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蹉跎岁月 | 从云南知青点走出的音乐家赵曾茂:人生——知青篇

 新用户9030yrKZ 2022-12-17 发布于上海

赵曾茂,(1954年 - 2021年7月6日)著名单簧管演奏家、教育家,中国单簧管协会副会长、亚洲室内乐协会会长、国家文化旅游部文化发展中心艺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上海音乐学院单簧管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济大学音乐系客座教授,进修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留学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大学院获硕士学位。先后师从于陶纯孝教授、顾鹏教授、村井祐兒教授,199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大学院,同年9月回国任教。至今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有的在国内外的音乐艺术院校任教、有的在我国专业院、团中担任骨干,学生中先后有多人在国际大赛和国内比赛中获奖,经常参加国际性单簧管学术会议,曾多次在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等国举办音乐会和大师班,得到广泛好评,多次担任国际单簧管比赛和国内单簧管比赛的评委,三次被上海文艺人才基金理事会评为优秀教师奖。已录制发行个人CD五张和多册单簧管教材。其传略已被收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留学回国学人大典》。

2015年元月,原《新华路时光》网易博客论坛计划发起《征文启事》,编撰一本画册纪念69届初中生上山下乡45周年,其初衷是:“69届初中生是共和国命运最为坎坷的一代人,1970年被“一片红”全部下放农村和边疆劳动锻炼,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已有45年了。希望当年知青能动笔回忆过去的岁月往事,讲述上山下乡蹉跎年代的生活体验和返城后努力学习、工作中的人生感悟。”

赵曾茂当年是上海延安中学69届毕业生,和原新华路上长新中学的69届毕业生一起来到云南建设兵团。在之后45年即将到来之际,他应好友之约,写下了在云南务农的那些日子——《人生 知青篇》,显然他还想写之后的《军旅篇》等精彩片段,但可惜在2021年7月6日,他的生命戛然而止,作为国内外知名的单簧管演奏家英年早逝,此生再无续篇。

今天,《新华路时光》公众号发布赵曾茂遗作《人生 知青篇》,纪念他在云南深山老林中度过的那段令人难忘的青春年华。

1970年5月24日,下午。一列满载着977名长宁区69届初中毕业生赴云南的专列驶离开了喧闹的上海,途经浙江省、江西省、湖南省、贵州省、云南省,由于是专列路上常常要给普客列车让道,结果64个小时的路程走了近80个小时才到昆明(这可是硬座的80个小时)。

在云南大学休整一天再由部队的卡车载上奔赴边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就是这么短短的一天,实现了我人生的第一次的旅游……

01

第一次做“坏孩子”

其实我是一个乖孩子,小学里是三杠的红领巾大队长。严格遵守纪律,老师的话基本上是“圣旨”。

当决定报名要去云南我就翻阅了很多有关云南的信息,印象比较深的——四季如春的昆明。现在到了昆明怎么能不去看一看呢?但是为了安全,规定休整的一天只能在云南大学里不准离开校园。

想去看看昆明景色的动机占了上风,于是联络了几个同学翻墙外出。其中有几个跑得慢的被“请”了回去,我们四人到了街上。

又听说西山是昆明最好的风景区于是决定前往,在途中很多群众听到我们是从上海去西双版纳的知青很热情地为我们指路,更有甚者拿出饼干和饮料给我们,要知道那时是物资匮乏买任何物品都需要凭限购票的时代。

爬山过程中看到了西山、滇池的秀丽景色。在山顶上热心的人们又为我们拍照(当时还是胶卷的),以后还寄给了我们。

尽管一天走得很累(当时我穿的新布鞋底都走穿了),但太兴奋了——这是人生的第一次,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昆明的景真美、昆明的人真好!

当年从上海出发去西双版纳,途中游昆明西山留影。

当年从上海出发去西双版纳,途中游昆明西山与同学合影。

02

坐卡车“旅游”

第二天由部队的卡车载上我们977名上海知青向目的地——西双版纳进发,乘卡车的旅途又是三天。

当时云南的山路可不是现在5小时直达景洪市的高速公路,而是又窄又险的石子路,许多路段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有的山早上出发绕了半天中午才到山顶,就这样一座山一座山地翻越。

晚上住宿都在简陋的旅店,知青们有些打牌度过。大家都是和衣而宿,以前谁经历过呀!

途中其中有些知青开始想家了……,要知道这批知青还只有十六、十七岁的孩子呀!有哭有闹的、还有甚者剪断卡车输油管不让车再开了……。就这样经过三天的颠簸,真是筋疲力尽(浑身的骨头快被抖散了),终于到达关坪——云南生产建设三团四营。

977名知青分别分到一至十二连,我们以延安中学为主的76名同学被分在九连。营部到九连大约有八公里路,其中六公里的路只是通拖拉机的山路,卡车通过可想而知是多么的难!大坑小坑一个接一个,抛锚多次,卡车相互的牵引总算通过了险要的垭口和颠簸的拖拉机道,结束了卡车的旅游。

就这样经历了八天的路程终于到达了九连。我们的农场职工的生涯开始了……

第一天由于宿舍还没盖好,分别安排在北京知青和湖南老职工家中过夜。我被安排在北京知青劳志来宿舍,就是这位兄长般的北京知青帮助我渡过刚到这里不习惯的过程:一有好吃的就通知我,常把当时属于禁书的世界名著借给我看……

一直想再见到这位当年给予帮助的大哥,也借助这里拜托各位朋友帮我联络一下……

03

“玻璃汤”和深山遇虎

“玻璃汤”,多么好听的名字!可是对于我们的那个年代,说到它难免有些心酸……

原来连里只有三十多位湖南来的老职工和比我们早来一年多的北京知青(他们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生活上是大米每人限量上级派送,蔬菜全由连里自己栽种解决。

我们上海知青七十多人的到来就使得原来种的那点蔬菜供不上了,要赶种也要有周期。特别到了雨季,山洪冲走了山沟里连队那点菜地的一切,周边大山环绕、人烟稀少,根本买不到蔬菜。

每个连队都存在此现象,在蔬菜断档时只有烧开的水放几根干辣椒和盐巴。吃饭时每人二少勺,糊噜着就把米饭咽下去了……。大伙儿给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玻璃汤”,也有的把它叫做“盐巴汤”。

有时干脆就每顿饭每人发二个辣椒,辣得我们这些上海知青边吃边流眼泪好是可怜(原来上海的饮食习惯是不辣的)!

有时连里组织去原始森林砍竹笋来改善伙食。有一回一位湖南老职工带领我和另外几个知青进山里砍竹笋,中午老职工想再多砍些让我们先下山休息。

我们在山下左等右等不来,又返回山上找他。当看到眼前的情景简直吓坏了:老职工在向一只老虎跪着双手作揖在拜,口中还念念有词……,只见老虎似乎只是不可思议地看着他,我们以前只在动物园里看到过老虎,此时在原始森林中见到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如何的恐惧。

不知是谁声嘶力竭地叫了一声“救救他呀!”我们也想不出什么办法,附近其他连队砍竹笋的老职工过来大声喊“大家用砍刀使劲敲竹筒”,于是二十多人又敲又吼三十多分钟后,老虎转身慢慢悠悠向森林深处走去……

事情已过四十多年了,想起还真后怕……

04

闹“猴荒”

我们连队除了种植热带药材金鸡纳外还种了一些玉米,当玉米长到快熟时(刚成型),几百只大大小小的猴子在猴王的带领下,每天早中晚三次光顾。场面很壮观:大猴子带着小猴子肆无忌惮地蹂躏这片还未成熟的玉米,有一放哨的猴子站在高处,一有动静就发出叫声,瞬间猴群跑得无影无踪。

那年我们九连的玉米可是颗粒无收……

我在九连的半年多时间里经历了人生很多的第一次:上面说到我连种金鸡纳,这是制作奎宁的一种药材,是治疗打摆子病的,也就是常说的冷热病。

这种药材效果很好,有些知青感冒发烧拿几片叶子泡水喝就能医治。

要种金鸡纳首先在山上开荒挖梯田,这可是体力活。每天的劳动定额是70×70×30公分(长宽深)的洞穴三个,同时还要把梯田面完成。

对我们这帮知青来说难度还是挺大的,不过在相互帮助下还能基本完成。

较多女知青完不成,男知青给予帮助;男知青饭量大,往往限定的饭量不够,女知青也帮助男知青。其实当时每人每月规定的饭票是四十斤,现在听来应该挺多的,但在那个年代大伙儿的肚子里都缺油水,再加上我们的年纪正是发育长身体的年龄段,何况又大强度的劳动,大家的食欲都挺好。

记得曾经我有一天早饭吃了八两饭呢!

05

“小分队”

“小分队”也称文艺宣传队,这是文革后产生的。

当时以演出宣传样板戏为主,也创作一些自己熟悉的工作生活内容编成各种形式的节目进行宣传演出。农场的各个连队也不例外,尽管生活很艰苦,但是大家都还是很乐观,空暇时讲故事、做游戏甚至有些连队自发组织成立小分队演样板戏、演自己编的节目自娱自乐。

当时十连排练样板戏、还把自己熟悉的生活创作成节目在连里演出,搞得热火朝天气氛相当的好。我常去串门“取经”,当年的挚友:樊友民、龚肇义、孔伟……。至今碰到一起聊当年的往事通宵达旦、话语难收……

由于我在延安中学时在学校小分队的熏陶锻炼,也学习接触了一些乐器,就这么点“三脚猫”当时还帮助离九连二公里的勐满寨子(生产队)的宣传队编舞、作曲、排节目,参加公社比赛还获得第一名呢。

当时被全寨子的人称为神人,同时呼吁村长设法让我能长期留在寨子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了)。

也凭着在延安中学小分队略学会演奏的乐器,以及在舞台上的上蹿下跳比划的那么几下,被营部宣传队选上,在宣传队把京剧沙家浜、红灯记片断的月琴弹得很溜,还上台客串了一把“磨刀人”。营部宣传队的演出走遍了全营的十二个连队,演出场地只是在空地围出一块的土坝上进行,简陋至极。当时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多么的低:只要有点音乐的就满足了……

在农场一师三团四营宣传队演出后的舞台合影。作者(左二)、赵列平(前排中)、夏爱花(后排右四)、樊友民(后排右三)。

在农场一师三团四营宣传队时的合影。作者与樊友民(中)、吴恭和(右)。

在农场一师三团四营宣传队时排演京剧《红灯记》中扮演磨刀人。

在农场一师三团四营宣传队到团部调演剧照。

营部宣传队成立不久就参加团部(云南生产建设三团)调演。当时这样的调演很多,上级部门组织下级所属单位搞调演,这也是当时活跃群众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

团里调演我营宣传队获得极大成功,好评如潮。

也由于这次的调演我又被团宣传队选上(也是为了师里的调演),这样我就进入了团属宣传队,团部所在地——小勐养。

在这里,我真正开始接触到了单簧管。

当时团宣传队有一支旧的13键C调1单簧管,我每天像是着了魔似地练习。

那时没有教材,从别人处借来练习曲手抄教材。记得第一次吹的乐曲是舞蹈《大白菜》的音乐,当时还录了音。

第一次听到自己参与的录音真是兴奋至极,成就感也给我心里埋下了当音乐家的梦想。

之后,无论演出或者出差总带着乐器,打听哪里有文工团、歌舞团就上门向那里单簧管的老师请教,能讲多少就学多少,农场也给我们提供了外出学习的机会。

当时云、贵、川、桂等地的单簧管老师我认识了很多,以后也有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深深的体会到:热爱、好学和勤奋刻苦对学习演奏艺术是很重要的环节,对提高和发展有着直接的作用。

多少年后回过头来看才更明白:这一段经历对我今后的人生产生了多么重大和直接的影响……

入伍后当了文艺兵。

到了1972年10月,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宣传队选中, 参军。开始了人生的戎旅生涯。

未完,请待继篇《军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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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赵曾茂在教授学生吹奏单簧管。

赵曾茂的外公钱以枋是我国一级桥梁工程师,还担任过上海政协领导,起初父辈当然希望赵曾茂能子承父业。“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的,我们在一起就是吹拉弹唱,主要是样板戏音乐,哪有现在这样好的条件,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更没有教材,哪个孩子学得好就跟他学几下,大有无师自通感。记得当时比较拿手的有中阮和月琴,还会舞蹈和武术,反正学校小分队需要来几下的都会一点。”赵曾茂笑着回忆道,“学单簧管的原因很简单,当时我个子比较小,手指比较短,但肺活量比常人大,加上一直参加运动身体素质不错,老师希望我学单簧管,我就跟他学了。”

在那个年代,有一技之长尤其是会乐器,当兵是最好的出路,赵曾茂没想到自己在学校里学的“皮毛”还真在部队派上了大用场,于是他更加刻苦练习,即使大年三十吃过年夜饭后也会坚持练到大年初一的凌晨四点。

“那时国内找不到好的老师,于是我去了日本留学,还有幸上过卡尔·莱斯特的好几堂课。从那时起,心中就埋下了做老师的种子,想着回来教出更多更好的单簧管演奏人才。因此,我现在对学生的感情可以说是掏心掏肺,因为我时常会想到当年老师对我的帮助。”赵曾茂在学生面前除了上课时一本正经,平时其天性中顽童的一面时常暴露出来,高兴时甚至会甩开双腿来个劈叉,或者伸展双臂高挂树枝上,全然没有教授的派头。

至今,赵曾茂已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有的在国内外艺术院校任教,有的在国内专业院团担任骨干,先后有多人在国内和国际大赛中获奖。近年来,由他领衔组建的全国第一家上海音乐学院单簧管乐团成立,并在全国专业院校巡回演出时引起极大反响,令众多知名专业院校的专家教授啧啧称赞。他本人也先后三次被上海文艺人才基金理事会评为优秀教师奖,已录制发行五张个人CD和多册单簧管教材,其传略更被收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留学回国学人大典》。

当年和赵曾茂一起在云南兵团务农的原长兴中学69届部分战友。从左至右:樊友民,周秋珍,赵列平,邹黎明,赵敏芳,睦幼美,陈行建,张志英,石莉芬,荣嘉熙,徐国荣,曹根娣,石雅芬,陈爱英,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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