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来路与去路：认知中国哲学的四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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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来路与去路

认知中国哲学的四大困境

文：少年X  编：大宛

 

自1840年以来，西方世界带着现代化的坚船利炮和文化思潮，轰开了天朝上国的大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华文明开始审视自身传统。

 

民国时期，众多“新文化领袖”以救亡为目的，对文化传统选择了批判、乃至全盘否定的态度。同时，也有人返回文化传统，深入其中，试图寻找适合本土的“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

 

两种相反的面向撕扯百年，直至今日，国人对于本土的中华文明，依旧保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推崇它的人认为：众多古文明之中，唯有中华文明一脉流传，绵延几千年而没有断绝。这说明中华文明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优越性，在逐渐失序的未来世界，中华文明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唱衰它的人认为：中华文明固然稳定，却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例如抗拒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文明价值观。因此，只有放弃传统文化，拥抱欧美体系的现代文明，才符合大势所趋。

 

但是，无论是推崇还是唱衰，都不得不承认：中华文明在三个领域的成就，它们的影响是很难被抹杀的：

 

◎艺术文化：不仅亚洲周边的艺术文化，无不受到中国影响；而且，随着贸易，中国艺术进入欧洲，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刮起了一阵“中国风”，甚至成为欧洲艺术家的灵感来源。

 

◎政治制度：中国的领土广袤、民族众多，却能在两千年的大部分历史时期，维持一种大一统帝国的统治模式，无论褒贬，自有其特出之处。

 

◎哲学思想：中国思想如儒学、心学极具生命力，已经深入到了整个东亚的文化内核；《道德经》这样的经典，更是成为人类出版史上印刷次数最多的典籍之一。

 

三者之中，如果说艺术文化、政治制度更多是表现，那么哲学思想才是从过去直到未来的价值支撑。

 

近些年来，西方学术界也越来越意识到，面对后现代危机，不仅仅是要“回归”轴心时代的“雅典价值”、“罗马价值”，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也是必须重视的价值资源。

 

与此相反的是，面对中国哲学思想之价值，本土学术界却常常因为缺乏足够的反思，从而陷入两大极端：

 

◎哲学史成了诸子百家史：中国第一个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当属百家争鸣的先秦。不少学者就认为，后世哲学无非就是先秦哲学的演绎。于是，哲学史就不免被做成了诸子百家史。

 

◎将哲学，做成了儒学：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一直被视作正统思想。因此，很多学者把哲学做成了新儒学，张口闭口都是成圣人、应帝王，书越写越厚，路却越走越窄。以至于让大众以为，一部哲学史就是儒学的变迁史。

 

正是长期形成的种种偏误，使国人对中国思想传统的价值缺少真正的认识，反而不加检视地选择一种外来观念作为自己的价值准则。因此，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就不免处于“进退失据”的状态——既不知如何拥抱传统价值，又无法贯彻西方价值观，以至于陷入尴尬、迷茫的困局，最终在自己的国土上活成了无根之木。

▌中国哲学的认知困境

 

越是身处多元价值的社会，现代人就越需要深刻理解自身文化的思想传统。因为，真正的传统，并非那些已经逝去的人和物，而是刻在一个民族的基因里。它塑造了这个国家的现在，又左右着国家未来思想和观念的发展。

 

刻意忽视，或者不求甚解，不仅无法让自己活得自洽，还会因为缺少理解现实的智慧，而被各种舶来的价值观轻易绑架。

 

因而，站在今天全球化的视角往回看，系统、深刻地了解中国思想，不仅是判断国家未来趋势、走向的重要依据；更是一个追求思想的现代国民，在面对互相冲突的价值观时，正常行事、清醒生活的必备素质。

 

但是，走入中国哲学思想，我们常常面临着四大难题：

 

◎去伪存真：获取中国哲学思想的材料，需从古籍入手。阅读古籍史料，稍有不慎，就会迷失在那些真伪混杂、错漏频出的原始材料里。究竟该如何用科学的态度，求证真实的中国哲学?

 

◎梳理主线：初识中国哲学思想，需要把握脉络。但是思想流派之多、演变之复杂，让人眼花缭乱。该如何梳理出一条主线，可以清晰把握住中国思想的动脉？

 

◎抓真问题：理解中国哲学思想，需要找准思想的核心问题。有些学者，直接将哲学史做成哲学的演变史，却丝毫触及不到中国哲学的思想真义。该如何抓住中国哲学史的真问题？

 

◎化古为新：对哲学的认识最终应该立足当下。历史中的思想不加检视，甚至会成为“有毒”的思想。该如何立足当下时代的生存和发展，焕发出思想传统的生命力？

 

不能破解这四大难题，就难以真正读懂中国哲学，更别说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历史的智慧。最高效、省力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向这一领域最权威的学者请教——这样就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四位著名学者：为中国哲学史开山的胡适、为中国哲学史奠基的冯友兰、将中国哲学史改写的劳斯光、为中国哲学史注入现代血液的赖蕴慧。

▌步步为营：中国哲学认知如何破局

 

这四位学者治中国哲学史，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始至终都带着极强的问题意识，而且直接回应了自身时代的挑战。他们所处的时代，迫使他们必须回答：中国的哲学思想，对于当下时代的中国人，究竟有什么意义？

 

带着这样的问题和关怀，哲学思想里的历史经验才能转化为当代智慧。正因如此，他们的学术专著，成为了现代人的必备人文读物，同时，也给我们真正认识中国哲学提供了有迹可循的“四步走”。

 

◎认识中国哲学第一步：破除虚假历史

 

读懂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个关键难题，是史料的“去伪存真”。这也是近代中国传统学问面对西方学术体系之时，首先要处理的问题；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如何重新构建本土学问的问题。

 

当时胡适就注意到，古人记述极为随意，时常有人物时代错乱，材料真伪混同的情况。破解这一难题，既需要深厚的汉学功底来考证材料的真伪，又需要系统的现代学术方法，赋予中国哲学史以谨严的形式。

 

《中国哲学史大纲》就诞生于这种时代对文化重构的急迫需求中。胡适以严苛、挑剔的态度，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史料去伪存真，打通了中西两种学问。最终，使得中国哲学史获得了焕然一新的生命力。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评价说：“《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并不是个别的观点， 而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前，中国思想的哲学史观尚未真正觉醒。这本书第一次将西方现代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此截断众流、扫除障碍，既求出了中国哲学的真面目，又为后世学者开辟了中国哲学的研究道路，成为了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的开山之作。

 

◎认识中国哲学第二步： 梳理中国哲学主动脉

 

中国哲学史的第二个关键难题，来自中国哲学史的复杂性：思想流派层出不穷，思想的演变盘根错节，让人一不小心就会迷失在无尽的分叉小径之中，找不到中国哲学史的主干道。

 

解决这个难题，就要追问，何为中国文化的精髓。这个问题在民族危亡的时代，显得尤其重要。上世纪30年代，面对国内战乱和强敌入侵的危急时刻，哲学史的编撰，必须要回答，当下的中国究竟要高扬起怎样的精神和思想。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便诞生于这一特殊时代，以极强的问题意识写就，梳理出了中国哲学思想本身的价值所在。他用西方哲学概念重构了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和脉络发展，让中国哲学史真正成为了一门成体系的学问。

 

从此，《中国哲学史》被学术界公认为不世出的学术巨著，名列二十至二十一世纪华语学术著作的前十，不仅对国人影响极大，更是畅销欧美，被多所常春藤名校选为教授中国哲学史的课堂教材。

 

◎认识中国哲学第三步：抓住中国哲学真问题

 

想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尚不能止步于前两步：仅仅是去伪存真，考证史实，容易将它看成一部走马观花的流派演变史；仅仅是梳理哲学主动脉，又有不够全面深入、泛泛而谈之嫌。因此，中国哲学的第三个难题，在于如何深入其中，抓住各派思想中的真问题，以一己之力踏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哲学思想，被更深入和细致地放在了中西哲学汇融的背景下审视。港台两地新儒家思想兴起；而中国本土则在特殊环境下，文化传统的批判遭遇了更强烈的批判。

 

身为台湾学者的劳斯光有感于这样的时代，希望哲学史的撰写，能够对当下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帮助，回应当下和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哲学问题。

 

因此，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劳思光以独辟蹊径的新方法，试图确定一个个哲学理论的“基源问题”，也就是，每一个思想理论所关心的根本性问题；并试图以一套统一性的理论进行评判。

 

这样的研究方法，成就了这部具有深刻反思和批判性的巨著，也填补了那个年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空白。同时，因其思想深度，彻底改写了以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成为这一领域不能忽略的经典作品。

 

◎认识中国哲学第四步：化历史经验为今日智慧

 

解决最后一个关键难题，需要关注的是哲学思想本身的时代性。思想史历史上的思想，今天有今天的问题和视角。而且，步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学科。海外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时代，走入中国哲学史，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让思想超越历史，在当下时代焕发生命力，回应今天的问题？中国思想文化究竟有何特质，能够为提供新的视角和启发？

 

而赖蕴慧作为海外学者（新加坡籍的澳大利亚哲学教授），能够轻松跳出中国本土学者的固有视角，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和时代意识，将古代中国哲学家当作现代学者来讨论与审视。

 

赖蕴慧的《剑桥中国哲学史导论》诞生于中国文化传统面临重大危机的二十一世纪，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创造，致力于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将那些历史经验组成的思想资源，化为我们今天安身立命的智慧。这本书在今天已经成为全球化的语境中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必读之作。

▌转型时代，思想先行

 

有学者强调：“一部好的哲学史，不但要厘清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且还要指明它们与时代问题的根本关系。

 

这四本中国哲学史，恰恰成书于中国近代以来四个极为重要的转型时代：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民族危亡时期的《中国哲学史》，到动乱年代结束后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再到全球化时代来临后的《剑桥中国哲学史导论》。

 

面对不同时代的问题，中国文化所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源，一直在不断地自我更新，试图为现代化的转型提供强大的思想指引和历史启示。

 

由此可见，一个时代在面临现代化转型要求，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政治该如何组织、经济该如何发展，而是思想和文化该向何处去。

 

可以说，只有充分了解自身文化中的思想来路，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才能看清自己的去路，不至于迷失在这个由多元文化纵横交织的世界之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