爲君，是爲“共圖爵禄，光顯祖宗”。但是，毛本則將如此文字加以改寫，諸葛亮説：“目今曹丕篡位，漢祀將斬，文武官僚，欲奉大王爲帝，滅魏興劉，共圖功名。不想大王堅執不肯，衆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毛本雖然也寫及衆官可能會有“怨心”“必盡散”，但是他們擁奉劉備是由於“漢祀將斬”而要求“滅魏興劉，共圖功名”，這與嘉靖元年序刊本所寫“共圖爵禄，光顯祖宗”頗有差别。不僅正文修改如此，毛宗崗還把原段目“漢中王成都稱帝”改作政治傾向更加强烈的回目：“漢中正位續大統”，以突出劉備之被勸進稱帝是完全合乎儒家禮制規範的“正位續大統”行爲。 在《四大奇書第一種》中，毛宗崗主要通過整理回目、増删細節、修改文辭、削除論贊、更換詩賦等，來突出宣揚帝蜀寇魏的正統觀念以及古代君主制度下的宗法倫理道德，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表達對儒家民本思想的要求。在叙事技巧、語言文字修飾等方面也都有顯著的提高，増强了整部小説的藝術表現力。 毛宗崗最突出的成就，還在於對小説《三國志演義》所做的理論批評。 諸明刊本《三國志演義》從早期的注解到評點，曾經做過多種嘗試性的評釋工作，但還衹是初步而不够成熟。直到毛宗崗纔通過《讀三國志法》及回首評、夾批等方式，進行全面而系統的批評。除了思想性的評述外，還從理論的角度，提出了一些獨到的重要見解。 第一， 提出“一定”史事與“匠心”相結合的歷史小説觀。 在《讀法》中，毛宗崗既指出《三國志演義》與歷史著作《史記》的區别，又認爲與藝術創作《水滸傳》也有很大的不同。他説：“（《水滸》）無中生有，任意起滅，其匠心不難。終不若《三國》叙一定之事，無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爲難也。”所謂“一定之事”，即指歷史上已發生而不能“改易”之事實依據。有無“一定”史實依據，是歷史小説與其他創作小説（包括《水滸》）的區别。 對《三國志演義》評價的分岐，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出於對歷史小説特點認識上的不一致。毛宗崗所師法的金聖歎雖已正確分别歷史著作與藝術創作的界限，指出“《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因文生事”，但對特殊形態的《三國志演義》評價不高，而責之不能“因文生事”去“改易“一定之事”，説它“如官府傳話奴才”一般（《讀第五才子書法》）。民國間，胡適也有類似看法，認爲這部小説“拘守歷史的故事太嚴，而想像力太少，創造力太薄弱”（《三國志演義序》）。但是史學家章學誠則又從“實則概從其實”出發，指責《三國志演義》“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虛實“錯雜”而“淆人”視聽（《丙辰劄記》）。其實，他們對歷史小説這種特殊的藝術形式都缺乏真切的瞭解。  在毛宗崗看來，《三國志演義》這部歷史題材的藝術作品，所叙的虽是歷史上的“一定之事”，但畢竟又還是作家運用藝術“匠心”再創作出來的小説。正因爲如此，就不能以“實則概從其實”爲準則來衡量。然而，《三國志演義》編撰者“匠心”的運作必須限於“一定之事”這個大範疇內，即衹容許在史實基礎上發其藝術創造的能動性，卻不能像《水滸傳》那樣任意想像與虛構。其間的難度自然要更大些。毛宗崗關於歷史小説的這些獨到見解，是對小説批評發展史作出很有價值的理論貢獻。 第二， 構建《三國志演義》人物論。 歷史小説同其他叙事作品一樣，成功的關鍵在於人物形象之塑造。毛宗崗對此深有認識。在《讀法》中，他明確指出“人獨貪看《三國志》者”是因爲這部小説出色的人物描寫。由此，他的批評較爲全面而系統地構建了自己的《三國志演義》人物論。其內容大致包括以下幾個要點。 明確提出這部小説成功地塑造“三絕”典型性格。在所有的人物描寫中，他説：“吾以爲《三國》有三奇，可稱三絕。”進而分析了諸葛亮形象的出處行爲，認爲“歷稽載籍賢相林立，名高萬古者莫如孔明”，“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分析關羽形象，認爲“歷稽載籍名將如雲，而絕倫超群者莫如雲長”，“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又分析曹操形象，認爲“歷稽載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攬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是古今來奸雄中第一奇人”。毛宗崗説，“有此三奇，乃前後史之絕無者”，故能使人“愈不得不喜讀《三國志》也”。以《三國志演義》所描寫的這三個典型性格爲“三奇”“三絕”之説，是小説批評史上的一大創獲，儘管難免有所偏頗，但是其影響十分深遠。 毛宗崗對《三國志演義》所寫的重要人物性格，認爲既具有高度概括性，又有顯著的個性特徵。例如前面所説到的“奸絕”曹操，被描寫成“有似乎忠”“似乎順”“似乎寬”“似乎義”，具有前代王莽以至後來李林甫、韓侂胄等人的共同性格，是一個被集中概括起來的古今歷史上的奸雄形象，然而又超越其中任何一人。與同時代的董卓相比較，他又説：“觀董卓行事，是愚蠢强盜，不是權詐奸雄。奸雄必要結民心，奸雄必假行仁義……後人并稱卓、操，孰知卓之不及操也遠甚。”（第六回回首評）於是深入地揭示曹操之“奸雄”的最基本個性特徵，在於其“欺天下”的“權詐”行爲，而且至死不改。毛宗崗評説小説中的曹操遺命：“曹操平生無真，至死猶假，則分香賣履是也；臨死無真，死後猶假，則疑塚七十二是也。”深刻地暴露其“真奸雄之尤”的面目（第七十八回回首評）。至於對其他重要人物的評説，也多類此。又如在對付曹軍徐州守將車胄問題上，小説寫劉備之“不欲”殺而關羽卻已先殺之。毛宗崗指出：“英雄作事須要審勢量力，性急不得。玄德深心人，故有此等算計，雲長直心人，别無此等肚腸，兩人同是豪杰，卻各自一樣性格。雲長之不及玄德者在此，玄德之不及雲長者亦在此。”（第二十一回回首評）既説劉備與關羽“同是豪杰”，又揭示他們的不同個性：一個是“深心人”，一個是“直心人”。再如第三十五回回首評比較了關羽、張飛與趙雲的性格，指出：“三人忠勇一般，而子龍爲人又極精細、極安頓。一人有一人性格，各各不同，寫來真是好看。”毛宗崗關於 “一人有一人性格”的人物描寫個性化的這些見解，是對葉晝、金聖歎的典型學説的豐富與發展。 毛宗崗在批評中，認爲這部小説還善於刻劃衆多以其性格行爲之專擅而奪人耳目的特色人物。例如有善於“行軍用兵”的周瑜、陸遜、司馬懿，有明於“料人料事”的郭嘉、程昱、荀彧、賈詡等，有“武功將略，邁等越倫”的張飛、趙雲、黄忠、張遼、徐晃、徐盛、朱桓，有“衝鋒陷陣，驍鋭莫當”的馬超、許褚、典韋、張郃、夏侯惇、黄蓋、周泰、甘寧、太史慈等。又有姜維、鄧艾的“智勇”，曹植、楊修的“穎捷”，諸葛恪、鍾會的“早慧”，司馬徽的“知賢”，孔融的“忤奸”，禰衡的“斥惡”，吉平的“罵賊”等等。這些人物的性格與行爲，也都給讀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三國志演義》中燦若群星的人物形象，毛宗崗認爲乃來自三國時代人才“大都會”。他説“古今人才之聚，未有盛於三國者也”；各色人物群，“分見於各朝之千百年者，奔合輻輳於三國之一時”。《三國》編撰者正是從這個時代的“人才一大都會”出發，“入鄧林而選名材，游玄圃而見積玉”。因此，據之而描寫出來的種種人物形象的光彩，則能使“吾於《三國》有觀止之歎矣”（《讀法》）。 第三， 關於藝術結構論。 結構問題是文學藝術創作中的一個十分重要問題。毛宗崗對此非常重視，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討，提出一些新見解。 毛宗崗提出，《三國志演義》具有藝術結構完美的整體統一性問題。首先從叙事的分合角度來看，他認爲“《三國》叙事之佳，直與《史記》仿佛，而其叙事之難，則有倍難於《史記》者。”因爲“《史記》各國分書、各人分載”，而“分則文短而易工”；《三國》則不然，合各傳而“總成一篇”，“合則文長而難好也”（《讀法》）。他還説，《三國》優勝於其他諸多小説。歷史小説《列國志》“因國多事煩，其段落處，到底不能貫串”。意指其各段分説而未能聯絡成一個有機整體。而《三國志演義》“自首至尾，讀之無一處可斷其書，又在《列國志》之上”。《三國》結構，也比《水滸傳》《西遊記》好。衆所周知，《水滸傳》是各自獨立故事（如武十回、宋十回）的聯綴，帶有紀傳體的痕迹。至於《西遊記》其間缺乏貫串，如金聖歎所説的“衹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煙火，一陣一陣過，中間全没貫串，便使人讀之，處處可住”（《讀第五才子書法》）。毛宗崗關於《三國志演義》藝術結構完美統一的見解得到後人的贊同。清謝鴻申在《答周同甫書》中也談《三國》的結構勝過《水滸》《列國志》諸書，説：“愚謂《水滸》非《三國》匹也。”又説：“《三國》人才既多，事迹更雜，且真迹十居八九，如一團亂絲，既不能寸寸斬斷，復不能處處添設，若自首至尾有條不紊，固極難矣，而又各各描摹，能不遺漏，似覺更難。乃作者好整以暇，安置妥帖，令人不覺事迹之繁多，而但覺頭緒之清楚，以《列國志》較之，優劣自見矣。”（《東池草堂尺牘》卷一）洪秋蕃贊許《紅樓夢》組織結構嚴謹而以與《三國志演義》相并比，説：“《紅樓》妙處，又莫如穿插之妙。全傳百餘人，瑣事百餘件，其中穿插鬥筍，如無縫天衣，組織之工，可與《三國志演義》并駕”（《紅樓夢抉隱》）。 對於《三國志演義》的結構布局，毛宗崗在《讀法》中説：“《三國》一書總起總結之中，又有六起六結。”所謂“總起總結”，即指小説所寫的總體結構：“叙三國不自三國始也”，“始之以漢帝”；“叙三國不自三國終”，“終之以晉國”。就是説，全書不直接以三國事爲其始末，而起於漢末止於晉初。所謂“六起六結”，是指小説所寫故事的布局內容有六條綫索，即其一叙獻帝則以董卓廢立爲起而以曹丕篡奪爲結，其二叙西蜀則以成都稱帝爲起而以綿竹出降爲結，其三叙劉關張三人則以桃園結義爲起而以白帝托孤爲結，其四叙諸葛亮則以三顧草廬爲起而以六出祁山爲結，其五叙魏國則以黄初改元爲起而以司馬受禪爲結，其六叙東吴則以孫堅匿璽爲起而以孫皓銜璧爲結。他指出：“凡此數段文字，聯絡交互於其間，或此方起而彼已結，或此未結而彼又起，讀之不見其斷續之迹，而按之則自有章法之可知也。” 毛宗崗還深刻地指出，藝術結構方法來源於作家對客觀世界的洞識。他説：“觀天地古今自然之文，可以悟作文者結構之法矣。”（第九十二回回首評） 第四， 關於藝術表現方法論問題。 毛宗崗對《三國志演義》的藝術表現方法，進行全面、系統而深入的分析與批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儘管有些批評曾經借鑒前人（包括金聖歎）的見解，但是他加以綜合和融化之後，則帶有自己的鮮明的理論色彩。 毛宗崗在批評中，較爲科學地總結出《三國志演義》叙事十二法（見《讀法》）。其中不無前人未所道及的新見。例如論説叙事十二法之“補錦”“勻錦”法時，他指出：“《三國》一書有添絲補錦、移針勻錦之妙。凡叙事之法，此篇所缺者補之於彼篇，上卷所多者勻之於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沓拖，而亦使後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無遺漏，而又使後事増絢染。此史家妙品也。”變更時間順序而進行穿插，以求得叙事文字在結構上的均衡與勻稱，文字既“不沓拖”而叙事又“無遺漏”，氛圍既“不寂寞”而卻能更“増絢染”。這些是金聖歎未所論及的。 對於這部小説藝術描寫的分析具體而細膩，其批評時出精到之論。例如《三國志演義》所寫諸葛亮之將要出場，毛宗崗認爲編撰者的藝術表現是用虛筆而先聲奪人。第三十五回回首評説道：“將有南陽諸葛廬，先有南漳水鏡莊以引之，將有孔明爲軍師，先有單福以引之，而單福亦不肯自道其真姓名，所寫'隱隱躍躍，如簾內美人，不露全身，衹露半面，而令人心神恍惚，猜測不定。至於諸葛亮三字，通篇更不一露，又如隔牆聞環佩聲，并半面亦不得見。用虛筆，真絕世妙文。’”至第三十六回回首評，又説：“徐庶往見而孔明作色，卻又落落難合。寫來如海上仙山將近忽遠。”第三十七回回首評還道：“此篇極寫孔明，而篇中卻無孔明。蓋善寫妙人者不於有處寫，正於無處寫……孔明雖未得一遇，而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秀，見孔明之童則極其古澹，見孔明之友則極其高超，見孔明之弟則極其曠逸，見孔明之丈人則極其清韻，見孔明之題咏則極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歡，而孔明之爲孔明，於此領略過半矣。”毛宗崗的批評，將《三國志演義》所寫諸葛亮正式登場前的文字表現劃分爲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半面”不見，“如隔牆聞環佩聲”；第二層是其人“如海上仙山將近忽遠”；第三層是在“無處寫”，雖仍未得一遇，卻見到其居、其童、其友、其弟、其丈人，讀者至此則對其人“領略過半”。諸葛亮是全書的中心人物，毛宗崗如此深刻地揭示編撰者以“虛筆”來渲染這個人物出場的藝術表現手法，評析十分細緻而精當。 此外，毛宗崗對於“用逆”（即對比）、“襯染”“數層出落”（即層層顯現）、“歷落參差”等等藝術手法，都有獨到的精闢論述。這些不僅發原著的幽微，而且也極大地有助於提高讀者的藝術鑒賞力。 毛宗崗是十七世紀中國的一大小説批評家。他具有濃厚的正統觀念，同時又有故國之思的民族情感；師法於金聖歎評書，而有精到的獨自見解。他所改定的《三國志演義》（即《四大奇書第一種》）流傳至今，一向受到讀者的歡迎。他通過批評而建立起來的歷史小説理論，填補了中國小説研究史上的一個空白。 注釋： ［一］褚人穫《堅瓠補集》卷二《汪嘯尹祝壽詩》條載汪嘯尹祝毛宗崗父母六秩雙壽詩，其第三首贊毛綸妻（即宗崗母）云：“荆布齏鹽四十年，誰人知得孟光賢。至今還舉齊眉案，辛苦終身實可憐。”宗崗父母同齡，至六十歲祝壽時已結婚四十年，可見他們是在二十歲成親的。如若婚後次年（即二十一歲時）便産子，今知宗崗明崇禎五年（一六三二）生，那麽其父母的生年則當在明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真若如此，當父母六秩雙壽之時，再加上宗崗四十歲，毛家便是一門三慶，毛氏友朋對此不會緘口不言及。今既不見汪嘯尹祝壽詩説及宗崗此年四十歲，而多記毛家事的“同學”好友褚人獲也無一語。故此，應當排除毛綸明萬曆四十年生的可能性。今姑且假定毛綸二十二歲（婚後第三年）或稍後得宗崗，則其當生於明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或稍前。 ［二］國圖此藏本諸回之首葉AB面板心下刻有“醉耕堂/藏板”五字者，見第二十一回、第二十九回、第三十九回、第五十九回、第六十九回、第八十三回；首葉A面下刻有“醉耕堂”三字者，見第三十七回、第四十三回、第四十五回、第五十七回、第六十一回、第六十三回、第六十七回、第七十三回、第七十九回、第八十五回、第九十一回、第九十三回、第九十七回、第一〇一回、第一〇五回、第一〇七回、第一〇九回、第一一九回。又第二回末葉A面板心刻“□耕堂”三字。 關於金陵醉耕堂書坊，明末周文煒（一五八四—一六五八）“大業堂重梓”本《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已鈐“醉耕堂藏板”。據陸林《周亮工參與刊刻金聖歎批評<水滸>、古文考論》一文所説：清順治間“醉耕堂”刊布的書籍，計有清初周亮節（文煒次子，亮工弟，一六二二—一六七〇）“較正”刊行的唐孫思邈輯《銀海精微》、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刊《第五才子書水滸傳》、順治十八年周亮節“新鐫”《傷寒六書纂要辨疑》。陸林認爲：“醉耕堂藏板”是始自文煒大業堂的一個周家出書標記，“醉耕堂”是其父子共用之坊號。他還説：“可以推測毛批《三國志演義》當爲亮工子在浚（一六四〇—）兄弟所刻。”（見《社會科學戰綫》雙月刊二〇〇三年第四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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