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与科学方法

何谓科学方法？《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对其作下述定义：“科学方法是一种有系统地寻求知识的程序，涉及了以下三个步骤：问题的认知与表述、实验数据的收集、假说的构成与测试。”在整个流程中，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并且将问题以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基于对问题本身的理解）。其次是进行实验和提出假说，这两步往往是同时进行的。没有一定的实验基础，恐怕无法直接提出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假说；而一直沉迷于实验而不去反思实验结果，恐怕也无法根据实验以解决问题，甚至无法引导进一步实验的方向。因此，在不断的假说和实验的交互作用之下，对问题的解决逐渐明朗起来。

那么，这套科学方法究竟从何而来？较之一般的方法，它有什么特殊之处？方法，或者说道路，从日常角度来看，总是通往某个目的的路径。问题就来了：到底这个目的更为重要，还是路径更为重要？从手段-目的的角度来评估，方法、道路只是手段，因此，较之目的本身是次要的。而这里的目的指的是什么？

科学方法的目的是理解和解释世界，它首先向世界提问，然后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这种问答逻辑之中，人们更加合乎科学地理解了世界，知晓了各种事物的属性、事物之间的关联和因果关系。而换一个角度来说，科学的目的同时也在于，将科学的大厦不断地完善起来——因为科学本身是永远无法最终完成的。科学以知识的形式出现，而知识又积累为资料库，科学家们的努力工作是为了让这个资料库更为充实。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也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其次，我们这里所理解的科学不仅仅是知识的集合，毋宁说它也是方法本身。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科学的进步有赖于方法的革新。方法的创新，在对新知识的发现的促进作用上，要远远超出其它要素。而今天的我们，要想在科学的大厦上继续筑造，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新方法，以至于我们可以将知识创新等同于方法创新。这样看来，作为方法的科学就不再是某种手段，而是成为目的本身。

于是，我们就得出了科学方法的首要特点：方法作为目的，亦即方法的优先性。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方法、程序事实上代表了人类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以及借此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方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人才能将其潜能实现出来。而这种潜能，就是人的理性。理性是人有别于动物的独特能力，是思考的能力，是将混乱的材料统合起来的能力。方法的优先地位指的就是理性的优先地位，人通过理性确立了人类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优先地位。人成了世界的中心，与此同时，世界通过人而得到解释。如果我们套用主体和客体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人成为主体，世界成为客体和对象。而方法，则成为由主体出发、并且通往客体的中介。

何谓主体，何谓客体？所谓客体，就是依赖于主体的东西，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它之所以又被称作对象，是因为客体总是被摆在主体面前、被抛到主体的对面。这恐怕和我们一般理解中的客体恰恰相反。我们一般认为，客体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不以人（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恰恰是前科学的人类常识。而现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被颠倒了，主体成了“客观存在”的东西，而客体反而是被主体建构出来的、依赖于主体的。这难道意味着，科学的基础根本上是不牢靠的？

科学对人类理性的确立有两个要点：第一，人作为主体和基础，并不是预先设立的，而是在承载客体和建构客体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每一次对客体的建构都是主体的一种自我确认和自我证明；第二，方法处于优先地位，这意味着并没有某个“什么”被确立起来，相反，人在“如何”之中确立自身。

要追问作为方法之科学的来源，就首先要追问，人之理性是如何站到历史舞台的中心的，也就是说，人如何成为主体、成为一切事物的基底。这就要回溯到笛卡尔。我们且看看笛卡尔的著作标题，就可以明白，方法对于他而言是多么重要。他的主要著作有：《谈谈方法》、《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哲学原理》、《第一哲学沉思集》。最后一部著作，之所以不是直接命名为《第一哲学》，而是对“第一哲学”的沉思，这已经表明了笛卡尔的态度：不是建构某种真理体系，而在于对某种真理体系的建构。而建构，则有赖于方法。那么，笛卡尔到底提出了何种方法呢？在《谈谈方法》中，他清楚地陈述了他所要倡导的科学方法：

1.怀疑：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分析：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建构：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循环：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在这四条看似简单、实则完整的陈述里，究竟隐藏着何种玄机？我们可以将这四条方法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条说出了真理的判断准则，它实际上是一切方法的前提。此处的怀疑，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怀疑。这就意味着，怀疑不是唯一的方法，它必须作为前提，和后面三条结合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方法。当笛卡尔说，只有无法怀疑的事物才能视为真理，这即意味着：要将怀疑的态度伸向一切现成事物，这些事物既包括上帝、道德规范、我们所处的一切伦理关系，也包括人的当下感知、想象这些构成心理之物的基础的东西，甚至包括逻辑和思想规律。在这里，笛卡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证：我们既然能够从梦中醒过来，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确定，当我们认为我们是清醒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不是在梦中？——这种怀疑看似要摧毁人的一切生活基础和知识基础，是如此的彻底。但这也恰恰表明了能够经过这种怀疑之考验的事物的“珍贵”所在。真理不是那么轻易获得的，而是要去争取的、要经得起考验的。

而第二条和第三条共同构成了具体的方法论。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区分和综合。所谓区分，就是从复杂的东西到简单的东西；而综合，则是从简单的东西到复杂的东西。区分和综合，共同构成了一切更为高级的方法的基础，这也是知识大厦得以建成的基本方法。最后一条是方法的补充条例。在此，笛卡尔提醒我们，知识的大厦并不是已经完善的，而是需要时常更新、修缮并加以补充，从而“确保”其能够经得起怀疑——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第一条。因此，这三个部分就构成了某种循环，推动着科学和知识事业的进步。

在这里，最成问题的是第一条，如果方法的前提无法确立，我们就无法展开进一步的工作。于是，笛卡尔问道：究竟有什么东西是无法怀疑的，从而能够构成知识大厦的地基？在此，他的答案是：怀疑本身，或者说怀疑的能力。进一步而言，就是人的理性能力。他的论证是：即便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是，这恰恰是承认了，我无法怀疑“我在怀疑”这个事实了！

这个看似机巧的答案，并非无懈可击。因为当我说，我怀疑X，并且以“我怀疑”去替换X，就成了我怀疑“我怀疑”这一事态，而这完全是可以想象的。也就是说，我对“我在怀疑”这个事态的进一步怀疑并不是某种矛盾的东西，因为这其中有两个不同层面的“我怀疑”：作为怀疑对象的事态“我怀疑”以及作为怀疑主体的活动的“我怀疑”。把这两个层次相混淆而得出的这个悖论（我既在怀疑，我又不在怀疑）只是某种骗人的假象。这样看来，笛卡尔所发现的这个基础并不稳靠，那么，我的“怀疑能力”真的还能成为基础吗？

何谓“基础”？基础是某种无前提者，基础作为其它事物的前提，就其自身无需奠基，或者它为自己奠基。笛卡尔提出了“基础”的标准，那就是能够经得起怀疑。但他不仅要问“基础是什么”，也要问“什么能充当基础”，后面这个问题更为关键。也就是说，假如没能找到能够充当基础的东西，那么，基础就是某个空洞的概念，某个不着边际的思辨框架、概念游戏，而始终无法“着陆”。笛卡尔要把这个基础找出来，他就已经为自己提供了一个条件：这个基础是一个能够进入现实并对现实产生作用的基础，这是一个具有延伸和发展之潜能的基础。这就意味着，这个基础是现实的基础：既不在现实之中，却也不能远离现实——它超越现实又贴近现实，它将现实聚集起来、承载起来，同时也建构着现实。它就是基于理性对现实的“怀疑”。“怀疑”看似消解现实，实际只是消解假象，为真正的建构做准备。

这样一来，笛卡尔就将理性确立为知识大厦的基础：理性在建构现实、建构客体的同时也在建构着自身。理性对自身的建构并非一种偶然的附加现象，而是对自身作为基础的不断确认。在此，基础不是某种静止不变的现成之物，而是理性潜能的具体实现，基础在于对基础的建构。在这个基础之上，笛卡尔才开始进一步完善他的知识大厦。

我们看到，笛卡尔所确立的基础，这个无法怀疑的基础，就是“怀疑活动”本身，它并不是某个固定的点，一旦确立就无法也无需改变；它是某种“潜能”和“能力”，它有待展开，有待和其它方法结合在一起。并且，在整个方法的实施中，必须不断地回归这个始点、充实这个始点。这样，笛卡尔既超出了那些不经怀疑就相信某些开端的独断论者，也超越了那些停留于怀疑之循环之中的怀疑论者，他为人对世界和知识的理解和建构提供了一个基础，一个“有潜力”的基础——人的理性。

假如我们这样理解人的理性，那就不难理解“科学之为方法”的意义。科学与理性，绝非现代世界所树立的取代上帝的另一偶像，而是一种活生生的、主动的精神。科学的确然性不在于基础的绝对稳固，而在于这个基础不断地“稳固化”；科学的体系性不在于各种事物之位置和事物关联的确立，而在于这种关联在理性实行中不断被揭示出来，这与其说是一种体系关联，不如说是某种实行关联。而这就是我们不仅谈论“科学的方法”，而是谈论“科学之为方法”的用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