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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专栏】  专栏总编：刘元兵 主编：夏祥林 杨霞 梦梅若兮 王建军 / 文：陈龙泉 / 图源：堆糖 / 设计：郭舒    在我们家珍村，有一个人物不得不说，他就是村支书林惜钱。 林惜钱出身在一个多子女家庭，占老大的他，从小就心疼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个花。 五黄六月的大太阳把沙地晒得滚烫，再舍不得钱的人，都要弄双草鞋穿起，怕把皮烫掉，可林惜钱就穿自己的“肉皮鞋”，一天下来，脱了一层皮，晚上火辣辣的，痛得连瞌睡都睡不着。 “林惜钱啊，你硬是'吝惜钱’啊，你看你那双脚哟！”林大娘心疼他，不停唠叨，要他买双草鞋。一双大号草鞋要两角多钱，林惜钱宁愿脚起泡，也不肯舍得花两毛钱。 第二天，他用破布把脚一裹，像没事一样又下地了，久而久之，脚上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疤，不怕沙烫，不怕石硬，不怕路溜。人们说，林惜钱那双“三不怕”的脚，是练出来的。 林惜钱俭省出了名，冬天冷得浑身打抖都舍不得买个烘笼烤火，夏天赶场热得嘴壳冒烟也不买杯凉水，一年难缝一件新衣穿，二十好几岁，本来是爱穿着打扮的年龄，可他穿的跟讨口子一样，连红爷婆肖大婶都看不惯： “林惜钱，二十好几的人，你穿得像个讨口子，还接不接婆娘喔。” 林惜钱笑了笑，无所谓地回答：“总还有讨口子女娃子嫁不脱嘛！” 林惜钱的勤劳俭省和顾家的优点，在那个时代也是人们看重的。有人悄悄喜欢他了，那就是二队的沈挝手。 沈挝手有个老姑娘，人还算长得伸抖，但有点心高气傲，都二十五岁了，还没有说人户，看看就要成嫁不出去的老女娃子了。沈挝手想到这件事就猫抓心。 由于沈挝手手不灵便，生产队也不好给他分配活路，就让他放条水牯牛，他早晨把牛牵出去一拴了事，成天就像游魂一样东游西荡，顺便打听一下，哪家的小伙子还没说亲，哪家的男人死了婆娘。 有一天，他到三队看到林惜钱正在火辣辣的太阳下面光起个膀膀栽秧子，就像一条水牯牛，这不正是他心目中的“贤婿"吗？沈挝手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想，这林家七弟兄，要想把媳妇都接归一，够得他妈老汉整，何况林惜钱是老大呢？ 他回家把自己的想法和老婆一商量。老婆说：“老头子，你想过没有，林家弟兄太多了，老大过门后不晓得要吃好多苦，受好多累喔！”她叹了一口气。 沈挝手跟老大一商量，老大闷起个乌佬脑壳不开腔。沈挝手说：“就这么定了，我找人做红（媒）去！” 沈挝手找到红爷婆肖大婶，肖大婶满口答应。肖大婶找到林大娘，林大娘也满口答应，喜欢得两个嘴皮都合不拢。 只有林惜钱整死不干，说了半天，最后提出一个条件：结了婚后，必须各打水，另开灶。 “你娃翎毛硬了，飞嘛，老子不给你娶这门亲！”林老汉气得直跳脚。 “你不办，我办！”沈挝手拿出自己多年积攒的两百元钱，加上大女的私房，在林家院子的背后，起了三间草房，请了三桌客，算把大女打发了。 结了婚的林惜钱在沈家妹子的管理下，像换了个人，成天穿得个周吴郑王，头发梳得溜光，有时脚上还穿一双甩尖子皮鞋，加上人家本身就长得伸伸抖抖的，简直像个乡村干部。 时来运转，说变就变。三队的土地是全村最好的，除了有一块地在毗河对岸的同渡，其余是清一色的保水田，可是在队长巫才清领导下，每个劳动日的价值才八分钱，也就是说，一个男劳力背太阳过山一天的报酬才八分钱，只能买一包“临时生产”的经济牌香烟，连尽是黄泥巴丘陵的七队都不如。 “再这样下去三队的小伙子恐怕连婆娘都结不到了？”三队的父母很担忧，其它生产队的人在嘲笑。 巫才清也很委屈，觉得自己鼓了一包子劲，就是弄不上去，不晓得症候在哪里？表示自己确实干不了，请大队上另请高明。 一九六八年改选队长，林惜钱取代了老队长巫才清。林惜钱一上台，约法三章，首先，要求节约开支，除了农药、打谷机、守夜必须的电筒外，一律不买，不准开支招待费；其次，修建打米厂、榨油厂、面厂，恢复栽桑养蚕，栽种中药材和柳叶烟。开会那天，老百姓巴巴掌都鼓烂了。 第二年，一个劳动日“投”五角多，把三队的人喜欢疯了，买的买自行车，买的买手表，买的买收音机，那些要出嫁的女娃子陪奁的都是“蝴蝶牌”缝纫机，男娃儿都有“三转一响”。新光最有名的媒婆肖大婶，踮起尖尖脚，成天往三队“拱”（跑），说有些小伙子还愿意倒插门儿。过年了，家珍村头数三队的火炮放得昻（响）。 第二年成立革委会，老书记年龄大了，要退下来前，竭力推荐林惜钱，公社宁书记又下来摸了一把底，觉得林惜钱是最佳人选，可惜他还没有入党。老书记说：“我们干脆叫他来个火线入党算球了。”结果来个三下五除一，不到十天就完成一切手续，林惜钱把人家要花两三年时间完成的事情几天就搞定了，成了中共党员了。 那天，沈挝手高兴惨了，砍了半斤卷卷（瘟猪）肉、扯了一斤苕干酒，边喝边说：“女娃子，老汉没看错人嘛，咋样？再过几天你就是革委会主任婆娘，我就是革委会主任的老泰山了。” 说完翘起二郎腿，哼起了川戏段子。 一会儿，林惜钱回来了，捎带了一瓶“崃山二曲”。 沈挝手兴奋的说：“惜钱啊，快来坐起，我们两爷子喝个巴适。” 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把一斤苕干酒和一瓶崃二喝了都还没尽兴，又叫大外孙到服务店扯了一斤江津老白干，一直喝瘫在地上。 选举会是在学校村小操场上召开的，公社哪位胖嘟嘟的宁书记嘴上叼杆纸烟，坐在主席台上，翘起二郎腿，老书记在旁边俯仰陪笑。小学罗盛教老师记票。罗老师先把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民兵连长等七个候选人的名字，工工整整写在小黑板上。第一个就是林惜钱，但写成了“林锡前”，有人说写错了，也有人所错不了，都可以。排在他后头的是他的弟弟林国平，有人说，林家坟头上冒青烟，长弯弯树了。 胖成一堆的宁书记立了起来，红着脖子吼了一通后，换来几个稀稀拉拉的掌声。有人把事先油印好名字的纸飞飞和铅笔，发给在场每个人，叫他们打圈圈或者打叉叉。半个小时后，收齐，沈老师唱票，罗老师画“正”字。最后统计，“林锡前”票数第一，当选，“林国平”倒数第一，也当选。 林惜钱当了革委会主任，工作也忙起来了，除了到公社开会、汇报工作，清理阶级队伍，理抹四类分子，开批斗会，破四旧，立四新，抓革命，促生产。如果遇到邻里纠纷，家庭矛盾，他还得去评个理，断个公道，东家一趟，西家一趟，酒没有少喝，话没有少说，成天泡在酒里，绕在烟雾中，晕晕沉沉。总之，一个字忙，两个字累，三个字醉。 有人说，林支书两个宝贝，一个是印把子，一个是酒瓶子。 那个时候乡坝头，出远门开个路条要盖章，取个包裹要盖章，扯结婚证要盖章，修房子，批地基，买建材，买肥料，哪一样不需要盖章？全大队一千多号人，几百户人家，你说一年到头要盖多少章？   大队革委会鲜红的公章就放在他家里，就像宝贝一样用红绸子裹了一层又一层，就是放在床头柜里他都不放心。没事时，他把公章拿出来，眼睛落在大红公章上，几个小时都不转一下。高兴时把章拿在手上，长长地哈一口气，在便签上使劲一盖，“金堂县杨柳公社家珍大队革委会”几个鲜红大字赫然，痴呆呆地盯着这几个红字，傻傻地发笑。 如果有人找他开结婚证，他就说：“好久喝你的喜酒喔？” 找他盖章的人晓得他爱那口，早就准备好两瓶烧二锅，一包红双喜，递给他笑纳了以后，他取出大红公章，长长哈一口气，找一个红宝书垫起，把证明上放在上面，使劲盖一下，说一声“巴适了”，递给对方。 开证明的人一再感谢，还说到时候请他喝喜酒。 林支书一般不会搞忘，办酒席的时候，一定出现在上把位，主人家以请到他喝酒为荣耀。 “我去喝酒是瞧得起他，人不对请我都不得来。”他很得意地说。其实哪家请他，他都“瞧得起”，每请必到，一到必喝，一喝必醉。 林支书有一次，喝得二麻二麻时说了一句话，泄露了天机：“有了印把子，就有酒瓶子，有了酒瓶子，我就有了脸面子。你说该喝不该喝？” 有一回，他去乡上开会，把公章放在家里了，有一个人开了结婚证明后，找他盖章，结果他老婆从床头柜把章翻出来盖了，回家后他发现老婆动了他的章，气毛了，第一次对老婆动了手。 他说，章是管理全大队的一种权利，只有他动得，其他人，——就是天王老子也动不得。 从那以后，他叫老婆给他专门缝了一个蓝布袋子，里边装大红公章一枚，印泥一盒，红宝书和便签各一本。每天揣在身上，只要你在除茅房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诸如田边地角，酒馆肉摊，都可以盖大红粑粑，时不时还可以笑纳烟酒，或在小酒馆就着一盘花生米，喝二两，啜一顿，当然都是求他的人买单。 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日子红火了，也不再顾及他的紅粑粑了，加上以后办了身份证，紅粑粑就更不吃香了。但林支书还是把它揣在身上，时不时也有人要找他盖一下。 他说：“大红公章，有时也像老虎。放出去了，也吓人，弄不好书记都要耍脱。” 他说，有一年，本大队的一个“尖脑壳”（生意人），开了一张证明要他盖章，当时自己喝麻了，没看清上边写的啥子，糊里糊涂盖了公章，结果那人到漩口套购木材遭抓了，公安局问公章是从哪来的，幸好那人落教，打死不承认。要不哪里脱得了爪爪呢？还有一次，村上的卢莽子在姚渡街上碰到他，请他喝酒，那天喝了两斤苕干酒，当时酒醉得不省人事，哪晓得莽子是有预谋的，不晓得咋个把公拿去盖了，结果跑到河南去骗了一个婆娘。最后人家告他犯了重婚罪，手续上的章确实是我们大队的，公安局还做了验查，录了口供，结果莽子判了五年，他挨了一顿臭骂，差点把书记耍脱，幸亏宁书记说了不少好话。 现在娃儿大了，林支书慢慢老了，多年没有下地，农活也生疏了。他每天准时来到赵家幺店子，揣着跟了他二十几年，给他带来喜怒哀乐的大红公章。 “林支书，今天来得早喃？”赵老板刚打开门，招呼他。 “你早些，来一两胡豆，一两花生，再把我昨天寄的酒端给我！”他找到一张靠门的桌子坐下，眯缝着眼睛张望过路人。不一会，看见有人过来了，林支书远远地招手： “来陪林支书喝二两，”然后对里屋的喊道，“赵老板，扯半斤苕干酒！” 林支书起身连拖带拉，将来人按在竹椅上。人们往往顾及面子，只好坐下来喝酒。林支书一边寒暄，一边劝酒。 来人见下酒菜品种单一，量太少，往往再添一份猪头肉或者凉拌猪拱嘴儿。 末了，就推脱有事，失陪了，然后把酒钱给了。开始一段时间，林支书还客一下气，后来习惯了也就不客套了。 如此这般，一天光阴就混完了，林支书往往喝得脚搅脚，踉踉跄跄，蹒蹒跚跚地回家，走时不忘叫赵老板把剩下的酒给他装进酒瓶，寄放在那儿。回家时，醉得嘴里已经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了，摸摸口袋只要印章还在，就倒头睡了。 九十年代末期，林支书五十几岁了，身体越来越差，虽然天天喝酒，但酒量大减，一喝就醉，当然替他买酒买菜的人，也寥寥无几了。他常常感叹世态炎凉，今不如昔。 有一天，林支书一下就消失了，家里人急死了，四处打听，都没有找到下落。过了四天，有人发现竹林盘的沼气池淹死了个人，但尸体都泡胀了，认不清是哪个。林支书的家人一听知道拐了，因为那是林支书每天喝酒的必经之处，从他穿那件灰布衣服上挂着的装有公章的蓝布口袋，一眼就认出了就是他，他老婆一下子趴在他身上，嚎啕大哭起来： “死鬼啊，你咋就丢下我们不管哪，叫你不要喝酒，你硬要喝啊，就是这个鬼公章害的你啊，酒不要钱，酒要命啊！”她哭得凄惨极了，让人撕心裂肺！ 儿子把那枚公章取出来，一点水都没浸着，颜色血红血红的。 有人说：那枚章跟了林支书几十年，烧给他带走。 民兵连长说，这么做怕是要犯法吧。 最后，经村委会研究决定，在烧给他的纸钱上一律盖上村委会的鲜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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