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当然是服务，但绝对不是服侍！

一篇驳斥“教育是服务业”观点的文章，在网上引起无数教师的共鸣。作者站在“天地君亲师”的神圣高度，义愤填膺地说：“教育的最大悲哀就是已经沦为服务业！”

作者还讽刺道：“让那些鼓吹'教育是服务’的专家们来学校服务几天吧，他们就知道'上帝’是不好伺候的。”

有人附和：“把教育当成服务行业,绝对是对教师最大的不尊重!”

如果说持“教育是服务”论者就是“专家”，那我算一个。几年前，我写过《教育究竟是不是服务业？》，我表示赞同“教育是服务业”，并作了相对细致的阐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我表示赞同”，而不是“我认为”。

因为“教育是服务业”不是我个人的观点，也不是有人所想当然地以为是“某些专家的观点”，而是国际公认并且得到中国政府认可的行业划分标准——

只要去查查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WTO有关服务贸易的部分划分、2012年5月16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以及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等文献，上面都明确将教育划入服务业。

因此，你不赞成也好，想不通也好，别和我争论，直接去和世贸组织和国务院“商榷”好了。

为什么那么多（也许是大多数）老师不接受“教育是服务”这个说法？关键在于对“教育是服务”中“服务”二字的理解不够严谨和清晰。

于是，一听“教育是服务”便气不打一处来，立马情绪化地吐槽。有人甚至连文章也不愿意仔细看，便表示反感——比如今天，完全有可能有的朋友一看题目就对我大加讨伐。

因此，我今天不想重复《教育究竟是不是服务业》一文，而是想着重谈谈：“教育是服务”的“服务”究竟是什么含义？

说到“教育是服务”，虽然骨子里不接受，但表面上表示很宽容的朋友会说：“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行业都是为人民服务，教育当然也是服务啦！

从一般的公务员到国家领导人都是人民公仆呢！”这个说法，把“服务”二字的内涵抽象化了，等于什么都没说。

而“教育是服务”不是这个意思。

还有更多的人——主要是一线教师则愤愤然：“难怪学生那么不好管，难怪家长动辄到学校闹，因为教师是为他们服务的嘛！他们当然有权对我们吆三喝四，我们就差没有跪式服务了。”

在这里，这些朋友把“服务”二字的含义等同于低三下四地顺从，以为教育所代表的服务就是一切听学生及其家长的。

这两种对“服务”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尤其是第二种理解，更是大错特错，许多老师对“教育是服务”说法的深恶痛绝正是源于这样的理解。

那么，教育服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服务”？

从性质上讲，教育服务不是一般的商业服务。商业服务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谁付钱谁就是享受服务的主体。

比如，我进餐馆吃饭，我付了钱，那餐馆老板和服务员都得让我吃得满意；又比如，我花钱买了一双鞋，那这鞋必须让我称心如意等等。

那教育呢？就九年义务教育而言，公办学校所拥有的教育经费并非来自收取家长的学费，而是来自国家财政拨款，也就是说，教育经费的消费主体是国家而非学生及其家长。

再说明白一些，是国家花钱把学校的教育服务买来，无偿地给予九年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

从办学质量好坏的意义上说，学校首先是对国家负责，因为收了国家的钱就必须提供国家满意的教育，也正是这个原因，公办学校的校长只能由国家通过其职能部门即教育局任命，而不是学校教师或学生家长选举。

同理，教育质量的评估，也只能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国家来进行，而不是简单地让学生及其家长说了算——虽然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办学质量的评估，会适当参考学生及其家长的意见。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是九年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而高中和大学教育略有不同，因为学生家长是交了学费的。

但学校性质依然是国有，学生所交学费并不足以完全保证建校和办学，国家每年依然有大量的财政投入，包括教师的工资都靠财政拨款。

所以，尽管学校特别是大学的教育服务要满足学生的升学和就业的需求，但从根本上说，学生依然不能说是学校直接的服务对象。

私立的民办学校，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市场化成分当然要多一些，但民办学校无论建校还是办学，政府也依然有投入。

首先必须政府批准的用地是“教育用地”而非“商业用地”，另外平时政府对民办学校的管理成本等等，都决定了即使从经费上说，民办学校绝非纯粹的“自负盈亏”“独立运行”；

何况，无论公办还是民办，中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所有学校的一切工作，从根本上说首先得服务于国家意志，体现教育的公共服务性质。这是毋庸置疑的。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悠然浮现出有老师读到这里时可能大摇其头的神情：

“不对不对！您说学校的服务对象是国家，办学是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而不管不顾我们的教育对象——学生！

我们每天备课上课和所付出的一切，不都是为了我们面对的孩子吗？长期以来，我们教育部门所宣传的'一切为了孩子’，在您这里，却成了'一切为了上级’，实在不敢苟同！”

且慢“不敢苟同”，这个问题，请容我先搁在旁边，一会儿我再论述。

让我接着刚才的思路，继续谈谈教育的行业属性。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按国际标准和我国的行业划分，教育是归入服务业（再次强调，这个划分不是哪一个专家个人的学术观点，是世界通行的规则），但服务业又有服务产业和服务事业之分。

所谓“服务产业”，是指以增值为目的提供服务产品的生产部门和企业集合，比如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住宿和餐饮业等等，都属于“服务产业”。

所谓“服务事业”，是指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服务产品的政府行为集合，比如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等。

“服务产业”也可以称之为“商业服务”，既然教育并非“商业服务”，那么，师生之间的所谓“服务”显然与“商业”无关。

所以，同样是“服务业”，弄清楚教育属于“服务事业”而非“服务产业”，至关重要。

重要之处在于——教育是“服务”，但绝对不是“服侍”！

至少在我的视野里，几乎所有抨击“教育是服务”的人，都把“服务”理解为“服侍”。

建立在错误理解基础之上的义愤，自然会失去学理上的严谨与严密。

什么叫“服务”？

词典的解释是：“指履行职务，为他人做事，并使他人从中受益的一种有偿或无偿的活动，不以实物形式而以提供劳动的形式满足他人某种特殊需要。”什么叫“服侍”？词典的解释很简单：“指侍候；照料。”

仅从词典解释的含义来说，“服务”远比“服侍”要丰富得多。服务所要达到的“使他人从中受益”和“满足他人某种特殊需要”，都显然不是或至少不仅仅是简单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而服侍，则更多的是生活起居的照料，细致周到的伺候，虽然服侍也会给人带去精神上的享受，但它首先是给人以无微不至的方便。

而“教育服务”之“服务”，虽然我前面说了，是国家将购买的服务惠及于学生，因此学校——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公办学校必须为国家负责，但就教师的日常工作目的而言，从根本上说，教育是服务于自己面对的每一个学生的。

这就说到了刚才的问题：“教育难道不是'一切为了孩子’吗？”

是的，就教师的教育行为而言，就教师的教育根本指向而言，就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而言，教育的确应该是“一切为了孩子”，但这里的“一切”指的精神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一切：

人格引领、美德感染、信念铸造、意志锤炼、知识传授、思维训练、能力培养、视野拓展……

而不是指满足学生的日常需求，更不是为学生提供生活伺候。

如果把“服务”理解为“服侍”，将是很荒唐的。既然是“服侍”，那么就像“顾客是上帝”一样，学生及其家长自然就是“上帝”了。这样一来，学校开什么课程？选用什么教材？安排哪位老师？

采用是什么教学方式？是否布置作业？是否考试？……都应该由“上帝”——学生及其家长说了算！另外，既然是“服侍”，那么“服侍”就得有个“服侍样儿”，什么严格要求、严肃批评乃至犯了错误严厉处分，那都是绝对不行的。

然而，如此一来，还有“教育”吗？

教育服务是为孩子现在的精神成长提供帮助，为他们的未来奠定基础。所以，作为提供服务的教师不是餐厅酒店的“服务员”，而是孩子的精神导师。

对于提供端茶送水、理发浴足的服务员来说，他一切都得听命于顾客；但提供精神成长服务的教师则掌握着教育内容和教育过程的主动权，他不必看学生家长的脸色行事——

当然，教育者也得依法遵守代表国家和人民意志在内的有关法规的制约，也得随时听从来自学生和家长的合理建议乃至正当的批评，但从根本上说，教育是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迎合”。课程由国家审定，不用家长批准；

教法是教师选择，而非学生决定。这是教育的特点，也是教师的尊严。

我说教育服务主要是指为学生提供精神成长的帮助，是不是说教师就一点不管学生在校的生活困难，包括安全保证了呢？

不是的。

如果某一个学生在校突然生病，教师也可能送他去医院；某一个孩子生活有困难，班主任可能给他提供生活营养方面的食物（我年轻时就这样做过）。

但这些都属于教师自愿的爱心呈现，而非职务范围内的必须所为。无论如何，教师没有义务一定要背着学生上医院。

弄清楚“教育服务”的特定内涵，认识到“服务”不是“服侍”，我们许多一线教师可能对“教育是服务业”就不那么反感了。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校长、局长搞明白“教育服务”不是“服侍”，恐怕比教师知晓这一点更重要。

因为正是有个别校长、局长把“教育服务”理解为“服侍”，进而要求老师们把学生尤其是学生家长当“上帝”，而束缚了教师的教育自主和学校的管理手脚，最后，实际上取消了真正的教育。

虽然不过是常识，但我不得不再次重申一遍——

教育当然是服务，但绝对不是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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