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春香闹学》 六、维护昆弋班的营业 梅先生不但对于他的京戏同业生计时刻关心,而且对于那时初到北京的昆弋班也表示友爱的关切。 北京戏班里的昆弋腔在清末已没落了,只有老醇亲王爱好昆弋,他的府里曾有一班子弟,都是高阳人,都唱昆曲弋腔。因为这位王爷(当然也是一个封建主),他的圈地在高阳,所以就在高阳当地招了些子弟到他府里学唱。等这位王爷逝世,这班子弟就仍回高阳故乡,仍以演唱为生,原也不想再到北京来了。一九一五年,梅先生在北京偶演昆曲,一样也能叫座,他们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昆曲在京有复兴之势,便于一九一七年卷土重来。 初到北京,只能在广兴园——一家偏僻,而且久已没有开锣的戏馆——登台露演。梅先生看见这一个来自乡间的昆弋班初到北京,一则为了自己爱好昆曲艺术,本要去看,以收观摩之益;二则为了维护昆曲同业,更有出面提倡之必要;三则他的老友齐如山先生也是高阳人,这一班昆弋的领导者韩世昌先生,到京后就访齐先生,请他帮忙,齐先生又陪同韩先生去访梅先生。有了这一种关系,梅先生自然更不能不从旁协力。昆弋班里除了韩先生外,还有陶显亭、侯益隆、陈荣会、郝振基,诸位老先生都是精通昆弋,其中陈荣会先生更以弋腔著名。不过弋腔是不用笛子来和,而直着喉咙干唱的,吃力而不讨好。所以这个戏班名为昆弋班,实际出演时,大部分都是昆戏,弋腔戏已是难得一演的了。 韩世昌《痴梦》 昆弋班起初在广兴园露演时,梅先生差不多每天都在楼下前排定了好几个座位,梅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天天都去看戏,给韩世昌先生捧场,以壮声势。那时梅先生已是北京戏界的中心人物,他在北京的一举一动,都是社会群众所密切注意的。北京城里的顾曲界,看见梅先生天天同着一班朋友,到那偏僻古老的广兴园,为韩世昌先生捧场,于是一窝蜂似的也都到广兴园去看戏。昆弋班不但在北京立定了脚跟,而且不久就“迁地为良”,搬到鲜鱼口里的天乐园演唱,“韩世昌”三个字的大名,一时也在北京城里迅速的传播开来了。 那时南方的昆曲名家,吴瞿安先生、赵子敬先生和昆曲的热诚拥护者张季鸾等都在北京。这班人不多时,对于这个昆弋班也感到很大的兴趣,他们幻想着可能在韩先生的身上,真把昆曲复兴起来。于是,吴瞿安先生、赵子敬先生都想着韩先生的昆曲加以洗练,把他的字音弄得更正确,身段做得更细致。赵先生又教他学《小宴》《问病》《惊梦》等戏,以资深造。这样悉心指导以后,韩先生从前出台时所不容易避免的一点土音乡气,几乎全部净化了。张季鸾和赵子敬先生两人,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韩先生在天乐园露演新学成的《惊梦》的那一天,把楼上的包厢全部包了,联名请许多报人和文学家、昆曲家、批评家等去观赏。(当时我也蒙他们邀约前去观光)这时韩先生声名大起,可以说是他的全盛时代。 然而假使北京戏界,那时没有梅先生先期提倡昆曲的事实,昆弋班恐怕未必入京;昆弋班入京以后,假使没有梅先生带头天天去捧场,恐怕韩先生未必就能跃进到这样的地步。但是戏曲的运动状态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也总不能违背辩证法唯物论所指示的规律,陈旧的、落后的总不免日渐衰落。韩先生领导的昆弋班一度繁荣以后,不久便又逐渐走向下坡。班里的许多角色十几年来聚散不常,在京津两地,时演时辍。到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陶显亭等偶然在天津泰康或天祥两处商场的□头出演,虽还能受一部分座客的欣赏,但总不能挽回颓势。陶显亭等去世以后,白云生、马祥麟等仍然常在京津挣扎出演,也不能维持下去。 梅兰芳、韩世昌排练《游园》(1957年) 这二十年来,我很替他们这班人担心。十多年前常听说昆弋班里的角色有许多人改行了、转业了,后来就不大听得他们的消息。全国解放以后,在报纸上曾看见韩世昌、白云生等在首都参加学习班的新闻,很替他们欣慰,知道他们已有了出路。最近,朝鲜舞蹈专家崔承喜先生领导着他的舞蹈研究班到上海公演,获得上海市各界盛大而且热烈的欢迎。他们所表演的中国舞都是从京戏和昆曲许多美妙的舞姿里提炼出来的。崔先生曾声明,他整理这些舞蹈动作时,得到梅兰芳、韩世昌、白云生诸先生的指导和协助。韩世昌、白云生、马祥麟诸先生,并且都是舞蹈研究班里的教授。这件事是中朝两国舞蹈艺术交流的起点。当此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抵抗美帝侵略的时候,这一件中朝艺人合作的盛事。更有一种重大的意义。不但可以增厚中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更可以加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而韩、白、马诸先生今天能在这一方面表现他们的古典艺术,却是找到了一条最光明的道路,我更替他们庆幸不置。因此我更不能不回想到三十多年前,梅先生提倡昆曲和维护昆弋班一番功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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