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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进入了2022年。回头看看自己对医学的理解，和当初比，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是2003年进入湖南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2006年有幸在网上听到恩师王正龙先生讲解的《内经》、《伤寒论》和《三十种大病》，从此认定了自己的医学之路：跟随王正龙先生。2008年六月，我大学毕业，直接到北京边打工，边找寻仰慕已久的王正龙老师。终于，十月份我在恩师授课的地方见到了他，从此一门心思跟随恩师学习。2010年上半年，约三月份的样子，恩师安排我回老家开诊所。因为只有在临床上磨练，才能深刻理解自己所学的经典理论。恩师说我上了临床，一定会有诸多疑问，等过一段时间再回北京，他会集中解决我的疑问。这样反复在临床和理论上磨练。没想到，五月份恩师就故去了。恩师似乎用自己最后的力气，把我推向了临床之路。 这么多年来，不管是理论上还是临床上，我一直沿着恩师的路走。2017年初，见到了一个师兄。当他听我说还在用王老师的方法时，说只有几个人在坚持王老师的路了。我想了想，回答说我没有“坚持”，我感觉这就是真理，临床上只是辨证论治而已。 直到我2015年开始带学生，2016年讲解全本《伤寒论》，2017年开始备课《黄帝内经》，我加深了对临床的反思，开始意识到西医学的重要性，开始意识到医疗作用的有限。2018年，我把自己对中西医学的理解写成了《梁漱溟“东西文化观”下的中西医学》，从此开始有意识比较中西医学。2020年新冠爆发，我自己在诊所守了两个月。这两个月期间，我读了一套系统介绍现代医学史的《医学大神》，忽然领悟到致病菌、病毒对人体的影响，以及抗菌药的作用。我忽然理解，抗菌药不是像恩师所说，抗菌药不杀菌，抗菌药是通过调动元气来杀菌。实际上抗菌药就是杀菌的，或者说就是“替代”人体直接杀灭或者抑制了细菌。（请期待《让人又爱又恨的抗菌药》）因为这个机缘，我终于对西医学的“替代疗法”有了突破性的理解，并在理论上不断比较中西医学，在临床上不断借用西医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另外，在2019年前后，因为我给学生过用了阳药，造成了很大问题。这让我更加直接感受到了阳药对人体的调动的作用，这种调动，用对了是救命良药，用错了，就是杀人的毒药。患者确属虚寒证，但是阳药都用过了，病情还是没有痊愈。这更加深刻地说明了，中药、针、灸是调动患者自身剩余生命力（元气与生产线）治病，而不是直接治病。 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所以中药、针、灸的力量是有限的，有些病从“六经辨证”的角度就是治不好。从阴阳的角度来说，就是只能治到相对的“阴阳平衡”，不能治到绝对的“阴阳平衡”。相对的“阴阳平衡”的时候，还有很多病其实没治好，但是已经不能再继续治疗了。这时候，要么通过“七分养”维持现状，要么寻求局部的治疗方法，要么求助于西医的“替代疗法”。 而长期跟随师伯梁钦元先生学习，也让我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能破除对恩师的迷信。 到此为止，我逐渐认识到西医学从临床疗效到基本理念的不可替代性；逐渐认识到阳药不能过用、滥用，逐渐认识到“六经辨证”不是万能的。 转变一：对西医从被动零散地接受，到主动而系统地学习 这也是疫情带给我的反思。如果没有忽然来临的新冠疫情，没有2020年初封城期间我独自被困在诊所的两个月，没有网络上不断传播的有关疫情的可怕的负面消息，很难想象，笼罩在“六经辨证”，笼罩在“生气通天”的光环效应中的我，会真正走出来，去认真看看病毒是怎么回事，看看感染性疾病的危害，看看西方现代医学对于病毒、细菌的研究，以及对于抗菌素的研究。 从感染性疾病开始，我真正领悟到了西医学的底层逻辑，基本思路，更深刻地理解了“替代疗法”的原理。新冠爆发的时候，我思考病毒的问题，写成了《从<内经>看新冠疫情》——现在看来，此文还是有缺陷。尤其对于新冠的治疗。但是大方向是没问题的。 我学习西医，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最初学习西医是被动的，是因为临床上离不开西医。请参考《中西医合作浅见之2019》 随着对西医学的不断学习，和临床的反思，我逐渐理解了西医独特的优势与天然的合理性。如果单从气机层面理解人体，“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对于《内经》、《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就会怎么看怎么对，怎么看怎么完美，甚至不接受反驳。这时候就掉入了认知陷阱，很难出来。当时我认为西医还远未找到人体的生命层面，要过若干年才会发现《内经》、《伤寒论》之完美，之超前。而当我真正不断深入学习西医学的时候，发现西医完全是从另一个角度或者说是另一个维度看待人体，也就是物质层面，并且西医学基于对物质层面的研究，独自发展出了完全不同于“六经辨证”的“替代疗法”。这与“六经辨证”的“调动调整”的逻辑治疗疾病，完全不同，又能够补其不足。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二者真是相得益彰。 同时，站在西医学的角度回看《内经》、《伤寒杂病论》，发现虽然有短板，但是确实有其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说，从西医学的角度回看《内经》、《伤寒论》，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六经辨证”的内在逻辑。正是在与西医学比较的过程中，我才把“元气”与“无形的生产线”整合到一起，才发现古人一直在讲的“二龙戏珠”，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层面。 有关中西医学比较的工作，还在进行中，这里不再详谈。大家可先请参考： 《【医患同心】反复发作的哮喘，能根治吗——并略谈“过敏”和“慢性炎症”》 转变二：对阳药，对“六经辨证”的反思 我以前为什么总看不上西医，为何会有过用阳药的失误？就是骨子里认为《内经》、《伤寒论》是完美的，无所不能的，所有病都能治，或者相当多的病，通过“六经辨证”是能治的。——这是一个大误区：我坚持认为病是能治好的，就坚持用药。对于虚寒证来说，就是坚持用阳药，就会有过用阳药的失误；我坚持认为病是能用“六经辨证”治好，当然就看不上经常有副作用，很多病都治不好的西医了。 中药能够起作用，都是根据了“调动”的逻辑。既然是调动，就依赖患者本身的生产线和元气的作用。人本身的生产线和元气是有限的，患者的元气与生产线就更是有限的。建立在对元气和生产线“调动”的基础上治病的中药、针灸的治疗作用，天然就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医疗的作用有限，本质上在于医学所研究和诊治的人体是有限的。 同时，中药、针灸的基本原理是“调动调整”，“调动”就有适应症。简单说来，针对虚症就不能针对实证，针对阴证，就不能针对阳证。有“适应症”，也就是天然具有“禁忌症”。如果辨证有误，或者有偏差，就有潜在的“负作用”。这在《内经》叫“虚虚、实实”，在《伤寒论》叫误治。在临床上，面对生命，我们要先考虑“禁忌症”，再考虑“适应症”。“六经辨证”是这样，阳药也一样，有自己的适应症，有自己的禁忌症。我们应该认证准确，绝不能滥用、过用阳药，从而伤害患者。 这也可以说，我从关注治疗方法，转向了关注人体本身，关注人体的邪正盛衰。 以上是从理念上认识到《内经》、《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是有限的，是有适应症和禁忌症的，阳药不能过用，或者说中药、针灸都不能过用、滥用。那技术上怎么掌握呢？我们从有关四逆汤（包括通脉四逆汤、白通汤）的使用，恩师的几句广为流传的话语继续破执： 1.“沉取尺脉不过指就是四逆汤（包括通脉四逆汤、白通汤）”——临床要从“正邪”两个角度考虑问题 这句话是恩师使用四逆汤最主要的依据，也是恩师的名言之一。 依据来自哪里呢？“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其中的微脉，《频湖脉学》说：“微脉，极细而软，按之如欲绝，若有若无。微脉轻微潎潎乎，按之欲绝有如无。”沉取尺脉不过指，说的就是微脉，大概率是下焦气化功能极差的表现，也就是所谓的下焦寒，或者叫“气虚”。气虚，是气化功能差，而不是缺少“气”这一种物质。这个时候一定是四逆汤（包括通脉四逆汤、白通汤）温里吗？ 其实，病至厥阴，比如乌梅丸证，比如麻黄升麻汤证……因为身体更弱，沉取也是不过指的。虽然沉取不过指，但是病情复杂，不能简单用四逆汤治疗。厥阴病在门诊虽然不是很常见，但也应该在考虑范围内。 而且虚寒证中局部的、暂时的实证，沉取尺脉也不一定过指。比如麻黄附子甘草汤证，比如真武汤证。由于患者整体偏于虚寒，局部的实证不会太充实，也就是症状不会太强烈，脉象也自然不会很强烈。临床一定要仔细辨别，灵活变通。 某些局部实证适合更加灵活的针刺，比如腹胀，比如突发的头晕脑胀等，也要认清。（请参考《局部的病要从局部治疗》） 上述是沉取尺脉不过指，但不属于四逆汤证的。 还有即便属于少阴虚寒，考虑到邪正两个方面的因素，考虑到潜在的负作用，也不能硬用四逆汤的： 患者确实属于少阴虚寒证，但是由于精亏，生产线功能老化、虚弱，就是用大剂四逆汤，把剩余的精全气化出来，沉取尺脉也无力过指。也就是说，很多人以现有的精气水平，生产线的功能，就应该沉取尺脉不过指。这时候，使用气化功能极强的四逆汤（包括通脉四逆汤、白通汤）是不合适的。会导致兴发过度的“火气劫”的情况出现，也就是阳药用过的情况。有一句俗语说明这种情况：附子会把精烧干的。请参考《从过敏性疾病看“阳药”过用的情况》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这就要考虑到“相对的阴阳平衡与邪正平衡”。 少阴虚寒证即便没有到极虚弱的程度，精虽然不那么亏，但是也很不足，同时虚火比较旺盛。这时稍微用用四逆汤，很快就生发过分。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很多属于这种情况。一来年龄偏大，二来由于长期的慢性病的消耗，虽然下焦虚寒，但是精亏血少，上焦火也比较旺，这种情况一定要慎用四逆汤（包括通脉四逆汤、白通汤。） 我现在对临床中不少的沉取尺脉不过指的患者，我也未用四逆汤。（请参考《批判与继承——为何不再广泛使用四逆汤》） 使用任何中药、针、灸，都要从正邪两个方面考虑。使用四逆汤这种纯阳刚猛之剂，尤其要如此。从邪气角度看，要下焦寒邪比较重（生产线的偏颇），不精的精偏阴寒；从正气角度看，要生产线功能和精气尚堪用（剩余的元气），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寒邪不重，不要用四逆汤；有些确实属于下焦寒，但是生产线脆弱老化，精亏血少严重，不精的精偏火，即便有寒，也经不起过分的调动。 用中药、针、灸为何非要从正邪两个角度考虑？因为中药、针、灸治病的底层逻辑是“调动调整”。所谓“调动调整”，就是调动患者自身的“未病”去纠正其自身的“已病”，是调动其自身的“正气”，去纠正自身的“邪气”（请期待《不治已病治未病》）。当然要认准“邪气”和“正气”这两个因素了。这时候，所谓“勿实实，勿虚虚”，才能真正落地。 四逆汤是兴发的，其中小剂量的四逆汤偏于收敛，大剂量的四逆汤偏于生发。附子理中汤是收敛的，不同剂量的附子理中汤，又有不同的作用。其中小剂量偏于生发，为了生发力量更大，可以加重辛热的附子的用量；大剂量的附子理中偏于收敛，为了收敛力量更大，可以加重甘寒的党参的用量。这就像桂枝汤的变方，是在桂枝汤证气机附近；小柴胡汤的加减，是在小柴胡汤证气机的上下。 小剂量的附子理中汤，也是偏于生发，只是比四逆汤柔和。对于下焦寒而精亏，又有上焦火的患者，可以考虑使用。 但是对于下焦寒邪极盛的患者，即便精亏血少，也要用直接生发的四逆汤，附子用量可以小。我曾看过近八十岁的胃癌患者，无论从检查，从脉象，都属于寒邪盛，这时候是不能用带人参的附子理中汤的。 临证查机，要考虑全面。 2.“临床用药，除恶务尽”？——微妙的平衡：阴与阳，邪与正 恩师生前经常强调，临床用药要果敢，要除恶务尽。恩师非常厌恶用药不果断，不彻底的“好好先生”。经过教训，我现在看到，临床上单纯通过治疗，是不可能“除恶务尽”的。用药上，必须“留有余地”。 我们治病，终极方向是“春秋皆度百岁”的阴阳的“绝对”平衡。但是事实上，通过服药，这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选择“相对的阴阳平衡”。所谓相对的阴阳平衡，好一点的“春秋皆度五十”，或者“春秋皆度六十”；差一点的，治疗到“春秋皆度二十”，甚至“春秋皆度十岁。这一定是视患者本身的身体基础而定。一个弥留之际的人，能够“春秋皆度一岁”就很不错了。 既然恢复不到“春秋皆度百岁”，那身体一定还有邪气。所谓“虚邪贼风”，正气到不了的地方，就有邪气。或者说正气不正，就是邪。春天不到“百岁”，就有寒邪；秋天不到“百岁”，就有热邪。大部分慢性病的患者，只能治到阴阳的相对平衡，也就是邪正的相对平衡。这是我们一定要接纳的事实。 也就是说，寒与热在最初，不只有负面的意义。寒邪（主要是虚寒）在一定程度上能发挥“收敛”的功能；火邪（主要是虚火），在一定程度上能发挥“气化”的功能。 寒邪虽然有收敛保护的作用，但是过分的寒邪会有压制生机的负作用，导致垃圾出不去，新的精气运化不出来；火邪虽然有帮助运化的作用，但过分的火邪也有耗散透支的负作用，会让精气得不到收敛和积累，而过分消耗。寒邪和火邪，都是元气不足，身体过分的自我纠正的产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是长期的过分的寒邪火邪，也会让生产线越来越偏，病情越来越重。 在临床上，就要看寒邪与热邪，是正作用更大还是负作用更强。过分的邪气，负作用更多，是一定要纠正的。当然，也要看患者精气是否充足。精气充足，治疗上可以积极一些；精亏气虚，治疗上要谨慎。 就是上文说的，治疗不治疗，以及治疗到什么程度，要看邪正两方面的问题。 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度”的问题，或者是道家说的“火候”的问题。不管“寒气”还是“寒邪”，只要是“寒”，都具有收敛收摄的作用。《灵枢经·九针十二原》说“神客在门”，就在说明，“客”，也就是“邪”是正气变现的，怎么变现的？太过不及。收敛收摄的功能恰到好处，就是“寒气”；太过或者不及的收敛收摄，就是“寒邪”。《内经》、《伤寒论》所说的“邪”，不是外界的“三菌、四体、一病毒”，更不是外界的刮风、寒冷、温度高、水分多、干燥、火热的天气现象。《内经》、《伤寒论》说的“邪”，也就是“六淫”，是针对“风、寒、热、湿、燥、火”六气，也就是人体固有的“生发、收敛、宣发、运化、渗透、气化”六种功能来说的。 从《内经》、《伤寒论》看来，“正气”与“邪气”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只要是寒，不管邪正，都是收敛；只要是“风”，不管邪正，都是生发……全在于“度”，全在于“火候”。功能恰到好处，就是正；太过、不及，就是邪。 所以，如果想着一定要把寒邪化尽，就会“知进不知退，知存不知亡”，就一定会过用四逆汤（包括通脉四逆汤，白通汤），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虚症疾病的用药，务必留有余地。《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 尤其虚寒证的治疗，一定要留有余地。 从药物一面来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为的是“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从患者一面来说，如上所述，在患者恢复到“春秋皆度百岁”之前，也就是恢复到“太阳”之前，寒邪是去不净的。 从消极一面来说，用药留有余地，以后还有机会。这就是所谓的“不尽，行复如法”；从积极一面来说，医生要给患者的“自我纠正”的功能，也就是患者本身的生命力，留下自主成长和主动祛邪的空间。“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我们的治疗，最终是为了不治疗。怎么才能不治疗呢？就是患者本身的生命力得到锻炼，并能自主成长。从始至终，要让患者作为主体，自己发力。 有关阳药的反思，请参考： 《走下神坛的四逆汤》 3.四逆汤要吃到什么程度呢？“沉取尺脉到一半，中取到关脉一半”——临床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有一次恩师回答学生问题，专门谈到四逆汤要吃到什么程度。所谓“沉取尺脉到一半，中取到关脉一半”。这其实已经有点“退而求其次”了。但是这样的程度，也是一个理想程度，就是说对于虚寒证的患者，要把气机治疗到中焦水平。到了中焦水平，患者已经没有下焦寒，恢复了相对强壮的“消化吸收”功能，让患者自己去积精累气了。 虚寒证患者能治疗到这个程度当然最好，但是如果治不到这个程度，是不能强求的。 绝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要吃到这个程度，都能吃到这个程度。每个人的精气的水平，生产线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最后能够治疗到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还是那句话，有些精亏血少、生产线老化的中老年患者，就算是把剩余的精全气化出来，也达不到“沉取到尺脉一半，中取到关脉一半”的程度。请参考上文，此不赘述。 我们不能只考虑气的生发，更要考虑气生发的前提：精。 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手里的药物，想着患者的邪气，更要想着患者的病情，患者的正气基础。 中药、针、灸只是调动和调整元气，不能补充元气。 4.“附子的毒性在人体不会累积，只要是寒证，放胆使用四逆汤。”——中药起作用不在于其成分本身的直接作用，而在于其成分对身体的“调动调整”。 附子的毒性，按照现代医学的分析，主要是乌头碱，大辛大热属阳。阳性的、植物的乌头碱，或者说附子的有效成分，诚然不会像超标的重金属一样，在人体蓄积。但是，附子的疗效，附子对身体的调动的作用，是会累积的。比如临床给患者扎针，不锈钢是不会在人体蓄积的，但是针刺的疗效会在人体蓄积的；给患者使用灸法，艾灸的热量是不会在人体蓄积的，但是艾灸的作用会在人体蓄积。因为中药、针灸的作用原理是“调动调整”。只不过，正确的治疗蓄积正向的作用，也就是治疗作用；错误的治疗蓄积负向的作用，也就是误治的作用。 附子大辛大热，在人体能够发挥作用，就是通过调动元气，激发“西方金”的快速发散的作用。如果确实属于下焦寒，用药准确，能够起到祛寒兴阳的正作用。但是，病去药止，或者病去大半而药止，因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如果病已去而药未停，会持续调动元气，激发“西方金”的快速发散作用。一来造成对元气的透支，二来让患者的生产线偏阳偏风，也就是人为的造成了收敛不住的风证。持续用，持续起作用。也就是附子的毒性成分虽然不会累积，但是附子的作用，会持续累积。 5.“生气通天”与“阴阳互根” 恩师之前经常强调“生气通天”，并根据这句话，提出“免疫力”就是“从里到外的力量”。（请参考《“看得见的”免疫力》）所有的问题，都是“气血津液”的问题。病情是垃圾不能代谢出去，新的精气不能运化和积累起来。那治疗，就是要恢复从里到外的新陈代代谢，在垃圾代谢出去的同时，运化和积累新的精气。这就是“生气通天”的宗旨，是“由阴出阳”的方向与原理。 当然，人体的运化确实是由里出表，由下向上的。垃圾由里出表，新的精气也是由里向外补充。但是，如果我们在临床只强调“通天”，往往会过用四逆汤（包括通脉四逆汤、白通汤）。因为四逆汤（包括通脉四逆汤、白通汤）就是激发从下向上，有里往外的力量的。 人体运化能够“通天”的前提是“阴阳互根”。单纯的阳气通不了天，只能“飘”到天上去。强调“阴阳互根”，往往能考虑到气化和收敛两个方面，能考虑到生发的物质基础是元精。 其实细看来，“生气通天”包含了“阴阳互根”的含义。“生”是下焦的生发，对应东方；“气”可以看成上焦的收敛，对应西方。只是我们在说“生气通天”的时候，往往更注重“通天”二字，也就更倾向于使用阳药。 此意，请参考： 写在后面： 转折之后的临床——三套医学《内经》《伤寒杂病论》、西医学、心理学的综合应用：
锤子综合征（图片源于网络 致谢） 之前面对患者，我想的是如何用“六经辨证”帮助他们从疾病中走出去。现在我知道，这是我的思维惯性在起作用，我要通过反省对抗我的思维惯性。 就像如果你是外科医生，就会首先从外科的思维考虑；如果你是内分泌医生，会首先从内分泌去考虑，这不是水平的问题，也不是医德的问题，其实是思维习惯的问题。这是只通一门学科的专才容易犯的错误。我们要尝试看看其它医学，让自己成长成综合性人才。否则，针灸科的大夫见谁都扎针，习用阳药的医生见谁都温阳。这就是所谓当你手里有一把锤子的时候，你看什么都是钉子。 当然现代医学越来越丰富，分科越来越详细，真正的通才是不可能的。但是了解各科的基本原理是必要的。而且越是对其他种类的医学了解得多，对本专业的学科越容易融通。 圆融的前提，是理解医学的原理，基本逻辑。理解了医学的原理，中西医学就会相互促进，增加对人体的了解，就是1+1>2；如果不懂基本原理，硬要中西结合，那就是1+1<2甚至于1+1<1，还不如搞纯西医或者纯中医。 对中西医学真正融会贯通之前，思路上要懂得换挡。请参考《十宣放血对于脑卒中究竟有没有用？是适用于脑出血，还是脑梗死？》 现在面对患者，我想的是先诊断清楚，其中包括望闻问切，也包括必要的西医的检查。经过中西医全面诊断之后，我可以判定，来找我的患者，有的是适合六经辨证的；有的是适合六经辨证为主，西医西药为辅；有的患者适合西医的替代疗法为主，六经辨证为辅；有的患者需要配合心理咨询，甚至以心理咨询为主；还有的患者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治疗，需要去做“七分养”的功夫。我不再执着于六经辨证。我的眼光，也从治疗回到诊断。 请参考：《三套医学的综合应用：<内经><伤寒杂病论>，西医学与心理学》 保持反省，保持谦恭，保持开放： 我对经典的理解，以及临床方向上出现拐点，意味着在相对拐点出现之前，自己走了弯路。走弯路的时候，对患者误诊、误治，就是在所难免的。这种误诊误治，包括明显的，已经出现征兆的误诊误治，和不明显的，没有出现征兆的误诊误治。现在想来，心中五味杂陈。医学的底线，就是不伤害。然而，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伤害”却实实在在出现了。 医学，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人体，是复杂程度最高，不确定性最强的研究对象。一个医生的成长，就是在坎坷的路上。没有实践验证，临床的磨砺，对自己所学的医学理论，不可能真正理解，更做不到深刻地反思。其实不光是中医学，西医学也一样。西医学从维萨里开始，一直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意味着不断逼近真理，迈向成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或许直到现在，我还有我自己未察觉的偏颇，还在歧路上而不自知。我不能保证自己掌握的是真理，我只能保证自己保持反省，保持自我批判，保持开放。 当然，破除自己的执念是难的。有些人因为自己的偏执，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希望悲剧不再重演。 始终强调：医学的底线是靠谱。在临床上，离开靠谱谈神奇，都是有意无意的骗子。 有关恩师学术的批判和继承： 虽然我似乎在接受学习西医方面比恩师往前迈了一步，对于用阳药也有了些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内经》、《伤寒杂病论》方面，我能靠近恩师的水平。恩师有三教的理论和部分实修功夫，同时有着大量的杂学基础。我以前以为恩师很博学，现在看来，恩师是博学而深刻。恩师已经把那么多杂学和三教与医学一线贯穿，这就是恩师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灵活运用，也就是“比兴”的能力，“应象”（取象比类）的能力。正因为恩师有三教的理论和部分实修功夫，也就是对人体生命层面的变化有真实感受，同时通过灵活地“应象”把大量的杂学和医学融会贯通，才把看似散乱的《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的核心与体系找出来。仍然强调，不是恩师硬要去贯通，而是人体的功能本来如此，只是被圣人发现了，让恩师找了出来。在这两个方面，我是永远望尘莫及的，我永远要跟恩师学习的。如果没有恩师，对于医学，我绝不会有现在的理解。 不过，在我看来，恩师确实有偏执的地方，恩师的学术也有确实需要批判的地方。宝藏就在那里，这就看我们如何批判，如何继承了。 《星际迷航3超越星辰》中有一句台词：“时间会审判我们所有人。”愿与诸君共勉。 参考书目： 《思辨与立场》 《光环效应》 作者：耿创新 校稿：陈英华 2022.年初构思并写出部分草稿 2022.11月补充整理完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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