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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有三辨：人禽之辨，华夷之辨，义利之辨。人禽华夷之辨，吾已论之，今专论义利。 子罕言利，惟见《易》曰：“利用安身”，“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义”， 《论语》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孟子不言利，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以为“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 董子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王船山曰：“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利义之际，其为别也大；利害之际，其相因也微。” 儒者讳言利，非恶利也，利乃安身之道，何可无乎！恐言利启争夺之心，而流于害也。 善哉船山之言：“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无利，而人之生也绝矣；无义，而人之道也亡矣。而《易》曰“利物足义”，惟足义而可利物也，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义入利，利亦入害，而人用不生。人之异于动物，人能群，何以群？人能分，分者，义也，分利于人谓之义，不明于义，而各争利，必相争矣，必相争，则至相害也，臣与君争，而朝纲坏；子与父争，而伦理绝；民与官争，而天下乱，大至于篡弑，祸至于相食，义不明，而天下趋利之害也至此，故孔子罕言利，孟子不言利者，诚防其原也！樊须问稼，而斥为小人；许行共耕，而以为小人之事，求利而不知义也。 呜呼！孰知乎义之必利，而利之为害乎！世俗之逐利者，见其利不见害，而卒蹈于害；君子之明义者，知利之为害，而动罔不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小人之貌有相似者，才有相等者，不易分也，而夫子以义利分之，卓哉夫子！ 君子喻于义，而辨于利义，以义正利，而防其为害；小人喻于义，而惑于利害，出义为利，而随之为害，岂但贤不肖之分，亦智愚之别也。 小人未有不愚者也，蹈死贻害而不顾；君子未有不智者也，厚生全利而无遗。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孰能舍义而为利乎！义者，利之本也。 喻于义，则论是非而不计得失； 喻于利，则计得失而不论是非。是非明而理愈深，得失重而心愈忧。惟明其是非也，则坚守道义而不违；惟计其得失也，则贪逐利禄而不恤。 守义者，必向于善； 逐利者，必流于恶，善恶之分，义利之流也。 小人重得失，得之则乐，失之则忧，得之愈乐，失之愈忧。其未得也，而思得之；既得之，而患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故荀子曰：“小人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日之乐。”利心长而得失重，得失重而忧戚多。若君子之于得失，以为得者得吾所能有，失者失吾所能得，得之不足以为乐，则失之亦不足以为忧，君子所忧者，失其固有也，固有者身也，仁义礼智之性也。而小人恒忧失其本无，则不胜其忧，甚矣小人之惑也！故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非以君子喻于义，而自清白；小人喻于利，而多忧患耶？故义利之间，不可不辨也。 义利之辨，亦在公私，小人喻于利，而梏于一己之私，利于己，而害于人，利于此，而害于彼，所谋者无非私利，则未有不害也；君子明于义，而通于人己之公，利于己，亦利于人，利于此，亦利于彼，所为者无非公义，则未有不利也。人各私己，则必相争；人皆向公，则必相让。争则相害，让则相利。且子曰：“放于利而行，则多怨。”我享其利，而人受其害，岂有不怨者乎！怨多，而我亦受人之害矣，恶可不明于义哉！ 彼管、商、申、韩不明于此也，汲汲于利，功利以为谋，而成战国之乱，焚书坑儒之祸，人皆知之，至于佛老之徒，似淡泊名利矣，而孰知其亦出于自利之心乎！ 或谓余曰：“治国如治水，法家重堵，儒佛重导，道家重引，儒家之导，教导也，重言教。道家则为引导，重身教。佛家导人于空无，儒家导人于名利。” 余对曰：呜呼！汝安知儒家之大中至正乎？法之教过乎义，而为惨刻；佛老之教过乎仁，而为虚无。儒家兼教导，引导，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岂偏于言教乎？言教身教并重也，言教传经，身教传道。儒者固有流于名利者，然名利非恶也，名中有义，利以为生，义不可弃，生不可绝，惟不可贪也。若夫佛老欲绝名利，诚激之过也，名以励廉耻，利以厚人生，无名者固可嘉乎？无名者，亦有并廉耻而无之；绝利者，则亦绝人之生道。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为乱。”又曰：“五色令人目盲。”欲人绝外物也，然人有目，外物安可绝？亦不可绝。不见可欲，何以使不见之？儒家以仁存心，以礼正心，虽见可欲，心亦不乱也。何若老氏畏外物之侵，而屏之勿见乎！吾见其惧之甚，而欲脱之急也。若夫“五色令人目盲”，此惩溺于色者，有激而言也，而儒者不为此激，五色令人目盲，而非必令人目盲也。佛老多偏颇，不中正，皆多激言。佛老固不言名利，薄名利，然终归于自私自利，奚以明其然也？佛以生为苦，执于一己之躯壳也，彼以耳、目、口、鼻、身、意为六根，以色、声、香、味、触为六尘，而欲绝灭之，其必至于绝生，而彼安能绝哉？亦岂能绝之！不识万物一体之仁，以身为累，而欲离却所谓“幻身”，别寻一真身真性，而毁弃人伦。因独善其身，而妄生计较，欲出离生死也，故曰佛亦自利之徒。彼之书大谈生死，多出于惧死之念，大谈因果祸福，以鬼神恐吓人，谓信彼教得何福，谤彼教得何祸，实出于利害之心也。陆象山以义利辨儒释，可谓卓矣！佛氏惧死，老氏则贪生，彼之术多为全身远害之术，以身为大患，而欲无身；以善为近名，而欲无名。故曰：“不敢为天下先”，“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其“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反者道之用”，流于申韩之诡诈惨刻，而“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则流于杨朱之自私。彼之全身远害，皆由计较利害心重。故曰佛老终归于自私自利耳。 呜呼！管商申韩之徒谋利而卒蹈害，诚为佛老之徒所嗤，彼全身以远害，似智矣，而以得为患，避之如蛇；以名为戮，去之如赘，坐视民之相枕，兵之相争。申韩尊君，而彼无君，尊君足以傲君，无君则亦无政，庄列放恣，而战国之争愈多；阮嵇猖狂，而司马之篡愈促，又岂真为智者乎！义不明，则害不止也，彼固自利矣，而天下之害何息乎！ 故王船山曰：“得志于时而匡天下，则好管、商；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庄、列。志虽诐，智虽僻，操行虽矫，未有通而尚清狂，穷而尚名法者也。管、商之察，庄、列之放，自哲而天下且哲之矣。时以推之，势以移之，智不逾于庄列，管商之两端，过此而往，而如聩者之雷霆，瞽者之泰、华，谓之不愚也而奚能！故曰“哲人之愚”，愚人之哲也。然则推而移嵇康、阮籍于兵农之地，我知其必管商矣；推而移张汤、刘晏于林泉之下，我知其必庄、列矣。王介甫之一身而前后互移，故管商、庄列，道岐而趋一也。一者何也？趋所便也，便斯利也。“小人喻于利”，此之谓也。” 一语道破，诚千古法眼也。管商之为利，忘乎身而求诸外也；佛老之自利，执于身而遗于外也。求诸外，则其流也至于逐物；遗于外，则其流也至于绝伦。逐物则溺于卑下，而生惨刻；绝伦则趋于高明，而入虚无。虽所为相反，而所出则一，皆出于利心也。孔子以义利辨君子小人，圣学异端之辨亦在义利之间而已。 附： 或曰：李贽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孔子本人。他指出，孔子学说的主要毛病在于瞻前虑后，左顾右盼，欲望泛滥而无所适从，既要图仁义之名，又要成功利之实，结果成为不伦不类的“两头马”，反而不如其他一意求利的学说，比如墨子学术贵俭，不怕天下人说自己一毛不拔；商鞅学术贵法，申不害学术贵术，韩非学术则兼顾法、术，他们不怕天下人说自己残忍刻薄；张仪、苏秦学术贵纵横，不怕天下人说自己反复无常、不守信义。结果他们都能成就大事业。惟有孔子，东奔西窜，受尽困厄，忙碌终生而徒劳无功。 余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皆无畏，岂不肆无忌惮？杨墨申韩苏张为异端，成功显名一时；孔子为圣人，天下师表，泽及万世，能比乎？儒家不是特殊的学说，只是针对某个时代，某个弊端而言，儒家是常道，常道曲成万物而无遗，宁执两而不得权，不如异端执一以贼道。不以仁义，而以诈力，圣人宁功之不成。枉尺直寻，君子且耻之，而令圣人为之乎？君子之大勇，勇以义也，如周武王一怒而安天下，孟子曰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在，威力不能夺其志，死亡不足以恐其心，万死不辞！孔子亦曰：“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葵丘之会，孔子兵不血刃，而使齐国退回侵鲁之地，岂非圣人之大智大勇哉！小人之勇，勇以利也，利之所在，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身之安危荣辱亦罔顾矣！如商鞅之违众变法，主父堰之“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何李贽之不知君子之勇，而慕小人之勇耶？君子畏义，小人畏祸。君子之勇，身可杀，志不可夺！小人之勇，辱名可受，意不可逆！然见祸福，君子宁舍生而不害义，小人为全身而忍贼仁。君子畏天命，畏人言，战战兢兢，而恐不胜任；小人不畏天命，不畏人言，一意孤行，而无所忌惮。小人勇君子所不勇，不畏君子所畏。君子知命，无妄之祸必先知之而不受也；小人不知命，无妄之祸近身而不觉也。君子知义，虽见祸之来而不避也；小人喻于利而不知义，见祸之来则急避之也。君子顺受其正，不立岩墙之下，非如小人之趋利避害而苟生也；尽其道而死，非如庸人之徒勇无义而苟死也。贽昧于君子小人之辨，慕小人之功而笑君子之迂，则终归于小人而已，其死也，则又如庸人之桎梏而死，非正命也，而君子不哀之！ 流俗慕商鞅苏张之功业，而不知崇伊周之功业，商鞅之功，使秦富强，而亦二世而亡，流弊不小，伊周之功，岂但辅汤武伐桀纣，代夏殷而安天下，又化民成俗，遗太甲之隆，成康之治，殷周皆数百岁，流泽甚大。鞅之于伊周，若莹火之与日月，瓦砺之与宝玉耳。 且仁义非名也，亦实也，《易》曰：“利者义之和。”又曰：“利物足义。”子思曰：“仁义所以利之也。”君子明其道，功自成其后；正其义，利自在其中。循仁义而行，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离仁义而行，虽得大利，害亦随其后。周公所以辅武灭商，佐成安周，管蔡流言不能害，武庚阴谋不能杀，而皆得天之佑也，成王感周公之德，而报以天子之礼，子封于鲁，垂颂百代，此仁义之利也。商鞅虽辅孝公变法成功，居商君之位，而积怨于秦之宗室，孝公死后不久，商鞅即被告谋反，处以车裂之极刑，且夷三族，流谤千载，此离义为利之害也！由义为利，有利而无害；离义为利，利大而害亦深。喻于义利之辨，则知位不可枉尺直寻，功不可枉己而成。君子居仁由义，成其大功，福泽后人，不如小人之成功，而亦贻害后世也。岂可以仁义为迂阔哉！ 孟子曰：“仁者，人之安宅也；义者，人之正路也。舍安宅而弗居，旷正路而弗由。哀哉！”舍弃仁义而谋功利，未有不危而害者也。居仁由义，未有不安且利者也。君子行正道，而小人必欲行捷径，君子不以得失为心，从容自在，居易以俟命；小人急欲得之，则张皇造作，行险而侥幸。 君子斥功利之学，非绝功利也，君子正其义，而利自在其中，义包利也；明其道，而功自随其后，道成功也。以功利为学，则心只在功利，则有离义而为利，利之为害也；有悖道而图功，功之为毒也。不正其义，而欲谋利；不明其道，而急图功，未有不失者也！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语醇正，实承孔孟而来，程子谓董子所以度越诸儒。而近人柳诒徴改为“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真是画蛇添足，盖以董子将义与利对立，而欲调和义利之冲突，实则委合功利主义。不知义所以利之也，义包含利，义必利，而利不必义，如天理包含人欲，而人欲不尽合天理。义利有大小重轻正偏之分，君子以义行之，吉无不利；以利行之，则未有不贼者也。正其义，而利自在其中，而义不正，乃谋其利，未有不为恶者也；正其义，复欲谋利，义利双行，未有不为私者也。而其所谓义，所谓道，为其手段，而功利为其目的，此假仁假义也。功利不可刻意谋计，一有谋计之心，则心思唯在功利，虽始欲正义明道，而终于功利，或陷于自私不仁。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亦与此同。道义在人，必须立住；功利在天，不可强求。正义明道，未必成功利；而不正义明道，而谋计功利，则必道义功利两失。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君子之诚；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霸术之伪；不正其义而谋其利，不明其道而计其功，小人之贼。胡可不辨之！ 若尚不喻，复详解之，利有大小公私之分，当辨之，义为大，为公，义不正，而谋其利，则或为己利而损人，见小利而忘大义。 既欲义，又欲利，大小公私竞于心，义胜或为君子，然为君子不终；利胜而为小人，则为小人难脱。 功者，尽之在我，成之在天，不明其道，贪天以为己功，此鄙夫也。一成功，而计其功，则必矜功自伐，或乃贪功而为不仁，未有能终者也，韩信、贺若弼之所以不得其死也。明其道，而复欲计其功，虽不如鄙夫之贪，利士之矜，而所行皆为私心利欲，明道以示人，而计功则为己，不与人争功，而莫能与之争。不争者，其术也；莫能与之争者，心也。董子之语，醇正无疵，含有甚深义理，岂可任意改之？亦将改孔子“谋其道不谋其食”为“谋其道而谋其食”乎？愚者不知，以为迂；浅者不察，以为偏。 君子重义轻利，小人重利轻义，或以君子偏，小人鄙，以为义自当重，利又焉可无？而倡义利并重，自以为圆融，实则为乡愿。 圆融者，并行其道不悖，行其权而不违经，非可不分轻重大小而等之也，非可模棱两可而不辨也。义利之为大小重轻，自六经以来，辨之久矣！圣人岂不圆融？而圣人未有义利并重，多言义，而罕言利。朱子与陈同甫辨者，虑其王霸并尊，义利双行，适足以为枉尺直寻之借，功利者口实；吾之辟义利并重之说，亦恐其徒以苟私长伪也。 道不可杂，义不可圆，杂则偏疵出焉，圆则诡随行焉。 仁人君子必尊王贱霸，重义轻利，直捷而不曲也。 仁可圆也，恻隐之所及，一视同仁；度量之所涵，万有皆容。 义不可圆也，是非善恶之必辨，不可混同。 仁圆义方，仁不圆，则或牿于一己之私，囿于一党之偏； 义不方，则或泯是非而为模棱，混善恶而为诡随。 仁无方体，义有规矩，不可不辨也。仁圆义方，乃为圆融；义圆者，圆滑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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