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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理寓物内 的第 99 篇文章
编者按 本文是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聚落与历时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一书的引论，介绍了聚落考古的目的、研究设计和具体方法，对于我们理解这种方法的具体操作和意义具有指导价值。首先，将中文“聚落”一词与英语settlment对译，概念并不契合，并已经在学界产生了误导。所以必须根据戈登·威利为settlment概念所下的定义“人类在他们栖居环境里安置自身的方式”来理解这个方法。在此“聚落”的意思并非仅指村落，也不特指群聚的遗址，而是指人类活动在栖居环境里安置自己而留下的所有遗迹，包括了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营地，到新石器时代的自治村落，直到国家社会的城址、卫星村落、仓储、驿站、哨所乃至道路和灌渠。国内把许多遗址如半坡的居住面和建筑物分布研究称为“聚落考古”，但是在概念、方法和历史重建上仍然与威利倡导的方法存在很大的不同。 首先，威利认为，他的聚落考古是将整个维鲁河谷作为一个分析单位来研究。第二，建筑要比陶片等人工制品更加体现社会的特征。第三，他不是从挑选的个别典型遗址入手，而是从整个区域里居址、仪式建筑、防御建筑和墓地四类遗迹的变化来观察社会文化的长时段变迁。第四，他依靠陶片进行相对断代，采纳考古学文化概念将维鲁河谷的史前文化序列分为八个时期，然后从四类建筑遗迹在各个时期里的质量和数量变化来追溯人口、生计、经济、政治和宗教信仰等的历时变迁。 1960和1970年代，聚落形态研究成为考古学发展趋势的一个缩影，甚至可以说是一盏指路明灯。这一方法成为传统考古学和过程考古学方法之间极为重要的交汇点，它突破了器物分类这个传统考古学的瓶颈去探究社会关系，并在文化同质性很大的情况下也能研究文化演变。 聚落形态的整合分析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种全方位的视野，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历时到共时的不同角度来分析人类群体的生存，社会结构与运转，以及随时间所发生的变化，它为考古学透物见人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研究途径。为此，聚落形态被誉为自丹麦学者汤姆森创立三期论以来考古学方法论的最大突破。 —————— 目 的 古老文明的物质遗存，就像退潮后遗留在海滩上的贝壳。这些功能性的有机体和它们所生存的环境已悄然消失，留下死寂与空壳。要了解古代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就必须依靠这些仅存的、承载着生活印迹的静态模型。所有那些留给考古学家的史前人类各方面的材料，或许以聚落形态的方法去了解最为有益。 在此，“聚落形态”术语被定义为：人类在他们栖居环境里安置自身的方式。它是指住宅、其排列方式，以及与社群生活相关的其他建筑物的性质和安置。这些聚落反映了自然环境、建造者所拥有的技术水平，和各种维系其文化的社会互动及控制制度。由于聚落形态很大程度上是由广泛认同的文化需求所直接造就，因此它们为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阐释提供了一个战略性起点。 维鲁河谷聚落研究的目标是：第一，参照地理学和年代学的观点描述一系列史前遗址；第二，概括与这些史前聚落功能及序列相关的发展的重建；第三，重建有可能反映在聚落结构上的文化制度；第四，将维鲁的聚落情况与与秘鲁其他地区做比较。 这是一项试验性的工作。问题的复杂性使得目前要取得圆满成功是不可能的。因此，本工作成果的总结较为谨慎，并且我设法在综述各层次的所有介绍中会提醒大家注意各种缺陷。尽管如此，我仍坚信，“聚落形态”方法对于追求史前文化的功能性了解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方 法 材料的筛选与记录 维鲁河谷计划的田野和实验室的程序，先前文献已有介绍。本节不仅将复述这些较早的报告，同时也将思考“聚落形态”研究所具体涉及的某些特定问题、方法和技术。 史前维鲁聚落基本材料的分析与综述，是对河谷考古遗址或其他史前活动的描述性观察。这些材料包括为期四个月的河谷调查记录、地图和照片。在此期间我们登记了315个遗址。这些遗址由我、福特和两个工人踏勘，而福特从事陶器调查。每个遗址都做了记录和照相，并且大部分遗址都有详细制图。 地图测绘技术基于航照，而介绍这一过程，则有必要从进入田野之前的初步准备工作说起。显然，地图对于我着手调查聚落或遗址布局至关重要，且它将是田野工作中最耗时费力的工作。如果有大量遗址需要调查，在野外将没有时间准备合适的工作地图。那么，问题就在于要找到一种能在短时间内制作出一个相对准确的遗址图的方法。我要感谢福特，他通过航照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在特鲁希略的总部设立了测绘制图实验室。 离开利马之前，我们购买了维鲁河谷的航照。这些照片是三、四年前由秘鲁空军拍摄，并在利马附近的拉斯帕玛斯国家空军实验室合成的。这些照片是1：10,000比例的方形马赛克拼图，每个方块的覆盖范围是纬度2度与经度3度。其中的22个方块，每个尺寸为23×16英寸，它们必须能充分覆盖整个维鲁河谷底部的耕地和边缘地带。 航照研究表明，维鲁河谷有大量的考古遗址，其中大部分未见报道，这个初步的检视证明对这次田野调查帮助极大。住宅遗址的围墙、土墩、古道和灌渠都很清楚；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遗迹可以在航照上看出，不过，在地面调查时，如果我们没有事前的讯息，那么它们很可能会被忽略。照片的分辨率如此清晰，估计是采用了特殊的测绘技术。这种技术用于像秘鲁这种沿海国家很有用，那里有大片无植被覆盖的区域，地表就可看到大量的建筑遗迹。 在进入田野的准备工作中，一份遗址地图是用航照再通过幻灯投影仪制成的。这是在暗房中将一个1：10,000比例的航照置入投影仪，并将图像投射于衬有描图纸的屏幕上。这样投射出来的航照片段，是个大约3×2英寸的小方块。这被安排来复盖所要研究的遗址或遗址群，以及周边的地域。放大投影后先用铅笔描摹，然后，再将这个描摹而成的轮廓图带到野外遗址进行详细核实。放大的投影会比原始航照的尺寸放大15倍以上。这种特定的放大比例是在调整投影仪和屏幕之间的适当距离时偶然形成的。由于航照的比例是1：10,000，而投影描摹的比例约为1：700。我们将这个比例标准化后，用于整个维鲁的测绘工作。本报告中图示的所有遗址地图都依此标准制成。 野外核查包括地面的链测[链测用于丈量土地，一般长度为66英尺或20.12米——译注]。某些情况下，许多遗迹很难在航照上显示出来。遇到这些情况时就得测量和绘制。我们在调查遗址期间测量或记录了墙厚、墙高、门道、地板下石柜、房垛、砌石与泥砖类型，以及无法在航照上显示的许多其他细节。此外，遗址与遗址、遗址与灌渠或耕地、遗址与垃圾堆之间的关系等诸如此类的观察，也会在地面调查时记录下来，有时还会与航照核对。 我们调查的遗址采用一种连续的编号系统，以“V”（指维鲁）为前缀，定名为V-1，V-2等等。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些遗址被标注在一组随我们带上“吉普车”的大型航照象限的复制图上。后来，它们又被复标到第二组保存在实验室并用于制作投影的更加清晰的象限图上。这些遗址也被登记在河谷遗址的原版地图上。这份地图是由地理学家麦克布赖德根据1:25,000比例的航照绘制的。 对于借助幻灯投影仪制作遗址地图，有许多值得记下来的心得。应当强调的是，那些地图虽不像一个测绘地图或工作地图那样准确，但却比仅由罗盘仪和链测所制的草图或地图更准确。它们有许多不够准确的原因。我们已提及，航照中许多遗址特征不明显。此外，照片也有失真的因素。对于航照，我不是技术专家，因此不能很到位地讨论那些误差的原因，但是，在比较了地表和航照投影两种测量之后，我发现对于实用目的而言，这些误差幅度不大。例如，一堵墙在投影图上按比例测算为50米，那么同样这堵墙实测的误差应小于1米。因此，投影地图对聚落形态研究来说似乎已足够有效和精确。 当然，有些不易在航照上显示的遗址，它们就连最粗略的投影成像都不可能。由于斜坡原因，陡峭阶地的住宅遗址也无法满意地投影成像。我对许多这些遗址所制作的地图，只不过是些偶尔辅以罗盘读数的草图。另一些时候，遗址被浓密的蒙特矮角豆树所覆盖，因此，航照除了一般方位资料外，无法提供任何其他信息。由于链测的使用比较简单且易准确掌握，通常这些位于平坦地表的遗址，可以绘制得比山坡遗址更好。大多数遗址地图的标向为正北，这是航照象限所致。不过，也有一些例外，某些地方因为缺乏投影，所以其方向只能借罗盘读出。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就借由指北针重绘地图。 自始至终，土墩、建筑和墙体的高度，不是用目测估算，就是徒手核对。有些地图上使用的海拔等高线，则用另外一种方式。除了照片象限外，航照服务署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相同比例的局部等高线图。这些等高线图，以10米为间隔（在某些情况下细分为2米），都来自航拍而非地面调查。虽然它们没有覆盖整个河谷，但是，我们仍可以仿照航照制作幻灯投影图。在完成一个由航照投影而成的遗址描摹后，相同位置和朝向相匹配的等高线图就像航照那样被嵌入到幻灯投影中。这是通过同时绘制南北坐标线的方式完成的。当等高线图在仪器上适当调整后，等高线会被描摹到遗址轮廓的投影地图上，并以米记录标高。这些叠加的等高线投影只是差强人意。其中有许多并不准确，例如，读者会发现灌渠偶尔会从较低的等高线流向一个较高的等高线，而实际上灌渠是向低处流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肯定航照的投影是正确的，而等高线投影错了。尽管如此，只要可行，我还是决定用等高线去表示地形的大致坡度和海拔高度。10米是一个大间隔，只有在陡峭的斜坡有用；不过在维鲁这种地形很多，而且一个遗址是位于陡峭的山腰还是在相对平坦的地面，这种实际情况是值得标示的。在等高线范围内，经常可以看到有很明显的、幅度较小的隆起，这些都用斜线标示。 遗址测绘就在那些位置或遗迹上操作，实际上那里确实有值得测绘的地方。在315个维鲁遗址中，至少有一半没有醒目的地表特征，对这些遗址测绘我们是在空中象限定位，并最终在原遗址地图上定位，然而有个别测绘仍没能做成。河谷下游看起来像矮山丘的泥土和废弃物堆积，都是没有岩石或泥砖墙的生活垃圾堆，许多较小的居住建筑或金字塔墩，除了体量大小和大致位置之外，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地表资料。由于河谷中遗址营造的不同，那些在河谷中段和上段的建筑采用岩石地基，而下段的建筑则以泥砖为房基，所以较多中段和上段的遗址绘制得很详细。不过，也有不少例外，河谷下段有许多地表轮廓相当清晰的泥砖墙建筑。 遗址图采用了一系列的符号。它们标示了石砌墙、泥砖墙、叠置台地，以及地图上所有其他必要的遗迹。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符号会辅以名称，比如“道路”、“灌渠”，或“大块墙体”等等，这些符号的比例和尺寸都有点失真。例如，我们所用的比例是不可能用适当的符号标示出不到1米宽的石墙的。实际上，大多数石墙住宅的墙厚都不到1米，不过，这类遗迹在文中会交代它们的尺寸。 理论上，此次调查的遗址是随机选择的。但实际上，应当指出的是，有不少因素影响了我们采样的取向。如前所述，上游的遗址提供了较好的测绘可能；因此在我们的样本里，上游地区的遗址要比下游的遗址要多。另外，就如任何考古学家都知道，小垃圾堆前面的醒目大遗址更引人注目；因此，我们适当地给予大遗址比小遗址更多的关注。回想起来，我们发现维鲁聚落的工作，远比我们当初预估的要大。我们的315个遗址，还不到维鲁河谷史前遗址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个估算来自于对河谷的观察和航照的判读。但是，为了采样公平起见，我们确实检视了河谷所有区域，向内陆推进到瓦卡邦戈河与上维鲁河会合处之上的10公里处。而且，我们还设法涵盖所有不同功能类型的代表性遗址样本，比如墓地、住宅、寺庙、防御工事等等。此类差异引领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遗址的分类。 分 类 因为这项研究的目的旨在聚落材料的功能性阐释，所以我们应当预设一种“功能性”观点。换言之，我们试图把“遗址”现象看作是史前活动的代表性单位或类型。一个古代维鲁居民回家，走进一座由类似房子组成的紧凑聚居区时，他很可能会将其整体看作是他的“村子”。因此，对他而言，那是一个有某种意义的空间和结构单位。但他是否会认为200米外相似的房屋群也是“他的村子”？抑或是“别人的村子”？同样，他对于河谷下500米处的金字塔墩必定也有某些想法。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把它也看成是“他的村子”的一部分，抑或是“别人的村子”的一部分，或仅是一个孤立的实体。也许，在他意识的不同部分，他的所有这些想法都很自然。重要的是，功能也有不同的次序。在某些背景里，某房子是有意义的，而在其他背景里，要有许多房屋紧密聚合在一起才有意义，等等。肯定地说，出于某种目的，整个维鲁河谷很可能必须作为单一的聚落单位来考虑。例如，在统一了秘鲁北部沿海之后，那些有管理头脑的印加人无疑就是这么想的。那么，我们只能在我们的功能分类中尽量符合那些曾经具有意义的各个方面。 维鲁河谷遗址的分类初步分为4个功能性范畴：（1）生活居址，（2）社区或仪式建筑，（3）防御据点或避难所，（4）墓地。第1类遗址的主要目的是居住。第2类遗址包括了我们认为是政治和／或宗教中心这类重要的特定社区。第3类遗址的意义很清楚，第4类亦如此。这是四类宽泛的划分，但是有些遗址在范畴上有所重叠。比如，山头堡垒作为防御工事置于第3类，从它所含的结构特征，显示它们同时也是仪式中心和居住遗址。大部分聚落材料类别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但有些基本活动体现在遗址的遗迹中，而这些遗迹似乎可以很恰当地归入我所列出的范畴里。 将这些范畴进一步细分是以描述和历史为目的。于是，4个范畴中的3个被细分为不同的类型和亚型。随着调查的推进，以及后来对这些材料的检视，变得十分明显的是，具有某种特定地面规划或建筑的遗址，一般多与特定的陶器断代相伴。显然，这种相伴关系对于追溯河谷史前期维鲁聚落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也许，这些遗址式样上的差异也含有功能上的意义，而这也需要了解。下面的提纲，列出了这四个功能性范畴的类型和亚型名称。 I.生活居址 分散的小屋村落 聚集村落 不规则的 规则的 半独立的大房子 复合村 方形围宅 巨大的方形围宅 无序的围宅 II. 社区和仪式建筑 社区建筑 金字塔墩 金字塔－住宅－建筑复合体 III. 防御据点或避难所 山头堡垒 山头平台 山头村落(聚集) 城堡防御工事复合体 IV. 墓地 这些类型在本报告第四篇里做了详述，置于题为“遗址类型概要”的各文化期小标题下。由于这些类型参照特定的遗址来讨论，所以采用了标准和限定的描述，尽管没有像其他一些“类型”或“亚型”的正式名称，但是，它们很可能对追踪维鲁聚落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较早时期所发现的方形围宅复合体可以明显看出与后期围宅的差异。我主张关注这些差异，最终它们可能会成为具有年代学意义的一种亚型。 在介绍生活遗址时，需要指出一种特殊情况。提纲中罗列的所有类型和亚型皆被归入“裸露的居址”。这是一个方便行事的描述名称，是指那些没有被废弃物或自然堆积覆盖而裸露在地表肉眼可见的遗址。这样的遗址易于进行绘图和记录其地面多样的形态，它们分为“聚集村”、“复合村”等等。我们也认识到，在河谷还有大量其他生活遗址，并未发现有任何建筑或地基的证据。这些遗址被用“住宅建筑墩”、“垃圾土墩”，和简单的“生活垃圾堆”或“其他居住遗址”的术语来形容。如果我们知道在这些被掩埋和损毁的遗址中含有或曾代表了许多住宅的安置规划，那么这些遗址有可能被归入到为出露遗址建立的类型及亚型中去。事实上，对一些被掩埋遗址的发掘，证明这种情况属实。但不做发掘，它们只能列在我们所提供的其他类别里。 尽管我们为遗址建立了功能性范畴和描述性类型，然而我们还是回避了以下问题：“什么是遗址？”就考古调查的实际目的而言, 区分遗址的界线到底在哪里？在维鲁的调查中，我们的看法并不统一。我们认为，在采集野外材料时，用方便的单位或片段进行登记很重要。直径50米的小土堆，与延伸数百米并涵盖了大量建筑群的巨大金字塔-住宅-建筑复合体一起，被赋予单独的遗址调查编号。有时，大型复合遗址被分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个编号。这也便于在参照该遗址不同部分的采集陶片样本以其核实不同断代结果的可能性。极端相反的情况也采用这做法。紧挨在一起的一座城堡防御工事复合体、一座社区建筑、一片墓地以及一个村落遗址，都被归入单一的一个遗址编号。 在审视这些田野材料时，在我们称之为遗址的不同单位之间，发现一些有趣的关系，一系列在调查时分别给与予独立编号的房屋群或村落，都是一个更大聚落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很可能在防御墙后面的狭窄山沟里聚合在一起，或者，也可能散布于一个中央堡垒或据点的四周。在其他例子中，似乎相当明显的是，居民们会在某特定时期占据着河谷的某特定地区，并联合在近处营造一个金字塔墩。这种较大的形态被称为“社区组合”或“社群形态”，而且很有可能的是，这些社区中，也能有被我们称之为遗址的功能单位。我对这些社区组合还没有正式的类型命名，因为在对秘鲁聚落形态研究的这个阶段给予命名，似乎为时过早。不过，我们对这些组合的类型和年代学变化也有一些想法。沿着社区形态或组合这条线索进行调查，看来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有效路径。 目前尚未为公共工程遗迹建立正式的类型学，它们包括灌渠、耕地、道路和围墙等功能性范畴。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背后的目的一目了然。虽然围绕较为复杂的农耕地块的差异可以建立成功的类型学划分。可惜我目前尚无足够的的材料来做到这点，但也认为，这些农耕地块的大小和设计在维鲁史前序列的历程中一直发生着变化。 共生关系与断代 维鲁河谷考古遗址的基本断代方法是共生关系。陶器被排列成一组类型序列，而这些类型的出现频率是通过垂直地层学和水平层位学（horizontal stratigraphy）或排列法（seriation）安排的（用陶片排列法为水平分布的不同时期遗址和建筑断代分期，然后将它们按时间早晚排成类似地层学的层位序列，所以称为水平层位学——译注）。将某些类型组合以及类型百分比相结合，对应出序列中的时期或阶段。该年代序列包括7个主要陶器时期，其中3个进而被划分成亚期或阶段。这些时期和阶段就是瓜纳贝（早、中、晚）、波多穆林（早、晚），加伊纳索（早、中、晚）、万卡科、托马巴、拉普拉塔及埃斯特罗。有考古学陶器确立的时期在手，下一步就是确定它们的共生关系或相关背景。这是通过这样设想行事的：将与某特定时期陶器共生的其他史前遗存的时代定在该时期。因此，如果一组住宅从其房屋地表发现了统计学上数量足够的托马巴时期陶片标本，那么这组住宅可视为是在托马巴同期建成并使用的。简言之，这是一种共生方法，推定背景中发现的两个或更多器物或遗迹之间的同时性。 虽然维鲁陶器序列基本是根据垂直地层学建立的，但大量采集的陶片都以水平层位法或排列法断代。这些采集品大部来自维鲁遗址的地表，并按照百分比频率的上升和下降进行排列。这项工作是由福特完成的。福特的陶器类型学和将这些陶器类型排成的序列，由他独立完成，因此必须进行独立的评估和讨论。由于其年代学排列与其同事们联手研究的垂直地层学结果几乎一致，因此我相信，福特的结果总体而言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维鲁的陶器排列没有可批评之处。我想要指出的是，其方法论与应用共生关系进行遗址断代的原理无关。福特仅负责对维鲁采集的陶片做序列断代。而由我负责将将这些断代结果用于这些遗址。这两种操作是相当不同的过程，并且尽管可以很容易地对所采集的陶片做出正确断代，然而，用采集的陶片对与其相伴的这些遗址、建筑或遗迹断代仍可能会出现误判。 目前研究中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共生关系的断代。就算福特对采集的陶片断代是全完正确的，我们仍然有个问题：如何确定陶片和遗址的共生关系是可靠的。维鲁是个相对较小的河谷，在考古学的历史上被密集栖据，许多适宜居住的地点经常被反复占用。在许多遗址中出现多时期的陶片组合，因此每种情况都有这样的问题：哪些陶片组合可以为该遗址的建筑遗迹断代。在河谷下游地区，重复栖居从地表证据看并不明显，但是考古队经常发现遗址地表上仅见一个时期的陶片，而地下的沉积中则包含有一个或多个较早时期的陶片。在这些遗址中，有些可以假定：其表面建筑确实可由最上层的陶器时期断代，而对于其他遗址，则需要发掘来确认这点。遗址区域的利用和再利用包含了无数的可能性。老土墩或村落后来经常被用于埋葬死者，或者，建造者利用早期的垃圾堆来建造金字塔墩。对应这种情况最保险且可靠的准则就是小心地发掘，即使这样，断代问题也不会全部被圆满解决。 我们的调查没有时间或办法作详细的发掘，于是，我被迫依靠其他方式以确定地表陶片与遗址相伴关系的有效性。其中最直接的方式是通过观察陶片与一个遗址特定部分或内部遗迹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个房间内出土陶片，可能要比在填满碎石的围墙内出土的陶片，对该建筑物栖居的断代更有用。显然，对于这样的情况无法制定硬性和便捷的规则，每个遗址必须被单独考虑；但完全有彼此相反的可能性。评估陶器共生关系有效性的其他手段是通过建立遗址类型。这间接依赖于陶器共生关系，但也涉及其他因素。例如，我们发现几个由藤纹泥砖筑成的方形小金字塔墩，只与加伊纳索晚期的陶片共生，那么另一个由相似泥砖筑成，并同时混有波多穆林早期和加伊纳索晚期陶片的相似土墩，很有可能属于加伊纳索晚期。因此，将某些特定类型遗址与某些特定时期相对应，我们就有了断代的更多证据。但必须注意，这种方法不可滥用。这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而将陶器时期与建筑或聚落规划类型对应起来。 在目前研究中，我对许多遗址有多种断代选择，但我的决定乃基于尽可能多的陶器出处以及遗址类型学的考虑。在遗址讨论的每一个实例中，我都试图让所有的因素都清楚呈现给读者。只有极少情况下，我会忽略一个遗址个别陶片组合的年代。我们多次试图这样做，但是就我们现阶段对秘鲁聚落和遗址类型的知识而言，避免“强行处理”这些材料，似乎更加明智。 虽然绝大多数所调查的遗址都是根据地表采集的陶片之共生关系断代，但确实有一些重要遗址的序列来自于发掘。这些发掘是由斯特朗、伊文斯、柯利尔、贝内特和伯德进行的。他们的地层学结果不仅为福特地表采集品的排序提供了指导和复核，而且他们的资料对于各类建筑和房屋遗迹的陶片断代，对我也极具价值。相对于空旷的地表，封闭环境保护了出自考古发掘的陶器之共生关系，且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 回头来看，我想建议，未来的聚落形态项目要准备做一些详细的发掘。遗址的初步断代，可以在遗址绘图时，借由地表采集品的排列和共生关系来完成，但是，后续工作必须用该遗址的材料来核实这个暂定的年代，并将这些遗址归类。然后，接下来的工作可能是致力于对各种不同类型遗址的发掘。这种程序不仅能巩固和确保参照的年代框架，它也有助于了解遗址的用途和功能问题。 正文中，多时期结构的遗址被放在时期标题下介绍。这是介绍相关遗址在该时期的主要特征、结构或所见的具体形态。然后，这些遗址将与采集陶片所代表的其他时期进行交叉参照。通常来说，对这种进一步的交叉参照的遗址，不像金字塔墩、住宅遗址，或任何特定功能范畴或可能的描述类型那样独立介绍，而仅被列为“继续栖居”。但是，有这样的例子：某个遗址被认为曾经在两个或更长时期里发挥着相同的功能，它会两次或三次地被列为墓地、金字塔墩、山头平台或防御工事。 由于许多遗址在多个时期被栖居，其中不少遗址被重复计算，所以，以时期划分的遗址实际总数，超过了以地点记录的315个遗址总数。遗址分布图则根据时期和阶段作相应的输入。 原载：[美] 戈登·威利：《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编辑：任小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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