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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事情比较繁杂，这篇关于海德格尔科学技术批判的文章的写作占用了我最近大部分的精力，以至于阅读《性别麻烦》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在《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一个转向；随着这个转向，我个人认为，海德格尔的写作风格发生了一些转变。与《存在与时间》中体系化的写作不同，后期海德格尔留下了许多论文和讲稿，这些文本看似讨论的是截然不同、甚至毫不相干的主题，但实则“林中多歧路，而殊途同归”。思想并非现成的东西，而乃是一条前途未知的道路；只有当亲自踏上这条道路，我们才会知道何谓思想——思的任务乃在于：“放弃以往的思想，而去规定思的事情”（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 本文的写作动机可追溯至笔者与一位朋友关于现代精神病学的争论。从海德格尔的科学技术批判和福柯的系谱学分析出发，笔者主张现代精神病学作为一门具体科学的话语，特别是作为话语实践，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在形而上学的层次上对于存在者所施加的“限定和强求”；而福柯《疯癫与文明》一作则通过系谱学的方法有力地论证了现代精神病学只不过是“关于疯癫的理性独白”。而我的朋友则主张：海德格尔和福柯是生活在上个世纪的学者，他们并没有看到20世纪后半叶到今天精神病学的迅猛发展、精神病诊断的规范化和精神药物的出现，因而不管怎么说，海德格尔和福柯的看法多少是有些过时的；他们的看法不见得适用于今天的精神病学，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精神病学（作为一门具体科学）已经超越了海德格尔和福柯当年的批判视野。 针对后一个观点，有许多问题尚待提出。第一个问题是：海德格尔-福柯的科学技术批判真的过时了吗？从现代科学的视角来看，海德格尔与福柯显然是过时了：科学是“无尽的前沿”，新的知识总是在取代并超越旧的知识，总是比旧的知识更深刻、更彻底。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天的精神病学当然超过了一百年以前的精神病学——推而广之，我们甚至可以说，今天的任何一门具体科学都大大地超过了一百年前的该科学。海德格尔和福柯看到的是几十年前的科学，然而今天的科学早已超过了当时的科学，因而海德格尔和福柯的批判简直就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但是，新的科学对于旧的科学的这种“超过”在什么意义上“超越”了旧的科学呢？我们甚至可以问：新的科学真的（在本质上）“超越”了旧的科学吗？如果新的科学在本质上并没有“超越”旧的科学，我们又凭什么认为今天的科学已经超越了海德格尔-福柯当年的批判视野呢？从“科学的进步”的观念，推导出海德格尔和福柯的“过时”，是不是有某些想当然的成分在里面呢？这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重新审视现代科学的本质，并要求对那些通常被认定是“自明”的观念（如科学的“进步”）的重新审视。 第二个问题是：为何我们一定要从海德格尔和福柯的科学技术批判出发来理解现代科学技术？为什么海德格尔-福柯的批判性工作比其他人的工作更为重要、更为切近事情本身？他们的学说为何具有、并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和优先性？这是出于这样一种见解——海德格尔与福柯的观点只是关于现代科学的一种观点，比起其他的观点来讲，既说不上更深刻、也说不上更正确。因此，认定海德格尔-福柯的科学技术批判的优先地位，难道不会有陷入片面性的危险吗？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入考察海德格尔-福柯的思想本身，看这种思想本身达到了什么样的深度和高度，而不是表面地、形式地对它们下判断，甚至拒斥它们。“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的东西最容易的工作是进行判断，比较困难的是对它进行理解，而最困难的，则是结合两者，作出对它的陈述。”[1] 本文把主题限定在海德格尔的科学技术批判上，试图从海德格尔的三个文本[2]出发，厘清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技术批判的一些基本思路。 第一个文本是收录于《科学哲学读本》[3]中的《形而上学和数学在近代科学中的作用》一文，同时参考了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中《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一文（即上述选文出处）。这个文本是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1935-1936年冬季学期名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Basic Questions of Metaphysics) 的一系列讲座的讲稿，按英文编者的说法，这篇讲稿是为海德格尔随后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之分析所做的预备工作之一。这篇文章集中地、深层次地讨论了“数学筹划”(mathematical projection)如何成为了现代科学（以物理学为例）、数学以及形而上学的共同基础，并通过一种历史性的分析揭示了现代数学的自然经验和古希腊的自然经验在什么层次上、具有什么样的差异。 第二个文本是《世界图像的时代》，收录于《林中路》，为其中第二篇。这个文本本是海德格尔在1938年6月9日作的一个演讲，原题为“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英译“The Establishing by Metaphysics of the Modern World Picture”）。这个演讲本是当时在弗莱堡举办的一个主题为“现代图像的奠基”的系列演讲的最后一讲。这篇讲稿聚焦现代的科学现象，从对科学现象的探讨当中引出为现代科学奠基的形而上学的种种规定，以及这种形而上学如何规定了现代性，如何规定了“世界成为图像”的现代，以及这些规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第三个文本是《技术的追问》，收录于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原载德文本《技术与转向》(Die Technik und die Kehre)。《技术的追问》前身是海德格尔于1949年12月1日连续作的四个演讲，主题分别为“物”(Das Ding)、“座架”(Das Gestell)、“危险”(Die Gefahr)、“转向”(Die Kehre)。1950年6月6日，海德格尔在巴伐利亚艺术协会上作了一个演讲包含上述演讲中“物”与“座架”两个部分的演讲，这些讲稿最后在1953年11月18日最终整理为《技术的追问》一文。在这篇讲稿中，海德格尔提出了作为一种解蔽方式的“座架”是现代技术的本质，并且这种解蔽方式归属于存在之命运；然而“座架”的主导地位又意味着至高的危险，因为“座架”总是伪装成唯一的、正确的真理，并且因此阻止人们对现代技术作为一种解蔽方式即“座架”的真实本质的认识。当然，危险不意味着绝望，救渡的可能性正孕育于现代技术的本质当中，而唯有达到对现代技术之真实本质的认识，人才能以一种自由的姿态归属于存在之命运，成为真理的守护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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