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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公元前841年起始有确切的纪年，之后的历史脉络清晰，比较确切，可称之为信史，至今2800多年。再放宽一些，根据考古发掘甲骨文破译出的商代帝王世系，基本与史记的记载一致，也算是有了确切的依据，按这个标准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至今3500左右。 再往前就是夏朝和上古时期，特别是上古时期，这是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时期，没有确切的记载，考古成果也很难准确一一对应，多数以神话故事的形式流传于世，向来众说纷纭，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阶段根本不是历史。 我想这是因为大家对中国历史的真实性要求太高了，纵观全球，有哪个文明能像中华文明一样，有着连续2800多年不曾间断的信史，3500年的文字记录历史？没有，中国是唯一！  神话传说本身就是先民真实历史记忆的影射，在没有文字记录的年代，只有编成生动的神话故事，才利于代代相传。多少民族以神话为历史，西方人甚至能以圣经为历史，我们华夏先民的神话故事就不能是历史吗？我们为什么要质疑两千多年前的《史记》的记载呢？所以，我非常认同司马迁的史观，我也非常赞同《史记》的记载：华夏五千年文明，自黄帝时期开始。  虽然华夏5000年文明自黄帝开始，但如果要说华夏民族的融合过程和最终形成，必须要从8000年前的伏羲时代开始，一共分为三个阶段： 伏羲至炎帝的三皇时期，3500年左右，为史前融合准备期，这期间融合的形式是部落联盟。 黄帝时期起的五帝时期，600年左右，为华夏民族正式形成期，这期间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国家体制。 夏、商、周的三代时期，近2000年时间，为华夏民族概念强化期，这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国家体制构建和文化构建。 一、上古三皇时代的民族融合准备期上古时代即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的萌芽期，从蛮荒时代刚刚迈入了文明曙光的时期，大约从一万年前中国地区领先全球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大约从八千年前华夏大地进入了伏羲时代，由此进入了三千多年的三皇时代。 本节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索一下三皇时代的民族融合形势： 1、新、旧石器时代； 2、部落联盟时代； 3、三大上古族群； 4、三皇时期的最初民族融合和文化构建。 1、新、旧石器时代大约在一万年前华夏大地上的各族群陆续续续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里需要加点旁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地区，是不是先自豪一下。 新时器时代相对于旧石器时代有什么进步？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有多大？ 只有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才能搞明白为什么八千年前的伏羲时代有了最早形式上的政权，也就是部落联盟，而不是更早的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或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初期。 旧石器时代，人们直接从自然界捡石头或者捡棍子使用，用来狩猎动物或者采摘野果，这种狩猎或采摘的生产模式，完全靠天吃饭，生产力不高，养活的人类数量必然有限。人口数量稀少，部落与部落之间就没有资源争端，大家完全自治就行，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冲突。  新时器时代人们学会了加工和制造工具，可以改造自然条件了，学会了种植粮食和圈养家畜，这样就进入了农耕和畜牧的经济模式，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生产力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必然增加大量人口，部落规模会逐渐增加，部落与部落之间就会有资源争端。为了避免争夺资源而导致的无休止厮杀，协调资源利用，共同生存，于是有了部落联盟。  2、部落联盟时代当然这个过程要经历很长时间，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上古五氏”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发明了种粮食、养殖、盖房子、生火、织布等技能，这些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萌芽期的必要条件，这些技能的发明也极大程度的改变着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 经历了一定的时间，人口增长到了一定规模，为了避免华夏大地发生大规模冲突，或者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应付生存危机，为了共同生存，需要有一个居中全面协调的角色，这个角色是华夏大地部落联盟的盟主，名字叫“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一万前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经历了两千年的人口缓慢增长才达到了量变到质变的窗口期，8000年前才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历史由此进入到了伏羲时代，也是部落大联盟时代。  在华夏大联盟出现以前，会先发展出来区域性的部落联盟。首先是区域内的部落进行联盟，他们具备相近的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需要面对相近的自然灾害，他们发展出了类似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器物制造方式等，这就是最早的区域性文化：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等。 3、三大上古族群各个区域文化的发展持续了漫长的时间，按照东、西、南的方位，阶段性的融合形成了三大上古族群：古羌族群、东夷族群和苗蛮族群（史书称三苗）。  当然华夏大地上不是只有这三大族群，而是这三大族群影响最大，也最典型，在我们今天的汉民族中，这三大族群所占的成份最大。 为什么三大上古族群没有中原原生族群呢？这是因为中原地处各族群冲突最激烈地区，民族融合的巨大浪潮掩盖了中原原生族群的特点，也只能以融合后新生的华夏族的名义存于世间，华夏本身就包含着中原原生族群。而三大上古族群的核心地域都在偏远地区，总有后裔会长期存在，我们也能根据其后裔来溯源其上古信息，而中原原生族群，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 关于中原之于中国，可以类比中东之于西方，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和古埃及一带，是西方文明融合和族群融合最激烈的地区。这一地区中，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苏美尔人、亚述人在今天还能找到他们的后裔吗？不能，不仅找不到他们的后裔，就连他们的文字也早早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 三大上古族群是区域性地方部落大融合的阶段性结果，显然，融合还会继续，在三大上古族群地理上的结合部位-中原地区及其周边（华北平原），逐步融合形成了胎儿阶段的华夏族。 之所以是胎儿阶段，是因为这时华夏族没有正式诞生，而是在孕育的过程中。这时的各大族群并没有发生比较深入的融合，仍然保持了各自鲜明的特点。相对的例外发生在上古三大族群地理上的结合部位，因为大家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区别，会导致比较多的争端，不过，应该也是有限度的争端。 恰恰这个地理结合部位又是中国农业生产条件最好的、面积最大的区域-华北平原，谁都想在这个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的肥沃土地上争得一席之地，相应的加剧了争端。而争端是融合最好的催化剂，这也是华夏民族会形成于中原地区的最直接原因了。  有相对其它区域更多的争端，这就更需要“王”来协调争端，甚至需要“王”来长期驻留。伏羲和炎帝最初的都城都在宛丘（陈地），这地方刚好就处在三大上古族群交汇的点位上，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 4、三皇时期的最初民族融合和文化构建这个时期的主旋律是文明要素的发明创造，华夏先祖们面对自然环境，从来没有听之任之，也不祈求神的恩赐，而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来创造奇迹，后人把他们的伟绩形成了一系列神话故事：盘古开天、后羿射日、愚公移山、女娲补天、燧人取火、精卫填海、女娲治水、有巢构木等等。总之，这个时期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冲突，没有历史记载的战争，也没有神话传说的大战。 古籍中记载三皇时期的“王”都是德才兼备的大贤，伏羲有神圣之德、女娲有好生之德、神农有厚土之德。他们的贤德广布天下，他们的发明创造广传天下，让当时的人们终于有了尊严的生活，人们感念他们的功德，华夏大地上的各族群共尊“三皇”为的创世之神、正神。  在流传于世的传说中，“三皇”的活动范围都很大，伏羲、女娲、炎帝都曾经活动于陕西、湖北、湖南、山西、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河南淮阳有太昊陵、甘肃天水有伏羲庙、山东济宁有伏羲庙、河南驻马店有伏羲帝陵、湖北襄阳有伏羲摩崖石刻、甘肃天水有女娲庙、山东济南有女娲庙、辽宁牛河梁有女娲庙、湖南长沙有炎帝庙、陕西宝鸡有炎帝陵、山西高平有炎帝陵，河南商丘有炎帝陵，湖北随州有炎帝陵、湖南会同有常羊山、河南沁阳有神农山、湖北西北部有神农架等等。 “三皇”活动范围广的原因，有部落迁徙的可能，有躲避天灾的可能，有战争的可能等等，最大的可能他们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而是一个部落的不同时期首领的共同称呼，甚至也不是一个部落，而是同一个帝号南北族群都在用。 不管什么原因，他们的活动轨迹没有超出古羌、东夷、苗蛮（三苗）三大上古族群的地理范围，三大上古族群共尊三皇为祖先、创世正神，不正是他们惠及天下的仁德所致。各个族群有了共同的精神支柱，这就为民族融合创造了很好的基础条件。 结合中国上古神话传说，这一过程从8000年前的伏羲时代开始，到最后一任炎帝神农氏结束，持续了3500年左右的时间。 在这段时期内完成了华夏文明最初的构建，也为民族融合完成了准备条件。 伏羲、女娲和神农在三皇时代团结了华夏各个部落，使华夏各部有了密切的交流，这时期开始有了都城，开始了最早的封禅泰山。 这时期创立了共同的民族图腾-龙：取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红鲤的鳞，巨蜥的腿，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长须鲸的须。 这时期制定了人类的嫁娶制度，实行男女对偶制，用鹿皮为聘礼。并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以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使中华姓氏自此起源，绵延至今。 这时期有了最早的文字符号，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原始记录方式，也方便了族群之间的交流和知识传递，向文字形成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这时期制定了历法，有了指导农业生产的时令节气，有了统一的时间概念。 这时期确定了五谷种植、驯化家畜、织布做衣、开辟市场、确定五音始有音乐、武器制造、陶器制造、开始有了中医草药。。。。。。 这个时期的所有发明创造中，最伟大的是伏羲所创的“先天八卦”，其重要性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华夏古代文明所有可以站在人类巅峰的智慧皆是从此开始，甚至可以说中国之所以称之为中国，也是从伏羲的“先天八卦”开始。 总之，这个时期华夏大地上的各个族群，逐渐开始有了共同的文明特征，结束了各自独立发展的草莽时代，进入了文明曙光的时代，开始有了共同的首领、共同的图腾、共同的历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始终会迎来族群大融合的历史时期。 二、上古五帝时代的华夏民族形成期本节将从四个方面来讲述华夏民族融合的第二阶段：上古五帝时代的华夏民族形成期，这是国家体制的探索期。
自伏羲开始，历史的车轮走过了漫长的3500年时间，华夏大地上的各个族群从各自发展，到慢慢壮大后有了初步碰撞，在这种碰撞过程中互通有无，相互学习了生存必须的技能，在不断出现的技能加持下，各大族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终于，历史前进到了五帝时代，轩辕黄帝的历史使命就此展开。这是华夏族正式形成于历史时期，这个过程与两次大战有关，更与一系列的文治成就有关。 1、黄帝时期的两次大战历史的车轮前进到了轩辕时代，居炎帝位500年之久的神农氏衰落数十年，已经无力控制天下形势，炎帝失德，诸侯相侵，暴虐百姓，以蚩尤最暴。这时的天子已经形同虚设，有实力的诸侯们野心勃勃，开始蠢蠢欲动，社会形势犹如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爆炸似乎无可避免，关键是乱后走向大治，还是乱后彻底失序，滑入深渊。乱世时，人们总呼唤英雄，英雄能否如期出现，这还需要看战争的结果如何了？ 第一次大战是阪泉之战。“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黄帝部落通过阪泉之战战胜炎帝部落，两大部落进行结盟，开始了实质性的融合，这是今天我们自称炎黄子孙的起因。  第二次大战是涿鹿之战。“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涿鹿之战的结果是黄帝战胜了蚩尤，并斩杀了蚩尤。蚩尤的部落盟战后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留在北方被黄帝部落融合，一部分南下，并在以后的的历史时期内，仍和华夏族群之间纠葛不断。  两次大战黄帝都获得了胜利，修德振兵的轩辕战胜了欲侵陵诸侯的炎帝和最暴虐的蚩尤，一个是昔日的天下共主，一个是军力最强的地方诸侯，这两个实力最强势力已然被制服，天下诸侯自然归服，共尊轩辕为天子，代替了昔日神农氏的天下共主地位，开启了历史新的一页，帝号更新，是为黄帝。 从黄帝时期开始，古籍中的记录突然丰富起来，这应该意味着黄帝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人真实人物。 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是历史记载最早的战争，其中涿鹿之战的记载更为丰富，虽然古籍对战争过程的描述也颇具神话色彩，不过，我们还是能从神话色彩中解读出一些历史现实来。描述中也有很多语焉不详的地方，致使这场战争存在很多未解之迷，针对这些迷题，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 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的先后次序如何？ 有说阪泉之战更早，也有说涿鹿之战更早，如果把这两场战争放在一起看他们的历史作用，其实先后都无所谓。炎黄先结盟，共同战胜了蚩尤之后，再争帝位爆发战争，有可能；炎黄之间先发生战争，决出胜负后结盟，再共同对付蚩尤也有可能。但改变不了的是，两场战争结束后，黄帝荣登天子位，三大族群之间开始了历史悠久的融合进程。 蚩尤部落联盟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蚩尤的形象和部落联盟的信息来解读一下。相传蚩尤是九黎之君，一般认为九黎就是九夷，是太昊之后，属东夷族群，似乎很合理，也有很多人信服。但我认为不一定，“九”在古语中是极多的意思，不限于九，相传蚩尤兄弟共八十一人，个个勇武超群。这里的“八十一”可能和“九”一样，都是极多的意思，能以八十一这个数字表达，可能至少数百，这么多部落应该不只是东夷，蚩尤部落联盟应该是东夷族群和苗蛮族群的大联盟，部落联盟的首领是蚩尤，这两个族群确实都以骁勇善战著称。 涿鹿之战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解读了蚩尤部落联盟的实质意义后，涿鹿之战的性质也就清晰了，这应该是天下最强势力“炎黄联盟”和“夷苗联盟”之间的一场武力对决，双方争夺帝位的一场大战。大战时，双方都请了大量外援，黄帝请玄女、应龙、女妭，蚩尤请风伯、雨师，这应该暗含着双方盟友部落的助力，黄帝本身似乎并不是蚩尤的对手，蚩尤不愧为战神，但盟友们的力量决定了战争的走向，帮助黄帝一方最终赢得了战争。 涿鹿城的位置到底在哪？ 很多人印象的涿鹿城是在河北省张家口一带，双方的主力都从核心区域行军千里，到远离中原的北部边缘之地大战一场，这合理吗？可以说是很牵强的，还好历史还给了我们另一个线索，涿鹿本名彭城，是徐州古名，在今天徐州南方一带。从前面我们解读的涿鹿之战性质和族群分布情况来看，这应该更符合历史现实，徐州所在的位置刚好在三大族群交汇点上，炎黄联盟对战夷苗联盟的战场选择在这个位置再合理不过。而且大战过后，涿鹿（彭城）也成了黄帝最早的都城，黄帝定都在三大族群交汇点上，又肩负融合三大族群的历史使命，还有比这里更合适的位置吗？  蚩尤是东夷还是苗蛮？ 多数人会认为蚩尤是东夷，毕竟东夷在历史上一直很强大，但这似乎不能解释今天苗族人仍然普遍祭祀蚩尤，尊崇蚩尤为最早祖先的客观事实。我认为蚩尤应该是苗蛮，凭着强大的武力，强行整合了夷苗两个族群，并担任了联盟的首领。东夷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和远比苗蛮更为优秀的文化，即便蚩尤武力强大，为了顺利统治东夷，也不得不遵从东夷的很多传统，这也让苗蛮部落也学到了东夷的许多文化，并在后来败退回南方时，一同把东夷文化传统带回了南方。 为什么会有部分蚩尤部落南下？ 从一般认为的蚩尤部落是东夷，东夷广泛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南北，蚩尤战败后，他的部落可以北上、可以东进，也可以南下，特别是东进这个选项，仍然在海岱腹地，而且后世莱夷可以据胶东半岛抗衡齐国数百年，蚩尤部落当然也可以这么选择。为什么他们偏偏选择了南下，而且还到达了两湖一带，这本不是东夷的势力范围，显然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如果结合前面对蚩尤部落联盟的解读，这支南下的部落，如果本身就来自南方，到北方是为了跟随蚩尤争霸，争霸失败了选择回家不是最合情理的解释吗？ 这里可能还隐含了一个问题，黄帝为什么放他们回南方？ 我想可能是黄帝不愿意看到南方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情况，在他们表达了臣服黄帝的基础上，放归南方，应该是黄帝对战后天下秩序恢复的一种安排。 战后秩序是近忧，苗蛮稳定是远虑，当近忧和远虑相矛盾时，明智之士都选择优先解决近忧，所以黄帝选择放这部分蚩尤部落南归。不过，这确实为后世留下了隐患，致使尧、舜、禹三代都又花费巨大精力来解决三苗问题。 之所以这里花费这么大的篇幅来解读涿鹿之战，是因为这里解读清晰了，后期的历史事件才能捋顺，因为后世的很多历史事件起源于这次大战，与涿鹿之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古以来，战争都是文明交流最大的催化剂，趁着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胜利的东风，黄帝得以强力融合黄帝部落、炎帝部落和蚩尤部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三大族群通过两次大战，他们之间有了紧密的关联，从此展开了历史性民族大融合的序幕，至此，华夏民族正式诞生。 2、黄帝对战后格局的安排“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 以上两段是《史记》中对于战后黄帝作为的描述，大意是说黄帝被尊为天子后，仍然时常征伐不安分的诸侯，征伐不余也不敢怠慢，励精图治，天下也有了大一统的形势。国土面积空前广阔，大致陇山以东、大海以西、河北中部以南、两湖以北，传统治国方法已不再适用，开始设立百官，帮助天子治国理政。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黄帝居轩辕之丘。。。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其二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从这《史记》两段话可以看出，黄帝实行的是分封制，始有家天下，择二十五子中的十四子分封天下各部，大概是这十四子比较有才能，可以担当诸侯国的首领，其中嫡出的两子最具才能，这两子青阳和昌意，其后人都曾经为帝，即昌意之子帝颛顼和青阳之孙帝喾。 不过从后世这些封国之间的关系看，这“二十五子”应该是忠于黄帝的二十五个强大部落，其中的十四个部落可能与黄帝之间有姻亲关系或者关系特别紧密，给予加封和赐姓，赐姓有十二：姬、酉、祁、己、腾、箴、任、荀、僖、姞、儇、衣。 关于少昊青阳，有封于四川的记载，有封于山东的记载，我想应该是先后封地有变更的原因。四川古蜀一带是其母亲嫘祖的部族，他可能会在这里学习治国理政的才能，后来根据形势变化又被封到东夷的腹地山东地区，帮助黄帝分担东夷族群的治理责任。少昊后来被东夷部族尊为祖先、太阳神，拥有极为尊崇的地位，这正从侧面证明了少昊对东夷部族治理的成功，当然也是黄帝的成功。 历史上也有少昊继任帝位，为五帝之首一说，不管哪种说法，都意味着华夏与东夷从此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两大族群之间再没有彼此的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黄帝的正妃来自古蜀、黄帝的长子分封于东夷、黄帝的其它子孙分封于大江南北天下诸部，在这个时代，能如此广泛与各个部族建立联系，唯黄帝一人。我们今天仍然尊奉黄帝为祖先，70%以上的姓氏都出自黄帝，不正是这一时期历史形势最好的证明吗？ 黄帝在战后分封自己的子孙直接管理天下部族，强化了民族融合的趋势，促进了华夏民族的正式诞生。 3、黄帝时期的文治成就黄帝的做法也是这样，如果只有武力强行整合，黄帝也不可能被尊为华夏人文始祖。只有文治的成功方能惠及天下，方能代代传承不息，为世人所敬重。 那么，黄帝的人文成就都有哪些呢？ 首先是国家制度方面，制定国家的职官制度，如以云为名的中央职官，管宗族事务的称青云，管军事的称缙云，又设置了左右大监，负责监督天下诸部落。风后、力牧、常先、大鸿被任命为治民的大臣。这些政治制度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权体系的基础，自黄帝起始有了国家的初始框架。 其次是历法，完善和制定历法、推广历法，在农业社会中历法的重要性可能要排在首位，是农业文明的基础。古代政权之间争的“正朔”，其实就是历法标准。甲子纪年也叫干支纪年，这种六十年一个循环的纪年方式是从黄帝时期开始使用的，持续使用至今，我们目前所处的公元1984年——公元2043年是中国第79个甲子轮回。 然后是“艺五种”，“五种”，是指“黍、稷、菽、麦、稻”五谷。按古史传说神农氏仅能种植黍、稷，而黄帝则能种植多种粮食作物，表明黄帝使当时的原始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还有创造文字，西方史观认为文明起始的标志是文字的出现，黄帝时期传说有仓颉造字。龙山文化大量发掘出来的骨刻文正是甲骨文的前身，骨刻文的碳检测在年代最早在在4500年前左右，这就跟黄帝时期大概对应上了，这很难说不是印证了仓颉造字的传说。 黄帝在位期间，还有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作《黄帝内经》等，总之，几乎所有文明要素都在黄帝时代集中出现。 生产力继续提高，生活情况好转，各族群能和平共处，精神生活得到极大丰富，普惠了天下各族群部众，天下部众也都从内心深处尊重黄帝，也从内心深处为这个新生的华夏民族而感到自豪。 正是黄帝时期巨大的人文成就加成战争因素、分封因素、黄帝个人品德，极大强化了华夏族的融合，强化了华夏共同体这一概念认同，这才有了华夏族的正式诞生。 4、五帝时期的华夏、东夷、苗蛮三族融合进程我们先来看一下五帝时期的历史主线：
炎黄一系和东夷一系轮流坐庄，出任华夏政权天子，这是五帝时期历史的主线，这条主线意味着华夏与东夷的融合历史进程。 如果说华夏东夷在这期间的关系融洽的话，华夏和苗蛮之间的关系则是紧张，几乎每一任华夏政权的天子都会征伐三苗，这又是五帝时期历史的辅线。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尧战于丹水之浦。舜窜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虽然华夏族是融合的产物，但是华夏族并不是一开始就占有优势地位，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优势地位，又以文明反哺的方式，反向同化上古三大族群，只不过哺和同化的方式，有时是和平方式，有时是战争方式。 黄帝时期产生的华夏族是三大族群融合的产物，黄帝之后的历史主旋律则是在华夏和东夷之间的纠葛。 我们还是先看看华夏东夷争锋的这段历史时期。 黄帝大战蚩尤的涿鹿并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河北张家口一带的涿鹿，而是在徐州，涿鹿大战之后，黄帝以涿鹿为都，为的是加强对东夷和苗蛮的管理。 对于黄帝的都城，史籍共记载了三处，分别是涿鹿、新郑、曲阜，最早是涿鹿，应该是苗蛮局势稳定后，又迁往新郑和曲阜，新郑是黄帝的诞生地，曲阜是东夷核心区域。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黄帝对东夷的重视要远高于苗蛮的原因吗，分封嫡长子于东夷，又曾迁都于东夷。这些措施无遗是加快了华夏与东夷之间的融合进度。 少昊是黄帝长子，却又是东夷首领，颛顼是少昊侄子，却在少昊的扶养下长大，后来继承了黄帝的地位，是五帝中的第二位，帝喾是颛顼侄子，继承地位为五帝中的第三位，然后是尧、舜，舜又是帝喾的儿子。 这些现象又有什么寓意呢？ 我想这是黄帝融合华夏与东夷的措施，黄帝通过战争形式取得了天下共主地位，派自己儿子管理东夷似乎没什么不妥，少昊的管理策略是柔性管理，非常尊重东夷民族传统，东夷民众非常拥戴少昊，后世就被尊为东夷祖先之一，东夷文化传统深厚，融合的时间跨度太大，久而久之，少昊、颛顼、帝喾、虞舜就成了东夷的代表，同时，东夷和华夏之间的民众就不那么相互敌视，而是能接受对方首领的领导。尧舜禹三代禅让，实际上是华夏和东夷首领轮流执政华夏的实际表现。 根据考古研究，发源于泰沂山区的后李文化起、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他们覆盖了8000年前至4000年前的历史时期，其呈现的文化要素显然是华夏文明重要源头之一，时间上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西周中期结束，这些也符合古籍中对东夷的记载。 东夷对华夏文明贡献巨大，具体表现在历法、礼乐制度、制陶技术、酿酒技术、建筑技术、农业技术等方面，这些都为华夏文明奠定了基础性的作用，但说起东夷最大的贡献，我个人认为是文字创造。 当前公认中国最早的文字是殷商所使用甲骨文，甲骨文是一种成成熟的文字，但它不可能凭空出现，一定会经过长期的发展才成熟的。考古界经过长期的探索，发现了龙山文化的“骨刻文”，这是甲骨文前身最大的可能性，而且进一步研究发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到龙山文化的骨刻文，再到岳石文化的甲骨文字，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成为商周甲骨文的直接源头之一。 骨刻文这一重大发现，直接将中国文字使用史人提前了1000年左右，也就是说大约4600年前中国就出现了最早的文字，这就与仓颉造字的年代基本对应了。而仓颉造字的地点，有一种说法是在山东寿光，这刚好就是东夷的核心区域，而商朝又脱胎自东夷族群，这不正是完美的文字发展逻辑吗。 炎黄贡献了世俗政治框架，即王权政治，东夷贡献了大部分的文化基础，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这正是华夏融合的历史主线。 那么华夏与苗蛮之间的这一民族融合辅线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涿鹿之战的失败，返回南方故地的苗蛮部落安分的发展了数十年，终黄帝一朝都非常安分。积蓄数十年力量的三苗部落，还是在颛顼末期和帝喾时期，形成了巨大的势力，又逢中原地区历史性洪水灾难，华夏和苗蛮之间的力量的天平发生了变化。于是，苗蛮部落又开始蠢蠢欲动，力图北进，形成了巨大的灾祸。 天灾加上苗灾，也正是这双重灾难的压力，让尧舜禹时代的帝位传承转换成了禅让制，有才能的人才能带领大家共同渡过危险时期。也正是这个原因，每一任华夏天子都不遗余力的征伐三苗，终于在大禹时期彻底平定了三苗。 三苗虽然最终平定，但其历史影响仍然永远留在了华夏血脉中。三苗势力的核心在两湖地区，今天的河南南阳和信阳、湖北江汉平原都是其核心地域，向北曾经发展到了河南中部，甚至一度到达新郑一带，也就是黄帝的出生地附近。这意味着在中原南部一带必然留下很多三苗的后裔，三苗退出历史舞台后，这些三苗后裔只能被融入华夏民族之中。 三大上古族群向四周发展，其共同的地理交汇点就在中原地区。三大上古族群再加上中原地区的本地族群，集众家之长，孕育出了全新的华夏族群，当华夏文明的相对先进性明显体现出来的时候，会以文明反哺的方式，再反向融合三大上古族群。 回望历史，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在华夏文明推动的历史进程中，上古三大族群会主动退出历史，向新生的华夏族群缴械投降吗？显然不会，与华夏族群同处黄河流域的东夷族群源远流长，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显然与华夏相比并不逊色，这也导致了三黄五帝时期，华夏与东夷轮流坐庄的一个现象。南方最主要的苗蛮族群也曾经有着丰常先进的上古文化，他们与华夏之间的战争持续不断，虽然三苗政权被覆灭，然而未来还会以其它面目重新与中原争锋。 尧、舜、禹三代禅让是儒家一直极其推崇，民间也一直津津乐道的上古先贤故事，然而，这极可能是华夏与东夷并没有分出明显优劣时的一种政治妥协，尧、禹是华夏领袖，舜是东夷领袖，这时期他们轮流占有帝位。 而大禹时期，治水成功的巨大成就，让夏后氏逐渐占有了优势地位，也赢得了天下各大部落的共同认可，虽然大禹去世时将帝位禅让给了东夷的伯益，然而禹的儿子夏启显然获得了更大的支持，在大禹去世没多久，夏启就发动战争，通过战争成功赢得了帝位，从此开启了500年的夏王朝，历史了由此进入了家天下的历史阶段。 三、夏商周三代的华夏民族概念强化期在前面我们讲到尧舜禹时代是华夏与东夷轮流执政的时期，夏朝的建立是夏启击败了东夷一方的伯益而强行继位，从而建立夏王朝。那么夏代的民族融合形势，以及后面的商周两代的民族融合形势是如何的呢？ 夏代的民族融合主要发生在华夏与东夷之间，这个阶段属于深度融合期，战争不断，最后趋于缓解，但最终仍被出自东夷的商代替。虽是政治斗争，也充分体现了华夏和东夷之间深度融合的复杂性。 商代是一个民族融合的高潮期，这期间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战争，商一直对周边夷狄大杀四方、用兵不断，甚至在武王伐商的时刻，仍然有约二十万大军在外征伐东夷。但商代和夏族的主体矛盾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一直留待周代才算是划上句号。 周代是华夏民族融合的收官时期，如果说商是武力特别强大的话，周代则是文化与武力并举，这期间将宗法制、分封制、周礼等周文化的嵌入华夏民族的血脉之中，而且各诸侯国对周边的开拓空前成功，诸夏共同体概念也得到了深度强化，致使华夏民族彻底融合形成。 接下来我们将从五个方面来描述夏商周三代的民族融合形势：
1、夏代：东西争锋的历史时期夏代的开创者是夏启，但是从各个方面来说，夏代实际上是从大禹时代就开始的。自黄帝时代开始的国家体制探索期，历经五帝到大禹时期才算是奠定完成，其标志性代表是禹贡九州的划分和禹贡九鼎的铸造。 大禹治水的成功，在天下树立起了巨大的权威，大禹趁势召集天下诸侯发起了“涂山之会”，这是会盟被很多人认为是夏朝建立的正式标志。会盟主要参与方却十分有意思，相传大禹召集的主要是夏和夷部落的首领，这意味着夏夷双方是天下力量最强的两大势力。 禹贡九州的划分可能是来自这次会盟，九州即天下，这是夏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域，也意味着华夏民族的核心地域。当我们看到这个九州图的时候，会发现这与《史记》中描述的黄帝时期的疆域几乎完全一致。虽然疆域相似，但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州的出现意味着地方性行政区域概念的形成。 “涂山之会”后，各方诸侯纷纷朝贺献“金”王都阳城，也就是青铜，大禹则命人铸九鼎以纪念“涂山之会”。将来自各州的山川形势、奇异禽兽、神怪等一并铸在各州鼎之上。我们今天看到的青铜器深身青色，是因为上千年氧化的结果，最初铸造出来时是非常鲜亮的金色，可以想象九尊巨大的金鼎摆开，是何等气势。。 在《左传》中有对九鼎的最详细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也是大禹夏后氏直接掌管的地域，其余八鼎分别对应八个方位上的一个州，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 九鼎集中放置在王都阳城，借以显示大禹为九州之主，从此天下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 从此之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成为镇国之宝，传国信物，“鼎在国在，鼎失国亡”，夏商周三代均以得到九鼎而成为天下共主的标志。 九州为我们展示了华夏文明形成时最初的覆盖范围，九鼎则是华夏天子据有天下的标志。这两者为我们勾勒出了华夏文明成型时最初的信息，这意味着九州一体，天下一统的真正时刻，这是华夏民族融合的一个里程碑式标志。 九鼎既然成了传国信物，那么是否意味着据有九鼎的夏王朝可以万世千秋了，事实证明不见得，可能真是应了王孙满那句话：“在德不在鼎”。即使凭武力据有九鼎，也不能保证可以守住九鼎。 由于大禹时期彻底平定三苗，三苗的名字也从历史上销声匿迹，苗蛮地区也一直有向夏王朝进贡的历史记录，整个夏朝时期苗蛮区域都没有再发生大的历史事件。 夏代的主要政治斗争都发生在夏后氏与东夷诸部之间，也就是夏族和夷族之间。 夏启虽然武力击败了东夷首领伯益建立了夏朝，但强大的东夷会这么一败而臣服吗？显然不会，果然在夏启去世后不久，其儿子太康时期，东夷就发起了“太康失国”事件。 太康继位后，沉湎于声色酒食之中，政事不修，促使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外部四夷背叛。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趁机发兵夺取了政权，先后两位夏后被杀，最终后羿称王，史称“后羿代夏”，整个事件持续近半个世纪。 在夏王朝建立初期，就发生了夏人与东夷的大规模军事冲突，造成了夏王朝的统治中断40多年，这充分说明了这期间夏人与东夷斗争的激烈。虽然斗争激烈，但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后羿攻入夏都后，并不是掳掠一番回到自己的领地，而是在夏都代而称王，夏人似乎也能接受后羿的统治，其它部族似乎也能接受，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东夷族有穷氏与夏人文化上十分接近，东夷与华夏之间的已经深度融合，至少中原附近的东夷人已经华夏化，这样夏人才会安然接受其统治，并不认为是异族入侵。 太康的孙子少康在其姻亲部落的庇护下长大，后又苦心经营，逐渐壮大实力，最后起兵挺进河洛地区，攻克故都斟鄩，夺回王位，然后励精图治，让夏王朝重新发展壮大，史称“少康中兴”。 虽然少康打败了东夷部落，但夏人与东夷之间的战争仍然不曾间断。一直到少康的儿子后杼消灭有穷氏，才使夏朝的统治得以巩固。这种消灭应该只是灭其首领，再分封夏后族人来管理其部落族人，毕竟这时已经不是纯粹的部落联盟，开始进入了国家化的历史时期，有穷氏和夏后氏之间的族人在文化上也能相互认同对方的统治。 自夏启至后杼约半个世纪与东夷斗争，主要是在今山东北部以及河南东北部与河北南部，今山东与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区展开。后杼以后，对东方各部落与方国的征伐及交往，已转移到泰山以东和以南地区，这里是东夷的腹地-海岱地区。这种现象表明夏人已经成功融合了中原附近的东夷部落，使其华夏化，中原附近地区的东夷不再反对夏人的统治，斗争的中心相应的转入了东夷腹地。 到了夏王朝晚期，与东夷的关系有所改善，出现了“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的局面，这里的诸夷主要是指东夷各部落。由此可见，经过了数百年的斗争和融合，这时的夏与东夷之间的关系居然已经相当融洽，说明山东腹地的东夷也已经在心理上接受了夏人的文化，所以才能安然接受被统治。 夏初，启与益争夺共主地位以及从太康失国到少康复国，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华夏与东夷之间前后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其结果是不断有东夷部族加入华夏，或者说是被夏人融合，这是一个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前期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华夏与东夷融合的阶段性成果体现。 在夏王朝末期，华夏化的一支东夷-商族逐步发展壮大，最终代夏而兴商。 从夏王朝的大事件来看，后羿、寒浞“代夏政”也好，商代夏也好，都是王朝更换，而不是亡国灭族，这是国家构建的成功，这是夏夷深度融合的结果。 2、商代：对周边夷狄大杀四方、东西争锋仍然持续商代是个武力一度十分强大的朝代，对周边夷狄大杀四方，用兵不断，甚至在周武王伐商的时刻，仍然有约二十万大军在外征伐东夷。但是，商代整个时期主体的民族融合都做的不够好，夏政权虽被商取而代之，但夏人并没有归附于商人，仍然在太行山以西与商人武力对抗，这种趋势直到周灭后才算是结束。 从民族融合角度看，商朝是一个以武力促成民族融合的时期，在其核心地域四周多次用兵，不管是为了矿藏资源、奴隶资源掳掠、镇压反叛地区，总之这极大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趋势。 商人先祖契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丘（可能在今天濮阳）一带，在大禹成为天下为主之后，契实际是大禹的臣属，也就是夏朝的臣属，那么商人的标签是属于华夏无疑。 商朝是无可争议的华夏政权，但其本身又带着强烈的东夷特色。商朝的官制和法律都继承自夏朝，又有东夷特色的一面，有很重的神权特色，其“尚鬼”、“尊神”的一面，还有玄鸟崇拜，都具有鲜明的东夷特色。 关于商朝的这些特征，可以理解为这支东夷在华夏化的路上，并没有进行彻底；也可以理解为东夷对华夏的一次“复辟”，但这是带有继承特点的“复辟”；不管哪种理解，其实质意义是华夏和东夷并没有彻底融合的一种表现。 商灭夏之前，商人的领地在古亳州，可能是今天的濮阳一带，河济之间，这是商人的龙兴之地，也属于上古东夷地域，灭夏后，即迁都到了亳都（今郑州）和西亳（今偃师），在夏人的核心区域建国，并在此度过了几乎整个王朝的前半段时间。这种选择和后羿代夏何其相似，都是在夏故都称王，并不破坏夏朝原有的都城，也能善待中原夏人，这与商朝中后期对待东夷的态度则是天壤之别。 夏朝时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在中原的东方，是夏人和东夷之间的斗争。 商朝前期政治斗争，主要是在中原的西北方，仍然是夏人和“东夷”之间的斗争。只不过，这时带有“东夷”特点的商人是中央政权，夏人则成了方国，东夷加引号是因为商人虽出自东夷，实则已经是华夏成员，这时的夏商矛盾实则是华夏的内部矛盾。 夏人虽败，但在黄河中上游仍然有强大的势力，晋中南、陕西北部等地区仍然被夏人把持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西周时期。 我们今天了解到的商朝西部边疆是太行山一线，即太行山以东是商朝地域，太行山以西仍然是夏人的势力范围，这支夏人与商朝的斗争贯穿于商朝前期，甲骨文中经常出现的西邑指的就是这支夏人。 出土的商朝甲骨文中记载，商人曾经频繁祭祀西邑，关于这个现象，很多人认为是商朝出于对灭亡了夏朝政治的不安，才频繁祭祀以求内心的解脱。而我认为这是出于身份认同的表现，以祭祀祖先之礼对待西邑先人（夏人祖先），商人有大规模祭祀祖先的传统，把夏人祖先当做自己的祖先，这不正是出于继承了夏人政权的象征意义吗？这其实与康熙皇帝在朱元璋墓前下跪是一个道理。 商朝中期以后，西邑不再是商朝关注的重点，或许这时夏人默认了商的共主地位，但商朝仍无法消灭夏人在黄河中上游的政权，进入了相安无事的状态。 商人出自东夷，在其立国过程中，东夷也是功不可没，所以商朝早期，与东夷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但是到了商朝晚期，与东夷之间的关系却急转直下，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甚至这为商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一个出自东夷的王朝，却最后与东夷之间激烈冲突，这种现象让人颇为费解。但仔细想想也实属正常，因为商人虽然出自东夷，但毕竟已经不是正宗的东夷，而是已经华夏化的东夷，在真正的东夷眼中已经算是华夏族了。况且，或许是前期助商灭夏功勋卓著，也汲取了过多利益，东夷慢慢发展壮大，壮大到了商王朝已经非常忌惮，已然严重威胁到商朝的统治基础，到了必须武力解决的地步。 从更务实的角度来看，商人是个重商民族，商业和手工业十分发达，为了维持手工业的发展，就需要大量的奴隶，而奴隶的获取，不能从华夏族农耕人口中获取，因为这样会动摇农业国本，只能通过战争从蛮夷地区获取，比如鬼方、西羌、苗蛮、东夷。而商朝中后期东夷过于强大，已然威胁到了商朝的统治基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利益需求，让商朝选择向东夷动手，既能削弱东夷势力，又能从战场获取大量奴隶。 商朝政权能厚待中原夏人，反而从东夷中大量捕获奴隶，这难道不是商人自我华夏认同的一种证明吗？ 商朝同东夷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这期间数个强大的东夷方国被攻灭，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古彭国，彭祖部落也因此被迫流浪至中国多个省份。这个夏商古国立国800年之久，在华夏大地留下了很多传说，其先祖彭祖思想被孔子、庄子、荀子等思想家推崇备至，在中国古文化界影响重大，古彭国也曾经为华夏民族的融合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其身在夷地，也可能最终被夷化才导致这次被灭国。 东夷势力树大根深，商朝花费了很大代价最终取得了优势，但也因此让商朝主力大军深陷东方，也是这个原因，让周人趁商都朝歌虚弱时成功伐商，朝歌城陷、纣王自焚，商灭周兴。 商代夏后，显然是接受了自夏以来的政治观念，将传国信物九鼎运至毫都，以华夏天子的身份，居天下之中，对四周夷狄进行统治，对于不服天子的部落，则以平叛的名义进行征伐。经过一系列的征伐，使民族融合的规模比夏代更为大，融合范围更为广泛。 3、周代：周文化深入人心、四方开拓空前成功、华夏民族彻底形成周代是华夏民族融合的收官时期，如果说商是武力特别强大的话，周代则是文化与武力并举，特别是周文化，宗法制、分封制、周礼。。。一整套的制度和文化，让周边夷狄也对其倾心不已，虽然在西周末期和东周初期爆发了大规模的犬戎之乱，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周边的开拓空前成功，诸夏共同体概念也得到了深度强化，致使华夏民族彻底融合形成。 周人在伐商时强调自己的身份是有夏，春秋时各诸侯国也经常自称为诸夏，如果我们从古籍中去寻找线索，我们会发现周文王迎取夏后氏公主太姒为妻，从此周夏联姻，周人武力强大仍需借夏人的名义来伐商，这从侧面证明了夏人在西部一带长期影响力巨大。周人通过联姻夏后氏，自称继承夏人的衣钵，从此周人自称有夏、诸侯自称诸夏，这代表了文明的自我认同。有许多人认为周人原本是西戎，并不是正统华夏，但我认为华夏从来是一个民族融合概念，认可华夏文化就是华夏，何况周人的文化非常符合华夏自古以来的传统，所以才能影响如此深远。周人是正宗华夏身份，秦人和楚人也都是正宗华夏身份，推崇华夏文化的就是华夏，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们再来理清一下蛮夷的概念，站在周人角度“不服王化”就是蛮夷。那什么又是诸夏呢，王室姬姓诸侯、功臣诸侯、三皇五帝后裔诸侯、商遗民诸侯等，这些由周人所分封，认同周文化，定期向周天子朝贡的诸侯就是诸夏。 一个很清晰的分野出现了，很明显诸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他们是一群有着共同历史传承的价值观、共同维护周天子统治秩序的这么一个庞大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华夏大地上的标签，是最先进、最文明、最受人尊敬、最令人向往，那么相对的，有先进和文明，就有落后和野蛮，这些不服王化的文化上落后族群，则统称为蛮夷。 周人的分封制把天下各族群进行了一个分类，分类的标准是归化与否。这就给天下各蛮夷立了个规矩，你服王化、定期朝贡，服从我的统治秩序，就是文明，就是诸夏，否则就是野蛮，就是蛮夷。这显然是很厉害的一招，谁会自称是坏人啊，即使是坏人也要拼命的说自己是好人，蛮夷诸族开始努力的学习诸夏的文化、风俗，试图获得周天子的认可，在诸夏中找到归属感。这显然要比单纯的武力征伐要有效得多，因为这是从内心深处的主动学习，并不是被动接受，其中的中山国就是典型，一个狄戎国家在变法图强的时代却紧抱儒家不放，为什么呢？周礼正统的理念使然。总之，这也是周人的历史性贡献，周人奠定了华夏文明基础性框架。 周人的成就如何呢？可以说很成功，或者叫空前成功。 据一本颇不严肃的史籍记载的一个周王接见诸侯国的故事，这次来进贡的诸侯来自四面八方，最远有万里之遥，严肃来说周人的控制力度远远达不到这么远，但我们也不能武断的认为周人的影响力没有这么大。 比如肃慎进贡的事迹就是无可争辨的事实。周武王时，肃慎人入贡“楛矢石砮”。成王时，肃慎氏来朝，成王命大臣荣伯作“贿息慎之命”。康王时，肃慎复至。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可见远在春秋以前，肃慎人已臣服于中原王朝。这支进贡的石砮后来被周王赏赐给了陈国，春秋时期陈国国君已经不识此物，曾请教在旅经陈地的孔子，夫子一眼便识出这是肃慎石砮。 西周时，周天子的权威足以镇服天下各方势力。 东周时，周天子的权威急剧下降，狄戎入侵给各诸侯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里齐桓公首先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九合诸侯，反击狄戎。从此齐、晋、秦、楚、燕等强大诸侯国在各个方向反击狄戎，开拓边地，这是文明自我认同的表现。 齐国帮助邢、卫、燕、郑等国多次反击赤狄，多次击败河内平原上猖獗的赤狄，帮助燕国击败山戎的进攻，同时在山东半岛上力图开拓胶州一带的莱夷，直至把纪、莱、莒等国都纳入疆土，并置五都，使之彻底归化华夏。 晋国在北方的开拓也是十分成功，逐步从临汾一隅逐步拓展为幅员数千里的大国，几乎每一步都有开拓狄戎的成份，条戎、陆浑戎、骊戎、赤狄、白狄、山戎等数不清的狄戎部落都被晋国一步步消化殆尽，向北一直开拓至大同盆地、内蒙部分区域。三家分晋后，赵国屡次和匈奴战斗，更是向北开拓至阴山一带、开始置九原、云中两郡，在阴山山脉上建赵长城。 秦国是在西戎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诸侯国，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刚毅的性格，秦穆公霸西戎的成功，让秦国疆土向西拓展两千里之遥，其势力直达祁连山边缘，绵诸、义渠、大荔等西戎部落先后被秦国消化。自秦以后陇西、陇东才被华夏政权稳固控制。 楚国身在南方，是民族成份最复杂的区域，苗蛮、古蜀、巴、百越、百濮等民族曾经都创造过自己独有的灿烂文化，也与中原交流不断，但始终没有被稳定的纳入华夏政权体系之内，一直到了楚国时期，才渐渐被凝聚成一股力量，这股力量的源泉则是华夏。至于这股力量有多强大或者叫顽强，秦国大军深有体会，在楚国行将就木之际，二十万大军入楚，惨败而归，六十万大军才平楚成功。 燕国虽然一直被人轻视，很多人眼中的战国末流，却对开拓东北方向有着突出的贡献。燕国三次开拓辽西、辽东，战国后期更是建立起了影响后世两千年之久的燕山防线，可以说燕国是华夏民族开拓东北地区的先行者。 周代的文治成就和齐、晋、秦、楚、燕等诸侯的强大武力，文武并举，教化夷狄和开拓文明边界，终于让华夏民族彻底形成。 中华上下五千年，华夏民族的形成长达了三千年之久，直至春秋战国方才形成华夏文明稳定的核心区域，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最后的收官者周代的努力功不可没。秦国一统天下，车同规、书同文，显然是站在六国成就的基础之上，没有春秋战国的开拓，何来秦朝疆域万里？ 四、两个民族融合的视角1、民族融合视角：族群神话传说的关联性三皇五帝时期开始，上古三大族群相互影响，在结合部位进行充分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 夏、商、周三代不断强化华夏文明的控制力，同时也融合了更多的狄戎部落，华夏民族方才最终彻底形成。 这种历史融合的大趋势，造就了华夏先祖来源的多样性，也造就了华夏神话体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来源于古羌体系神话元素：昆仑、不周山、西王母、瑶池、弱水等，这些都是深入人心的华夏神话元素，从方位上讲，来源于古羌是无疑的。首先这些地域分布在非传统中原区域，都不在三皇五帝时期的疆域范围，黄帝时期疆域“西至空桐”，史记上的空桐应该是崆峒山，也就是陇山，颛顼时期“西至于流沙”，也就是敦煌一带。并不是传统疆域内的神话元素，成了华夏民族精神家园，难道这不是古羌人带入中原的原故吗？ 来源于东夷体系的神话有羲和生十日、夸父追日、后裔射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等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崇拜太阳是东夷的一个显著特征，太阳神帝俊在山海经中的出现的频率要远多于黄帝和炎帝，东夷体系的神话占了华夏神话的大部分，极大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内涵。 九黎族群民间极重祭祀，但祭祀的对象则与华夏、东夷两族神灵有极大的相似，我们可以通过楚辞中的祭歌来略窥一二。屈原整理洞庭一带民间祭神乐歌而作《九歌》，我们来看看楚国民间苗蛮九黎部族的主要神灵有哪些：东皇太一（伏羲）、东君（太阳神）、云中君（云神）、湘君（湘水神，也是舜帝化身）、湘夫人（湘水女神，也是娥皇和女英化身）、大司命（主管寿命之神）、少司命（主管儿童命运之神）、河伯（黄河河神）、山鬼（山神）、国殇（为国捐躯的烈士）、礼魂（祭祀完毕送神曲）。 东皇太一是华夏大地共祖伏羲的化身，其在中国神话体系的地位直到宋朝才被玉皇大帝代替，太阳神是东夷最高神灵，楚国民间祭祀黄河河神、舜帝化身、娥皇和女英化身。。。。。。这些和华夏、东夷神灵的相似性，不正是蚩尤战败后部落南迁带来的结果吗？ 2、民族融合视角：王权体制让华夏脱颖而出伏羲、神农、黄帝，华夏各族共尊的三位祖先，在各自时期都位居天子，同时也被历代中医界所推崇备至，这是为什么呢？ 天子和中医，这两者有直接的关联吗，如果拿今天的唯物史观肯定是没有关联的，但是华夏自古崇尚天人合一，站在这个角度就有关联，而且是极大的关联。 站在华夏古老的朴素世界观看这个世界，茫茫世间，上有天，下有地，而撑起这片天地的是人，是顶天立地的人。这就是中国古人对于天、地、人三者关系最基本的认识，其中主导作用的是人，而不是神。 对天、地、人的关系的深刻认识，只是基于肉眼观察世界的结果吗？不是，更丰富的观察来自内证。内证可能很多人不明白是什么，这是华夏自古流传至今的一套口传心授的修习方法，其实也算不上很神秘，历代儒释道大德们很多都能做到，今天市面上也有很多介绍中医内证的书籍。 历史上第一个达到内证程度的人正是伏羲，在古老的蛮荒时代，伏羲通过长期的观察研究而创出了先天八卦，这是易经的基础，而中国古代所有学派都是以易经为理论根基，在各自领域发展而来，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当然也是，其创世的第一人正是伏羲，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伏羲也因此被尊为人文初祖。 总之，中国上古的先贤们认识到了人是天地间的主导因素作用，而不是神。以此为理论指导，创建政治体系，这就是中国世俗政治体系的开始，这一切始于伏羲。这，又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在古代，神权政治体制是绝对的主流，而华夏崇尚的世俗政治体制几乎是唯一。 《黄帝内经》的《神农本草经》这两本最古老的中医典籍，虽是后人托黄帝和神农之名而作书，但据此给历代中医作个排名以神农第一、黄帝第二，大概谁也挑也不出什么理来。 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华夏能最终胜出，所依赖的优势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世俗政治体制，也就是“王权对神权的绝对压制”，这是华夏文明区别于其它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华夏文明成功的核心密码。 为什么说“王权对神权的绝对压制”是华夏文明成功的密码呢？我想华夏先祖们应该是彻底想明白了一个问题，充分发挥一个社会的力量靠的是其社会组织性，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神秘现象，比如面对大洪水时，神并无作用，最终是靠人的智慧取得了成功。强化神权是贵族统治国家很好的手段，但在巨大自然灾害面前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所以，取百家之长融合而来华夏族可能一开始就屏弃这一选项。 当武王伐商卜卦结果是大凶时，姜子牙会果断的踩烂龟壳，严肃的告诉武王，如今纣王无道，大周贤名远扬、天下归心就是最大的吉象，何必计较卜卦的结果呢？这是中国古典社会重王权而不重神权的一个典型事例。 中国先秦时期，对帝系上的文化整合，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王族都是一家人，万世一系黄帝家族，很明显这是人为整合的结果，华夏政治传统的世俗化，让先秦社会选择对历代帝王进行家族化的文化整合，却并没有整合神话体系，这直接导致我们今天看到的华夏神话仍然是碎片化的。 而东夷和苗蛮很明显是一个极重神权的社会群体。 东夷首领太昊、少昊、帝俊都被尊为太阳神，崇拜太阳和凤凰、丰富的上古神话传说、山海经中的大篇幅描述，还有自古以的蓬莱访仙、山东自古多术士等等，都是东夷重神权的表现，中国本土的道教最早也形成于山东地区。脱胎于东夷的商朝也是一个极重神权的朝代，很多方面都与夏、周有明显的不同。 苗蛮重神权也是不争的事实，《楚辞》中有大篇幅的祭祀鬼神的祭歌，充分说明了苗蛮族群极重祭祀的情形，考古研究也可以表明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是王权和神权并重的社会。 强化神权是贵族统治国家很好的手段，但是，神权社会必然会大规模祭祀鬼神，并且建设规模巨大的祭祀场所，这足以消耗过多的社会资源，导致社会力量无法被有效整合对外，面对外部压力时会逐步显得虚弱，长此以往在文明竞争中败下阵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华夏政权对历代帝王进行了家族化的文化整合，然而神话体系却始终是碎片化的，这又是为什么？原因不是很简单吗，既然华夏选把选择了政治世俗化的发展方向，王权才是关注重点，至于神话，就任其自由发展吧，只要不和王权发生冲突就行。也是这样的历史原因，导致今天我们的民族神话体系丰富多彩，但主线逻辑却不清晰，我想这不是遗憾，应该是庆幸，我们今天依然能够通过这些神话故事去勾勒上古社会各个族群的大概原始面貌。 （注：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感谢网友们，如有侵权，请通知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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