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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击军火端炮楼 搅得鬼子不安宁 一米七五的徐敬祥，诡计多端，心狠手辣。在土匪生涯中，徐敬祥的经营之道就是两条路子，一个是没钱就绑架富户或者是“散砖”，一个是没有枪弹就抢日本鬼子的。 徐敬祥落草为寇，是因多次受人欺压之后，为了出人头地拉起队伍的。发迹后的徐敬祥用黑银子，养着自己的队伍和几个小老婆，过着一方霸主的糜烂日子。他的第一笔横财，是抢劫了日本人的一船烟土，并将化妆成商人的日本人淹死在黄河，后来又通过接二连三的打击日本鬼子夺枪夺子弹，武装着自己。因此，徐敬祥既是祸国殃民的土匪魁首，又是让日本人咬牙切齿的敌对力量。今天，当我们重新翻晒这段特定的历史的时候，就必须用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还原一个真实面目的滩大王。 1902年冬，徐敬祥出生在大兴村一个船户家庭。父亲徐长胜老实巴交，勤劳耿直，常年拉纤跑码头，后来拥有了自己的船，成了一个小小的船老大。家里还耕种着十几亩滩地。母亲贤惠善良，操持家务。继徐敬祥之后，母亲又给他生了两个弟弟。这本是一个幸福温馨的船户之家，但是，自徐敬祥十四岁母亲病死后，这个家庭的日子一落千丈，光景过得十分艰难。为了养活几个未成人的孩子和父母，徐长胜将年仅十五的徐敬祥领到了船上，从此徐敬祥也开始了跑船拉纤的生活。当时，这一带的船是自上游禹门口的码头往这里贩运木材，或者是从对岸的韩城老窑头贩运煤炭。作为一个小船户在禹门口码头，徐敬祥父子受尽地痞流氓恶霸的盘剥。但是骨子里天生就有一种野性的徐敬祥，从来不怕事，经常跟当地人打架。他能打架，也能挨得起人打，能打过就打，打不过起身就跑。很快徐敬祥的泼皮出了名，成了这条河道上的小混混，这一段黄河上的人们也不得不让他三分。然而，一次偶然的事情，却让徐敬祥产生了拉杆子，当土匪的念头。那次，他父子俩在禹门码头装了十吨炭，算账时，不知道有意还是误会，人家硬说是装了十二顿，双方由此发生争执。码头上的几名打手，这天也是喝了酒，凭着人多势众围攻他父子俩，气急了的徐敬祥操起一把炭锨，劈头盖脸打向那个胡说话的记账人。这个人当即血流满面倒在血泊之中。徐敬祥继续手持铁锨睁着红眼，指着围攻他的打手们叫骂着。码头上的人被这个情景吓坏了，他们赶紧派人去告了警察。一看情况不妙，徐敬祥跑上船，拿出一只瓷碗在穿帮上磕破，用碗碴片子在自己的脸上，脖子上狠狠的划破了五六道血口子。当警察赶来时，徐敬祥也像个血葫芦一样倒在炭堆子上，紧闭双眼，一副气息微弱的样子。一看跑船人比码头上的人伤得更重，要是把他抓走说不定还要闹出人命呢，警察们只好说了声各看各的伤去吧，之后就扬长而去。 这次从禹门口回来，在养伤的过程中，徐敬祥便萌发了拉杆子的念头。当时是一九三八年，日寇已经侵犯到晋南。徐敬祥认为要出人头地，就要趁着乱世道当土匪，用枪杆子发迹。他把自己的想法和拜把弟兄吴占龙、徐继宏一说，马上得到了响应。这两个人也是拉纤跑码头的，同样在码头上受尽了欺负，同时也历练出了一副豹子胆，几个人一拍即合，歃血为盟，决定成立了一支所谓的自卫队。徐敬祥所在的大兴村，与陕西的韩城、合阳隔河相望，只有十几里的黄河水路。这里的滩涂又是黄河与汾河即将交汇的地带，中间有着大面积的芦苇荡。黄河的河道中间还有数不清的突出水面的小块架滩。复杂的河滩地理条件，很有利于躲藏。徐敬祥决定在黄河滩的架滩安营扎寨，拉拢黄河两岸的游民，成立一支名义上是抗日自卫队，实为土匪组织的队伍。经过紧张的筹备和组织，徐敬祥的队伍在一年之内发展到了一百多人。当时，刚起家的徐敬祥还不敢跟日本人公开的交火，他们的军火和生活来源就是窜上岸头，打家劫舍，抢夺富户的金银财宝。把土财主，有生意的人绑架到黄河滩，然后高额索要赎金。对于不拿赎金的个别硬茬，公开撕票。一时间，徐敬祥成为了人尽皆知，谈虎色变的滩大王，黄河岸畔的财主每到晚上都睡不成安稳觉。但是，一百余人的队伍，并不是徐敬祥所能满足的。天长日久，随着欲望的膨胀，这位滩大王在军师们的建议下，决定要把这支土匪队伍做强做大，等社会稳定了，可作为与政府谈判的筹码。也就是在这时，机会来了。徐敬祥安插在禹门上游的内线送来密信，说是日本人有一船大烟土要往下游贩运。然后通过火车运往太原的大本营。这船大烟土有五吨重，船上的四名日本人伪装成了卖煤的商人。大烟土的外表是煤炭。得到这个天大的消息后，徐敬祥和手下决定打劫这只商船。当天下午，就像现在的索马里海盗一样，徐敬祥带领几十名兄弟，手持盒子枪，驾着七只木船，在黄河中心截拦住了日本人的大烟船，他们上船之后，不由分说将四个日本人用绳索捆牢扔进了黄河，然后驾着满满的一船大烟土，回到黄河滩。就是这船大烟，为日后徐敬祥扩大队伍打下了经济基础。 这批大烟土的形状跟砖茶模样差不多，老百姓称其为烟砖。徐敬祥将五吨大烟土，分开藏在黄河滩架滩的几个地方后，然后有计划、有组织分批分期的向黄河岸畔河津、荣河，以及黄河对岸的韩城、芝川、合阳一代的富户开始强行“散砖”，凡是家境富裕的民户、街上的商铺，做小加工的作坊，都得接受他强卖的大烟土。第一次强行卖给你的时候，价格比较便宜，甚至可以赊账给你。当你抽上了瘾，就不由自主的找他继续“买砖”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徐敬祥就发了横财，扩大了队伍，人马达到近两千人。他们在河道中心的架滩上，以及近滩的芦苇深处，星罗棋布，遍地开花，到处搭建窝篷，盖简易房子，建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匪巢。随后又增加运输船只，在黄河与汾河上，来无踪去无影。徐敬祥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深知信息的重要性。他在沿河一带的村子安插眼线，经常获取日本人、皇协军的活动情况，伺机抢夺枪支弹药。徐敬祥还鼓动自己小队长以上的兄弟抽大烟，定期供应小量的大烟土，使你上了瘾之后离不开我，死心塌地的为我卖命。因此，徐敬祥手下所有的兄弟，个个都是大烟鬼。就连他的小老婆们，也天天吸食大烟。 在刚开始沦为土匪的时候，徐敬祥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世魔王。他跟一位相邻因宅基发生争执，不久这位相邻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后来人们发现他淹死在通向王黑镇路上的水井里。当时村里人就怀疑这事与徐敬祥有关，但是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谁也奈何不了这个滩大王。不过他真正发迹之后，就有所收敛了。对家乡的普通百姓不再骚扰。并且在家中的厅堂里供奉着如来佛、释迦牟尼佛像，还有关公出征的画像，日常烧香拜佛。 在抗战时期，徐敬祥虽然打日本有功，但是从根子上讲，他的目是占滩为王，独霸一方，谋取不义之财。这个滩大王并不懂得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造福桑梓。所以，他在荣河县一带的名声一直很有争议。 有仇不报非枭雄 土匪也不当汉奸 一九四二年深秋，高粱笑红了脸膛，玉米棒子抱了怀，棉花像蓝天上的白云，金黄色的谷穗压弯了腰。滩下滩上的丰收景象一望无际，农作物成熟季节特有的气息弥漫着黄河岸畔。 大兴村通往新安村和王黑镇的田间地头，堆满了农家人从牛棚、猪圈送来的农家肥。庄稼人正待收秋后，把农家大粪散到地里，犁地种麦。这个连收带种的八月，是黄河岸畔最为繁忙的季节。谁也料不到，徐敬祥就在这个时候正筹备着要跟日本人开火。 徐敬祥这次是为报复上次鬼子火烧大兴村一百多间民房，杀害两名弟兄而组织的行动。 在离大兴村东南五里地，有个王黑镇，也就是现在的光华乡政府所在地。王黑镇驻扎着一个鬼子的中队，这个中队的主要人物是看守一个军需库，给荣河县一带的日本人提供物资。这天王黑镇逢集会，经过缜密的筹划，徐敬祥的特务连长吴占龙带着三十名兄弟，伪装成赶集的农民，计划袭击鬼子的军需库。军需仓库设在王黑镇的寺院里，戒备森严。前门后门除岗哨之外，还拴有四条狼狗。中午十一时，三十名兄弟分三个方向靠近了军火库。两名身手敏捷的兄弟，从一棵槐树爬上鬼子灶房的房顶，给前门的两条狼狗扔去渗了酒的鸡腿，两条狼狗很快被麻醉倒地。但是，他们却由于事先没有侦查到后门也有两条狗，两名兄弟刚下房打开后门，放进了其他人，就不幸被狼狗发现了。狼狗一叫，站岗的鬼子马上开枪，敌人很快从炮楼里跑出来。霎时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随即就开火。鬼子蜂拥似的向他们围了过来。一见计划失利，吴占龙马上下令撤退，指挥队伍向新安村的方向跑去。 其实向新安方向撤退，是徐敬祥之前预谋的第二套方案。他要求吴占龙抢了军火之后，不要恋战，迅速撤出，然后把鬼子引到新安路上来。就在袭击军需库的人马出发的同时，徐敬祥带着五百人，隐身在地头堆起来的大粪堆后面。徐敬祥手持望远镜站在新安村一家民房的厦脊上观望。十二时许，先是王黑镇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不一会，只见兄弟们边打边向这里撤退。徐马上指挥大家做好准备。当鬼子进入伏击圈后，隐身在路旁粪堆后的几百杆枪同时开火。猝不及防的鬼子，很快倒下好几个。鬼子反应过来后，便也围着粪堆，跟徐部的人们打起游击。但是，日本人毕竟是外冦，没有徐敬祥的人马熟悉地形，徐敬祥的人边打边退，从这个粪堆后面绕到那个粪堆后面，从粪堆又躲到路旁的柿子树林里。一边打一边向黄河滩撤退。大路上，一个个的鬼子倒下了。徐敬祥的二大队有个叫王久武的兄弟，撤退时还想立功，他绕到高粱地里面，又从高粱地钻了出来，瞅准时机，扑到一名鬼子的机枪手身上用皮带勒着他的脖子，硬是勒死了鬼子，扛回一挺歪把子机枪。这次战斗从十二点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但是具有武士道精神的鬼子还是不知死活的往前冲，后来还动用了小钢炮。看到已经达到预期目的，徐敬祥不再恋战，命令一个班的兄弟埋伏下来，冷不防抓走两个鬼子，然后一阵风似的撤退到黄河滩。当天下午，徐敬砍掉了两名鬼子的头颅，献在上次遇难两名兄弟的坟头，算是为他两报仇。然后把鬼子的尸体，扔进黄河。 据当地老人们回忆说，徐敬祥这支彪悍的大烟鬼队伍，自拉起杆子与日本鬼子干仗，到1945年日本投降，或是自己一家动手，或是与雷哼哼、范老五联手，先后埋伏袭击日本鬼子，一百多次以上，狠狠地打击了日军在荣河、猗氏、河津一带的嚣张气焰。因为这三个县的河滩地连接在一起，非常便于徐敬祥从黄河滩窜上岸畔活动。他们得势之后撤离岸畔，回归老巢也方便。日本人也曾想重金收买他，但是徐敬祥说，汉奸可不能当，那是要被人骂先人的。日本人也想策反徐敬祥身边的人，杀死徐敬祥，但是这支土匪队伍却像铁板一块，根本无法下手。日本人后来又重金悬赏，要求各村维持会长向他们通风报信，捉拿徐敬祥，但是在抗日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大家头脑是清醒的，这些村的村长保长对日本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徐敬祥来了好饭好酒招待，徐敬祥走了才去给皇协军报告。因此，从荣河县城的鬼子大队，到王黑镇上的鬼子中队，再到新安炮楼里面的鬼子小队，对这个滩大王丝毫没有歼灭的好办法。只能气得咬牙切齿，又经常提心吊胆，提防着徐敬祥的来袭击。 徐敬祥在抗日上，是毫无悬念，称得上是一位民族枭雄。但是，他的罪恶之一就是贩卖大烟，让许多人倾家荡产。解放前，这一带的人们几乎把大烟土和徐敬祥画上了等号。那些富户人家说：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日本来捉鸡，就怕敬祥来“散砖”。荣河有个富户，一连几代在外做着贩运棉花的生意，家里四套四合院，骡马满圈。徐敬祥多次派人给他家“散砖”卖烟土，让这家的儿子染上了大烟瘾，仅仅四年光景，这个家就倒灶的家徒四壁，骡马卖了，四座院子卖了三座，最后老子上吊，三十多岁的儿子疯了。这就是徐敬祥造成的。徐敬祥用贩卖大烟土换来的不义之财，先后娶了当地和陕西的四房老婆，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成天靠在炕头上，几个老婆轮流着给他烧着大烟泡。这就是滩大王徐敬祥复杂的生活写照。徐敬祥，这位桀骜不驯的滩大王，更大的罪过和恶极不仅仅如此，而是在县城解放之际，为了给国民党亡命守城，致使二百多名解放军战士倒在了他罪恶的枪下，使荣河县成为晋南大地上解放军最为难攻的一座县级城堡。 中国人民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日寇迎来光复之日。当昔日驻扎新安村和王黑镇不可一世的鬼子，垂头丧气倒拉着“三八大盖”从马路上经过，去荣河县城受降，路边站满了掷瓜皮，扔土块，吐唾沫的老百姓。徐敬祥的兄弟们也从黄河滩赶来，欢呼跳跃着朝天鸣枪给鬼子送行。 然而，历史的选择也许就是在一念之差。没有文化的土匪往往是鼠目寸光的。抗战胜利后，滩大王徐敬祥结束了落草为寇的流离日子，他离开黄河滩，摇身一变，混进了国民党政府的麾下。光复之后不久，国民党运城行辕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徐敬祥作为抗日的有功之臣，参加了表彰大会。会上，胸戴大红花的滩大王，被国民党要员吹捧的天花乱坠，随之徐敬祥便趾高气扬，不知天高地厚，他开始以抗日功臣自居。随后，他被任命为荣河县爱乡团团长。 从1945年到1947年，像一些重归社会的绿林好汉那样，徐敬祥也曾过有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想法。他一来是想沽名钓誉，把土匪的形象演变成绅士的模样。二来也许是真的良心发现，要用善举来赎回过去给家乡造成的罪恶。应当说，在解放前的两年中，徐敬祥是积极热心的为这一带做了几件公益事情的。这位滩大王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创建了远近闻名的云兴中学。这所学校直到九十年代，才因房屋年久失修，被当地政府拆迁。现在的光华初中，还是在云兴中学的旧址上建起的。徐敬祥当了爱乡团长之后，经常以官吏和绅士的身份走村串乡，他骑着高头大马来到田间地头，走访在田间劳作的老百姓。还带着随从走进农家屋子，了解乡亲们需要他做些什么。黄河岸畔的文化基础很薄弱，共有十几个村的王黑镇一带，当时没有一所官办学校。老百姓的子孙念书，要么就要请先生来家里教，要么就要送到为数极少的私塾去就读。在那个落后贫穷的年代，能有几个庄稼户能请得起先生，上得起学堂呢？徐敬祥经过一番思索之后，在王黑镇上买了二十多亩地，开始建学校。施工期间，徐敬祥穿着长袍短褂，头带着礼帽，手拄着文明棍，来回走动在工地，亲自监工。天气炎热的时候，他搬来一把椅子，坐在工地旁的一颗大槐树下，一边抽烟喝茶，一边解决随时遇到的问题。徐敬祥可谓是为建学校尽心尽力。一年后，十几排共七十余间的云生中学盖成。学校的房子全是一砖到顶，大木料上墙，好瓦封顶。而在当时，黄河岸畔的民房大都还是土木结构的低矮房子。云兴中学基本免费，一开始就招收了六个班，一百八十名学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来改名为光华中学的这所学校，成为县西的一所重点高中，先后为国家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有学者，有官员，这些人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徐敬祥办的第二件大好事，就是组建戏剧团。至今，大兴村子仍被国家文化部门誉为戏剧之乡。每年过春节，村里都要闹家戏，文化艺术活动非常活跃。1946年，徐敬祥根据乡亲们的愿望，筹集资金盖房子、请演员、买道具、置戏厢，组建了河东第一个蒲剧团，取名云兴剧团。它就是后来运城蒲剧团的前身。张庆奎、郭子云、王秀兰等蒲剧泰斗和名角，就是从徐敬祥的剧团走出来的。一九四七年正月，徐敬祥给七十岁的父亲贺寿时，十四岁的王秀兰一折《柜中缘》撂红了十里八乡，云兴剧团的师傅对王秀兰着力培养，也为她后来的成名和终身耕耘在梨园，夯实了充分的基础。多年后回忆起自己的蒲剧艺术史，王秀兰大师还是忘不了当年的云兴剧团，还有徐敬祥这个复杂的风云人物。 徐敬祥是个土匪，但是也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他发迹之后，除跟一位相邻挣宅基，被人怀疑杀害了这位相邻之外，总的来说，在本村还没有过多的恶行劣迹，就是对于周边村的普通贫穷百姓，徐敬祥一般情况下也极少骚扰。 在解放前的两年中，徐敬祥一个接一个的善举，慢慢的让荣河一代的老百姓改变着对他一惯的看法。他也以绅士的面目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但是，仅仅两年后，他的土匪本性再次残忍的暴露了出来。而正是这最终的一次，让这位滩大王罪不可赦。 顽守荣河刽子手 血债血偿被镇压 荣河县，位于山西南部，与陕西省的芝川、合阳、韩城隔河相望。早晨，太阳刚升起，顺着初升的晨光，对面人家的炊烟，煤窑场的高烟囱看得清清楚楚。我小时候去大兴村走亲戚，当时黄河倒岸在这边，我站在崖上，可以俯视到河中的小船，从对岸慢慢的漂移过来。当年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朱德等八路军将领就是带着数万子弟兵从对岸的芝川登船东渡，在荣河的庙前渡口上岸，然后通过荣河县、河津县奔赴前线。因此，荣河被称为山西通向陕西的桥头堡，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失败，解放战争拉开序幕。荣河县作为战略要塞，国民党山西省政府阎锡山晋绥军国民党荣河县政府、还有胡宗南的蒋系部，对此十分重视，为了对抗人民解放军，他们下大血本构筑坚固的荣河城防工事。新建的城墙，六米厚，七米高，三公里周长，城墙每隔三十米就有一挺轻机枪，每六十米就有一挺重机枪把守。城内共有两千多守军。城墙外，又是十米宽，七八米深的护城河。河津和稷山解放后，国民党运城总部，把原本援驰这两个县的枪支弹药，全部空降到荣河县城。这样一来荣河县城守军枪弹充足，加之新修的城墙可以说是固若金汤，易守难攻。人民解放军连续两天难以攻克，城墙外鲜血染红了护城河。几十名年轻的生命，倒在城墙之下。牺牲的烈士陆续被掩埋在荣河县城以北荣张村的坡地里。攻城的队战士，看着脚下战友的遗体，气得咬破手指头，用鲜血在放在城墙下的棺材盖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已抱定为新中国而献身的必死决心。但是，一批批敢死队员从云梯上爬了上去，又一个个的从城头上掉了下来。小小的荣河县城被称为晋南战役最难以攻克的堡垒。 解放荣河之前，我党地下组织曾派人积极联系顽守荣河县城的徐敬祥，希望他能放下屠刀，阵前起义，为解放荣河做贡献。但是这个滩大王拒绝与共产党交往。荣河战役打响后，把守西段城墙的徐敬祥睁着血红的眼睛爬上城墙，甩掉上衣，光着膀子，声嘶力竭的督战着他的七百名爱乡团杂牌军队伍，疯狂的射杀着解放军的登城部队。前来支前抬担架的，包括徐敬祥家乡黄河岸边的乡亲们，看着惨不忍睹的流血场面，无不跺脚直骂徐敬祥这个恶魔。荣河攻坚战第三天下午，在这种久攻不克，伤亡不断的紧急关头，旅长周希汉从河津赶来了。攻城部队重新调整了作战方案。西门主攻，南门佯攻，东门爆破。东城墙被爆破之后，由于豁口较小，很快被顽敌堵上了。之后，周希汉指挥山炮旅将一门大炮架在三里外的谢村坡上，几声炮响，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一个营战士潮水般的涌进去。敌我短兵相接，展开了巷战。徐敬祥的爱乡团和阎锡山的保警团很快被击毙三百多人。看着大势已去，保警团开始投降，徐敬祥的爱乡团也纷纷丢掉枪支，成为了俘虏。但狡猾的徐敬祥，深知自己罪恶深重，他脱掉国军服装，化妆成一个老头，牵着一头老牛，逃出了荣河城，连夜从黄河滩驾着一支木船，逃到还没有解放的河对岸韩城县。逃到韩城的徐敬祥，随后又跑到了西安，在胡宗南的安排下，他还当了一个阶段的警察局长，继续与人民为敌，梦想着卷土重来。不久西安解放，徐敬祥像丧家之犬一样，又落逃到韩城的一个煤窑隐藏了起来，企图苟且残生。 时光如梭，岁月蹉跎。黄河岸畔，万里滩涂，五十里村庄，曾是徐敬祥让日本人闻风丧胆，如临大敌的战场；曾是他为中华民族独立而抵抗外寇的沃土。然而这位滩大王，他说什么也想不到，最后如此悲催凄凉的下场。在采访完徐全中老人和徐敬祥的儿子徐进义老人临别之际，徐进义木讷地说：解放后党和政府，还有村里的乡亲们并没有为难他和母亲，包括历次运动，也没有伤害过他们。但是，他娘俩一直是夹着尾巴做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里的大事小事从不言语，更不愿意参与，总觉得低人一头，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替罪孽深重的丈夫、父亲赎点罪过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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