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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泛指包括物质、精神在内的各种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义”的本义是公正合宜，判断合不合宜的依据是一套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或根本欲望，但如果人们都只是考虑自身的利益，便会导致相互争夺、相互损害的局面，所以有必要选择合宜的利益与合宜的行为。中国古代学者对义利关系的深入讨论，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汉代和两宋时期。 春秋战国古人对义利关系的最早讨论见于《国语·周语上》，芮良夫批评周厉王专制的行为，提出王者应“导利而布之上下”，不能独占。到春秋时期，晋大夫丕郑明确指出君主的责任是“治义”，“义以生利”（《国语·晋语一》），而利所以丰厚百姓。周大夫富辰提出“不义则利不阜”（《国语·周语中》。齐相晏婴进一步强调“义”是实现利益的根本，“蕴利生孽”（《左传·昭公十年》）。贵族统治者不应该专注追逐经济利益，是春秋时期士大夫的共识。 儒家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区分了贵族统治者与庶民在义利关系上应持的不同态度。庶民逐利无可厚非，因为那是他们的生计所需，但统治者的责任在于治化，必须致民之利而不能与民争利。因而，他反对统治者增加赋役，指出“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大学》中“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观点，可以视作对孔子上述思想的继承发展。显然，孔子并不反对个人追求利益，甚至不掩饰自己对富贵的向往，但是强调追求个人利益不能损害“义”，要“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符合义的利益才能要，违背义的利益不能要。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并且，孔子还建构了“义”和“礼”的直接关系，指出“礼以行义”（《左传·成二年》）。“礼”是指一套具体的制度和规范，是“义”在特定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这就限定了“义”的主观随意性。 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亦认为国家应当致力于体现仁义的制度建设，而不是具体的物质利益。他批评梁惠王言必称利和宋牼欲以利说秦楚罢兵的行为，指出一国上下皆致力于追求自身的利益，则不互相争夺兼并便不会满足，必招致杀身亡国的祸患，因而强调国家应该以仁义理政化民，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还提出“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的观点，具有为私有财产权辩护的色彩。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追求利益是每一个人的本性，当利益不能满足时就会相互争夺，所以必须以礼义规制个人的利欲之心，将每个人的利益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从而保障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实现其利益诉求。荀子认识到“利”与“义”是每个人兼具的两种品性，但他同时强调“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篇》）。大到一个社会，“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篇》）。所以，国家应该以“礼”“义”治理逐利的人民，“上好利则国贫”（《荀子·富国篇》）。 墨家墨子认识到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自私，每个人都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他人的利益，导致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争斗不休，因而提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中》）。如果我爱人如爱己，爱人之利如爱己之利，则人亦爱我如爱己，爱我之利如爱己之利，互相尊重彼此的利益，也就人人都能实现自己的利益。 他还强调，君主应该顺应“天志”而兼“爱人利人”，从而“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墨子·天志中》）。兼爱利即墨家之“义”，故曰“义，利也”（《墨子·经上》）。 法家法家人物都有功利思想（见中国古代功利思想），倡导追求个人事功与国家富强，一点也不避讳言利，但前期法家与后期法家对义利关系的看法存在着根本不同。管仲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齐国积极发展经济，但同时强调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史记·管晏列传》）。至商鞅以霸道说秦孝公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提出“利者，义之本也”（《商君书·开塞》）的观点，其所谓“义”的实质只是要富国强兵。韩非更是将夫妻、父子、君臣等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看作利益关系，认为“利之所在民归之”，主张以“利”而不是以“义”处理一切人际关系，“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汉代董仲舒 宋代到了宋代，功利思想复兴（见中国古代功利思想），深刻影响到时人对义利关系的看法。宋代的义利论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 功利思想家的义利论李觏是宋代功利思想的早期代表，他批评俗儒讳言财利的现象，认为“人非利不生”（《李觏集·原文》），仁义与财利可以兼容。李觏十分重视国家的富强问题，推崇《周礼》的政治经济制度，提出“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富国策·第一》）。功利思想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王安石则宣称“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王临川集·答曾公立书》），又提出义服务于利，“义固所为利也”（《续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九》）。同时，苏洵提出义待利而行，“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认为能“义利、利义相为用”，则治天下易如反掌（《嘉祐集·利者义之和论》）。南宋叶适批评董仲舒的义利观，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陈亮为汉唐的功业辩护，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陈亮集·又甲辰秋书》）。 反功利思想家的义利论推崇功利的思想并未否定“义”对逐利行为的规范作用，但现实中损人利己，以私利侵害公利，或以公利侵害私利的事情时时发生。于是，另外一些思想家便格外强调“义”。他们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中的君子、小人赋予道德内涵，指出“喻于义”还是“喻于利”是君子和小人之别。如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大讲财利之事，宣称君子“固不能言利”（《温国文正公文集·与王介甫书》）。二程（程颢和程颐，河南洛阳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亦认为“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二程遗书·卷十一·师训》），“义”“利”二字涵尽天下之事。他们强调君子要以义为利而不能务于财货之利，甚至连“利心”也不能有（《二程遗书·卷十六·己巳冬所闻》）。南宋朱熹继承二程的思想，亦贵义而贱利，反对功利主张。但他们也不是要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不是一概反对一切利，而是要反对现实中的见利忘义行为。所以，当陆象山提出以“志”辨义利，志于义则习于义晓于义，志于利则习于利晓于利（《象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三·白鹿洞书院讲义》）的观点时，立即得到了朱熹和吕祖谦的认同。陆象山指出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源于立“志”不同，实际上是将义利关系从君子小人之辩中解放了出来，既反映了宋代士人越来越多地涉入经营活动的现实状况，也为士人从事经营活动解除了理论枷锁（见中国古代治生思想）。 陆象山的演讲，“终结”了中国古代的义利之辩，虽然元、明、清三代的学者对义利问题仍有许多讨论，或强调“利”，或强调“义”，或主张义利合一，但基本上都没有超出宋人的思想。 条目图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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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
《论语》（明刻本）
墨子画像
董仲舒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