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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故事(5)家属来队 张国领
一次和地方几个朋友正在饭店吃饭，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一看是妻子打来的，便不能不接，在我接电话的时候，谈兴正浓的朋友们都示意静默，使我能够清楚听到电话里的声音。我挂了电话之后，一边对朋友表示谦意，一边解释说是我家属打来的电话。 他们听说是家属打来的，就问是河南老家的吗?我说是妻子。他们不解，说妻子就是妻子，怎么叫家属呢?他们这一问让我先是一愣，马上明白我说的家属，是部队对妻子的专用称谓，免不了给他们解释一番。 对家属这一称谓的解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在部队说了几十年，一时很难改口，于是就不断有人询问，我就不断给他们解释。 部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它又有很多独特的符号，包括有些名词在内，是与地方有所区别的，有些是称呼不同，有些是意思不同，有些是内蕴不同。 就拿“家属”这两个字来说，在部队一般是专指妻子。谁的家属来队了，那就是谁的妻子来队了，如果不是妻子，来队的是父母，都会直接称其父母来队或爸爸妈妈来队，如果是兄弟姐妹来队，也会直接说是弟弟或妹妹，而不会说成家属。
但在地方对家属的理解，就是对亲属的统称。《现代汉语词典》上对“家属”的解释是：家庭内户主本人以外的成员，也指职工本人以外的家庭成员。就是说家庭成员，都可以称家属，或者说是家属就是家庭的全部成员，一个人可以称家属，几个人也可以称家属，并没有明确指妻子。 我刚入伍时，对这一称谓也不明白。那时候连队干部结婚的多，战士结婚的少，只有一些超期服役的老兵们，有的在部队已干了五六年、七八年，早已到了结婚的年龄，自然就结了。有的老兵是担心退伍之后，未婚妻变卦，或担心未婚妻随行就市，狮子大开口的要财礼，趁退伍之前，身穿军装，姑娘家出于对军人的崇敬，不会对他提过多要求，所以就先结了婚。虽然连队也提倡战士晚婚晚育，但老兵们到了婚烟法规定的年龄，又都面临着退伍还乡，从老战士切知利益考虑，都会批准他们结婚。 结过婚的干部和老兵们，在一起说到妻子就会说我家属怎么的，你家属怎么的，听到说家属这个以前从未听说过的词儿，我还以为他们是说彼此家中的亲人们什么事。由于自己是新兵，有很多事只能听着，却不能主动询问，问多了老兵会说这个新兵蛋子不懂事儿，所以，很长时间内不懂这个暗语是专有所指的，指的这个人就是妻子。 因为不懂这个专用词语，有一次还闹出了笑话。有位老兵妻子来队，那天正赶上上级领队来连队检查工作，战斗班战士都不准离开，我是连队饲养员，不在领导检查的范围，老兵跑来找到我说，他家属来队了，但他不能请假，让我骑自行车去义城集帮他接一下他家属。 那时我们连队在巢湖农场种稻子，距离义城集有十来里的路程，老兵给我写下他家属的名字并描壕了大致模样后，就匆匆回班里迎接检查去了。我骑上自行车赶到义城公交站时，见只有一名年轻女子在站牌下站着，我就拿着老兵写的名字上前问她，她说她就是，我问她是老兵的什么人，她说是爱人，我这才明白老兵让我接的家属就是他的妻子。接回来之后我问老兵，为啥不说是接妻子?明明是你妻子为啥非要说是家属?他听了我的问话笑笑说：“你也是入伍第二年的老兵了，不知道家属就是妻子吗?”
从那次帮老兵接“家属”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老兵和干部口中说的家属，就是他们的妻子，也就是军人的妻子。 原以为把妻子称家属是我们连队小范围的规矩，后来我调到团机关工作，机关人员是以干部为主题，大都结婚生子，这些领导和连队老兵们一样，统统称妻子为家属。他家属，你家属，我家属，家属二字成了对军人妻子的官称。 我不知道军人这样称妻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甚至我们团里那些无所不知的领导们，也说不清，他们说自己入伍的时候也是不明白为啥称妻子为家属，可等自己结了婚，有了妻子，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别人对自己妻子以家属相称，自己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别人面前把妻子称作家属。 看来军人称妻子为家属，并没有明文规定，书本上和条例中也找不到，但就一年年这么称呼了下来。如果说优良传统是传承的，那“家属”这种不成文的称呼也是传承下来的。 在部队，特别是在连队，是清一色的男兵，可以说是男人的世界，偶尔有谁的家属来队了，那立即就会引起大家的关注，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会找个理由去看一看，然后几天的时间里，私下都有一番议论。他家属没有谁家属高，没有谁家属长得好看，没有谁家属会说，等等。每来一个家属，就有一番议论，说的人兴致很高，听的人兴味犹浓，而家属来队的老兵，都红光满面，兴奋异常，好像天下幸福都给了他一个人。
当然新兵不能当面叫老兵的妻子为家属，老兵也不能称干部的妻为家属，一般都要称嫂子。被战士叫了嫂子的家属，一般都很有嫂子的样子，对于战士们那是像亲弟弟一样亲，有的家属到了部队，看丈夫的战友们天天泥里滚土里爬，训练回营累得筋疲力尽，就主动给战士们洗衣服。看到有的战士在干缀领章、补衣服、缝被子等一些针线活，她就跑到跟前接过来帮战士们做，在她们心中，这些针线活不是舞枪弄棒的大男人做的事，应该女人来干。她们不知道，包括自己的丈夫在内的所有战士们，不但能做针线活，做起来也并不比女人做的差。 但有嫂子帮忙，男兵都也不客气，当嫂子为自己做针线活的时候，他就站在边上看着嫂子穿什引线，边看边想象着自己将来的妻子，也会被战友们称作家属的那个姑娘，会是什么样子。 我是提干之前结的婚，结婚之后妻子一直在家里劳动，我在部队是一名住集体宿舍的单身干部，我正式称妻子为家属，是她第一次到部队探亲，我找领导要房子和家具。当时的政治处主任是浙江人，姓陈，听我说家属要来队，高兴地说：“你家属来队好啊，你们长期两地分居，应该到部队团聚一下，你有什么困难说出来，我帮你解决。”话说得很暖心，也确实帮我解决了住房和简基本的生活用具。 家属的事，部队领导例来是重视的，因为它直接关系着干部思想的稳定和部队的军心，随了军的家属，部队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与地方相关单位联系，为她们安置工作。我调到北京工作之后，为了家属早日随军，主动辞掉了郑州的正式工作，作为无工作人员办的随军。刚随军到北京那几年，没有工作，我就参加过多次部队和地方联合举办的，随军家属工作安置协调会，会议通知写得明明白白，不是说给军人妻子安置工作，是给军人家属安置工作，可见，家属这个称谓，已是全部队的通用名词了。 一个女人，因为嫁给了军人而变成了军人家属，她们在部队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对这个称呼，适应得很快，她们知道“家属”，听起来虽不那么亲切，但绝不是个贬意词，能被称作家属的女人，肯定是丈夫是军人，并且还是现役军人。 家属，一个部队特有的称谓，包含着军嫂多少的辛苦和自豪啊。 图片来源网络 连队故事(6)我为战友杀年猪 张国领
今天是虎年的大年初二了，辞旧迎新过大年，这是中华民族最吉祥喜庆、万家团圆的日子。 赶大集、串亲戚、穿新衣、放鞭炮、守岁吃年夜饭，这些毫无疑问都是过年的标志，但在我的记忆里，过大年最隆重的一件事，莫过于杀年猪。 不光农村杀年猪，有条件的部队过年也杀年猪。前些年中央电视台播放过一部挺火的纪录片，名字叫《女特警雷敏》，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杀猪的。特警队养了一头猪，又肥又大，春节前中队决定把这头肥猪杀掉，让官兵过个“肥”年。于是，这杀猪的任务，就落在了女特警队员雷敏和她的战友身上。 别看这些女特警平时训练起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当她们面对一头活蹦乱跳的大肥猪时，却是束手无策，一时不知从何处下手。虽然俗话说“杀猪拽尾巴，各人各杀法”，但那些姑娘们，可能是在家从来没有亲自杀过猪，甚至连杀猪都没有见过，所以，她们那一身擒拿格斗的功夫，在一头活蹦乱跳的大肥猪面前，都难以施展。 当然，这部纪录片现场记述军营中杀猪过年的镜头，重点是为了突出过年的喜庆气氛。假如女特警战士像对付凶犯那样一招致肥猪于死地，不但显示不出特警队员的强悍，相反，还会大大降低收视率。
严格地说，杀猪不是女兵干的活。三十九年前，我还在安徽军营中当炊事员时，为了给战友们准备丰盛的年夜饭，也亲手杀过年猪。 我刚入伍的时候，我们连队养着十几头猪。养猪是连队农副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猪长大后，一般不是杀掉自己吃，而是卖给当地的食品公司，用卖猪的收入，来补充丰富战士的每日伙食，同时也算进连队的GDP里。 那年连队调到巢湖农场种稻子，所以，连队对养猪工作比原来执勤时更加重视。养猪规模一下子发展到了二十多头。为了扩充饲养员，要选一名踏实能干的、思想觉悟高的，有责任心、有耐心的战士去喂猪，选来选去我成了最符合条件那一个。 我当上饲养员半年后，老饲养员退伍，两个人的工作暂时由我一个人来干。这时已临近年关，连队也开启了过年模式。种了一年稻子的官兵都很辛苦，盼望着过年能好好地改善一下生活。有一天，司务长通知我，说今年粮食丰收了，过年要杀两头猪好好慰劳慰劳官兵们。 我一听很兴奋，但转念一想又很纠结，因为我是饲养员，想让大家吃肉，又不想杀掉好不容易亲手养大的猪。 距春节还有几天时间，再到猪圈喂猪时我就琢磨，该选哪两头猪作为过年的大餐杀掉呢?这是一个很折磨人的问题。
当时能出栏的猪有十来头，按说杀哪一头都可以，可我看看这一头，不舍得，看看那一头，也不忍心。突然要让我来选择其中的两头猪杀掉，这心里说不难过，那是假的。 选胃口太好的那一头?它经常多吃多占，甚至霸占着食槽，自己吃饱之后才允许别的猪去吃，它之所以抢着吃食，不就是为了早日吃肥吃壮，等待为官兵们增添战斗力做贡献吗?可转念一想，它的强势为猪群带了一个好头，使食槽前的争抢大战一直在热烈地上演，每头猪都争先恐后地大吃特吃，倒是给我这当饲养员的，省了不少心。 那就选弱者吧，我想，它经常为了早吃上一口猪食，而被蛮横的猪们追咬，每当看到那种欺凌弱者的场面，我就对它产生无限同情，恨不得将霸占食槽的猪给关它三天禁闭。 就这样纠结来纠结去，迟迟下不了决心。 常言说“不是一个人杀的猪”，定下年二十八为杀猪的日子后，我向我的直接领导炊事班的罗班长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派两名援兵来帮助我杀猪。 他说：“那就给你派两个老乡去吧，你们从前在老家经历的杀猪方式是一样的，免得到时意见不统一。”听他说这意思，好像其他地方还有别的杀猪方式似的。 我提前在猪圈旁边的土堰上，挖了一个灶窑，将一口大铁锅支上，加满了水。烧火的稻草就在打谷场上，一会就能将水烧开。杀猪的刀具我也从附近的村庄里借到了，万事俱备，只等开杀。 杀过猪的人都知道，杀猪最难的不是宰杀，也不是褪毛，而是第一道工序——逮猪。 人们常常用“笨的像猪一样”来形容人的笨拙，但自打我喂猪之后发现，猪不但不笨，且相当灵敏，无论是听觉、嗅觉、触觉，都十分地敏感。平时给它挠痒痒时，它瘫卧在地上，一副很会享受的样子。但如果在其它时间触动它，它马上变得非常警觉，特别是遇到危险时，能迅速逃离。有时你看它睡得跟死猪一样，外面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响声，它立马抬起头，将呼扇呼扇的大耳朵竖起来，确认没有危险临近才又重新躺下。 我一手提着绳子，一手掂了个水桶，若无其事地进了猪圈。水桶是平时喂猪时用的，这样对猪能够起到迷惑作用。像往常一样，我走进圈舍，几头猪以为又是到了开宴的时间，一齐朝我这边涌了过来。先是对着水桶拱了拱，没有发现什么美味佳肴，便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我手中的绳子上，用鼻子闻来闻去，接着有两头猪用嘴咬着绳子的一端向后扯，其它猪以为是什么好吃的，都开始上来用嘴扯绳子，我一看这情况，知道意图已经暴露，趁其还没有完全警惕，顺势抓住了一头猪的后腿。 其它猪一看势头不妙，都缩到圈舍的一角，对我瞪大了眼睛。我抓住的猪由于后腿被我提了起来，想挣扎着逃离却没有成功，马上发出了求救般的哇哇大叫声。 两位老乡听到猪叫，迅速跑过来，帮我将这头猪拉到了圈外，并七手八脚用绳子将猪的四肢，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 第一个圈舍的猪受了惊吓，不能再从那里逮猪了，我就选了一个相距较远的圈舍去逮第二头猪。
但我发现其它猪好像都收到了危险的预警信号，当我靠近圈舍时，猪们都没有了往日的欢迎，它们瞪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看着我。 这怎么办?看来只有采取下下策，硬抓。 我向两个老乡摆摆手，他们也跳进了圈舍，我说：“我们一人把一个角，不管抓住哪一头都行。” 我们往三个角一站，猪们全挤到没人的拐角了，我开始顺着圈墙向猪群靠近，随着我的一点点靠近，它们开始一点点地向后撤，撤不动时就撒腿往对面跑，有两头猪还趁势往圈墙上跳，差一点就越墙而逃了，但还是从墙上翻身掉了下去。 就在它起身再跑的一瞬，我眼疾手快，扑上去抓住了一条猪后腿。猪也是急了，用尽全力要挣脱，要不是军事素质好，还真被猪给掀翻在地。我们一齐动手，把它那健壮的四肢给绑了起来。 逮猪这一难关闯过了，我们分头行动，有人烧火，有人找来木头，将猪腿绑在木头上。身边正好有一个水泥台子，把猪抬上去，确认肥猪不能跳起后，我拿起一把又尖又长的剔刀，进行第二刀工序——杀猪。 我用一只手向后使劲扳着猪的下颌，让它的颈部完全暴露于视线之下，我开始寻找猪咽喉的上四指处，那是个着刀点。猪没有大喊大叫，一会就断了气。 我回忆着村上杀猪的过程，然后也在猪后腿处割了一个口子，将探条从皮下捅进去，并从不同的方向捅了几下，将嘴对着那个切口往里吹气，大概吹了二十几口气，软沓沓的肉猪马上变得圆圆滚滚的了。 大锅里的水已烧开，我们抬起吹过气的猪，放进了开水锅里，在开水中将它翻了两次身后，迅速抬出。拿起刮刀，很轻松的把猪毛全刮了下来……后边的工序不用详述，大家都懂的。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杀猪是个力气活儿，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快完工的时候罗班长来了，他看到我们把两头大活猪变成了四扇肥猪肉，直夸我们真能干。 一次杀了两头猪，在一般连队，那过的是肥年，但我们连队是个加强连，有近两百号人，两头猪吃完的时候，年才刚过了一半。不过这也难怪，常年在农田里劳动，付出的都是真力气。这不，刚休息了三天，劳动大军又向田间地头出发了。 望着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的战友们，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要多养猪，养好猪，常杀猪，让官兵们的生活常改善……
张国领：当代军旅作家、诗人。河南禹州人，现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丰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历任战士、宣传干事、电神编导、文学期刊《橄榄绿》主编、《中国武警》主编，武警大校警衔。出版有散文集《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失恋的男孩》，诗集《绿色的诱惑》、《血色和平》、《铭记》《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和平的欢歌》，报告文学集《高地英雄》《决胜卡马》等13部，《张国领文集》十一卷。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战士文艺奖"一等奖、"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群星奖"银奖、《人民日报》文艺作品奖、"2009中国散文排榜"第六名、"河南十佳诗人"等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军事文学年选》《我最喜爱的散文》《中学生课外精读》等三十多种选本 张国领作品展示区；点击以下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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