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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这句曾经风靡网络的流行语，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出处或者代表的含义。 它出自经典电影《闪闪的红星》。  可就是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语，却能让老一辈的人们感到不寒而栗。 为什么呢？因为胡汉三来自还乡团！ 如果要弄明白什么是还乡团，还需要把时间回溯到解放战争时期。 还乡团的由来大家都知道，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处于相当大的劣势： 革命根据地的人口大约一亿，军队约127万；而国统区的人口高达三亿，军队约430万。 这相当于在战场上，一个解放军就要面对3个以上的国军，而且国军还有大量的美械和日械装备。 前期我军处于劣势时，国军一个兵团拥有的火炮，甚至超过我军全军的火炮总数，差距不可谓不巨大。  有人可能要问了，不是讲还乡团吗，怎么讲起两军的差距来了？ 这是为让大家更了解当时的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 外有美国支持蒋集团，使得美在华势力不断扩张； 内有国民党实力急速膨胀而产生的野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不愿意跟一个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党联合执政。 这些问题是我党领导人亟需解决的，而破局的关键就在于农民，或者说土地政策。  1946年5月4日，随着我党中央《五四指示》的发出，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指明了方向。 在解放区的许多贫农和佃农，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这种喜悦是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的！ 也正因为我党对农民的支持赢得了人心，才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基础。  不过这项政策也招致另一个阶层的痛恨，他们就是世代剥削农民的地主豪绅们。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资产被洋人大肆侵吞，而处在清廷与洋人之间的买办阶层，靠出卖国家利益也获得了大量财富。 当时国内脆弱的经济致使许多人破产，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靠天吃饭的农民！ 买办阶层获取财富之后，迅速兼并土地，过上了大地主的奢靡生活，而破产农民只能在他们手下讨生活。 特别是后面一次次丧权辱国的条约下，导致大量洋货涌入国内。这让原本还能靠手工业维持家用的小作坊，消失在洋货倾销的浪潮中。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我党所辖的解放区内，人民对那些劣迹斑斑的地主们进行清算。 地主豪强丧失了以往的权势，他们为了逃避惩罚，举家前往国统区寻求保护。 与这些地主一同逃亡的，还有平日欺压乡里的地痞流氓与恶霸。 从主子变成丧家之犬，逃进国统区的地主豪强们不甘心失败，他们时刻想着反攻回去。 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地主们拿出逃亡时携带的大量财富，收买了同样逃亡的地痞恶霸，这些人共同组成了还乡团。 而且为了博取不知情群体的同情心，他们还可怜地称自己为“还乡难民团”！  这个组织的领导层是掌管财富的地主豪绅，骨干分子是地痞流氓以及恶霸，胁从分子多为因吸毒成瘾而被地主控制的“白面鬼”或者“鸦片鬼”。 特别是在这些所谓的还乡团中，还聚集着大量抗日时期的汉奸。他们知道解放军不会饶恕自己，于是也随着这些人逃往国统区。 当然，在还乡团里，也有真正想要归乡的难民。 这些人是因躲避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平民，但是在地主豪绅的裹挟下，他们为了生存，只能被动参与，属于最底层的成员。  了解了这个组织的成员结构，大家不难看出还乡团的整体素质。 所以当时的农村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此处的还乡指的就是这些还乡团。 很多人有这样一种观点，即： 还乡团是地主恶霸们自发组建的，跟国民党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荒谬的错误。 还乡团绝不仅仅是民间组织，它有国民党官方为其背书。要知道还乡团具体组织办法的行政命令，就是由蒋介石亲自签署的。  1946年6月到次年2月，国军对解放区的进攻计划破产，战略从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解放战争由此进入了新阶段。 国军战略失败导致兵力捉襟见肘，因而，他们将目光投向逃到城市中的“难民们”。 蒋介石不仅鼓励地主豪绅们还乡，甚至还设有抓人、杀人的计件奖励。 这些还乡团的武装，少部分是自筹或者由地主出资购置，但大部分武器装备，都是由国民党特批的还乡团专款购买。 从这也可以看出，还乡团之所以能组织起来，决定性因素就是国民党的鼎力支持。 另外要说的是，就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也在占领区内对人民群众残酷屠杀。  在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相较于国军，实力处于下风，山东以及苏北部分根据地被国军攻占。在这些沦陷地区里，凡是支持我党的积极分子都被国军大肆屠杀。 其中以山东临朐（qú）为例， 解放后，我军仅仅在临朐的一口枯井里，就捞出了96具尸体。 为什么国民党会被叫做反动派？ 就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 还乡团的危害陈毅曾在1947年的报告中指出：
由此可见，还乡团不仅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一部分，而且还扮演着向导的角色。 他们接受国民党的武器和资金援助，也按照正规军的标准进行训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缘或者乡缘组织了。  解放战争初期，国军处于全面进攻而我军处于被动防御阶段，随着国军的推进，还乡团返回各自的家乡后，便开始对当地群众进行残忍屠杀。 据《郯城县志》记载：
此时，郯城的人口也不过20多万。也就是说，郯城有1/5以上的人，都遭到了还乡团和国军的迫害。 还乡团所做的恶不止于郯城一地，他们不同地区的还会相互勾结。 除了上文说到的临朐县、郯城之外，还有江苏的新沂、宿迁等苏北和鲁中南地区都遭到破坏。 在山东临沂更是发现了数个万人坑，这种恶行甚至比日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此，国军也持默许态度，有时甚至还会直接参与。 截止到淮海战役爆发前，两淮出现大规模饥荒，可即便如此，还乡团也没有丝毫善心，反而提高地租，希望早日追回农民的“欠租”，种种恶行以至于当地饿殍遍野。 在这种不得人心的政策下，即使后来蒋介石占据优势兵力，也输掉了淮海战争。 还乡团之所以要用这些高压恐怖的手段，就是为了维持自己在家乡的统治。他们在求财的同时，还要保证没有人敢在事后实行报复。 山西文水县，是武则天的故乡，这里曾拥有无以伦比的荣誉。但却在解放战争期间，遭到国军及还乡团的迫害。 1946年10月，阎锡山进攻文水县城，在此危急时刻，县委决定将大部分同志转移到山上，少数人留下来坚持斗争。 此时一个不到15岁的小女孩站了出来，她主动要求留下，还说自己年龄小好隐藏。 这个小女孩名叫刘胡兰。 1947年初，因为遭到叛徒的出卖，刘胡兰被“复仇还乡团”抓住。 敌人利用严刑拷打逼问我军的情况，但是刘胡兰对他们的威胁毫无惧色。 她从容面对敌人的铡刀，最后壮烈牺牲。 此时她还不满15周岁！ 毛主席得知此事十分伤心，他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来纪念刘胡兰烈士。 敌人除了用铡刀威胁，还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残忍酷刑。 比如“反省汤”、“拉电线”、“点天灯”、“倒栽葱”、“穷小子翻身”等等，因为方法过于残忍，这里就不便展开了。 对于还乡团的残忍行为，国民党高层不是没有察觉。 1946年12月，一份国民党的电报就指出：
但是蒋集团正在忙于内战，地方还要依靠这些还乡团来控制，最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河北的正定县在解放后，就曾抓获一个原还乡队的队长。 经过他的指认，从县城附近挖出40多具死尸。这些遇难者脖子上全都套着麻绳，死状凄惨。他们中既有解放军军属、进步群众、贫协成员，也有无辜群众。 这个还乡队队长十分猖狂，扬言说自己没杀够，其丧心病狂的心理，已经到了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而当时国民党为了赢得舆论和挽回形象，他们将还乡团的所作所为，全部扣在了我军头上。 面对敌人的抹黑，我党在舆论上作出针锋相对的回应，而且随着解放战争的局势变化，我军通过三大战役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此刻国内形势大局已定，距离还乡团被彻底消灭也不远了！ 还乡团的覆灭1947年9月17日，国民党在《申报》发布了一篇报道，他们将“反省汤”、“拉电线”、“点天灯”、“倒栽葱”等等酷刑手段污蔑为我党所为。 看似一本正经的报道，可实际上这些都是在国民党资助下的还乡团的行为，只不过他们被记者给披露了出来。 为了扭转国内和国际形象，国民党就对我党大泼脏水，同时他们还极力撇清与还乡团的关系，灭绝人性的还乡团终于迎来末路。 在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不敢再明目张胆地给还乡团提供资金和武器了，而且我党在与还乡团数年的斗争中，也找到了瓦解消灭他们的方法。 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人民群众对还乡团的怒火已经再也不可压制了。 其实还乡团回乡后，受到迫害的不光是革命群众，当地的一些小地主或者富农，也会被这些人洗劫一空。 小地主与富农们确实占有了土地，但连年战乱下，常常受到日军、土匪、国军的轮流光顾。为了保证安全，他们只能破财消灾，说是“泥菩萨过江”一点都不为过。 但是还乡团的暴力程度远超普通人的想象， 在这些人的洗劫下，很多人财产损失是小，稍不如意可能连性命都不保。 而我党的土地政策只是没收多余的土地，让他们从原来的地主变成普通的劳动者。相比于原来朝不保夕的虚假繁华的生活，很多地主愈发觉得，土地被收走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原本得到地主乡绅支持的还乡团，逐渐开始从内部分裂。 同时，我军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展开反攻。 首先要在舆论上打败他们，向全国人民揭露蒋介石的政治欺骗，曝光还乡团的恶行。 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的节节败退，许多为恶一方的还乡团被消灭，击破了其他还乡团的心理防线。 其次揭示了还乡团的真实待遇。 还乡团与国民党军队的待遇相差很大，还经常被中央军当作炮灰使用。在国军不熟悉的地形中，强迫他们走在最前面。 还乡团里面的人，非常了解国军对他们是什么样态度。因此报道一出来，许多人都是心有戚戚焉。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广大人们群众的支持。 淮海战役胜利后，陈毅元帅曾说过：
此战我军消灭国军56个师，总计55万人。 毛主席在淮海战役胜利后也说过：
足以看出淮海战役的重要性。 那人民为何愿意不计代价的帮助解放军呢？ 有些家庭甚至是全家上阵，丈夫扛枪去前线，妻子和孩子在后方用小推车往前线送物资。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源自他们对国民党及其走狗的仇恨。 有了群众基础和解放军的战果显著，加之舆论上的心理攻势，失去依靠的还乡团，不得不深思悲惨的处境和暗淡的前景。 此外，地方的招降宣传更是切中要害，比如：
种种生动的描述，让底层的还乡团成员联想到真实处境，他们得好好考虑自己的下场和出路了。 除了心理攻势，我党也给那些摇摆不定的还乡团人员消除投诚后的顾虑。 根据郯城县保留的资料，我党的宽大政策主要有3个层次。 一是投诚后生命安全有保障。 只要回来安分守己，成家立业都有保障，即使是地主富农回来，只要肯悔过低头，也会保证生命安全，立功赎罪后分给土地财产。 二是投诚回来有奖励。 归来时如果杀死一个罪大恶极的还乡团头子，就可以得到10万元奖励；其余组团或者携带枪支投诚，也都有相应奖励。 三就是确保宣传上的投诚奖励执行到位。 对于愿意改过自新的人，不仅能够保证其生命安全，同时还有立功赎罪的机会。 正是这些以人为本的劝降举措，彻底瓦解了还乡团的抵抗。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到了1948年的下半年，曾经喧嚣一时的还乡团，纷纷主动向我党当地政府投降。 到了年末，除了西南地区外，全国的地主还乡团大体已经灰飞烟灭。 拥有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解放军，就如毛主席在《八连颂》中称赞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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