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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指从水路运输粮食，供应京城或军需。   漕运简介  什么是漕运？ 《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对中国大运河的价值是这样表述的：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的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国家管理的巨大运河工程体系。 可以说，中国大运河最初开凿的目的是为了军事，后来成为漕运的主要手段。 漕运是解决中国南北社会和自然资源不平衡问题的重要措施，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漕，水转谷也。”  漕运就是通过水路运输谷物的一种形式。但因为大运河的出现，漕运有了另一层含义。 漕运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现象，它是由国家政府组织和管理，利用水路（河道或海路）调运专门物资（主要是粮食）到首都（或其他由国家政府指定的重要军事政治目的地）的专门运输体系，它有着严密的制度保障，并始终以高成本运行，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性。它是古代中国这个中央集权国家最根本的需求之一，也是最主要的赋税方式和治理国家最主要的统治手段。  漕运是一种有效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它在广大的国土范围内进行资源的调度、控制和再分配，满足国家战略储备、应急救灾需求，调整社会结构，推动经济发展，维系了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代重要的制度文明成果之一。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措施。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方式。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这种粮食称漕粮，漕粮的运输称漕运，方式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并沟通天然河道转运漕粮的河运而言。 漕运起源很早，秦始皇北征匈奴，曾自山东沿海一带运军粮抵于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汉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每年都将黄河流域所征粮食运往关中。联结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形成沟通南北的新的漕运通道，奠定了后世大运河的基础。  历史  历代漕运 春秋战国 春秋前期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穆公下令从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用庞大船队通过渭河、黄河、汾河运送几千吨粮食到晋国都城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是为泛舟之役。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发邗沟沟通长江和淮河:从扬州引入长江水经过樊梁湖、博芝湖、射阳湖到淮安入淮河，从水路调兵运粮。三年后吴王夫差扩展邗沟，开荷水运河，接通泗水。  秦汉 中国古代政府将所征收财物(主要为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组织和管理。水路不通处辅以陆运，多用车载(山路或用人畜驮运)，故又合称"转漕"或"漕辇"。 秦汉秦始皇攻匈奴时，从山东向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转运粮食;攻南越时，令监禄凿灵渠沟通湘江与西江水系运粮。楚汉相争，萧何将关中粮食转漕前线以供军食，对汉军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保证作用。 西汉定都长安后，每年需从关东运输大量谷物以满足关中地区贵族、官吏和军队的需求，转漕逐渐制度化。汉初，每年运量为几十万石。武帝初年，增到一百多万石，以后又增到四百万石。元封元年(前110)，根据桑弘羊的建议，令民纳粟补吏、赎罪，各农官又多增产，政府掌握的粮食大增，漕运一度增到每年六百万石，一般则仍保持在每年四百万石左右。漕运用卒达六万人。由各地护漕都尉管理，沿途县令长也有兼领漕事的。漕粮则输入大司农所属的太仓。此外，在武帝连年用兵和开发西南时，对军队所需的粮食也都进行了费用浩大的转漕运输，甚至漕转一石，沿途要耗费十余钟粮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漕转关中，费用浩大，需时很长，动员人力很多，特别是漕船要经过黄河三门峡砥柱之险，粮食损耗很大。为此，西汉政府曾先后采取过多种改进办法。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开通。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根据大农郑当时的建议，用三年时间，沿秦岭北麓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人工运河漕渠，使潼关到长安的水路运输的路程和时间大大缩短，运输费用从而减少，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这是汉代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此外，宣帝时耿寿昌建议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之粟以供京师，这种做法，对缩短漕运路线，减少漕运压力，避开砥柱之险，起了良好的作用。 东汉建都洛阳，从山东、河北、江淮等地转漕粮食到京师，路程较近，又不需经过砥柱之险，改善了漕运困难的局面。因此光武帝初年省罢了护漕都尉。但此时漕运事业仍有一定的发展。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洛阳南修阳渠引洛水以为漕。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治河，自荥阳(今荥阳县东北)到千乘(今山东高青高苑镇北)海口，筑堤修渠，使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黄河徙道后混流的黄河、汴河分流，便利了南来的漕粮自淮河入汴，北来的漕粮循河、洛而西，使京师粮食供应不忧匮乏。这是东汉漕运事业的最大成就。此外，如光武帝时王霸击匈奴，曾从温水(即漯余水，流经今北京北)漕运军粮，安帝时虞诩为武都太守，在沮(今陕西略阳东)、下辩(今甘肃成县西)间数十里烧石剪木开漕船道等，也都改善了各该地区粮食运输紧张的状况。  三国、两晋南北朝 淮河、长江流域是南北对峙政权的前沿，各方均以通漕积谷为要务。孙吴都京口(今江苏镇江)，曾疏凿杜野(今镇江市东十五里)至小辛(今江苏丹阳市北十余里)的徒阳运河。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后，又开凿小其(今江苏句容东南十七里许)至云阳西城(今句容县南唐庄)间三十余里的破冈渎，立仓储粮，以避长江漕路风涛之险。曹魏多次于淮河上游偏西之地，利用汝、颍、洧、渠四水，开贾侯渠、讨虏渠、淮阳渠与百丈渠，这一运河网东南沟通江淮，便于运兵运粮、屯田积谷。西晋末，鉴于徒阳运河位于地势高仰的镇江丘陵地段、河水南倾北泻的状况，于京口之南修建了江南运河上的第一座堰埭(丁卯埭)，节制了河水的流失。东晋时，为改善江淮间的运输条件，曾对邗沟进行多次整治。邗沟与鸿沟、汴水等运河开通以来，淮北地区的泗水成了南方沟通中原和黄河下游的主干。谢玄北上伐前秦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时，遇泗水洪流，军粮运输受阻，便建造七座堰埭，分段控制彭城东南六十里的吕梁河等泗水支流。东晋时还于彭城之北开人工渠，使汶、济、泗诸水相通，泗水过彭城西，入汴通黄河。北魏经略江淮，于水道之沿立仓十二处，储漕粮以供军需。  隋唐 隋代先后修通四段运道: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引淮水达扬子(今江苏仪征县治东南)入长江;通济渠，自西苑(今河南洛阳西)引谷、洛水达黄河，又从板渚(今河南汜县治东北二十里)引黄河水通淮河，实际是利用汴水取直航道(唐代改名广济渠);永济渠，北起涿郡(今北京西南)，南通黄河;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隋唐大运河纵向沟通了海河、淮河、黄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先后在河南、陕西运渠所在沿岸置黎阳、河阴、常平和广通等仓。召募运丁，运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粮食。灭陈后，长安粮大部由江淮输送。炀帝又置洛口、回洛仓;储粮二千六百万石。 唐初，水陆运抵关中之粮仅一二十万石左右。高宗至玄宗前期，因河南至关中运道艰险，东南运路长年失修，故唐廷常驻东都(洛阳)，"就食"太原、洛口仓(分别在河南陕州与巩县)的巨量积粮。开元中期，官府机构膨胀，特别是府兵制的瓦解，使粮物需求剧增。天下漕粮，愈益以江淮为重，唐廷组织数千漕船，年运百余万石江淮租粮北上。裴耀卿主持漕政后，改"长运法"为转般法，按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的原则，于沿河就势设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仓以待。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费三十万贯。天宝元年(742)，李齐物于三门峡附近凿开元新河;不久后，韦坚又开挖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最终避开了运道下段的车载陆运。这期间最高运额达四百万石。安史之乱，东南漕路曾一度中断，转以长江入汉水，由陆路抵扶风(今陕西凤翔)。广德元年(763)，刘晏主漕政，针对时弊作全面改革:开决汴河、疏浚河道;以盐利为漕佣，雇人运输;于河沿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以保安全;创纲运法，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武官押运;按"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黄河)，河船不入渭(渭水)"的原则，改进转般法;据各航段水情分造运船，训练漕卒。改革成效甚著，但因政局动荡，年运江淮米多为百余万石，少则五十万石。德宗时中原藩镇割据，扼断运路，韩■从镇海军(驻江苏镇江)载江南粮，武装押运，直抵中原、关中，转般法中止。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因李巽、王播等人的努力，曾一度恢复刘晏时的漕运水平。唐末漕政大乱，年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至关中仅十余万石。  宋 北宋漕粮分四路向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集运:淮汴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经汴水入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蔡之粟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京东之粟由齐鲁之地入五丈河达京。其中来自东南六路的淮汴之粟占主要地位。中央三司使总领漕政，各路转运司(漕司)负责征集，发运司负责运输。北宋对运河进行一系列整治，恢复与完善坝闸制，并创建复式船闸。加之北宋漕线较隋唐缩短近半，故运输能力大增。 汴渠的水源黄河仅有半年左右充沛期。为有效利用半年可航期，北宋仍承唐转般法，并以"平籴"为其基础，江湖、两浙，宿亳(淮南路)米麦，分别籴于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和泗州。发运使一员驻真州，督江浙等路粮运，一员驻泗州，负责真州至京师粮运。所在粮仓称转般仓，丰则增籴，饥则罢籴，将当纳粮额折交斛钱(额斛)，另从本地仓储中代支起运(代发);诸路运转司所征漕粮交发运司。若耽误可航期，发运司则以一百万贯的"粜籴之本"，就近趁粮价贱而籴粮起运。此法自熙宁变法以来更趋完善，发运司的本钱从一百万贯渐升，最高达三百五十万贯，除保证六百万石的年运量外，真、泗二仓还有数年储备。江南各路漕船按期至真州等仓后，还可装官盐返航，增加了效益。发运司掌六千只左右漕船，纲运制进一步完善，熙宁二年(1069)又招募客舟与官舟分运，征召一批商船直运至京。宋初东南六路漕米数目不定。太平兴国六年(981)始定岁运江淮税米三百万石，至道初(至道始于995)五百六十万石，大中祥符初(大中祥符始于1008)七百万石，其后渐升，真宗、仁宗朝(1023~1064)因运河设施改善，年运量达八百万石。漕运常额，自景德三年(1006)定为六百万石，自天圣五年(1027)起暂减为五百五十万石。金帛盐茶布等"东南杂运"均由运河运送。另如徐州冶铁，年运数达三十万斤。徽宗、钦宗时政治昏暗，漕政败坏。蔡京废转般法，改直运法;"花石纲"等危害漕运事件屡有发生，故运量渐减。钦宗时汴京被围，汴渠溃决，所入不及常数百一。 4月28日,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境内的四女寺水利枢纽和天津市九宣闸闸门开启泄水。这标志着近一个世纪以来,京杭大运河首次全线通水,千年运河迎来了世纪“复苏”。 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的邗沟,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组成,从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古代运河的发展,与运河漕运息息相关。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发生于南宋以后,在北宋时期,中国的诸多重心仍然在黄河流域,而在当时,河运是主要的交通手段。那么,北宋漕运情况如何?其京城东京的钱粮等物资又是如何保证供给的呢? 开封与汴河水运 北宋首都在汴梁地区的东京(今河南开封),西京在洛阳,南京在应天(今河南商丘睢阳区),北京在大名(今河北大名)。 春秋时期,郑庄公命令大将郑邴在开封建筑城市,取名开封,意为开拓封疆。当时,它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城市,仅仅用来贮存粮食。 三百多年之后的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魏国被秦国的商鞅打败,河西之地被夺走,为此,魏国不得不把首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北)搬迁到开封城,并修筑了一座新城市,命名为大梁。所以,魏惠王又叫做梁惠王。孟子多次和他在大梁交谈,著名的《孟子·寡人之于国也》一文的背景就发生在这里。 开封地处黄河冲积扇上,其东面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西面不远处是丘陵山地。北宋时期的黄河冲积扇平原上河湖密布,开封恰好在河水、济水、汴水(汴河、汴渠)之间。河水就是现在的黄河,济水是现在黄河下游河道,当时是黄河的一条支流。 魏惠王迁都的第二年(公元前360),开凿了历史上著名的运河——鸿沟,为大梁成为“天下之中”大都会打下了交通基础,从此此城沟通了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 中唐以后,江淮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逐渐赶上并超过了黄河流域,中央政府对江淮地区日益重视,开封作为连接江淮和首都长安的交通枢纽地位也就日益重要起来。 北宋之所以定都汴梁,能利用汴河沟通漕运是一个重要原因。北宋初期,赵匡胤曾多次考虑建都河南洛阳,因为洛阳不但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历代建都所在地,而且从地形条件上来看,西有函谷关、东有虎牢关、北有邙山,有利于军事防守,而开封无险可守,是四战之地。此外,洛阳是赵匡胤的出生地。但是其弟弟赵匡义坚决反对,理由是:第一,洛阳水运条件不如开封；第二,国都选址“在德不在险”。 宋代汴梁地区人口众多,除了平民百姓还有大量官员、眷属和八十万禁军。正如赵匡义所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宋史·河渠志》也说:“天下甲胄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 随着人口的增加,东京所需要的粮食日益增长。宋朝初年的开宝五年,每年运入江淮米不过几十万石。几年之后,由于重兵集结京城,运入的粮食大增。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运入的粮食已经达到400万石；到宋太宗至道初年,猛增到580万石。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更是飞跃到700万石,创北宋漕运历史记录。直到北宋末年,运入东京的粮食,每年稳定在500万石以上。 汴渠漕运管理有序 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后周帝国恢复了汴渠,并且开惠民渠、广济河通四方之漕运,为汴梁充当当时的航运中心打下了基础。到了北宋时期,中央政府更加重视汴梁周边的航运事业。 漕粮主要来自江淮地区,汴渠成为北宋的基本命脉。《宋史·河渠志》说:“汴河专运漕米兼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故国家于漕事,至急重要。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区区沟洫同言也。” 就汴渠的漕运管理而言,宋代沿袭唐朝分段转运的体制。在汴河沿岸的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泗州(今江苏盱眙),建设了许多仓库,存贮了从南方运来的漕粮,还有铜钱、丝织品、杂物、武器装备等。从淮南入汴河的船常有6000艘,每一艘运千石。从楚州、泗州到东京规定走80天,这6000艘船走80天叫做一“运”,每年可以走三到四运。北宋初年,十艘船为一纲,后改为三十艘船为一纲,汴河平时约有60纲。 就汴河漕运畅通而言,北宋漕运官员积累了许多经验。诸如保证汴河的水流量、清理淤积的泥沙、黄河水引入的控制等问题,他们都进行了许多实践,并总结了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 汴渠漕运管理员工在每年春天选址开口引入黄河水,以保证汴渠的水量,到了十月枯水季节,则会封闭黄河引水口进行维修。引水口的选择对控制水量、泥沙有很大的关系。水量变化还须经过人工控制。在河口附近调整水势,让汴渠的水深达到6尺,如果水深超过7.5尺则需要泄洪。 但是,引入黄河水会有泥沙淤积问题,为了防止淤积,漕运管理员工采用自然冲刷的方法,用木岸人为地把河道缩窄,河面宽约60尺。我国用木岸束水冲沙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汴河两岸堤岸高过水面不过几尺,堤上遍植榆树、柳树,树与树之间筑有矮墙以防行人落水。为了保证汴河的水量,河两边挖了许多池塘蓄水济运,古代称这些池塘为水柜,同时在堤上建筑斗门用于引水冲淤积的泥沙。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汴河上还有水磨、桥梁等。 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因为汴河引入黄河水充当水源,导致泥沙淤积问题十分严重,于是有人设想引入洛河、济河的水代替黄河水。为了拦截黄河让其不进入汴河,从河南巩县神尾山到汴口修筑了大堤拦截黄河。同时还修筑了陂塘蓄水,以便洛水不足的时候,决口济汴河。直到北宋末年,汴河基本依靠洛河为水源。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以前,由于汴河入水口冬天封闭、春天开启,一年通漕时间也就200多天,引入洛水之后,基本上全年均可以通航了。 四渠及黄河的重要补充 北宋官员张洎在评论东京及其周围运河的时候认为,汴梁地区水运四通八达,除了最为重要的汴河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河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说:“惠民、京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汇天邑,舳舻相接……惟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利赋,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张洎说的惠民河从汴梁地区的西南流入京城,绕向东南流经蔡口(今河南项城北),入颍水后通淮河,惠民河也被称为蔡河。惠民河是汴梁地区南通淮河的一条水道,当然,其地位远不如汴河重要。宋太祖建隆元年(960)曾经疏通过惠民河。宋神宗熙宁年间,曾试图在汴河堤上建设闸门引汴河入蔡河来通船,虽然运河建成了,却不能通船,这次行动最终失败了。 广济河在汴梁地区的东面,因为它的水面宽五丈,所以也叫五丈河。这条河是后周帝国时期挖掘的,从开封东经过陈留县,向东经过曹州(今山东菏泽曹县)、济州(今山东茌平西南)、郓州(今山东东平县),通向山东梁山泊。但是因为水量比较少,宋真宗景德年间(1006),分广济河从山东定陶沿菏水到徐州入泗水通漕运,这次打通河道是为了减轻汴河漕运的压力,但是因为水太浅而无法通船,这次行动也失败了。 虽然北宋河运主要依靠汴河,但因为黄河也是内河航运的干道之一,所以黄河航运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宋太祖下令重新开凿三门峡,并设立相应的结构和官员管理黄河航运,把黄河分为两段:河阴(今河南荥阳)到三门峡为一段；三门峡到陕西为一段。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从陕西沿黄河漕运粮食50万石到东京,仅次于汴河。这时候,黄河三门峡段是可以通航的。 元 元都大都(今北京)，汴渠也因北宋末年战乱及黄河"夺淮入海"而失效，故大运河中段改南北取直，东移山东;海运兴通，漕运进入新阶段(见元代海运)。 元初漕运大致循唐宋大运河旧道入大都，但因旧运河失修，只能采取水陆联运形式。至元十八年(1218)修凿济州河，引汶、泗水经济州(今山东济宁)西北至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南来运舟由徐州经济州河入大清河，至利津(属今山东)入海，海运至直沽，再水陆联运至大都。二十六和二十八年会通河(须城安山至临清)与通惠河(通州至大都)凿成，元代大运河全线沟通。此外，至元十八年凿成纵贯胶州湾与莱州湾的胶莱河，又形成一支海河联运路线:运舟从江苏淮安顺黄河(黄河"夺淮入海"前的淮河故道)东下出海口，沿海北上入胶莱河，再经海道至直沽。 内河漕政的管理于至元十九年始趋完善，江淮都漕司负责江南至瓜州(在今江苏六合)段，京畿都漕运司接收前司漕粮，负责中滦(今河南封丘南，黄河北岸)至大都粮运。二司各于其关键地设行司、分司，以求上下衔接，年运粮三十万石。元代纲运划为两大组进行:短运(军般、短般)，其中又分两段:南段由吕城(属今江苏丹阳)驻军运至瓜州，北段由汉军与新附军由瓜州运至淮安;长运，募民船承运，从瓜州起运至淮安，由淮安分司开闸放船入淮，再由中滦、济州分司派员分领纲船。官府另于运河北段地域掌握一批官船，大致是负责各所在地屯田粮的运输。 明 明代漕运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时征运漕粮的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六省。漕粮又按供应地区的不同区分为南粮和北粮。其数额，宣德时最高达六百七十四万石。成化八年(1472)始规定岁运四百万石的常额。大抵自正德、嘉靖以后，连漕粮改折(约一百至二百万石)在内才勉强达到此数。主要征自南直隶和浙江，约占全国漕粮的六成。除漕粮外，还有白粮，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岁额二十一万四千石。均系当地出产的白熟粳糯米。在用途上，漕粮为京、边(北边)军饷，白粮供宫廷、宗人府及京官禄粮。 漕运的组织与管理: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主之。后废漕运使，置漕运府总兵官。景泰二年(1451)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领卫军十二总共十二万七千六百人，运船一万一千七百只，另遮洋总(海军)七千人，海船三百五十只，专职漕粮运输，称为运军。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专供运役。 明初承元之故，以海运为主，河、陆兼运为辅。一由江入海，经直沽口至通州，或径往辽东;一由江入淮、黄河，自阳武县陆运至卫辉府，再由卫河运至蓟州(今天津蓟县)。江南漕运，则由江、淮运至京师南京。以承运者而言，海运为军运，余皆民运。雇运权是一种辅助形式。永乐年间因迁都北京，粮食需求日增，而海运艰阻，遂整治大运河，即从杭州湾通往北京的漕河。其办法:一是疏浚会通河，造漕船三千余只，以资转运。二是在运河沿岸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和天津五处建置漕粮仓库，亦称水次仓。 漕运方法历经改革，在明代趋于完善，计有: ①支运法(即转运法)。永乐十三年漕运总兵官陈■推行。规定各地漕粮就近运至淮、徐、临、德四仓，再由运军分段接运至通州、北京。一年转运四次。农民参加运粮即免纳当年税粮，纳当年税粮则免除运粮，其运费计算在支运粮内。民运的比重约占支运的四五成。 ②兑运法。宣德五年陈■等推行。各地漕粮运至淮安和瓜州，兑与运军转运;河南于大名府小滩兑与遮洋总海运;山东则于济宁兑与军运。军运的费用由农民承担。 次年，始定漕粮"加耗则例"，即按地区的远近计算运费，随正粮加耗征收，于兑粮时交给官军。起初兑运与支运并行，其后兑运渐居优势。 ③改兑法(即长运法或直达法)。成化七年漕运都御史滕昭推行。由兑运的军官过江，径赴江南各州县水次交兑。免除农民运粮，但要增纳一项过江费用。十一年改淮安等四仓支运粮为改兑。自此，除白粮仍由民运外，普遍实行官军长运制度。 为维持漕运，国家规定漕粮全征本色，不得减免，严格限制漕粮改折。只许在重灾、缺船或漕运受阻等严重情况下才实行部分的改折，折征时正、耗各项合计在内。漕运的费用由粮户承担，包括运费、运军行粮及修船费等，均按正粮加耗派征。由于漕政腐败，各级官府贪污聚敛，加耗杂派层出不穷，农民的负担极为苛重，通常为正粮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承运者无论民运或军运，都是繁重的徭役。农民被金点应役，荒时废业，艰苦万状，又遭风涛漂没，官吏勒索，势必负债赔纳，甚至家破人亡，被迫纷纷逃亡和反抗斗争。一般运军下层，亦遭受同样的苦累及长官的克扣，不断出现逃亡现象。 明朝各省规定的漕粮份额 浙江:630000石 江西:570000石 河南:380000石 山东:375000石 湖广:250000石 南直隶:1794400石 苏州府:697000石 松江府:232950石 常州府:175000石 应天府:128000石 淮安府:104000石 镇江府:102000石 扬州府:97000石 安庆府:60000石 凤阳府:60000石 徐州:48000石 宁国府:30000石 池州府:25000石 太平府:17000石 庐州府:10000石 一、朝臣心异 暗潮纷涌 1、我派独尊，弹劾旁门 明朝初年袭承“河海兼运”的元朝旧例，而好景渐衰。直至万历中期，河运派几成漕运制度的主流议派，海运言论昙花一现。虽如是，每当海运一事被少数朝臣提及，总引来百口嘲谤。这在《明实录》中有所记述。 武英殿中书舍人程守训曾上疏言道：“请改易漕渠，系高邮府达淮安府庙湾入海，经数百里达山东胶州麻湾入新河，至海仓又经千余里达天津省，会通之劳而避海运之险。” 工科给事中张问达劾其蠹国殃民。 一家独大，势必如潮倾轧。标新立异，大多寡难敌众。其根源在于，人性对风险天生的规避意识。 海水广袤无际，波涛剧变难测，间或有倭寇劫掠肆虐，机祸双重。人们宁愿偏安一隅、大兴土木，亦不愿历经一毫一厘的叵测乖舛。与其为海上不虞所惊扰，不如着眼于对中原河流的整治改造。 也正是如此根深蒂固的旧念，使河运派屡占众议上风。在虬结纵横的利益蛛网下，“海运”沦为浮木一杆、幽火一豆，在明代朝堂的暗潮浊流之中力排巨浪、步履维艰。 2、认“亲”举人，爵位滥受 《明史·魏忠贤列传》中有记：“七年春，复以崔文升为总漕运。文升故侍光宗药，为东林所攻者也。海内争望风献谄，汹汹不及。” 崔文升因以泻药侍候光宗，而遭受东林党的攻讦谤诽。当是时，魏忠贤颇得圣悦，权震众宦。崔文升故而以重金贿赂魏忠贤，买官进爵，忝居漕运总督之位。 由此可见，明代漕运的举人制度不因才略谋略任人，反凭谄媚攀援得爵，积弊犹甚。正人君子隐匿于小人邪佞之中，不得重用。经天纬地之俊彦却为奸猾狡祟之徒阻遏，难步青云。 另在《明史·杨继盛列传》内，有相佐证之记载：“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将弁惟贿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 似此贪贿无艺之象，触目皆是。以利为先的污浊风气，大肆盛行。认亲荐人的潜在规则，累及漕运。 官者，布衣之父母也。而今却成利益集团恣意权弄的傀儡棋子。为官者，置万千黎民于滔火万刃之下，而独贪眼前的富贵荣华。舍本逐末，令人唏嘘。 二、官吏多蠹 重利轻责 1、程序冗余繁琐，层层压榨盘剥 《明会典》中有云：“八年，令粮船损坏，拨附近地方木料办纳。于清江提举司修造，工部差官一员监督。各卫所仍差拨官军，盖立厂房，相兼匠作用工及贴办物料。” 修船未及，又兴厂房。以修船为由，借机盘剥之事，指不胜屈。 实际上，在明代漕运制度中，从漕粮装运、征收、行船次序、期限管理等既要项目，到运送时间、航行里数等细枝末节，均有庞杂繁复的要求与文书。而繁冗流程仅为一叶障目的假象，其实质旨在逐层吞并利益，妄图以一贯民膏，充一己私欲。 地方官吏其心险恶，尽为利染。本应以百姓福佑为初心，却殚精竭虑于个中利益关系的浮华巨网。以巧诈心计，屡钻漕运制度的空隙。如贪渴之蠹，蛀蚀深里。榨取无度，腐已及骨。 2、逢困不知变通，推诿不决渐多 行漕运以来，艰难险阻，不胜枚举。而地方官吏却每每处事不决，遇困则躲，逢难则避。推责于无端之由，未决无果以卸责。 《明史·食货典》中简有所叙：“二十五年，又决曹县，溢入武城金乡鱼台单县，漂溺甚众。命总理河道都御史，会同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抚按官，议筑曹县等处，不果。” 会谈参议，只为面子工程。一旦涉及实操举措，便一概搁置，不了了之。 更有甚者，罔顾上命，见新河开凿困难，竟以“无源水多沙碛”的无稽之谈，派遣科官勘报，擅自停止疏浚挖掘的工程。 此外，《明会典》中载录道，由三百五十艘遮洋船，每年到林南东店等仓交纳。而闸关内河流水浅，船只难以通行。在以后的交粮日，这百余艘遮洋船仍在极易搁浅的临清闸处停泊，修补船缝。 由此史论剖析，为地方官者，抱令守律，规行矩步。无催则不行，无令则不整。单凭个人喜恶，任情恣性地处理漕运之宜。只顾眼前得失，不思千秋大业。推卸敷衍分内事宜，更将无关自身利益的公共河道安危弃如敝履。 他们割裂了官箴之论，摧折了为官之道，摒弃了百姓诉求。每唯利是图，总以易代难。如一潭死水，难激开创变革的浩荡波澜。 三、漕军财匮 夹缝求生 1、借贷成患，欺压民船 河道水位春盈冬枯，不利漕船顺利泊渡，此为一难。运粮水路曲折蜿蜒，地势险峻。遇到逆流之时，还须运军以人力负重拉纤，此为二难。如此繁重艰苦的费力劳碌，却换来微薄如土的报酬，此为三难。 《图书编》中有载：“弘治四年以后，银有定数，船日加多，官军每有借贷之患矣。” 入不敷出，立身存命成为漕军的首要难题。为继以为生，漕军们不惜盘剥百姓，以补钱财之缺。 根据《续文献通考》中叙述，运军苦于负贷，不得不在河道干涸时，守在闸关之处，等候运输砖钞的民用船经过，而后使其滞留，大行“揽头包揽，巧肆刻削”之事。屡禁屡破，禁而不止。 漕军上有官逼，囊空如洗；又受制于严律，雪上加霜。在长达数月的运饷途中，几将神思耗竭、磋磨殆尽。只得凌压庶民，撒诈捣虚，在夹缝中艰难觅得一息生机。 2、役多事繁，律苛罚重 风餐露宿，食不果腹。饥寒交迫，命已悬危。运粮一途，残酷若斯。无数漕军不堪重负，选择弃船溃逃。 就此现象，《明会典》中有言描述：“其管运官员，不能抚恤，以致逃故者，从总兵官处治。有诈妄者，罪坐原勘官，仍依原数交粮。” 纵有严厉条文检束，仍有大批运军似困兽般孤注一掷。他们偷盗粮米，以粗劣沙土填充亏损之处，维持粮米充盈的假象。盗得漕粮后，将其快速折价贩卖。如遇无法遮掩的情况，漕军则胆大泼天地莽力凿沉船只，谎称是急流摧毁了舷木，使得粮饷流失入河，借此躲过惩处。 似此欺弊之事，已成漕运制度内的陈癣痼疾，屡见不鲜。而漕军谋生极难，频踩律法底线，皆为一利字也。 四、微民所冀 唯存而已 1、灾多情险，毁堤淹城 《明史·食货典》有记：“黄河其流，合陜西山西诸水而始大，至河南始散漫泛溢，至山东势益峻急，冲决无常。” 正德四年，涨漫的洪水悍然冲垮了黄陵冈堤坝，将张家口等处的农田巷陌毁于一旦。闸关堤坝反复修筑，而天灾每岁愈甚，陷入劳民伤财的恶性循环。 而河运须舟运至京，所用丁夫，俱为黎民。庶民困苦不堪，却必受其役。凡有怨言，当受鞭笞。人心向背，有苦难表。力有不逮，难撼强权。 2、新河屡开，累及旧利 据《明史·食货典》所载：“六年命官发丁夫数万，于昭阳湖东北起汪家口，南抵留城口，改凿新河，以避黄河冲塞之患。” 而通漕沿岸的商贾百姓，皆仰黄河为生。新河开掘，旨在将既有河道延展向他处，势必会分散该地原本的农耕与商贸重心。改河一事，从根基上波及了百姓的利益。于是“抗改”之潮势如急火，迅速燎燃黎民众生。 豪强参与其中，四下散播改凿的弊端。庶民多地起义，极力阻挠新开河道。富商贿买官吏，欲图以金定策，延续旧有，抵拒变革。 居无何，流言四起，民众多谤。新河开凿搁浅，漕运难上加难。 五、总结 朝廷集粮情急，粮需颇巨。漕运一事，贯穿了明代由盛至衰的百年岁月，盘根错节成亘久未宁的政策议题。 朝堂内，政势风起云涌，此方势殁，彼方势起。而漕运制度却飘摇难系，总随烟波，总逐浊流。 地方上，官吏消极怠工，敷衍塞责。视本省若千钧，弃旁地如鸿毛。各人驱利而行，贪财之风弥天。于是漕军凌民、豪强肆虐。 而洪水滔滔，不怜人苦，不恤政苛。轻则淹没农田，重则摧毁城郭。百姓如渺茫孤舟，凋敝穷困，难以为继。 众利益阶层为己盈利，仅思己需，不顾黔首之存亡，不虑千秋之社稷，克尽横征暴敛，屡屡敲骨吸髓。长此以往，势必大厦将倾、难挽颓局。 清代 开凿中运河，彻底结束借黄河行运时代，并建成黄、淮、运交汇枢纽，缓和河面比降，减轻浊流灌运，改善了漕运条件。漕运方法基本承明制，但又有下列名目(称漕粮本、折三大纲):正兑米，运京仓粮，定额三百三十万石;改兑米，运通州仓粮，定额七十万石;改征，将漕粮改征为其他品种;折征，将漕粮折算成银，价银统归地丁项内，上报户部。此外又实行截漕(各地漕粮起运后，地方遇灾，截留部分作为赈济，或截一地漕粮运往另一地)和拨运(主要指截留山东、河南所运蓟州漕粮，拨充陵寝及驻防兵米)等措施。漕船数与编制稍异明代，一般以府、州为单位，十人一船，十船一帮，十船互保。总数由一万零四百五十五只升为一万四千五百只，而实际运于漕运的仅七千只左右。每船装运量不得超过五百石，另可装土产往返各口岸行销(后因运道淤塞而禁止)。清代最终实行官收官运，承运者是卫所军籍中较殷实的军丁(运丁)。发运时每船配运军一名，运副一名，雇募水手九至十名。各省运军水手多少不等，总数在十万名左右。漕运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驻淮安。其下为各省粮道，共七人，掌本省粮储，辖所属军卫，遴选领运随帮官员，责成各府会齐、佥选运军等;坐守水次，监督、验明漕粮兑换，面交押运官，并随船督行至淮安，呈总督盘验。押运，原为粮道之责，后选管粮通判一人，专门负责督押，约束运军，后因官卑职微，仍由粮道押运。领运官，由千总一人或二人领运，武举人一名随帮效力。为确保漕运无误，于淮安、济宁、天津、通州运河沿线设置巡漕御史，稽察本段漕运。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镇道将领，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镇江与瓜州的南漕枢纽处，由镇江道催促，同时由总兵官(后改为副将)巡视河岸，协同督促漕船过江。 河漕施行以来，经费拮据，弊窦丛生，复行海运的呼声日趋高涨。道光五年(1825)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次年正月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与太仓四府一州漕粮共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石分二批载运北上。漕船从黄浦江出发，经吴淞口东向大海，行四千余里达天津收兑局验米交收。清廷特准商船载运免税货物二成往来贸易，调动了商船积极性。海运粮占全部漕粮总数之半，节银米各十万。道光以来河漕在十二三万石之间，海运粮则达一百二十万石左右。 晚清时期发生了一系列与漕运有关的事件，最终导致漕运的衰落: 1842年，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不惜付出重大代价，攻占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漕运，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决定，不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成为整个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战。 1853年后，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带十多年，运河漕运被迫中断。战争极其惨烈，期间运河沿线的主要城市，包括扬州、清江浦、临清、苏州和杭州都遭受重创，部分甚至全部焚毁。 1855年黄河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从此漕运主要改经海路。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轮船承运漕粮。 1901年，停止运河漕运。 1904年，撤废漕运总督。 清朝入主中原，亦靠漕运，沿明制设漕运总督，并专设“总漕部院衙门”机构。该官品秩为正二品，如兼兵部侍郎（类今国防部副部长）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类今监察部副部长）衔，则为从一品。 漕运的历史甚为悠久，秦汉时就已开始实行。何谓“漕”？胡三省注《史记》“漕挽”云：“水运曰：漕，陆运曰：挽”。元明清之际，由沿海省份征收米石，沿水路运河直达北京通州，故称“漕粮”。因其重要，故自明代起，设漕运总督官职，专司职掌漕运。清朝入主中原，亦靠漕运，沿明制设漕运总督，并专设“总漕部院衙门”机构。该官品秩为正二品，如兼兵部侍郎（类今国防部副部长）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类今监察部副部长）衔，则为从一品。乾隆十年后，都察院不设专员，御史规定由巡抚、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兼衔。 漕运总督尊称“漕帅” 漕运总督权威重，有负责保障漕运的亲辖军队，仿地方总督、巡抚之亲辖部队“督标”“抚标”，而称之为“漕标”。《光绪会典》载：漕运总督所亲辖“漕标”共分本标左、中、右三营及城守、水师等共七营，兵额3400余人。辖制武职官佐，最高者为从二品的副将，并节制鲁、豫、苏、徽、赣、浙、鄂、湘八省漕粮卫、所（因上述八省漕粮归漕运总督管辖，其余省份粮务归地方总督、巡抚）。 漕运总督设衙门，非今人所想象称“总督衙门”，而称“总漕部院衙门”，衙址设于江苏淮安，不受当地巡抚、总督管辖，不受部院节制，直接向皇帝负责，可专折和密折奏事。总督按清代官场规矩，尊称“漕台”，因其领兵，故又尊称为“漕帅”。又因兼兵部侍郎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故出行仪仗、官衔灯笼署“总漕部院”。沿海收粮起运、漕船北进、视察调度、弹压运送等，均需总督率官佐“漕标”亲稽。 每年漕船北上过津后，循例要入京觐见，向皇帝汇报漕粮运输完成诸事。清代皇帝非常重视漕务，如康熙皇帝，亲政时将“漕运”“三藩”“河务”并列为必须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今人说到道光皇帝，多与鸦片战争相联系，其实道光不仅节俭自律，对政务更是亲力亲为，“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除了惩贪、吏治、清厘盐政等，他在“漕运”整顿上也花费了很大精力。他登基后首先急迫要抓的三件大事：调整中枢、治理河漕、平叛新疆，漕运亦列其二，可见重视。所以对漕运的官员甄选、查核，包括具体事务，并不松懈。他的政绩不仅在治河通漕，还开通海运输漕，在清代不失为创举。 明清巡漕御史监督漕运 咸丰年间因战事频仍，咸丰皇帝特令漕运总督节制江北镇、道。咸丰十年裁撤江南河道总督，其河工调遣、督护及守汛、防险事务，均由漕运总督所属漕标部队兼管，这是漕运总督权威最重之际。漕运总督出过不少名宦，清浊各分。直到光绪三十年河运全停，“总漕部院衙门”和漕运总督才被裁撤。这个机构对运河漕运生命线的畅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漕运总督节制八省漕粮，于每省设负责漕运的督粮道（又称“粮储道”），正四品。督粮道职责是监稽收粮，督押粮船直驰山东临清，待山东粮道盘验结束回任。山东粮道须待最后一批粮船抵通州才告回任。最后一批粮船按规定由漕运总督亲押至通州，并向皇帝述职后才可回任淮安衙门。 为监督漕运，明代还专设巡漕御史，负监察之责，权力极大，不受漕运总督节制，直接向皇帝负责，有权弹劾总督。清代亦仿明制，设巡漕御史四人，分赴稽查，襄办漕务。品秩不高，但职权令人忌惮，可风闻专折密奏。 贪官凶横引发陆名扬案 漕运总督在清代为一、二品大员。帽饰红宝石（二品为珊瑚），蟒袍为九蟒五爪（二品同），仙鹤补服（二品为锦鸡）；收入并不高，岁俸银180两（二品155两），年养廉银15000两至30000两左右（二品20000两以下）。 清代漕运积弊甚深，朝廷一直想整顿，道光年间曾派权倾朝野的穆彰阿两任漕运总督，以整顿滞运等弊。道光年间名臣陶澍也曾大力整顿漕务，并奏准苏州等地漕米改由海运，以杜绝弊端。虽然海运一旦实行可节约时间人力资金，但终未完全代替河漕。 另外，漕粮装运、征收、行船次序、期限管理及至运送时间、航行里数都有繁杂的制度，各省有船帮、胥吏勾结，正粮之外“耗米”、“耗费”横征暴敛，苦的是承担漕粮、漕运的船工和老百姓！清代道光元年就曾发生过一起所谓“把持漕务”的大冤案。清代学者包世臣曾写《书三案始末》，概括来说，是浙江归安人陆名扬看到漕粮弊端，而纠劾借漕粮征收敛财的地方官员。清代漕粮征收可以用银两替代，但因贮运过程有损耗，为弥补则制订多种附加费，其额度皆由官府决定，故州、府、县官吏趁机暴敛。陆名扬抓住归安知县徐起渭为浮收而伪造“八折收漕”朱牌，逼迫其“定约”：“每斛一石，作漕九斗五升，绝'捉猪’、'飞觥’诸弊。” 各地闻之纷起效仿，百姓负担大为减轻，但“府县恨名扬甚”，因为断了敛财的来源。故官吏们捏造陆名扬“纠约抗粮”“把持漕务”，这在清代是很重的罪名。差役逮捕陆名扬时，遭到百姓们的抵抗，差役落水而死。官府借机深文周纳“逞凶拒捕”“殴杀官差”，将陆名扬问成死罪，其被“即行正法，枭取首级”。亲手下令处死陆的是浙江巡抚帅承瀛，“后乃知由于官吏之酿变，深悔之”。 帅是有名的清官，《清史稿》称其“治浙数年，以廉勤著”，曾平反过著名的徐文诰冤案（《书三案始末》）。由此可见清代漕运陋规的黑暗，官吏凶横贪敛，不惜“酿变”草菅人命。陆名扬案的情节极复杂，牵扯面极广，我只不过撮其要而述之，若铺陈开来，是写影视剧的好题材。 据史料载，漕运最昌盛时期，仅从天津至通州北运河上，一年要通过漕船两万余艘，护漕官弁达12万人次，还有商船一万余艘。波光云影，舟舻相连，帆樯骈集，是何等蔚为壮观的画面！漕运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它对于维系王朝的生命，保证其政权运转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是王朝得以续命存身的“生命线”。宋人张方平在其《乐全信》中就曾经说道：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乐全信·卷二十三》） 金朝兴起于北方，其政治、经济、军事重心都在此处。伴随灭辽征宋功业渐次达成，金主海陵王完颜亮于1153年（南宋绍兴二十三年），将都城从地处黑龙江的“上京”迁移到华北平原的“中都”。有赖和宋廷“绍兴和议”后得淮河-大散关 以北的土地供给，山东、河北等稻麦产量区尽入金朝彀中，粮食产量极大增加，外加南宋每年向金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供给中都人口并非难事。更加确凿的证据是，金朝供养中都的百万人口，依靠的还是北宋运河漕运的功劳—— 在宋金对峙 时，山东将陵（即今德州）段御河完全处于金朝控制之下，该段御河又在德州北的东光境内汇入漳河，成为金朝控制中国北方地区的重要漕运通道。金朝为此继续修治御河（利用的是隋炀帝时期修缮的永济渠故道），并沿御河两岸在历亭 、临清、将陵、东光、南皮等沿运之地建仓存粮，以便将山东、河北地区的粮食漕运至京师。为扩大运河通运能力，金朝还开辟了通州潞水漕渠，于中都大兴西北引玉泉山诸泉水由东南入高梁河 ，又引河水自东至潞水，这段通航及其引水工程的实施，也就是后来元代开凿著名的“通惠河”的工程基础。 “其通渠之水，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德州属河北东路景州）、沧州、会川之境，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获嘉 、新乡、卫州……皆合于信安海壖，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其他……山东之北清河，皆其灌输之路也”（《金史·河渠志》） 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重心经历了一个由北向南转移的过程，到明朝中期基本成型。这一过程基本是伴随战乱、政策、疾病及自然条件（气候、水土）更迭等因素导致人口南迁西进，稻麦等粮食作物及棉麻等经济作物也随之南移，加之黄泛区盐碱化加重，可耕土地锐减，北方经济地位相对降低，但仍为全国的政治和军事重心。于是，元代以后的王朝格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形势。为了适应及稳定这一形势，统治者便着力于对自然条件进行人为干涉，大力建设保障防御体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确保“南粮北调”的漕运通道的畅通。 明代为了解决巨大的边饷消费问题，由朝廷调拨漕粮供应地方驻军成为一项基本的、经常性的举措，而这种调拨主要是通过漕运的方式来进行的。湖广地区由于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粮食产量增加，成为各边镇尤其是西北各镇边粮的主要来源地。明代学者包汝楫指出，“楚中谷米之利，散给海内几遍矣。”（《南中纪闻》卷一）靠的就是湖广地区的漕运枢纽地位。 到了清代，漕粮供应更加侧重于地方驻军。清代在全国许多地方都设立满军旗绿营，驻扎了大量八旗兵丁，驻防军队每年会消耗大量的粮食。许多的非战争地区都从湖广地区调拨大量漕粮充作地方驻军的粮饷，包括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当时湖广漕粮主要有两个去向：“北漕”和“南粮”。前者指的是每年运往京城的漕粮，都有固定的数额；后者指的则是每年运交荆州等地，供驻防军队食用的粮食。这些“南粮”数量经常不足，很多时候都会从北漕中临时截留，在光绪二年内府户部刻本《钦定户部漕运全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踪迹—— 嘉庆八年截留湖南槽米八万石，运赴陕西，以充兵饷。又截留湖广及江西漕粮，以供给沧州驻防的兵士。即便是湖南西部山区的驻军，也常常依赖漕粮接济。如辰州府属的苗疆地区的永绥、凤凰营等，驻军需要的粮食非常多，而这个地区山多地少，每年所产的粮食常常不足以维持军队的供应，因此除了依靠商贩的买卖活动之外，主要还是依靠漕粮的供给。又如嘉庆三年，湖南截留湖北漕粮二十万石，除支给漕船用粮外，其余漕粮均拨入苗疆兵粮项下，以作备用。 除了供应军资，漕运还发挥着平抑粮价，赈济灾荒、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谷贱伤农，粮食的价格关系着农民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关系着民心的稳定。因此开明的统治者也不得不关心粮食的价格问题，如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皇帝谕旨：“上年霸州等地曾运通州漕粮给被灾百姓减价平 ，今年水灾更为严重，应如去年运来于各州县平粜”（《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十四至卷十八》）。漕运正是在这种“平粜”的政策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而更基本的如救治灾荒需要进行大规模粮食赈济时，则漕运的作用显得更加明显。如乾隆四十三年河南饥荒，截拨江西漕粮赈恤；乾隆四十六和四十七年，山东兖州灾荒，截留江西漕粮30万石赈济。（李文治, 江太新 《清代漕运》） 清乾隆年绘制的反映京津地区漕运的潞河督运图（局部） 元代水利设计及元、明、清通州至都城漕运通道及水源点分析（邢毅、朱颖绘制，2013.9） 金代中都郊区水道臆测图 元代大运河与漕运 北宋时期漕运四渠图。北宋漕运分四路向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集运：淮汴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经汴水 入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蔡之粟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京东之粟由 齐鲁之地入五丈河达京。上述四河合称漕运四渠，其中来自东南六路的淮汴之粟占主要地位。 天津三岔河口是南北漕运交卸倒驳的大码头 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 》中有一段极为精辟的结论，漕运对于统治者追求的“稳定”是优选，然于经济上的“发展”却难免有阻碍，漕运也成为了明清两朝“僵化不变”经济观念的最好例证——由于物品必须从1000英里以外的南方运来，如何运输就成为全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华北地区的黄土土层决定了要想维持一条陆上官道是不可能的，水路运输依然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由于缺乏一条贯穿南北的自然河流，决定了必须修建运河。漕河虽然因此而出现，但是地形因素和气候因素限制了它的运输能力。随着历史的发展，漕河未能使明王朝的国民经济活跃起来。作为一条南北交通干线，平民大众从它身上享受到的利益也未能达到期望的程度。虽然它为明廷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服务，但它也反过来限制了明廷的财政经济计划范围，致使明廷在最后统治的时期里不能适当地做出调整，以适应明帝国内外的历史变化。（黄仁宇《明代的漕运》）这个观点有它的合理性，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一事物阻碍了经济方面的进步而忽略掉它曾经做出的在政治、军事、社会福祉方面的巨大贡献。对于绵延两千多年的帝国形态而言，能走到明清这一步“集大成者”，漕运始终是“续命”的良方和“安邦”的重器，漕运的历史价值，便不应被轻易抹杀。 漕运和河运的区别：含义不同、作用不同、方式不同 一、含义不同 漕运 漕运是一种专业运输，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经济措施。 河运 河运是内河运输，也是历代王朝把所征的粮食通过河道运到京师的方式。 二、作用不同 漕运 漕运作用是吊运粮食。 河运 河运是用于盐、茶叶、丝绸的货物运输。 三、方式不同 漕运 漕运的方式有海运、河运、水陆递运。 河运 河运的方式是通过国际内江湖河川等天然或人工水稻道，运送货物和旅客。 陕州历史上的黄河漕运 (一) 序 三门峡地处黄河中游。三门峡段的黄河航道，自陕西省潼关入灵宝到渑池县与新安县的交界处西窝村出境，全长283公里。 历史上三门峡辖区的水路运输，含漕运、航运和渡运。漕运，本意为水路运输，后专指成历代政府征收的粮食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主要为水运，间或有部分陆运）。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前，今三门峡地区的黄河水上交通运输便利。从秦、汉到北宋，水路交通繁荣，唐代为鼎盛时期。北宋建都汴京（今开封），元代建都北京，陕州水路渐渐失去其重要地位。金、元时期，三门峡上下游不通漕运。至明代，又开通三门峡水运航道。清末民初，陕州地区有了公路、铁路，漕运逐渐终止。民国初期漕运改为航运（即船舶在一定航道上的客货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公路、铁路因战争损坏，三门峡段的水运又兴盛一时。1950年之前黄河三门峡段的航道尚通。1956年之后，随着三门峡大坝建设，三门峡段黄河运输主要靠渡口南北运输，简称渡运。1960年，黄河三门峡大坝建成，长途运输仅在大坝以上河段进行。1980年底，全市黄河沿岸有渡口26个，船88艘。其中较大的渡口有：陕津渡，即太阳渡（也称上河头渡、西门渡），1960年8月，陕津渡被黄河三门峡库区所淹。会兴渡口（对面为茅津渡）。灵宝老城渡口，也叫曲内渡、西河渡。渑池南村渡口、白浪渡口、阳壶渡口。 1840年之前，黄河上航运用的船叫“漕船”。“漕船”起源于古代，先秦时航运用木船，叫“舫”，也叫“漕舫”。秦汉以后有了漕运制度，“漕舫”改名为“漕船”。清朝末年，漕运制度废弃，“漕船”改名为“木帆船”。唐代，刘晏专门根据三门峡黄河航运的实际情况设计了“上门填阙”。宋代，漕船体型优美，结构合理，航速快。明代，黄河上有“黄河满篷艄船”。明代宋应星《天公开物·舟车》记载：大者可载3000石，小者500石。明代航行黄河中的还有“黄河奏船”（摆子船），大者载重数千钧（一钧约15公斤）。1970年，会兴渡口有了机动驳船。 1914年，陇海铁路通到陕县七里村。1915年，临时通车到观音堂。1927年，通到灵宝。1931年，通车到阌底镇火车站。1935年（民国24年），陇海铁路会兴车站、会兴渡口与山西省运城专区成立联运公司，实行公、铁、水路联运。1949年，陇海铁路洛阳到潼关段复修。1956年12月，横跨晋豫两省的三大路大坝钢桥动工兴建，1958年建成通车，三门峡历史上第一座横跨豫晋两省南北的大桥诞生。 1985年4月，济南军区工程兵部队在渑池县黄河白浪渡口处架设了中国跨度最大的索道桥，跨径439米，11月竣工，白浪渡口功能弱化。 1993年12月30日，三门峡黄河公路大桥通车，会兴古渡功能减弱。 黄河漕运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宋起江南地区成为漕运的主要源地，黄河漕运在与江南地区漕运的较量中处于劣势。那么，黄河渡运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黄河水上运输在与现代陆路交通运输的较量中处于劣势。20世纪20年代，陇海铁路通至西安，由于比水运方便省费由豫省上行之货尽驱于铁路，黄河晋豫峡谷船只明显减少。20世纪30年代，同蒲铁路贯通山西南北，由内蒙古黄河上游而来的货物以及本省黄河沿途的货物，一部分由水路改走铁路。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现代公路交通的迅速发展，山西河南一些黄河渡口为公路桥梁所代替。 （二）陕州历史上黄河漕运的历史 黄河大规模航运在春秋时已有明确记载。《春秋左传·僖公十三年》云:这年(公元前647年)冬季，晋国连年遭灾，“使乞籴于秦……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到秦汉之际，黄河航运规模更加扩大，漕运业已形成。故《汉书·萧何传》云:“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史记·萧相国世家》也有同样记载。因有黄河漕运，西汉定都长安，漕运规模日益扩大。为保证漕运畅通，官方组织人工开始开凿三门峡。三门峡是黄河漕运最险要难行之处，修治此处，一方面需开通河道，便于船筏通过；另一方面也需修凿栈道，便于纤夫挽船。可以说，黄河栈道的始修始建时间当不晚于西汉。据《太公六韬》该书云：周武王伐殷时，“以四一十艘船济于河”。船只是由渭河入于黄河，顺流东下，经今山西河南间河段，直达商都附近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也许是受此影响或诱导，黄河漕运于战国时期就已雏形。 《竹书纪年》载:“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秦王来见于蒲坂关(今永济市西，隔河与临晋关相对)。四月，越王使师隅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其运送航道当是循鸿沟入黄河，溯晋、豫间黄河而上，达于蒲坂关。 《十七史商榷·诸仓》中说:“秦都关中，故于敖置仓，以为溯河入渭之地”。说明从秦统一全国后，关东地区的粮食就已开始不断地溯黄河西运关中，把战国末在河南荥阳附近敖山上已建的敖仓，扩展为黄河漕运的转运仓。 秦朝漕运，除满足都城的粮食供应外，也为当时转漕给军，供给边疆驻扎军队所需粮秣。据史书记载，秦为维护统一，稳固其统治，很重视边防的加强，为了防止匈奴侵略，于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使蒙恬兵而攻胡”，在河套以南地区置三十四县，因河为塞，遣兵远戍，徙民实边，“发天下丁勇以守此河”(今内蒙古境内的河套地区)。然而，这一带地多沮泽而咸卤，不生五谷，其军粮的供给，主要从关东运输，有的远取于滨海的黄(今山东的黄县)、睡(今山东的睡县)和琅邪(今山东胶南县琅邪台西北)等富庶的产粮地区，“使天下飞刍软粟”溯黄河西运而“转输北河”。说明当时在河南北部溯黄河西上的漕运转运线已经形成。 黄河漕运历史悠久，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古代黄河漕运主要担负由华北、江南向西部的关中运送粮食货物的作用，以支持建都关中的朝廷和西部战事，其数量随着历代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不断变化。 纵观黄河漕运历史，第一次大规模地开发利用黄河航运功能发生在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之一魏国为称霸中原，于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迁都大梁后，本着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的，从改善交通状况入手，前后两次用了20多年的时间，在黄河下游开挖了沟通河、淮的鸿沟水系。隋唐时期，黄河漕运又一次进入发展的快车道。隋朝的建立，结束了我国长期分裂的局面，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在统一的短暂的几十年中，河中下游先后完成了广通渠、通济渠和永济渠等大型人工运河，形成了以西安、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南至余杭，北抵涿郡沟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水系长达5000余里的水运交通网，及至唐代，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在杨坚晚年，全国已呈现出“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的局面。隋炀帝时，则结合漕运兴建了大量的粮仓，如洛阳附近的含嘉仓、回洛仓等。新中国成立后，在已发掘探明这一时期的粮仓中，大的可储粮10000多石，小的也可储粮数千石。有一个窖内尚存留有50万斤已炭化了的谷子。在唐代通过黄河、汴渠从关东和江淮地区运往京都的粮食每年多达数百万石。天宝二年(743年)一年内运抵关中的粮食达400万石，创造了唐代运输的最高纪录。可以想象隋唐时期黄河漕运的繁荣景象。由于受黄河河道及其泥沙和洪涝灾害的影响，黄河漕运有着非常大的局限性。统治者在不断兴修新的渠道的同时，为改善漕运状况.维持漕运畅通，还不得不经常对黄河陕州段河道、渠道加以整治和疏浚，并加强管理。 唐代之前，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的古陕州，陆路有西京锁钥的崤函古道；水路则有“水旱码头”“舟车所会”之称的黄河漕运 远在禹王治水时，就开辟了三门峡上下游兼备的河边走廊。秦、汉、隋、唐各代定都关中，当时陆路运输工具落后，运费昂贵，唐代曾有“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说。那时粮饷运输主要靠漕运，即从黄河转入渭河，西至京都。当年，黄河漕运与江山社稷息息相关。 秦时，秦始皇用漕运将在关东征收的部分贡赋从黄河转入渭河，再运至咸阳。 汉高祖时，漕转关东粟，年数十万石。汉武帝时，年漕运关东粟400万斛，供给京师，后又增至600万石。 东汉末年，中原混战，漕运不通。 隋朝建立后，漕运关东租谷至长安。开皇三年（583年），修建粮仓，隋文帝下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募置运米丁。”漕运关东及汾晋之粟以达京师，并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发出号召：谁能从洛阳运米40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今三门峡市）者，免其征戎。开皇四年，采用陆运至陕州，再从黄河转入渭河，达长安。 唐贞观十六年（642年4月3日），郿县令侯懿、河北县尉古城师和侯宗三人，押运600石的船只通过三门，揭开了唐代在山门开通漕运的序幕。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唐玄宗李隆基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在隋代分段转运的基础上实行了“转段法”。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漕运山东粟700万石至京师（为鼎盛期）。安史之乱平定后，转运使刘晏训练漕丁、漕夫，实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的分段漕运方式，“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使洛阳至陕州间运费大减，三年漕运七百万石，节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 北宋早期，陕州段漕运，开始转运陕西的粟菽至汴京，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规定：黄河岁运粟50万石，豆30万石。 金、元以后，迁都北京，陕州漕运减少，地位下降。 明代，陕州水运又重新开通。洪武七年（1374年）春，明朝为防御蒙古族人南下，开始转运粮饷至陕西、宁夏、河州一带。 辛亥革命后，改黄河漕运为航运，客货兼并。 解放战争中，支前运输军队，粮食、被服、武器弹药。 1949年，公路、铁路被战争破坏，航运药材、棉花、粮食、石膏、山货、日杂、百货、煤、油等物资。 1950年，公路、铁路逐渐恢复，航运降为次要地位。 1956年，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航运中断，渡运复兴。 （三）历代陕州黄河漕运的苦难 漕运中船工的命运很苦，他们中有艄公、门匠和纤夫。三门峡黄河栈道两岸流传的民谣“古无门匠墓，皆溺死也”，便是船工命运的写照。金代诗人周昂《题砥柱图》中也有“鬼门幽险深百篙，人门逼窄逾两牢。舟人叫渡口流血，性命咫尺轻鸿毛”的描述。 “春刮骨头秋剥肉，烈日当头背流油。身背纤绳手扒沙，千里滩河步步愁。”正是黄河纤夫生活的真实写照。 《太平广记》记载：唐神龙六年（公元705年）到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将作大匠杨务廉开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雇夫未与价值。苟牵绳一断，栈道一绝，则扑杀数十人……”。 唐代诗人，陕州司马王建《水夫谣》曰： 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 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后淼淼。 半夜缘堤雪和雨，受他驱遣还复去。 夜寒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 到明辛苦无处说，齐声腾踏牵船歌。 一间茅屋何所值，父母之乡去不得。 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 可以说，在古代，在南宋之前，三门险滩及三门六峰是朝廷和陕州黄河两岸人们苦难的象征。 《隋书·食货志》记载：由于关中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文帝为节俭漕供，约六宫咸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弊者，随令补用，皆不改，外享燕之事，所令不过一肉而已。” 唐武德五年（622年），西都秘藏之极其珍贵的书画与图书，司农少卿宋遵旨载之以船，溯河西上，送往京师，行至三门，遭到漂没。 公元682年，关中地区因漕运不畅，长安城中仓廪枯竭。唐德宗李适闻知韩洸己运米3万斛至陕州，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新唐书·食货志》载: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7年)，“凡三岁，漕运七百万石。创唐代黄河漕运最高记录。”至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四百万石。安史之乱后，漕粮因税源萎缩，降为每岁一百万石。 唐天宝十年（751年），陕州城边运米船失火，一次就烧毁运船251艘，商船100艘，死亡600余人。 《史记·河渠书》记载：“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水经注·河水》记载：“自砥柱以下，五户（滩）以上，其间百二十里”的黄河峡谷“河中竦石杰出，势连襄陆，环波怒溢，合十有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舟害船，自古所患。”即说三门峡谷的鬼门岛、神门岛、人门岛、张公岛，砥柱山和梳妆台，古志上称之为“三门六峰”。在黄河漕运史上，在三门和砥柱间，有“百二十里间十九滩”之称。 唐人李繁之的《邺侯家传》叙述：“河流如激箭，又三门常有波浪，每日不能进。一二百船，触一暗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涡，更不复见。上三门篙工，谓之门匠，悉平陆人为之，执一一标指麾，以风水之声，人语不相闻。”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五三》记载：“岁漕经砥柱，覆者几半”。 （四）历代在陕州的凿石开河与黄河漕运疏通 秦、汉定都关中，黄河航道运往关中朝廷的物资，三门峡河道是必经之处。而三门峡河床狭窄，中间有两大岩岛，有三股急流，形似三座大门。鬼门险恶，神门湍急，人门和缓。船只多从人门通过，但人门水下暗礁交错，河中巨石屹立，漩涡重重，行船困难，事故常发，历代王朝曾耗费巨资整治。 公元前206年，刘邦继皇帝位，建都洛阳，“因秦之故，资其膏腴之地”后改长安。后因人口、机构膨胀及奢侈，供给不足，不得不采取张良“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之建议，从崤山之东输粮关中。至武帝时，经黄河漕运的粮食已达“岁百万余石”。 《汉书·沟洫志》载：汉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丞相杨焉提出“从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镌广之”的建议。开凿后碎石落于水中，无法清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无果而终。 西汉时期，朝廷机构扩大，官吏增多，所需口粮增大，汉武帝开始修凿陕州地区上下游航道。 魏景初二年（238年），明帝曹叡命谏议大夫寇慈率工匠5000人，在陕州一带修栈道，平河阻。 晋秦始三年（267年），司马炎命赵国、乐世率数千人整治三门险滩，疏通河道。“及其商舟是次，鲜不踟蹰难济。”（《水经注·河水》）整修再次失败。 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急需接济，次年“诏凿砥柱”。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砥柱山崩，偃河逆流数十里。” 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对陕州险段修凿栈道。其中人门栈道，南端起至梳妆台附近，向北经人门全岛，断断续续延长625米，栈道宽0.2-2米，凿成弧形，高2.5米左右。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京师雨水过多，朝廷为解运粮之危，裴耀卿在三门以东置集津仓，在三门以西置盐仓，陕州西南置太原仓（又名常平仓）。东西两仓之间开凿十八里陆路，漕运粮至三门东即入至集津仓，再通过十八里陆路至三门西进盐仓，以避开三门之险，再以漕船运往京师。 唐中叶，为逆转粮食缺乏困境，朝廷与百官多次巡幸东都洛阳，以解决粮食问题。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三月，唐玄宗以长安令韦坚为陕郡太守，领江淮租庸转运使，负责漕运。陕尉崔成普偏袒半臂，立于船头，领唱《弘农得宝歌》。 黄河在陕州境内，河道窄，落差大，水流急，为解决漕船负重逆行问题，历代王朝便在黄河两边岩石上开凿了栈道。 栈道，又称“复道”“阁道”，以供船夫在上面拉纤上溯。1955年到1957年文物部门在黄河三门峡人门至下游渑池县与新安县“八里胡同”处、199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小浪底库区的平陆、夏县、垣曲黄河北岸先后发现了625米和5000余米的黄河古栈道遗迹。其古栈道有“牛鼻子”壁孔75个，方形壁孔304个，底孔孔眼380个。清人贾汉复《栈道歌》中“积薪一炬石为坼，锤凿既加如腐削”的诗文就讲的是“烧石沃醢开石法”开凿栈道的做法。 唐朝时，朝廷就设有水运使、陆运使、转运使、常代使管理漕运。 黄河北岸垣曲县五福涧栈道崖壁上的东汉建武十一年题记：“建武十一年……时遣石匠□□石师千人”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陕州栈道修凿记录。 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三门峡漕运遗迹》一书中讲：距黄河以北平陆的龙岩村，相传即是秦时的“运粮城”。 从摩崖题记“自备钱修”“喜舍资财”“经营数载”等内容判断，北宋末年后，民间商贾参与修治栈道的事例不断。 从金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完颜安贤“奉峡州元帅完颜崇进差充三门北岸副提控防”的摩岩石刻看，金元时黄河漕运也有其功能。 从明朝的崖刻看，那时的漕运功能主要是防御蒙古入侵。 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和宣统三年的修路题刻看，清朝时期民间依然在利用黄河航运。 自古以来三门峡河段槽窄、滩陡、水流急，是制约黄河航运的首要河段。因此，在河道整治上，主要是对黄河三门峡险段的治理。随着西安至潼关广通渠的建成开通，为进一步提高黄河漕运能力，隋唐对该河段进行了整治。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戊子诏凿砥柱”。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接受褚朗的建议“发卒六千人”“开砥柱三门凿山架险”试图只在三门陆运，三门上下全通水运。过了一段时间，大将杨物廉又在陕州三门凿山、烧山，岩侧施栈道牵船。所雇拉船民夫“皆令系二抓于胸背，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尽管采用这样残酷的方法，通漕仍然十分困难。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为使漕船避开三门峡之险“凿砥柱为门以通漕，开其山颠为挽路，烧石沃醯而凿之。然弃石人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门，候其水涨，以人挽舟而上。”开元年间，在人门北边的岩石中开出了一条长280米，宽6-8米，深5-10米的人工河道，史称“开元新河”，又名娘娘河，又叫新门。开元新河是为避三门险恶水势以通漕船而人工开凿出的一条专用水道，河身南北向，很直，仅北端与人门相汇的出口处稍向西曲转，两岸均为凿开未经修饰的峭壁。这条运河开通后漕船即主要由此通过三门天险。至此三门峡险段的航运条件才有所改善。《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惠帝时“漕转山东(崤山之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岁百余万石。”后来，抗击匈奴，经略西域，漕粮猛增，“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采乃足。”元封(公元前110-105年)年间，桑弘羊推行均输制度，“山东漕岁溢六百万石。”隋代开凿大运河，宇文恺又通潼关至长安的广通渠，漕运线大大延长，豫晋峡谷漕运更为繁忙。北宋时期，为了抵御西夏进攻，北宋王朝又重修河道，恢复黄河漕运。早在宋太祖时期，就开始维修三门栈道。《宋会要辑稿》“方域”第十载:“(建隆)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诏重疏凿三门。”为保证黄河运路的畅通，宋太祖专门成立三门白波发运司。《宋会要辑稿》“职官”第二十四载:“三门白波发运司有摧捉、装纲各二人，以京朝官三班充:河阴至陕州、自京至汴口，摧纲各一人，并以三班以上充。”这种情况至宋仁宗时有了之变。宋仁宗时元昊称帝，建西夏国。宋夏间在关西爆发了激战，陕西军备骤增，这样一来，陕西之粟、菽非但不能转漕汴京，陕西军需反而需关东支援。《文献通考》卷二十五载:“后(仁宗庆历时)黄河岁漕益减耗，才运藏三十万石，而岁创漕船、市材木、役牙钱，劳费其广。嘉祐四年，诏罢所运菽……自是岁漕三河而已。”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元昊卒，子谅祚立。至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谅诈卒，宋夏间无大的战事，故在英宗时(公元1064年-1067年，年号治平)，黄河漕运又有所恢复。《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货志》三“漕运”载:“(治平二年)繇京西、陕西、河东运薪炭至京师，薪以斤计一千七百一十三万，炭以秤计一百万。”50年代三门峡下游杜家庄栈道上所发现的“治平三年开凿栈道题记”，就是黄河漕运有所恢复的证明。宋代后，中国政治中心东移，战争也多在东部，尤其清末陇海铁路的修建通车，豫晋峡谷虽然逐步卸去了沉重的黄河漕运负担，但东西部的物资互补、文化交流仍然不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三门峡黄河大坝修建后，豫晋峡谷黄河漕运才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尽管漕运成本极为高昂，但由于黄河漕运水道乃是关乎国家存亡的一条重要生命线，因此在武帝、宣帝之时仍多次组织民力修缮河道，沿途筑仓。东汉以后，除继续沿用原有漕运河道外，又开辟了一些新航线。刘秀定都洛阳后，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派王梁、张纯主持开凿阳渠，引洛水为漕，以得其利。到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又治理汴渠、黄河。据《后汉书·王景传》载：“当时发卒四十万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从而保证了漕运的畅通。 古代导航设施阏流堆台，堆的位置都在突向河道的山嘴处，两堆之间通视良好，堆下距河面约30米。原建筑可能是方形，经过长时期的风雨剥蚀，如今近平圆柱状。总高约10米，下部直径约6米，顶部直径3米左右。当地人认为这些堆台是烽火台，实际是黄河河谷中罕有的古代导航设施遗迹，它为研究古代黄河航运提供了实体资料。据中国水利史研究专家姚汉源教授考证，认为是古代黄河漕运导航设施的遗迹，其修筑时间约在唐代。在阏流河谷航行何等艰险，这就是古人修建堆台导航的因由。 （五）黄河漕运对陕州的影响 在唐宋之前，黄河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生命线。陕州黄河漕运有着咽喉之称，在古“丝绸之路”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在西汉时期，陕州的黄河段就有“水行满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的场面。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孝文帝自关中返回洛阳时，“车驾东旋，泛渭入河”，亲自考察水道。曾用漕运运输晋、秦租粟及解盐东抵洛阳。 《通典·食货志》载：唐时“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说明当时的陕州是名副其实的漕粮转输中心。魏晋时期，都城虽在洛阳，但“以舟载兵入渭”的同时，也用漕运救济灾民。 黄河漕运，也让陕州的商业一度繁荣。《魏书·食货志》载：北魏弘农郡“商贸往来，家产丰富，而百姓乐之。”唐朝时，陕州城“黄河帆樯如林，仓储货物如山，店铺鳞次栉比，客商往来如织。” 根据《旧唐书·玄宗下》的记载推测，天宝年间，停留在陕州城边的漕运人员、船工、军丁、纤夫、搬运粮米的民工、治水浚河人员、为漕运服务者应在万人以上。 《通典·食货志》记载：“（唐开元十三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作为黄河漕运枢纽的陕州，一度商贾云集，商旅不绝，茶肆酒楼繁荣。 《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陕州商税额度居全省第二位，陕州城内有20余处集市。 漕运的兴盛，不仅给陕州带来了繁华，也让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纷纷到陕州游览，多少名人大家在这块宝地留下文章诗篇。 漕运，自古以来都是历代王朝非常重视的工程，历来都是“漕运通，天下兴”的说法。那么我如果问修建长城和修建运河哪个更费时费力呢？ 漕运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长城，毕竟长城纵横千里，像一条神龙一样盘绕华夏。但实际从建造到运营，运河（漕运）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是修建长城等无法比拟的。因为修建运河不仅要考虑地势，更要考虑气象、河流和水位等。如果你修建一条运河而不能起到引水的作用，那么你修建的运河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修建一条运河不仅需要工匠，更需要懂玄学和风水的阴阳师，而河渠的开通、河道的加固、河床的引流这都是需要很大学问的。所以在战国时期，韩国想从经济上拖垮秦国。于是他就把水师郑国派到秦国修建郑国渠，但没想到秦国财大气粗，最终韩国弄巧成拙反而促进了秦国的发展。 京杭大运河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京杭大运河的发展史： 一、开始于春秋。 其实京杭大运河就像一幅画，只不过它不是一个画家一蹴而就，而是每个不同的画家都有不同的点缀。最终，历史的长河将它贯通起来形成京杭大运河，所以从根本上说，春秋时期只是用于各自单纯的军事行动而不是一开始考虑修建一条大运河。 邗沟 但我们毋庸置疑的是，正是一个个不经意的神来之笔，共同在华夏大地上描绘出京杭大运河的非凡画卷。从吴王夫差修建邗沟北上兴兵，到秦始皇修建邗城将长江和淮河连成一片。这一切战略意义上的开渠却奠定了京杭大运河的开启，成为了京杭大运河修建的开端。 二、完成于隋朝。 除了三征高丽外，滥用民力就是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当时隋炀帝每月征调民夫达百万以上用来修建运河和长安、洛阳，而这数百万民夫的背后是每年有很多人死于繁荣的徭役中，因此当窦建德、杜伏威、王世充等人起兵时才会马上成势。 隋炀帝修运河 从客观上来说，修建大运河没有错，但错的是操之过急。看起来为了百姓，但百姓被徭役弄得苦不堪言甚至命悬一线，那么这还是一件对百姓有益的事情吗？最终李密等人声讨隋炀帝，并将其围在江都，隋炀帝在最后的声色犬马中草草收场。但不管如何，大运河最终成形于隋朝。 三、疏通于明清。 像京杭大运河这样的工程，绝对不是一个完工仪式就可以搞定的工作。后世在用的时候也在不断地开渠和完善中，而对于水利来说，后世的维护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运河的维护不仅要固堤修栏，更要疏通河道。 明清疏通运河 在历朝历代，因为漕运不通导致船只触礁的事情频频不断，而疏通河道的费用是特别巨大的。它不仅需要钱财，更需要特别懂得水性的人，而且这些人也要懂得土木基础。因此，这类人也是非常难以找寻的，而且长期在水下作业，对身体健康都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害。 千年历史已成过往云烟，曾经多少英雄豪杰都永远留在了史册里。当我一次次翻来一本本厚重的史册，我都油然而生一种伤感和缅怀。当我第一次涉及运河那是我大学兼职时，那一年我见证了与长城、坎儿井号称三大工程的京杭大运河苏杭段。 京杭大运河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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