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的良知？王阳明：不假思索就付诸行动的，就是“致良知”

王阳明，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心学集大成者，儒家600年来最后一位圣人。可是，这位“心学”权威，在青年时代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学粉”。他一字一句读完了朱熹的所有作品，在竹林枯坐了七天七夜，没有悟到“格物致知”中的道，却将自己累得病倒了。

这场“守仁格竹”，让“理学粉”王阳明的心都碎了，并对“格物致知”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如草、木、竹、石者，天下之物不知凡几，都可用来“求理”？“理”从何来，又将用于何处？

对“理学”心灰意冷的王阳明，在一场自我本能的选择中，看到了“心学”的曙光。当时，正德皇帝玩世不恭，素来宠信宦官刘瑾。刘瑾专擅朝政，陷害并抓捕了戴铣等20多位大臣。对初入官场的王阳明来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眼前——是违背本心、明哲保身，还是大胆直书、心向光明？

王阳明果断选择了后者，不仅挨了刘瑾40杖责，还流放到了贵州龙场看管驿站。在赶往龙场的路上，又一度遭到了刘瑾党羽的追杀，王阳明纵身投湖才得以幸免。

山林遍布、郁郁葱葱的龙场，又让王阳明心里波澜不断。他是大明朝的进士，前兵部武选司主事，在这么一个荒山野岭的驿站能做什么？刘瑾是否还会迫害自己？自己又还能回京吗？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

王阳明望着未开风化、饥寒窘迫的龙场百姓，那诵读过无数遍的《大学》在脑海中越来越清晰。在这个偏远的山林边陲，看着未开风化的民众们，王阳明仿佛与先秦时代有了重叠。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让他真正懂得了从小诵读的先秦经典。

“在明德”、“在亲民”，寥寥6个字，重重敲打在了王阳明的心间。先秦时代的中原，或许正如今日龙场之荒凉吧！先秦时代的民众，或许也如今日龙场民众之饥寒吧！

先秦经典的产生，根本不是著书立传的成果，而是教化民众的践行。自己多年所学所视，不正是为了造福于民吗？既然是造福于民，这荒凉的龙场百姓，不更比京城百姓需要帮助吗？想 通了 “知”、“行”关系的王阳明，一扫流放龙场的郁闷，身体力行地开始了龙场教育工作。

入乡随俗的王阳明，穿着破旧的麻衣，穿梭于各个村寨。王阳明利用渊博的知识，结合当地风俗，在龙场传播了儒家思想。流放龙场的这3年，不仅是龙场民众开化的3年，也是王阳明将先秦经典付诸实践的3年。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王阳明

“龙场悟道”后的王阳明，否定了“格物致知”，提出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王阳明心学最核心之处，就是否决了朱熹“格物致知”、“先知后行”的观点。他认为朱熹格物以求知，从死物获真知，然后再入世是不合理的。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每个人天生都有的，只是经历不同，有些人没有将良知与行动相结合。人认识事物的过程，与入世行为没有先后顺序，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同步进行。正如王阳明“龙场悟道”一样，他是在龙场传道的过程中，才将儒家经典融会贯通，开创了“阳明心学”。而不是坐在山岩、竹林下，等想明白了一切道理，再去传播自己的思想。

相对朱熹而言，王阳明更加注意“行”。他认为：“知”和“行”可以同步进行，而且“知”的目的不是“求义理”，而是“知行合一”。也就是，不为追求义理而知，而为付诸行动而知。

吾所以不虑而知者，良知也。 ——王阳明

王阳明甚至认为人的“良知”，是与生俱来，不需要假以思索的。比如：一个孩童看到小兔子受伤， 这种伤心的感觉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考虑了兔子的可爱而感伤；雏鸟受到袭击，雌鸟的反击是本能的，而不是权衡利弊的结果；看到老人、病人，不加思索就想伸出援助之手的人，才是“致良知”。

王阳明为刘瑾追杀、几乎丧命，在人生一片昏暗的情况下，对龙场未开化的百姓进行传道。这种不 思假索，从心灵深处产生的念头，就是“良知”的体现。在无人相视、与外界隔绝的龙场，王阳明身体力行地传道，就是“致良知”。

王阳明在龙场的善举，是内心良知的作用，而不是对名利的追逐。因为，当时几乎丧命的王阳明，也无法预知权倾天下的大宦官刘瑾会倒台。再加上龙场与外界隔绝，若非王阳明开创了“阳明心学”、留名青史，那他在龙场的所作所为也是无人知晓的。

但王阳明在“良知”的驱动下，没有掺杂任何个人思虑，在龙场进行传道、教化。这份独特的经历和人生感悟，让王阳明突破了传统“理学”的禁锢，进而有了“心学”的辉煌。

因此，什么是人的良知？

人的“良知”是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不需要假以思索，就想付诸行动的一种本能。就像看到小孩跌倒、老人昏迷，那种想伸出援助之手的触动，就是良知的作用。“良知”是每个人都固有的，却因个人经历、世俗得失判断而禁锢，只有真正付诸了行动的，才是“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