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轼的官场情商 袁冰洁 /文
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的人。苏轼也是。 对于许多如我一样的苏迷来说，一直不明白的一个地方是，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友朋遍地、勤政爱民、真诚善良的苏轼，为什么一生会如此命运多舛。他一出场即惊艳世人，最终却落魄归西。年轻的时候，愤世嫉俗的我，总喜欢把这个原因归结于那个时代、黑暗的官场和阴险毒辣的小人。后来我才明白，时代从未变好，人心也从未变好，再不堪的时代，都有飞黄腾达、混得如鱼得水的人。而像苏轼这样的人，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都避免不了跌宕起伏的命运。 我们所敬仰的苏轼，是千年之后被过滤过的星光灿烂的苏轼。现实生活中的苏轼，并非完人，或者说是一个缺点与优点一样明显的人。苏轼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官场上如鱼得水；苏轼的情商，决定了他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得罪人，并被人抓住把柄，成为不喜欢他的人攻击的靶子。
苏轼的低情商，在他刚参加工作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宋仁宗嘉佑六年，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苏轼到凤翔后，和上司宋太守处得很融洽。但此后来了一位姓陈的新太守，是一位武人。看到苏轼年少自负，就想压一压他的锐气。陈太守在苏轼造访时时常不予接见，有时又让他久等，甚至还擅自改动苏轼写给朝廷的上奏文稿。这让苏轼很不满，经常与陈太守唱对台戏，导致陈太守不得不向京师上公文，陈明苏轼的抗命情形。有一次，陈太守在公馆里建造了一座凌虚台，吩咐苏轼写一篇文字，准备刻在凌虚台的石碑上。哪曾想苏轼把这看成是报复陈太守的机会，在文字中写了一些讽刺陈太守的话。 这就犯了官场之大忌。上司让你写文章，你却拿文章来映射、讽刺上司，在哪里都不会被允许。幸亏陈太守肚量够大，并没有因此为难苏轼，甚至一字不动地把苏轼的文章刻在石碑上。但此事想起来，就让人禁不住为苏轼此后的仕途捏一把汗。他在职场上如此没有城府、如此轻率，今后不吃大亏才怪。 回到朝廷后，苏轼并没有怎么收敛自己的性格，反而很快卷入王安石变法的新旧两派之争，还向皇帝上了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当时的最大老板——皇帝宋神宗。他告诫宋神宗，千万不要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他甚至说，因推行行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这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了。打狗还得看主人，苏轼却如此直白地痛陈皇帝的过失，别说是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职场小白”，即便像司马光、欧阳修这样的大佬，恐怕也不敢如此造次。皇帝再大气，恐怕也不会对苏轼有多少好感了。不久之后，他就不得不携眷离开京城，前往杭州任通判之职务。苏轼的朋友文同，知道苏轼的性格弱点，得知苏轼要到杭州后，千里迢迢寄诗告诫： “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咏诗。” 文同的意思是，京城的人来到杭州，千万不要打听朝廷的事情。杭州再好，也不要再写诗时乱说话。话说得很直白，就是要苏轼管住自己的嘴。朋友的谆谆教诲，苏轼并没有放在心上。到杭州后，那里的秀美山水，以及在工作中看到的因王安石变法而产生的种种弊端，苏轼依然禁不住诗情大发，并常常借诗歌抒发心中的闷气和对新法的看法。最终，这为他惹来了大麻烦。几年之后，“乌台诗案”爆发，苏轼锒铛入狱，差点被置于死地。
“乌台诗案”是中国文坛有名的“文字狱”和“冤案”。但话说回来，苏轼也不全都是冤枉。当时最高领导人就是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是在宋神宗支持下力推的。苏轼不断写诗映射、攻击新法，往小了说是对王安石等人不满，往大了说就是在抨击高层路线，“妄议中央”。这样的政治敏感性都没有，足见苏轼情商之低。 性格决定命运。事实上，聪明如苏轼，对自己的性格弱点并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性格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乌台诗案”后，苏轼自己也进行了反思。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従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苏轼发誓不再乱发言，乱评朝政。刚到黄州那几年，他的确如此，一心寄情山水，写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但是，人在低位的时候也许可以认清自己，但一到高位，有时就会得意忘形。王安石等变法党失势、司马光等旧党卷土重来后，苏轼在几个月时间内连升数级，一度成为朝廷三品大员。此时的苏轼，在朝廷的漩涡中有些忘我，也有些身不由己，他性格的弱点又暴露出来，很快成为别人心中的“靶子”。 元祐元年，丞相司马光去世，葬礼那天正赶上朝廷百官参加太庙大典。大典完毕，苏轼跟同事一起去吊唁司马光，却让程颐拦在灵堂外了。程颐和程颢二兄弟，是北宋有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颐是葬礼的大张罗，指着苏轼说，孔子说子哭则不歌，你们刚刚在太庙大典上听了歌曲，就不能哭了！苏轼和程颐本来就不对付，以他为中心的“蜀党”和以程颐为中心的“洛党”，在政见上是两个党派。听了程颐的话，他马上反驳，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他没理程颐径直进了灵堂。进去后，看到司马光的儿子没在灵堂接受客人的吊祭。原来，是程颐不让司马光儿子出来，说真正的孝子应该悲痛得无法见人，要哭晕瘫倒才对。苏轼一听，嘲笑程颐：“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意思是说：你程颐迂腐死板，整个儿一个假学究！此句一出，弄得程颐脸红脖子粗。 这样的苏轼，别说名望甚高的程颐，就连我们一般人听后，也会感觉受到羞辱。自此，程颐彻底成为苏轼的死对头。结果，苏轼很快在朝廷待不下去，只能主动申请外调。而就在外调的路上，他被连续贬官，最后贬到惠州，几年后又被流放到儋州。即便如此，那些政坛死敌，千方百计要置苏轼死地而后快。
纵观苏轼的一生，类似像当众怼程颐、“妄议”最高领导人、开玩笑让人下不来台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对此，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也常常自嘲。有一次退朝回家，他指着自己的肚子问下人：“你们知道我这里面有什么吗？”一个回答“文章”，一个说“见识”。他听后都摇摇头。此时，红颜知己朝云笑道：“您肚子里的都是不合时宜。”苏轼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这就是苏轼，满肚子不合时宜，嘴上不留情，面子也不多给人。政治敏感性极差，眼里只有真理没有领导。这种性格和做人方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情商低。这样的情商，决定了苏轼一生，朋友多，敌人也多，基本不可能在政坛有所建设，也不可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手里一把好牌最后打得稀乱的根本原因。 当然，苏轼的低情商，主要表现在从政方面。从交友、作文上说，苏轼又是情商极高的人，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他善良、正直、勤政，深受百姓爱戴。因为有了官场低情商和做人、作文高情商的鲜明对比，苏轼才愈发显得那样生动，那样和蔼可亲，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苏轼。从这个意义上说，活得通通透透，纯纯粹粹，比在官场上趋炎附势、拉帮结派要好得多。如果没有因性格问题而导致的仕途涤荡，苏轼也就不会有那么大悲大喜的人生，今天可能也就没有那样一个让我们着迷又忍不住一声叹息的苏轼。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