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读到桑子在2020年春天刚刚完成的长诗《太阳看到自己在大地上移动》时，我觉得有必要认真谈论一下她的诗歌创作以及作为一种诗学启示的写作方式。我将以这首长诗的细读为中心对桑子的诗歌进行个案解读，同时在解读的过程中我们会面向当代诗人在写作过中所需要解决的难题。 1. 桑子的诗歌已经具有了区别度，她的话语方式、想象途径以及对事物特殊的取景框和观照方式已然形成了“精神小气候”。在同时代人和整体性精神气候的视角下来衡量，在时感写作、私人写作和表层化经验愈益流行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正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效写作”和“难度写作”。在碎片化的时代，写作越来越成为“自以为是”“各自为战”的个体行为和私人事件，诗歌也越来越成为窄化的自我遣兴和自闭的修辞练习。诗人不再是词语大火中的淬炼者，不再是引领时代精神的波涛翻卷的大海之上的灯塔和风向标。碎片化的时代，一个个诗人之间的差别几乎丧失，一个个模糊的面影正在被集体取消…… 在我看来，于此写作情势之下，真正有效的诗歌写作首先要直面“词与物”的关联，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诗与真”的话题。无论是日常时刻还是特殊时期，“诗与真”“词与物”一直在考验着每一个写作者，“无疑，在今天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谈诗歌之'真’，肯定不是指本质主义、整体主义意义上的逻各斯'真理’，亦非反映论意义上的本事的'真实性’。而是指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和生命体验之真切，以及强大的语言修辞能力所带来的深度的'可信感’。”（陈超：《诗与真新论·自序》）在“诗与真”的层面，一个诗人应该成为精神和词语的双重发光体，“所有光亮的东西决定着生死/ 它们超越局限来到应允之地”（桑子：《太阳看到自己在大地上移动》）。 一个诗人首先面对的是日常生活和精神自我，这样的诗歌最终会累积成诗人特有的精神肖像。与此同时，诗人又不是完全封闭意义上的“纯诗”写作者，他应该具备直抵生存现场和时代场域的及物能力。诗人既是社会公民又是语言公民，前者不可或缺，而后者同等重要，因为只有始终保持语言公民的标准和底线才能使得“诗歌首先是诗歌”，然后才能承载其它功能。
诗人如果只是抒写个体生活和“生存现场”还远远不够，诗歌还应该成为共时性的时空体，能够让文本的效力和诗人的生命力穿越时间抵达未来读者和历史档案。这样的诗人正是我们所亟需的存在性诗人、总体性诗人以及终极意义上的“诗人中的诗人”。桑子的诗歌做到了既是个体的、体验的和现场的，又是整体的、想象的和超时空的。这就是象征和隐喻化的织体结构。这些文本与现实相关但是又区别开来，这是关于真实和表象背后的诗性幻象和心象，这是对自我、生活、现实乃至世界的另一种理解方式和表现途径。这使我想到了葡萄牙的伟大作家若泽·萨拉马戈，“充满想象、同情和讽喻的寓言故事，不断地使我们对虚幻的现实加深理解”（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桑子：《太阳看到自己在大地上移动》 物理时间层面的“每一天”都是具体而短暂的，它们在不同诗人那里的诗学意义却完全不同。桑子给我们带来的是个人前提下的“全新的一天”。物理化的时间碎片在诗人智性和想象力的双重凝视之下获得了精神共时体结构，这已经不再是物化时间和个人时间，而是终极的存在时间本身。这也不再是奥克塔维奥·帕斯本体学意义上对词语的还原，而是对世界的循环、改造过程的深度注视，经验和超验、真相和幻象就同时产生了—— 诗人必须具有物我一体、万物同参的能力，“别介意，我的花园里也长满杂草/ 有时候我是它们中的一部分”。 当“黑夜”作为时间背景和精神参照物在桑子近期的诗歌中不断现身、叠加、层染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的正是建立于个体生命主体性基础上的“时间之诗”，“天完全暗下来了/ 巨大的黑洞，向四面八方敞开// 迎接着我们的爱人 / 或者我们野蛮的敌人”。 桑子的诗歌真实不虚地印证了诗性正义，所有与环境乃至世界相关的理解、言说和抒写都是建立于生命、语言和想象的基础之上。时间不再是单向度的了，尤其是黑夜让我们一次次思考生命本身和时间渊薮带来的震惊。这是诗人在时间的镜像中完成的自我对视与内在剖析，这是“一个我”与“另一个我”的时时校正、盘诘或辩难。这些不时发生的自我龃龉、盘诘和自审意识还印证了“自我和自我争辩产生的是诗歌”。 自我的怀疑、辨认和剖析需要的是诗人的检视能力、反观能力、智性能力以及反思能力，而且还要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由己及人、由己及物，从而最终打通个人时间与生存时间之间的通道，最终揭示出“世界时间”的精神关联和存在奥义，“土地永远狂野，不需取悦任何人”。写出时间之诗的人必须具备强力意志。奥克塔维奥·帕斯说“我们都是时间”，约瑟夫·布罗茨基则强调“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德里克·沃尔科特则强调“记忆渴望返回中心”，桑子则写道“那看上去比任何事物都急迫的时间和/ 时间的酵母 / 它注视着我，缴获我身上最后的武器 / 它无休止旋转，夜夜被埋在群峰之上”。 在时间累积的巨大的漩涡和波峰中每一个人都是充满了劳绩而又循环不已的泅渡者和希绪弗斯。桑子的诗歌以及这首长诗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正是“时间”，而那些或大或小的物象也一次次对应于终极的时间体验和主体想象，比如“在所有的时间里流浪”“深入时间的轴心”“我们总是被时间的巨浪抛掷”“许多世纪的火灼烧着”“我们度过短短的时日”“冒烟的时间正离时间而去”“囚禁于时间的刻度”……稍作统计，我们就会发现《太阳看到自己在大地上移动》中“时间”的出现高达二十余次。 桑子带来的是本质化的生命时间，时间必须回到存在感知和终极想象本身。它们真实而又虚幻，切近而又遥远，它们明显区别于日常时间和经验时间—— 诗人的时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存在于另一个我/ 我是它们中的一个 /我在我不在的地方 / 一个旧我，另一个未曾到来”。而真正的诗人都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向死而生”，“死亡”是时间的终极命题，而只有诗歌和意志力能够与此对应或对抗,“而死亡从不曾存在/ 难以确定的事物在难以确定的时间里”“自以为是是事物的终结与死亡”。 桑子的这些时间意识极其明确的文本让我想到了帕斯的一句诗，“所有的瞬间都是同一个瞬间”。桑子总是在一个个瞬间和一个个细小的日常的物象那里开始诗人之思，她不断耐心地将身边之物、日常现场的可见之物放置在一个又一个的瞬间，但是诗人已经自觉意识到这些瞬间不能成为一个个即时性的时感碎片，这些瞬间必须通过“每天看见事物的深度”而关联为更具生命意味和象征意义的有机整体。  2. 桑子的诗歌不乏形而上的智性玄思，“它们在自己的灵魂里/ 创造一切，这将是所有生命唯一的情节”，但是她的这些玄思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巴别塔和个体乌托邦，而是与日常的细节、具体物象以及切近的伸手可及的空间直接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物象同时就是心象，它们是一体共生和彼此转换的，“雪落在梦外，落在葬礼中/ 它们飞行的弧线太长 / 射出了那闪耀的距离”。 在桑子这里，诗歌中的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亦即诗人应该像伟大诗人谢默斯·希尼那样能够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得时间和历史同时复活。而任何将二者划等号的写作往往都是失败的，因为这样类型的写作往往会低于“现实”，同时降解了语言的难度、现实的难度以及精神的难度。 桑子的话语方式印证了诗歌既是经验的又是超验的，因为面对着人类的终极问题经验往往因为“目力所及”而带有天然的局限，“大地无休止的周而复始/ 地下无数的死亡与重生 / 经验触及不了它的内核”。所以从生命的终极问题意识出发，诗人最好能够具备融合经验和超验的能力，“历史不是时间，未来不是时间/ 它们只是时间的问题 / 暮春的夜晚属于所有人 / 直到所有人都成为石头 / 时间还在，时间还没到 // 谈论时间如同谈论一个危险 / 它从没有存在过，但无所不在 / 谁能了解那沉默的语言 / 夜吞没了每一条道路，真正的无边无际 / 黑暗无所顾忌，朝每个人的内心崩塌去”。 与经验和现实相关的幻象总是一次次出现在桑子这里，这首长诗《太阳看到自己在大地上移动》也不例外。这是时时共振的精神结构和内在观照。幻象一定是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出现的，而桑子诗歌中的时空是精神体结构，比如天空、大地、河流、森林，这是一个诗人的精神视域，也是一个诗人特殊的取景框。真实和幻象在桑子这里是一体化的，即真实是幻象的真实，幻象是真实的幻象。这些建立于“内在真实”“精神真实”和“修辞真实”基础之上的对“真实”的理解和表达，本质上是对世界和命运的看法。这注定是幻象与现实、记忆与遗忘、经验与超验时时较量的过程。词语和物体以及精神世界的有效互动形成了桑子诗歌虚实相生、迷离惝恍的精神愿景，“获得双重的时间，/ 或从时间中脱身而出”。具体到桑子而言，这些时间景观和身体感知以及内心愿景是共时呈现的，是从个体辐射开来的整体意识。由此，诗歌中出现的事物和空间就更多带有精神寓言和白日梦般的幻象效果，“我们与不可获得之物曾如此亲近”。 “山顶的积雪”是日常可见之物，“融化”是自然过程，而接下来的“真理的河流”的出现就显示了诗人的转化能力，而接着“过路的人”的出现又体现了诗人的精神辐射力。这是对表象和日常予以过滤、转换、变形和提升的过程，这是可见之物和不可见之物、已知和未知、真实和幻象彼此叩访的结果。质言之，这是悖论和充满了张力、悖论的时空体结构，而精神整体的形成就需要诗人把即时经验和日常经验递进、转化、过滤、变形、提升为修辞化的普世性的人类经验。经过这一必要的转化过程，日常瞬间和时感碎片、经验与超验、有形与无形、真实和幻象就具有了整体观照和精神参与，一个个瞬间就具备了打通终极命题的功能。 桑子的“诗歌经验”既包括了个人经验和现实经验，同时又容纳了语言经验、修辞经验以及超验和想象力。基于此，时间和空间不再指向单纯的简单化的日常个体，而是指向了精神事实和存在的象征体系：“冷杉的轮廓开始清晰/ 你可以用手抚摸它 / 它的悲伤与清凉 / 保守着土地的秘密和 / 林中蓝色果实的眼泪 / 有时候，它衰老枯瘦/ 死在温暖在床上 / 那张一百年前露营的床上 // 听着大地发出蜂群的嗡嗡声 / 作出那毫无勇气的告别 / 那么多树，维系着群山 / 如诗中词句 / 在暗夜中自成一体”。这不是语言对现实的自然反射，而是诗歌本体层面的“词与物”的深入关联，语言史也正是生命史和时间史，“自然史与语言是同时的：它与那个在记忆中分析表象的自我活动处于同一个层面上，确定了表象的共同要素，在这些要素的基础上确立起符号，并且最终强加名称。分类和言语都起源于表象在自身内部打开的同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奉献给时间、记忆、反思、连续性的。”（米歇尔·福柯：《词与物》） 而这些“时间”场景和“记忆”时刻既指向了个体生命和存在境遇又关乎整体视域下现实、时代以及历史。生活的幻觉和文学的幻象彼此加深而类似于白日梦。只有如此，诗歌才能超越个体经验的局限而具有瓦雷里所说的能够眺望远方澄净的眼力。 从终极的生存角度来看，叩访时间本身同样是异常艰难的，这时诗人往往会用白日梦以及愿景、乌托邦来缓解现实中的焦虑和分裂，正如当年荷尔德林所说的：“因此痛苦永存。我是大地的 / 儿子，我拥有爱，同时我也拥有痛苦。”甚至当真切的现实与迷离倘恍的世相、人心粘连在一起的时候，现实总会变得更为真假难辨，真实和幻象原本是双生结构，虚妄、怪诞并非就不是“正道在心”，而本就是文学叙述者常用的口气。 桑子的“时间之诗”与“存在之思”以及真实和幻象共生的精神结构已经具有了诗学的启示意义，尤其是在日常的表层经验写作泛滥的今天，桑子的诗歌方式值得关注。 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桑子说：“不朽的玫瑰就是夜里的太阳。”这是建立于“诗与真”“词与物”基础上的精神意志力，这也是诗人的语言观和世界观。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