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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时运，奕詝应该算清代皇帝中最差的一个了，他于道光三十年（1850）春天继位后，还来不及打理父亲留下的烂摊子，年底洪秀全就在广西金田起义了，京师震动。
咸丰元年辛亥（1851），洪秀全在永安城诏封五王，自称“天王”，太平军迅速壮大。 二年壬子（1852），叶赫那拉氏入宫，封为兰贵人。 三年癸丑（1853），太平军攻入南京，建都并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小刀会在上海、福建等地起义；兰贵人晋封懿嫔。 四年甲寅（1854），英外相以《南京条约》满十二年为由提出修约，涉及中国全境开放，鸦片贸易合法化等要求。 五年乙卯（1855），清军与太平军陷入僵持，黄河改道。 六年丙辰（1856），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西林教案”为由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懿嫔生下皇长子载淳。 七年丁巳（1857），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 到咸丰八年（1858），先是在英法联军强攻之下，天津大沽失守，清廷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主权大幅丧失；同时沙俄窥视东北，胁迫签订《中俄瑷珲条约》，获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不久湘军又遭太平军重创。 是年戊午，大清的国运显然已跌入了底谷。然而上述历史事件，今天的我们可以从课堂、网络、书本，甚至小孩口中一一获知，但若处在信息闭塞，严重集权的清朝，又如何能知晓紫禁城内的秘闻呢？ 单说戊午年这些丧权辱国的大合同，倘若于街上传开了，岂不要天下大乱？ 然而在中国，没什么问题是“三十六计”解决不了的，比如这次节骨眼，清廷果断采取“围魏救赵”，有效稀释了舆论和民怨。战国时魏国进攻赵国，赵国求救于齐国，齐军在孙膑建议下直接进攻魏本土，魏军被迫将主力从赵撤回，赵国解围。放在今天，好比坊间传闻某领导涉嫌贪腐，各路媒体接到指示后纷纷放出重磅娱乐新闻，让贪腐话题降温。“赵国”是攻防焦点，是陷入危机的贪官，在戊午就是咸丰政府。“魏国”是犀利的攻方，是贪腐丑闻，相当于《天津条约》这类既成事实。那么此刻，咸丰若要抵消“魏国”，就必须要找到盟友“齐国”，那便是花边新闻，是能让百姓议论纷纷、热血沸腾，甚至废寝忘食的一个话题。话说大沽失陷是在咸丰八年农历四月，后来五月就诞生了《中俄瑷珲条约》，六月便是几份《天津条约》的落实。接着在八月初八这天，一场轰轰烈烈的顺天府（北京及近郊）乡试终于如期举办。作为封建国家的发展基石，科举本就是头等大事，唐太宗曾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流露出对人才的向往。况且大清国运至此，科举更要大办特办，由考官团队可见一斑。清军机处是所有军国情报的唯一通道，军机大臣一般五人左右，妥妥是常委级别，户部尚书又相当财政部部长。这便是主考官，时人尊称柏中堂。副考官朱凤标是清廷主战派，时任刑部尚书，相当于今司法、公安一把手；另一副官程庭桂是督察院左副都御使，相当于中纪委二把手，有监察、弹劾百官之权；同考官是翰林院编修浦安，负责协同阅卷。考官们也如释重负，因乡试顺利，柏葰还被提拔为文渊阁大学士。清朝三殿三阁，文渊阁乃三阁之首，大学士就相当于总理或常务副总理。所以在咸丰八年九月，柏葰职称就变成了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妥妥的军、政、财三套班子兼顾，大权在握。然而几日后，也就是柏葰还沉浸于升迁的喜悦中时，咸丰的龙案上出现了一道奏折，署名“江南道御史孟传金”。再几日后，有关“科举舞弊”一事就已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可谓甚嚣尘上。这便是清代三大科场舞弊案之一的“戊午科场案”，其关注度和影响力，在当时已大大压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本身，及其后续和约等相关恶劣事件。话说江南道御史孟传金，此人在行政上属于督察院“右副都御使”，与副考官程庭桂同级兼有竞争关系。而他上一职务正是负责国家科举的礼部侍郎，在礼部绝对树大根深。所以在开榜前，孟传金就被线人告知：顺天府乡试第七名举人平龄，此人在入闱（考试）时间被发现在某处串戏，故必有抢手顶替。 当晚，孟传金就拟好奏折递向了北京。 在明清两朝乡试、会试中，为防止考生作弊，或与考官串通，政府规定考生现场需用黑笔答题，即“墨卷”。墨卷上交后，再由誊录生用红笔统一格式、字体，删去考生姓名，把文章照抄一遍，称“朱卷”，据《明史·选举》：“考试者用墨，谓之墨卷；誊录用朱，谓之朱卷。” 考官阅卷阅的是朱卷，这就大幅降低了舞弊可能，例如考生考官互留暗号等伎俩。 等到填榜前（将录取者姓名写在榜上）一刻，每位准举人的朱、墨卷需对号拆封，由主考官在墨卷上审核签字，副考官在朱卷上签字，确认无误后送礼部封存，填榜。回到案情，当时咸丰命人去礼部调取平龄的朱、墨卷复勘，发现两卷果然不符，悖谬之处甚多。首先平龄是票友，本就违反了科举规定，按《清史稿·选举》：“乡试，倡优、隶、皂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不得与试。”其中“优”意指唱戏卖艺之人，何况还找了抢手。其次，试想一份经誊录生备份的朱卷，考官仍能辨出是平龄文章，甚至在填榜时再次确认，这就过于蹊跷了。考虑柏葰等人乃朝廷重臣，咸丰就拜托载垣、端华两位铁帽子王，以及最为亲信的工部尚书肃顺，三人开始着手调查。谁知当晚，已被关押候审的平龄竟离奇死亡，京城流言四起。盛怒之下，咸丰责令肃顺等加速办案，于是三人就把同考官浦安连夜审讯，结果令人震惊。这浦安本不清楚平龄事件，也许是“派驻组”的级别令他吓破了胆，便一股脑交代了自己所知的一切。据浦安交代，兵部的李鹤龄入闱前曾来拜会，此人与自己同年科举，交情向来不错，就让他在阅卷时照顾一个叫罗鸿绎的人，试卷中有某某字样便是。而自己的权限只能将罗鸿绎初步呈荐，于是便连夜找到了柏葰的家眷，自己的老朋友靳祥，通过靳祥联系到柏葰。所以在填榜前，柏葰就私下将一位正牌举人拿下，填上了罗鸿绎的大名。出闱后，自己和罗鸿绎又先后去拜见了柏葰，留下不少银两。此外，浦安还供出程庭桂之子协助多人往考场递纸条之事，程庭桂虽然现场制止，却也有知情不报之罪。“咸丰八年戊午，顺天举人平龄朱、墨卷不符，物议沸腾，御史孟传金揭之。王大臣载垣等讯得正考官大学士柏葰徇家人靳祥请，中同考编修浦安房罗鸿绎卷。比照交通嘱讬、贿买关节例，柏葰、浦安弃市，馀军、流、降、革至数十人。副考官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子郎中炳采，坐接收关节伏法，庭桂遣戍。” 科举始于隋唐，至明清已成国家定制，主要分乡试、会试、殿试三个阶段。乡试在各省省城（包括顺天府）举行，因办于秋天也称秋试，考生为省内各州县秀才，中试者称举人，第一称解元；举人可参加在京城举办的会试，中试者称进士；诸进士再由皇帝亲试，称殿试，殿试一甲（一档）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清《儒林外史》中有段“范进中举”的故事，作者通过对比范进常年落榜和突然中举后旁人态度的变化，完美刻画了一个趋炎附势，惟官是尊的社会风貌。所谓“穷秀才，富举人”，只要成了举人，你的社会地位将瞬间提升。比如公堂之上，举人能和知县平起平坐，而平民就得跪着答话。那杨乃武中举后就敢在县衙墙上写诗来讽刺知县，不惧与官府结仇。第一次是在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的顺天府科场，发榜后考生集体于文庙抗议，搞的满城风雨；第二次是在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的江南科场，这是中国科举史上审理时间最长，涉案金额最大的舞弊案；第三次便是咸丰八年戊午（1858）这次，作为主考官，柏葰成了清代唯一一位因科场舞弊而被处死的一品大员。据《清史稿》，柏葰、朱凤标、程庭桂三人于当年十月被革职，其中柏葰于次年二月遭到处决，一同处决的还有浦安、李鹤龄和罗鸿绎，至此案件告一段落。临刑前，咸丰曾犹豫是否对柏葰开恩，但治事严苛的肃顺说：“取士大典关係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引《庸盦笔记》）”才让咸丰下定了决心。咸丰帝奕詝与爱新觉罗肃顺，君臣本有能力带大清走出困境，单说这次“计划之内”的科场案，不仅成功转移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民间舆论，也确实改变了自乾嘉以来官场贪污腐化的不良风气。可惜随着咸丰暴毙，肃顺也惨遭慈禧清算，历史翻篇。针对科场，慈禧曾有“勤惯当差，莫要多事”的指示，随后各地开始涌现职业枪手，考官也明目张胆地买卖举人，时人曰：“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而国之所以亡也。”同治二年（1863）殿试第二甲有个名叫张之洞的，慈禧一看就想起了曾经的状元张之万，索性就破格提名为一甲第三名，即探花。还有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1904），他本是榜眼，只因正牌状元朱汝珍名字里有个“珍”字，使慈禧想起了光绪的珍妃，便说“春霖”有久旱逢甘露之意，二人就被调了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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